論八十年代國際債券市場的大發展

『壹』 八十年代的國債券收藏價值怎樣

哇，你居然還有這東西，留著吧，以後會很珍貴的。好羨慕你。

『貳』 2009年國際債券市場的大事件有哪些

主要國家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前期先降後升，後期大幅下降

年初至3月中旬，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進一步擴散，市場對美國
經濟將陷入衰退的擔憂加深，國際股票市場大幅下挫等因素影響，主
要國家中長期國債收益率下降。其後，因國際能源及食品價格大幅上
漲，各國通脹壓力加大，且國際股票市場回升，主要國家中長期國債
收益率振盪走高。6月下旬起，在各主要經濟體逐步陷入經濟衰退，
通貨緊縮風險加大，全球央行進入降息周期，以及全球股市下跌使得
大量避險資金轉向低風險的國債市場等因素影響下，各主要經濟體的
中長期國債收益率明顯下降。

1、美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前期先降後升，後期大幅下降

年初至3月中旬，經濟前景不佳和美聯儲持續降息，導致美國中
長期國債收益率振盪下跌。其後，受投資者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憂慮有
所減弱、美國股市上揚，以及市場對美聯儲降息的預期逐步降溫等因
素推動，美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振盪走高。6月下旬起，在美國次貸
危機進一步擴散引發嚴重金融危機，全球股市重挫，各國實體經濟情
況惡化，投資者紛紛買入美國國債避險以及基準利率降至歷史最低水
平等因素的影響下，美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一路走低。12月30日，美
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收於近50年來的最低水平2.0607%。年末，美

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收於2.2241%，較上年末大幅下降180.7個基點.

2、德國、英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前期先降後升，後期大幅下降

2008年一季度，德國與英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走勢與美國相似，
也出現下降，但因經濟形勢好於美國和通脹壓力的支撐，跌幅較小。
其後，因通脹壓力加大導致市場對歐央行和英格蘭銀行加息預期升
溫，德國、英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顯著上升。6月下旬後，由於德國
和英國實體經濟情況不斷惡化，德國和英國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均出現
顯著下降。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於12月29日報收2.916%，為1989
年以來最低點。年末，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收於2.944%，較上年
末大幅下降141個基點；英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收於3.017%，為30
多年來的最低水平，較上年末大幅下降154.8個基點。

3、日本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前期先降後升，後期大幅下降

年初至3月，由於市場對日本央行降息的預期有所升溫，日本中
長期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跌。其後，在日經指數回升以及中長期通脹壓
力加大等因素影響下，日本中長期國債收益率上升。6月下旬後，在
日本經濟衰退風險逐步加大和歐美債市影響下，日本中長期國債收益
率下跌。年末，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收於1.168%，較上年末下降
33.4個基點.

『叄』 國際債券的發展歷史

（一）歐洲債券市場
歐洲的債券市場發展源於地理大發現和殖民主義的擴張階段，為了籌集冒險資金和戰爭資金，英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先起國家和公司發行了帶有國債及企業債性質的債券，這些債券最初是被富有的個人投資者持有，債券的交易主要發生在個人投資者之間，以場外市場為主。然而，在以個人投資者為主體的投資者結構中，交易者個人之間存在信用風險，場外市場無法消除個人投資者之間的結算的信用風險，因此債券市場發展非常緩慢；隨著交易所設立專門的清算機構，極大降低了信用風險，滿足了中小投資人的需求，從19世紀中到20世紀40年代，場內債券交易迅速發展，並成為債券的主要交易場所，場內交易市場清算方式的創新促進了債券市場的融資效率和交易效率；但是，隨著戰後機構投資者的壯大和債券存量的急劇擴大，大量的債券集聚在機構投資者手中，債券的大宗性和低收益性逐漸顯現，機構投資者開始在場外以詢價的方式進行交易，債券交易逐漸又從場內交易轉移到場外，截至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市場的場外交易量占整個交易量95%以上。
歐洲債券市場的發展路徑經歷了從場外交易到場內交易、再到場外交易的過程充分地反映了最優的債券市場模式並不是由政府強制外生給定的，而是由市場的投資者結構變化主導，投資者對交易方式和結算方式等的內在需求決定了債券市場的交易方式，投資者結構的變遷決定了債券交易的市場模式。現階段，歐洲各國以場外交易為主、場內市場為輔的市場模式既滿足了機構投資者的需求，又滿足了個人投資者小額、標准化和防範對於信用風險的需要，極大促進了債券市場的發展。
（二）美國債券市場
1790年，為了償還獨立戰爭的債務，聯邦政府發行了8000萬美元債券；1792年，紐約交易所誕生，債券一直是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種。到1920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股票的吸引力一直增長，場內的債券交易活躍度開始降低，並且交易空間被股票侵佔。進入20世紀60年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詢價、交易、清算和信息傳播更為快捷和低廉，場外市場交易成本大為降低。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機構投資者的壯大，使得債券交易逐步從場內交易轉移到場外交易，截至2004年，場內交易量還不到總交易量的1%。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債券市場模式的變遷，我們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債券類型——市政債券市場模式的變遷進行分析。1926年和1927年以前，美國的市政債券交易還是很活躍，但從1928年8月開始，美國市政債券交易量急劇萎縮，從1930年5月開始，交易所市場的債券徹底失去了流動性，市政債券主要在場外市場交易。市政債券市場模式發展從場內向場外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投資者結構發生了改變，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10年大牛市，個人投資者都被股票市場巨大的盈利空間吸引，對傳統上的投資如市政債券不再感興趣，個人投資者的急劇減少改變了當時的市政債券的投資者結構，機構投資者在市政債券市場中顯得更加重要，成為了市政債市場的主要交易方，機構投資者發現轉移到場外交易變得有利可圖，並且可以很方便找到交易對手，因此市政債券的交易場所逐漸從場內轉移到場外。而當股票市場由於大蕭條崩潰時，個人投資者想重新投資市政債券時，由於流動性的外部效應導致重新進入場內交易已很難獲得流動性，而個人投資者在場外交易面臨高的交易成本而不得不退出交易或者通過機構投資者進行交易，市政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結構得到強化，美國的市政債券市場完成了從場內交易向場外交易的市場模式的轉變?

『肆』 當代國際銀行的發展趨勢及其特點。急，謝謝~~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及信息網路技術的迅猛發展，當前世界各國金融業發展已明顯呈現以下十大特徵和趨勢：一是金融管制放鬆化；二是金融創新化；三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四是融資證券化；五是銀行經營國際化；六是銀行業務全能化；七是銀行資本集中化；八是金融業電子網路化；九是國際貨幣結構多元化；十是金融監管國際化。

一、金融管制放鬆化

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普遍對利率實行管制，如制定存款利率最高限，規定商業銀行不得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等等。雖然這些管制對穩定金融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80年代以後，這些早期形成的金融法規實際上已很難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金融管制對金融業的某些消極作用，也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西方各國金融創新的熱情。正是基於這一背景，西方國家紛紛掀起了以「自由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浪潮。首先是價格自由化，即取消存款利率限制，放開匯率管制，取消證券交易中的固定傭金制度；其次是擴大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和經營權力，使其公平競爭；三是改革金融市場，放鬆金融機構進入市場的限制，豐富金融工具和融資技術，加強和改善金融市場的管理；四是實行資本流動自由化，相繼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限制，以及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國外市場的限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提出了新的金融改革方案，逐步放鬆對存貸利率的管制，力圖改革其舊的金融體制。1999年底，美國還頒布實施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該法案最終廢除了形成於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中的主要條款，消除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之間的行業壁壘；改革跨州銀行法，統一國內金融市場；允許工商企業對金融機構擁有更多的所有權，以此拓展金融機構的資本來源。在日本，放開利率的存款（包括大額定期存款、貨幣市場證券、大額存單和外匯存款等）在銀行和其他金融儲蓄機構吸收資金總額中的比重。從1989年起，日本對短期貸款基準利率的確定方法也進行了改革，以前主要根據貼現率確定基準利率，現在則考慮融資成本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在逐步放開利率的同時，日本還對其銀行法第65號條款進行了改革，取消了銀行與其他金融服務業之間的行業限制。日本《1981年新銀行法》和修改後的《證券交易法》規定銀行可以經營公債，同時允許證券公司從事大額可轉讓存單的交易，允許其設立中期債券基金，並用這些基金開設現金管理賬戶。此外，證券公司還獲准向顧客發放以公債為擔保、不限用途的貸款。在英國，1986年10月27日，倫敦股票交易所允許外國銀行、保險公司以及證券公司申請成為交易所會員，允許交易所以外的銀行或保險公司甚至外國公司100%地購買交易所會員的股票，此次改革被人們稱之為金融「大爆炸」，其核心就是利率的自由化和金融業務的自由化。在1985年，歐共體推出了「銀行業協調第二指令」的金融改革方案。該方案規定：一是歐共體成員國的金融機構在本國獲得營業執照以後，均可在其他成員國設立分支機構，經營母國所批準的諸如存款、租賃、參與股票發行、投資管理等廣泛的金融業務，而不考慮東道國的銀行是否允許經營這類業務。二是在對待非成員國金融機構方面，遵循對等原則，凡給予共同體銀行與本國金融機構同等待遇的非成員國，其銀行也可在歐共體獲得同等待遇。這一期間，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深化」理論的影響下也逐步實行了金融體制改革。例如，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實行商業銀行民營化；實行利率自由化；實行金融對外開放；放鬆金融管制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些改革提高了金融效率，促進了金融體系的完善與發展。

90年代以來，雖然先後出現了諸如墨西哥金融危機、巴林銀行倒閉及亞洲金融危機等惡性事件，一定程度上延緩或阻礙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但從總體趨勢看，隨著美國、日本、歐共體等西方主要國家金融改革方案的實施和生效，以及各國金融監管水平的提高，各國金融發展必將滲入越來越多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因素。

二、金融創新化

一般而言，金融創新主要體現於期權和期貨交易的發展，證券市場上大量新的交易方式和金融工具的出現，以及銀行國際業務中貨幣和利率的互換、票據發行便利和遠期利率協議等新的交易技術和業務的發展。

20世紀60年代初，金融創新主要是逃避金融控制和資本管制，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創新即是歐洲貨幣、歐洲債券和平行貸款。在70年代，金融創新與60年代卻有所不同，創新主要是轉嫁市場風險，浮動利率票據、貨幣遠期交易及金融期貨等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創新。到了80年代，金融創新的進程日益加快，至80年代中期，金融創新達到高潮。這一時期的金融創新主要是融資方式的創新。根據十國集團中央銀行研究小組的報告，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創新為票據發行便利、互換交易、期權交易和遠期利率協議，並被稱之為80年代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四大發明」。

9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仍在持續，西方國家普遍放鬆對國內金融市場的管制，並為本國居民進入歐洲債券市場融資提供方便。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也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放鬆金融管制，使銀行和金融體系更加面向市場。金融業競爭激烈化，金融機構向客戶提供符合需要的優質服務，也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金融創新的發展。雖然1994年和1997年爆發了兩次金融危機，以及多次類似於巴林銀行倒閉事件的巨額損失案例，但這些並不能也不應阻止世界各國的金融創新，目前只是到了必須對金融創新的各種工具和方式進行規范和管理的時候了。

三、金融市場全球化

金融市場全球化是指由於科技進步、金融創新及金融管理的自由化，使得各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緊密連接，逐步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伴隨金融的自由化，發達國家為了減少競爭成本、降低與防範投資風險，不斷開拓金融市場，尋求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在此背景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積極投入到更加開放和統一的金融市場的發展潮流中，與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市場相互聯結，構成全球化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縮短了國際金融市場的距離，實現24小時不間斷營業。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東歐轉型國家，為了加速發展本國經濟，實施趕超戰略，不得不「打開門戶」融入國際經濟、金融大循環，由此而產生了大批新興的金融市場。目前，香港、新加坡、巴林、巴拿馬、開曼群島等地都已成為世界上重要的離岸金融市場。而且，這些離岸金融市場已成了「二級批發市場」和「中轉站」。離岸金融市場不但促進了各國之間多邊信貸關系和貨幣信用制度的日益發展，使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趨勢日益增強；而且還可以通過國際金融市場借貸資金的流入，以增加本國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的盈餘，提高本國國際金融業務的技術水平，不斷適應金融市場國際化發展的客觀需要。

應該說，金融市場全球化既給世界經濟和金融帶來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全球性的金融活動，方便了國際投資，有利於各國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特別是各國金融市場聯系越密切，相互依賴程度就越加深，只要某一金融市場發生動盪，就會迅速地影響或波及到其他金融市場，引起不同金融市場的聯動效應。因此，這種潛在的金融風險無疑對各國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挑戰。

四、融資證券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上出現了「融資證券化」特徵，即融資由銀行貸款轉向具有流動性的債務工具，籌資者除向銀行貸款外，更多的是通過發行各種有價證券、股票及其他商業票據等方式，在證券市場上直接向國際社會籌集資金，資金供應者在購進債券、票據後也可以隨時把擁有的債權售出，轉換為資金或其他資產。融資證券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工具的證券化，即不斷通過創新金融工具籌措資金；二是金融體系的證券化，指通過銀行和金融機構借款的比重下降，而通過發行對第三方轉讓的金融工具的比重相對提高，即所謂資金的「非中介化」或「脫媒」現象。

80年代以前，國際信貸是國際融資的主要方式，大大超過國際債券籌資額。80年代以後，國際債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1—1988年國際債券占國際籌資總額的比重分別為26.4％、42.4％、48.2％、45.3％、58.9％、70.9％、59.02％、62.8％。U85年國際債券在國際籌資總額中所佔比重首次超過國際信貸，此後國際債券所佔比重越來越大。目前這一比重已大體維持在70％左右。

在美國，融資證券化表現得最為顯著，幾乎滲透到經濟生活中的各個角落，並成為投資銀行業新的角逐領域。首先，銀行將其資產證券化，即將其應收賬款或放款等較不具流動性的債權資產匯成一組，出售給第三者以發行債券來籌集資金。截至1988年末，銀行證券化的抵押貸款已達7700億美元。到1990年底，全美抵押貸款的1／3都已證券化；從1983—1990年，美國貸款銷售由270億美元上升到1900億美元。銀行資產的證券化，既減少了信用風險，也提高了資本資產比率。因此，它是大銀行利用自身優勢，將傳統借貸市場與證券市場有機結合的成功嘗試。其次，非金融企業籌資證券化，大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發行債券或商業票據籌集資金。從1984—1989年，美國債券籌資額占籌資總額的比例依次為41％、55.7％、69.2％、82.3％、65.8％、63％。1990年以後，債券籌資無一例外地超過信貸籌資。在證券化進程中，商業票據的發行部分取代了銀行對公司的短期信貸。1995年美國非金融公司通過發行商業票據籌集的資金與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基本持平。

近20年來，國際融資證券化促進了國際資本市場的長足發展。相對而言，國際債券市場的發展要快於股票市場的發展，特別是國際浮動利率債券的發行，它已成為當前國際融資中的一種極其重要的方式，不僅促進了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而且還刺激了各國的經濟增長。

五、銀行經營國際化

自80年代以來，金融管理的放鬆、銀行經營風險的加大、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全能制銀行的興起以及跨國結算體系的發展，無一例外地導致了銀行經營國際化趨勢的不斷加快。銀行經營跨國界發展，不但加速了國際資本流動及新的金融工具和技術的廣泛運用，而且加速了金融市場的全球化進程。

整個80年代，世界各大銀行都致力於在世界各大洲、各個國家廣設辦事處、代表處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屬行以及附屬的金融機構，甚至建立非金融性質的分支機構，並與其他銀行組成合資銀行或國際銀行集團。在此方面，日本銀行的海外擴張的確是引人注目的。據統計，1983—1989年，國際銀行業資產從22330億美元增加到51392億美元，其中日本銀行的資產從4750億美元增加到19672億美元，增幅達330％，已佔到所有資產的38.3％；而美國的銀行資產從6080億美元增加到7274億美元，增幅只達19.6％，比重也僅佔14％。

到90年代初，發達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以及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大銀行，紛紛在其他國家廣設分支機構，以壯大自身力量。例如，美國花旗銀行在6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35個分行。在韓國，截至1990年底，外國銀行分行已達67家，外國銀行設立的辦事處也有60多家。有關資料顯示：僅1992年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銀行中，境外資產平均比例達36％的銀行就有25家，達27％的約50家，佔19％的約100家，而且越是大銀行，境外資產比例就越高，境外業務量也越大。

90年代以來，銀行經營國際化進一步向全球化發展，並逐漸形成銀行國際業務與國內業務的合理分工，即大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競爭，中小銀行則在國內金融市場上發展。即使在同一個集團內部，不同機構之間也有類似的「分工」。當然，這種分工並沒有嚴格的界線，更沒有切斷資產在國內和國外之間的流動。應該說，隨著墨西哥和亞洲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漸淡化或消除，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的不斷加強，各國金融業將不斷開拓新的國際業務領域，跨國銀行將對其海外融資結構進行必要的整合，減少傳統貿易融資業務，增加投資銀行業務；同時，必將增加其表外業務比重，提供東道國不能提供的服務，進一步推進金融國際化的進程。

六、銀行業務全能化

80年代初，世界各國銀行業限制逐步取消，銀行業務全能化得到進一步發展。具體表現在：首先，放寬銀行業務經營范圍的限制。由於融資債券化搶佔了銀行的大部分存貸業務，因此從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陸續允許所有金融機構均可參加證券交易。例如，美國於1980年就允許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的業務可以適當交叉；1984年允許不是聯邦儲備系統會員銀行的中小銀行可以從事證券業務；1987年允許銀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銷地方債券、商業票據的抵押證券；1989年，又批准花旗、大通、摩根等五家銀行包銷企業債券和企業股票。這些無疑打破了美國銀行法禁止銀行經營證券業務的規定，使銀行業務向全能化邁進了一大步。在日本，自1983年以後，允許商業銀行從事買賣國債業務3銀行還積極、涉足於個人零售貸款業務領域。90年代以來，銀行表外業務得到了長足發展，銀行與保險的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去年年底，美國總統柯林頓批准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這無疑會給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一場更為深刻的「金融革命」。該法案取消了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的界限，允許金融機構同時經營多種業務，以形成「金融百貨公司」或「金融超級市場」。其次，從70年代開始，由於市場利率的日益攀升，企業融資出現了非銀行化趨勢。在此背景下，美國於1980年決定在7年內取消利率上限管制。隨後，加拿大、西德、日本等相繼取消了銀行存款利率限制。第三，解除外匯管制，促進資本自由流動，增強本國銀行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競爭。英國在70年代末取消了外匯管制；在80年代，日本、法國、義大利等國也逐步取消了外匯管制。第四，放寬其他各項金融限制，方便本國銀行進入外國市場和外國銀行進入本國市場。西方各國基本上取消了國與國之間對金融機構活動范圍的限制。1986年，英國展開了一場金融業大改革，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准許銀行收購證券公司，倫敦證券交易所取消了最低手續費的限制，取消經紀商和批發商的區別等；西德則於1985年宣布取消了本國居民購買外國證券的限制和購買境外馬克的限制，並從1989年起免徵外國居民利息預扣稅，等等。

由此可見，金融業由「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專業化模式向「綜合經營、綜合管理」全能化模式的發展已成為當今國際金融業發展的主流。

七、銀行資本集中化

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金融管制的逐步放鬆，各國銀行迅速展開了世界范圍內的激烈競爭。這不僅導致了銀行收益率的下降，銀行資本／資產比率的偏低，也導致了世界各國銀行業的相互兼並。有關資料顯示：80年代美國平均每年銀行兼並數為300多起，是70年代的2倍、60年代的3倍，許多大銀行甚至也紛紛走上了聯合的道路090年代以來，這種銀行兼並、聯合的勢頭日益迅猛，並呈現出「兼並銀行數量多、強強合並規模大」的特點。

在美國，1995年全美有逾1000家銀行加入了合並行列，大大超過了上年550家的銀行合並數。1996年11月20日，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與漢華銀行合並組成大通曼哈頓銀行公司31998年3月4日，美國富利金融集團宣布以160億美元的價格兼並波士頓銀行。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的控股公司花旗公司與旅行者集團合並為花旗集團。這項合並金額高達726億美元。1998年上半年，美國公司並購總值就已達9310億美元，並高於1997年全年並購總額。在歐洲，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深入和歐元的啟動，為銀行業的兼並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從而出現了一系列兼並活動，如瑞士銀行與瑞士聯合銀行、德國的巴伐利亞聯合銀行與裕寶銀行之間、德意志銀行與德累斯頓銀行之間、義大利的嘉利堡倫巴地儲蓄銀行與安寶信銀行之間以及法國國民銀行與興業銀行和巴黎銀行之間的合並等。1998年，歐洲全年並購交易總額已達8590億美元。在歐洲單一貨幣的推動下，1999年第一季度的並購交易總額就已高達4680億美元。在日本，銀行間的並購則成為解決銀行不良債權、保持金融體系穩定運行的一種手段。1995年3月8日日本東京銀行與三菱銀行宣布合並，成立東京三菱銀行。1998年5月13日，日本最大的證券行野村證券與日本興業銀行宣布結盟。不久，富士銀行與第一勸業銀行宣布組成一家新的信託銀行。

在發展中國家，銀行業也紛紛展開並購活動，並掀起了一股熱潮。發展中國家銀行從事並購業務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其發展速度卻相當迅猛，特別是在東盟諸國。據不完全統計，從1997年初到1998年6月，發展中國家銀行業並購數目已達200多家，並購資產合計已超過3000多億美元，涉及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等20多個發展中國家。

90年代以來，銀行並購活動將銀行資本的國際集中化程度再次推上了新的高度。如今，跨國銀行已成為市場經營主體和金融巨人。它既向全球吸收資金，又向全球貸放資金，成為貨幣和資本國際流動的主要承擔者。由此可見，這些活動無疑會有力地促進銀行業務向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方向發展。

八、金融業電子網路化

現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為金融服務電子網路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進入90年代，國際金融領域中的電子化、自動化、現代化的金融服務系統基本全面形成，銀行活動將先進的電子科學技術廣泛應用於存款、提款、轉賬、匯兌、查賬、交換、控制、金融買賣交易和咨詢等金融服務領域，並將銀行和客戶、銀行與銀行、客戶與客戶聯結成一個電子網路。

伴隨信息網路技術的發展，無論發達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都在加緊實現金融系統的電子網路化，網路銀行也應運而生，並成為世界金融發展的基本趨勢。這一趨勢的成因主要是：其一，全球性金融的激烈競爭，西方各國銀行都將以優良而高效的電子化服務來爭取客戶，參與競爭，開拓業務。其二，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為銀行實現電子化、自動化、網路化服務成為可能。其三，電子計算機和通訊技術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聯結紐帶，成為實現全球晝夜24小時進行金融活動的重要工具。這些因素的有力結合，使得全球金融一體化深深地依賴金融服務電子網路化的發展，同時也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各國金融業電子網路化的時代特徵。

九、國際貨幣結構多元化

從金本位到1945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工；從60年代美國在西方經濟中的地位日趨下降，到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崩潰，反映了國際貨幣體系日益趨向多元化格局的發展歷程。90年代以前，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美元為主、日元和馬克為輔」的國際貨幣格局；90年代以後，美元地位有所削弱，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地位則不斷增強，從而形成了美元、日元和馬克三幣並重的多元化國際貨幣格局。

這一格局的產生主要在於：其一，除美元以外，日元和馬克是在世界貿易和金融活動中使用最多的貨幣。1988年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總額的貨幣構成，美元為65％，德國馬克為16.2％，日元為7.2％。截至1988年底的5年內，各國外匯儲備總額增長48％，其中美元增長34％，而日元增長1.28倍，德國馬克增長1.18倍。在1983一1988年期間，24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債權中，美元所佔比例已從75.7％下降到57.8%，馬克從6.4％上升到10.1％，而日元卻從3.4％上升至10.7％。其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為了防範和避免市場的波動風險，在貨幣的選擇使用中，特別是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的貨幣構成上，美元、日元、馬克三幣優化搭配組合的戰略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國際銀行貸款總額中，美元雖佔53％，但日元卻已佔13％。從區域來看，在印尼、馬來西亞的外債中日元已佔30％，而泰國已佔40％。馬克在歐洲貨幣體系的一籃子貨幣—歐洲貨幣單位分配比例已佔34.93％。馬克在外匯市場交易和金融業務中的比重已超過30％，成為外匯市場上僅次於美元的重要貨幣；馬克作為投資貨幣的規模也日趨擴大。

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無論從國際貿易結算手段講，還是從儲備貨幣講，歐元都將成為美元強勁的競爭對手。盡管目前歐元一路走軟，但它必將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儲備貨幣之一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伴隨歐洲共同體的一體化進程，歐元將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歐元最終成為歐盟單一貨幣之後，歐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和各國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必將有所增大，而美元的主導地位將會相應有所削弱。可見，一個以美元、歐元、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國際貨幣結構正在形成。

十、金融監管國際化

80年代以來、世界金融業的創新與發展呈現出蓬勃之勢，而銀行資本／資產比率卻不斷下降，金融風險與日俱增。如何做到既不影響創新、效率和市場發展，又能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無疑是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1988年，西方十國集團及盧森堡、瑞士的中央銀行代表，在巴塞爾共同簽署了「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協議」（筒稱巴塞爾協議）。該協議對資本充足性比率、資本內涵的概念、風險加權的計算等方面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和要求。自該協議通過以來，西方主要國家的銀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資本／資產比率。實力較差的銀行通過銷售貸款和減少信貸來提高資本／資產比率，而實力較強的銀行則通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增加資本，以提高資本／資產比率。該協議的明顯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抑制了銀行增加資產的沖動；二是促使各國政府去監督銀行而不是靠對銀行的經營活動施加種種限制去控制它們。

在證券業的國際監管方面，自紐約證券交易所股市暴跌引起全球證券市場連鎖反應以來，西方各主要國家除了加強對國內證券市場的監管外，也開始注意到了證券市場監管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對證券市場

『伍』 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為什麼會發生

80年代債務危機爆發的原因十分復雜。歸納起來看，主要有以下 6點原因：
①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兩次石油提價導致許多國家國際收支出現創紀錄的逆差，同時發展中國家中的一些產油國則出現巨額順差。
②這些順差大部分被存入銀行用於貸款，或者資金迴流。
③受70年代後半期負數實際利率的刺激和被商業信貸人的熱情所鼓舞，發展中國家掀起了一股借款熱潮。
④許多債務國把借入的資金用於（或錯誤地用於）擴大消費，或投入那些低收益率的項目中（特別是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之後）。
⑤借款國貿易條件惡化的情況幾乎貫穿於整個80年代。
⑥為了消除70年代普遍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發達工業國家採取了放慢經濟增長、大幅度提高利率等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這使債務國的出口機會大大減少，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債務國的還債能力。
這次債務危機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從各發展中國家內部因素看，20世紀60年代以後，廣大發展中國家大力發展民族經濟，為了加快增長速度，迅速改變落後面貌，舉借了大量外債。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借入的外債未能迅速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高投入，低效益，造成了還本付息的困難。從外部因素看，導致債務危機的原因包括：①國際經濟環境不利。80年代初世界性經濟蕭條，是引發債務危機的一個原因。②70 年代後期，國際金融市場的形勢對發展中國家不利。國際信貸緊縮、對發展中國家貸款中私人商業貸款過多，也導致80年代的債務危機。③美國80年代初實行的高利率，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債務危機的爆發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有影響。對此，國際金融機構聯合有關國家政府和債權方銀行進行了多次對發展中國家債務的重新安排，達成了一些延期支付協議，使危機有所緩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對國內經濟政策進行了調整，並加強了相互間的聯合與協調，使危機得到進一步緩和。

『陸』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趨勢不確定性增強，全球經濟持續低速增長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世界經濟呈現「東升西降」的態勢。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一態勢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世紀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來這種狀況出現了新的變化，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國經濟增速為2.2%，2014年達到2.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5年和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將高於3%。
不過整體來看，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歐盟復甦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興經濟體受到資金外流、商品/能源價格下跌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等影響，經濟增長放緩。未來美聯儲加息等將會進一步收緊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空間，增加其系統性危機爆發的可能。這些都意味著全球增長格局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此外，近年來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基本金屬價格等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各種工業製成品、生活日用品等價格相應疲軟。
第二，全球生產組織方式正發生劇烈變化，價值鏈中製造環節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製造業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但是主要從事低端環節。「十三五」我國製造業如何實現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攀升，這對作為全球製造大國的中國未來的產業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第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低成本國家工業化使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雙重擠壓的形勢更加嚴峻。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製造業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變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發達國家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勞動力迅速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製造業占本國GDP的比重和佔世界製造業的比重持續降低，製造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製造業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推出以重振製造業為核心內容的「再工業化」政策，吸引高端製造業迴流，對我國製造業發展形成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低成本的初始稟賦條件，以代工方式與國際經濟接軌，吸納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並成為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源動力之一。「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新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將面臨發達國家和低成本國家雙重競爭壓力。
第四，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規則醞釀新變化，全球化進程面臨新的挑戰。隨著全球化一體化和區域化一體化的推進，全球投資和貿易規則正發生新變化。
第五，大宗商品價格將可能維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也給我國帶來了收入的相對增加。能源領域，主要是頁岩氣、頁岩油的開發推動了美國的能源自立，其對中東地區的原油依賴進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東的油氣資源走向歐洲市場，擠壓了俄羅斯的市場份額，也導致了原油價格的暴跌。原油價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資源領域，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國需求減弱影響，以及傳統資源大國希望通過資源出口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希望盡快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的影響，價格下跌明顯。自2014年以來，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價格平均跌幅超過15%。這種趨勢有可能繼續保持一段時期，將增大「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同時為我國帶來了成本節約的紅利效應，提高我國的相對收入。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環境
第一，我國將處於由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階段。我國在2000年左右，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2010左右實現了由從中低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標准。不過，無論是按照匯率法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標准，我國人均GNI在世界銀行所列舉的200多個國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數據），仍處於欠發達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
與此同時，隨著高收入社會的到來，人民群眾的需求將更高、更加多樣化，特別是對政府服務、對生態環境將更加關注。如何滿足這些日益增長多樣化的更高需求，將是我國「十三」時期乃至以後相當長時期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第二，我國經濟處於增速的換擋期，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經濟更是以高於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的階段，特別是供給約束強化及房地產等長期需求峰值的到來，我國經濟正步入增速換檔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4.2%，其後逐漸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別增長7.7%和7.4%。「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不僅難以實現兩位數增長，就是實現較高的個位數增長也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增長速度的下滑將有可能加劇財政金融的風險，短期內還會加大結構性的就業壓力。
第三，依靠工業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產業轉型升級的任務更加緊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取得明顯進展，工業化成就突出，逐步確立了工業的主導地位。然而，2006年以來我國工業增加值所佔的比重開始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2013年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步入工業化的後期階段。未來許多工業品產量都將陸續達到峰值，工業規模繼續擴張的空間將不斷收窄。如果繼續採取數量擴展的增長模式，將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導致投資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實現產業轉型的任務更加緊迫，迫切需要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規模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調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
第四，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數量和成本優勢將逐步削弱。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較低長期以來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然而，隨著21世紀初以來我國人口增長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新階段，我國人口數量和結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盡管我國仍屬於勞動力總量大國，但是近些年來勞動力總量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勞動力工資的不斷上漲。「十三五」時期仍將繼續保持這種趨勢，而且可能呈現加劇態勢。這將削弱我國勞動力數量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我國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第五，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較大拉動作用將難以重現，經濟增長面臨需求約束將不斷強化。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貨物和服務出口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佔GDP總量的比重達到3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出口增速明顯放慢，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於20%的增長，回落到個位數增長，增速甚至低於GDP增長速度。展望「十三五」時期，一方面，從長周期來看全球經濟正處在一個低速增長時期；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匯率的升值，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外部需求動力將在較長時期內呈現較弱的狀態，這也將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需求約束更加強化，更加需要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
第六，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但是維持中高增速仍然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產能過剩是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一方面，傳統產業中鋼鐵、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如光伏行業也存在產能嚴重過剩。目前，風電設備產能利用率低於60%，光伏電池的產能過剩達到95%。需要強調的是，目前我國很多行業存在的產能過剩，可能不是短期產能過剩，而是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來看的長期產能過剩，即供給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鎮住宅需求，2012年實際供給已經達到900萬套，據估計長期需求年度峰值約1300萬套，2015年左右將達到峰值；汽車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將在2020年左右出現；而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經或接近出現（劉世錦，2013）。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產能過剩仍將存在，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與此同時，維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產能過剩並實現有效投資是我國必須解決重要問題。
第七，區域發展差距不斷縮小，但是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仍顯滯後。從區域發展來看，2004年前後，我國區域差距開始出現縮小態勢，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區域差距明顯縮小。反映區域相對差距的人均GDP對數標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間呈現下降態勢，到2013年已經下降至0.215。盡管我國區域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是我國勞動力、資本、商品等跨區域流動仍面臨各種障礙，區域市場一體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約了我國區域差距的進一步縮小。
第八，發展可持續性面臨多重挑戰。從可貿易的資源來看，原油、原煤等消費量的絕對規模和在世界消費總量中的佔比持續上升，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從不可貿易的資源，無論是土地還是水資源來看，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嚴峻。
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土壤超標點位的數量占調查點位總數量的比例）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2.7%，重金屬等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佔全部超標點位的82.8%，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僅考慮傳統三項污染物，按照《環境空氣質量標准》（GB3095-1996）評價，2013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達標比例僅為60.7%。「十三五」時期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國仍較面臨較大環境污染壓力。

『柒』 什麼是國際債券，國際債券有哪些

國際債券市一國政府、金融機構、工商企業或國際組織為籌措和融通資金，在國外金融市場上發行的，以外國貨幣為閱值的債券。國際債券的重要特徵，是發行者和投資者屬於不同的國家、籌集的資金來源於國外金融市場。國際債券的發行和交易，既可用來平衡發行國的國際收支，也可用來為發行國政府或企業引人資金從事開發和生產。 依發行債券所用貨幣與發行地點的不同，閏際債券又可分為外國債券和歐洲債券。外國債券是一國政府、金融機構、工商企業或國際組織在另一同發行的以當地國貨幣計值的債券。如1982年1月，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日本東京發行的100億日九債券就是外國債券。 歐洲債券是一國政府、金融機構、工商企業或國際組織在國外債券市場上以第三國貨幣為面值發行的債券。例如，法國一家機構在英國債券市場上發行的以美幾為面值的債券即是歐洲債券，歐洲債券的發行人、發行地以及面值貨幣分別屬於三個不同的國家。 歐洲債券產生於60年代，是隨著歐洲貨幣市場的形成而興起的一種國際債券，60年代以後，由於美國資金不斷外流，美國政府被迫採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1963年7月，美國政府開始徵收 「利息平衡稅」，規定美國居民購買外國在美發行的證券，所得利息一律要付稅，1965年，美國政府又頒布條例，要求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限制對國外惜款人的貸款數額。這兩項措施使外國借款者艱難在美國發行美元債券或獲得美元貸款。另一方面、在m年代，許多國家有大量盈餘美元，需要投入借貸市場獲取利息，於是一些歐洲國家開始在美國境外發行美元債券，這就是歐洲債券的由來。 歐洲債券最初主要以美元為什值貨幣，發行地以歐洲為主。70年代後，隨著美元匯卒波動幅度增大，以德國馬克、瑞十法郎和日元為計值貨幣的歐洲債券的比重逐漸增加，同時，發行地開始突破歐洲地域限制，在亞大、北美以及拉丁美洲等地發行的歐洲債券日漸增多。歐洲債券自產生以來，發展十分迅速，1992年債券發行量為2761億美元，1996年的發行量增至5916億美元，在國際債券市場上，歐洲債券所佔比重遠遠超過了外國債券。歐洲債券之所以對投資者和發行者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主要有以下幾方而原因： 第一，歐洲債券市場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債券發行較為自由靈活，既不需要向任何監督機關登記注冊，又元利率管制和發行數額限制，還可以選擇多種計值貨幣。 第二，發行歐洲債券籌集的資金數額大、期限長，而且對財務公開的要求不高，方便籌資者籌集資金。 第三，歐洲債券通常由幾家大的跨國金融機構辦理發行，發行面廣，手續簡便，發行費用較低。 第四，歐洲債券的利息收入通常免交所得稅。 第五，歐洲債券以不記名方式發行，並可以保存在國外，適合一些希望保密的投資者需要。 第六，歐洲債券安全性和收益率高。歐洲債券發行者多為大公司、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它們一般都有很高的信譽，對投資者來說是比較可靠的。同時，歐洲債券的收益率也較高。

『捌』 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歷史和文化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

自從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苦努力，中國共產黨已經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並且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勝利，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

為了總結過去6年的歷史性勝利，進一步肅清十年內亂所遺留的消極後果，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確定繼續前進的正確道路、戰略步驟和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8)論八十年代國際債券市場的大發展擴展閱讀：

鄧小平主持了大會開幕式，並致開幕詞。他高度地評價了這次大會的歷史地位，認為這次大會將是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他還總結了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命題。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報告。報告共分6個部分：

（1）歷史性的轉變和新的偉大任務；

（2）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高漲；

（3）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4）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

（5）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

（6）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報告系統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和新取得的經驗，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經濟形勢逐漸好轉的原因是什麼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聯邦政府機構臃腫，財政支出龐大。總統尼克松在咨文中呼籲，應當「使權力和資源開始從華盛頓流回到州和地方，更重要的是回到全體人民手中。我們要使各州和地方擔負更多的責任，我們將同他們分享收入」。由此可知，美國聯邦政府試圖消除國家干預經濟的弊端。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在許多方面已經並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國家資本所有制形成並發揮重要作用，法人資本所有制崛起並成為居主導地位的資本所有制形式；（二）勞資關系和分配關系的變化：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為緩和勞資關系所採取的激勵制度有職工參與決策制度、職工終身僱傭制度、職工持股制度；（三）社會階層和階級結構的變化：一是資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二是高級職業經理成為大公司經營活動的實際控制者，三是知識型和服務型勞動者的數量不斷增加；（四）經濟調節機制和經濟危機形態的變化：二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為盡快恢復國民經濟，在繼續發揮市場機制主導性作用的同時，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干預，但從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國家普遍走上強化市場調節、弱化政府幹預的道路，即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來提升經濟競爭力，通過福利制度改革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通過放鬆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釋放經濟活力，經濟危機呈現新的特點：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日趨嚴重，產業競爭力下降；經濟高度金融化，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財政嚴重債務化，債務危機頻繁爆發；兩極分化和社會對立加劇；經濟增長乏力，發展活力不足，周期性危機和結構性危機交織在一起；金融危機頻發，全球經濟屢受打擊；（五）政治制度的變化：政治制度出現多元化趨勢，改良主義政黨在政治舞台上的影響日益擴大，公民權利有所擴大。

『拾』 國際金融類畢業論文選題理由

這是2個資料，網上找的，這東西沒人會寫，你修改修改，我看就行了

世界經濟可望繼續保持繁榮，但高油價、對戰略性資源的惡性競爭、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對世界經濟的不利影響趨於上升。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和明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達到4.5％。世界經濟在去年第三、四兩個季度和今年第一個季度連續三個季度達到5％的年增長率後，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長率回落到2�5％。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在進入今年第二季度後同時放緩。按年率計算，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從今年第一季度的 4�5％下降到第二季度的2�8％。不過，由於消費支出在7月份之後重新出現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今年美國經濟仍表示謹慎樂觀，預計全年將達 4�3％。日本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年率均達到了6％，但今年第二季度跌至1�7％，重新喚起人們對日本經濟能否保持持續復甦的憂慮。歐元區今年上半年的年增長率達到2�3％，盡管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的消費支出、出口需求等均停滯不前。世界經濟中的另一個積極動向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避免了硬著陸，在初步抑制了經濟過熱現象的同時仍保持快速發展；加拿大、印度、俄羅斯等經濟增長亦很強勁。總體而言，世界經濟這一輪復甦仍有望持續。與此同時，制約世界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的作用也在趨於上升，其中比較顯著的問題是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對戰略性資源的爭奪引發惡性競爭跡象，貿易保護主義上揚。

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持續攀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日益突出。盡管世界經濟經過結構性改革，對石油危機的吸收能力比20多年前的大為提高，但國際原油價格的過快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構成的抑製作用和通脹壓力仍不容忽視。不僅如此，世界各國經濟對高油價的承受力很不均衡。經過 30多年的努力，發達經濟體由於替代能源、低能耗的高新技術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抵禦高油價沖擊的能力相對較高。而新興工業國家如中國、韓國等嚴重依賴製造業的經濟，對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升的敏感性則比發達國家高得多。由於新興工業國家當前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與日俱增，高油價的沖擊如轉變為經濟危機，對世界經濟將是沉重打擊。世界經濟復甦過程中的需求上升是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直接拉動因素，發達國家和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近來對石油、原材料的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經濟層面的供求關系並非解釋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升及其對世界經濟增長負面影響的惟一因素。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制約還來自國際戰略因素。某些國際勢力對於一些國家的迅速發展懷有不健康的心態，試圖通過控制世界戰略性資源維護自身地位，制約他國的發展。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加強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控制。日本在中俄石油合作問題上攪局，亦有長遠的戰略考慮。這些因素對國際能源價格的走高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一，加劇了石油產地如中東地區的動盪，直接影響國際石油的實際供給和市場對國際能源供求關系的心理預期，推動國際油價走高。其二，妨礙國際能源合作實現共贏格局，容易在國際戰略資源問題上引發惡性競爭，不利於世界的共同發展。

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強是當前世界經濟中的又一不健康因素。近來世界反傾銷浪潮高漲。中國已成為全球反傾銷的最大受害者，並繼續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上承受壓力。貿易保護主義在西班牙還釀成針對中國的焚鞋事件和排華運動。日益增多的國際經濟摩擦折射出世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的一些深層政治和社會問題。 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開放條件下的微觀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務在各國之間的交換，研究國際商品交換的原因、結果，以及相關的政策。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范圍也包括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和技術知識的國際傳遞。生產要素和技術知識一方面作為某種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作為要素投入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起著重要作用。國際貿易理論還研究經濟增長、技術變動與貿易的相互影響，從動態上分析國際貿易變動的原因與結果。
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可追溯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重商主義學說。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數，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斯密與李嘉圖的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二十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資源配置」或「資源稟賦」的貿易學說。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的規模報酬仍然不變。他們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在赫克歇爾—俄林體系中徘徊多年的國際貿易理論又活躍起來，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貿易的原因和結果，研究新的貿易結構與貿易政策，創立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學說已逐漸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編入教科書，另外部分仍在繼續討論之中，仍是貿易的前沿論題，本文將簡要地介紹這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並闡述其對我國貿易政策的意義。
一、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為貿易原因提出新解釋的主要是從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這一理論以企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解釋戰後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的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規模經濟貿易理論〔（1）a〕的發展是建立在兩個與以往理論不同的假設上：（1）企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2）國際市場的競爭是不完全的。
具體講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下降，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量會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參與國際貿易以前，企業所面向的只是國內的需求。由於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企業不能生產太多，從而使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不得不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國內需求加上國外需求，企業生產就可以增加。由於生產處於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反而使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競爭能力。
由於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囊括一行業的全部產品，從而使國際分工和貿易成為必然。但具體哪一國集中生產哪一種產品，則沒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競爭）產生，也可以協議分工。但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技術不同或資源配置不同所產生的比較優勢。
二、國際貿易、技術外溢、與經濟增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在經濟學文獻中，雖然已有許多理論闡述了技術在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數，不僅討論技術對貿易的影響，也分析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結合起來研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前沿課題。
國際貿易理論的這一新發展的背景也與戰後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有關。在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理論說明了當前「北北貿易」和同類產品之間貿易的原因之後，人們自然就會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會有規模經濟？產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是怎樣形成的？如果說技術的差異與發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麼，技術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傳遞的？技術的發展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學者們將國際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中，關於國際貿易、技術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文章很多。從其理論淵源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數，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部分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數，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間的關系。
1．技術作為外生變數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1）技術差異所形成的貿易模式
除了「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貿易學說外，技術作為外生變數上的差異亦被用來說明發達工業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們的研究中假設兩國的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產品生產需用兩種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規模經濟。但如果兩國在生產技術上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勞動生產率就會略有不同。在兩國的貿易中，各國都會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設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其中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假設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略有技術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別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會使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別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和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之間（intra—instry）的貿易。
（2）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福利的影響
克魯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福利的影響。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類國家：技術較先進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技術相對落後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產品亦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產品與非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假設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發展在於：假如技術變動了（而不管為什麼會變動），會對各國的貿易模式和福利產生什麼影響？
如果這種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則結果是沒有壞處。第一，對發達國家來講，它技術更高了，產品更先進了，由於本來就在技術上領先，更新的技術的產生並不面臨什麼競爭，也不威脅別國，別國也威脅不了它，所以技術進步對它有好處。第二，對落後國家也沒壞處，因為技術差距拉大了，給後進國家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和趕超。所以技術進步發生在先進國家對這兩類國家均有利。對先進國家唯一的不利之處是對一些本來就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技術進步和生產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有可能變得不利。
假如技術進步發生在後進國家呢？克魯格曼認為結果是縮小了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對原來先進國家是一種競爭，對他們不利。後進國家會因為自己有能力生產這類產品而減少進口，造成兩方面的結果：一是使該類產品價格的下降，對先進國不利，二是如果這種產品需要密集使用後進國本來就稀缺的資源，那麼對後進國來說也不利。
2．技術作為內生變數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貿易理論的另外一方面發展是將技術視為內生變數來分析，研究技術變動的原因，也研究技術的進步作為生產和貿易的結果對貿易模式與社會福利的影響。技術變動有兩種源泉，一種是被動的，不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出來的，而是從看中、干中學會的，是通過經濟行為學來的，這叫「干中學」（learningby 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另外一種是主動的，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innovation）。技術革新一般是研究和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R＆D）的結果。
（1）「技術外溢」（Spillovers）與「干中學」（Learing—by—Doing）
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並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並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並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被稱為技術「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麼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技術外溢，又可分國際、國內、行業間和行業內幾種不同情況。
a）國際技術外溢
國際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通過直接或間接（如通過貿易）的途徑傳播到了別的國家，從而使別國的生產者也逐漸掌握了這些技術。
為了說明技術在國際間的外溢，我們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各國分別生產兩種產品，X和Y。在兩國沒有貿易時，各國的生產是由本國的生產技術和資源配置決定的，A國有生產X的比較優勢，B國則有生產Y的比較優勢。如果兩國發生貿易，根據「比較優勢」理論，A國會專門從事X的生產和出口，B國則專門生產和出口產品Y。這是貿易發生後的最初均衡。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假設技術是無法壟斷的，可以通過商品貿易「外溢」到別國。貿易的結果，AB兩國的生產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產技術並有可能對本國的生產進行調整。這種國際范圍內的技術外溢會有各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情況是，A國本來有生產商品X的比較優勢，但B國生產X的技術更先進，有絕對優勢。A國引進了B國生產商品X的技術，提高了本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率。這種結果發揮了本國資源上的比較優勢，有利於A國的長期增長。另外，商品X本來就是B國相對短項，在兩國實行分工和貿易後便不再生產。A國多生產X可以使B國的進口價格下降，也有利於B國。這種技術的外溢使原來由「比較優勢」決定的貿易模式變成了由「絕對優勢」決定。技術外溢的結果，兩國都從中受益。
但是如果B國生產商品Y的技術比A國先進，A國從B國中學到這種技術並用此來改進發展其本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Y。對A國來說，這種技術引進的結果是一種進口替代型增長，但對B國來說則是一種威脅和競爭。如果A國生產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資源，對A國的長期發展也不一定有利。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發展引入「錯誤」方向，使兩國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影響（參見Yanagawa，1993）。
b）國內的技術外溢
國內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在本國范圍內的傳播。由於地理、語言、文化等原因，國內技術外溢比學習外國技術更快。
八十年代後期，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在克魯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生產一系列產品。其中任何一國會在一些產品的生產技術中有最初的領先地位。盡管技術可以在國際間傳播，但本國內的技術外溢會更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較快的國內技術外溢過程，該國原先的領先的行業會有加速發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較優勢會增強，「國內技術外溢」也會使別國在他們原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有領先地位，技術的國內傳播使各國的差異擴大。
盧卡斯（1988）的模型與克魯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設一系列國家，生產兩種產品：X和Y。各國的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相同，但對兩種產品的技術知識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國家生產X，另一些國家生產Y，形成最初的國際分工。由於技術在國內的外溢，生產X和生產Y的國家都會在各自的專業生產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各國對兩種產品技術知識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很難改變，除非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跟不上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改變原先國際分工的地位，從一種產品的生產轉向另一種產品生產的，也只能是那些原來就在邊緣上的國家（marginal country）。
克魯格曼和盧卡斯的分析說明：一個國家最初的比較優勢、產業選擇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可能與它本國的技術知識和資源配置有關，也可能是由於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產業結構一旦形成之後，國內生產技術的外溢使得一國在這些產業中的生產率比別國提高的更快，會使該國在這些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更加鞏固。這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國家擅長於一些行業，而另外一些國家擅長於另外一些行業，這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是有關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種生產格局，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產業規模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會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要成本增長的速度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就會有利可圖而繼續存在。歷史在決定一國長期的生產和貿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業間與行業內的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也可以發生在不同的行業之間（inter—instry）和同行業之內，許多行業雖然產品不同，但所用的資源有許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產率對各行業都是有促進作用的。另外，這里的「技術」概念，也不僅僅局限於具體的生產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術知識。因此，一個行業擁有的技術優勢也可能外溢到別的行業，使別的行業的生產率也有所提高，並對社會的長期發展產生影響。〔（1）c〕
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有不同的產業集團（instry clusters），各集團生產類似產品但生產技術不會完全相同。與國外類似的產業集團相比，生產上也會有不同的優勢。國際貿易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和技術外溢會縮短各產業集團的技術差距。
（2）發展研究（R＆D）與技術創新（Innovation）
技術變動的另一個來源是技術創新，它是一種投資、開發與研究的結果。新技術的開發主要表現在：a）提高要素生產率，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保證產量的情況下，使用更少的資源；b）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
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可以在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現。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一個最終產品可以由一個企業變成許多個企業來生產。同一企業中也可分為許多部門，每個部門只生產產品的一個零部件。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每個部門只集中於一個小范圍的大規模生產，而在這個具體的零部件生產中，企業有可能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得利潤。換句話說，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潤不再只是從最終產品中獲得，每個生產環節都獨立出來，都有獲得利潤的可能性。對利潤的追逐使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有改進技術的動力。
開發型技術進步也常常是在對新產品的研製中獲得的。市場競爭迫使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或提高產品質量，從而產生出新技術。
與「干中學」不同，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證這些投資能夠獲利的條件下，企業才會去研製新技術。因此，一國能否獲得大幅度的開發型技術進步，需要兩個必要條件：（1）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為沒有保護的話，企業開發新產品所冒的風險與其收益不對稱，也就沒動力去投資、研究。（2）要鼓勵對科研的投資。干中學雖然也能提高技術，但畢竟有局限性，畢竟只能縮短與先進技術的差距，一個國家要想技術上領先，就必須有開發型的技術進步，但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資來保證的。
國際貿易與開發型技術變動有相互促進的關系，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迫使各國努力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新技術的開發不再只是個別國家的行為，而成為各國的共同努力。這里邊也有一個技術開發的規模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貿易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可以使開發研究形成「規模經濟」而降低各國的科研開發成本。一項新技術從一國開始後，另一國可以馬上引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不應重復同樣一個過程。當然，這樣做需要許多政治條件和技術條件，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最優方式。
另一方面，技術革新也會影響貿易模式。在技術作為外生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