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誰能給系統的解釋下美國次貸風波是怎麼回事
從今年3月份以來，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市場的新聞一直接連不斷，並引起了全球關注。有的學者預言美國經濟從此走向衰退，有的則提醒將有更大的金融危機來臨，有的也判斷所有的風險盡
在掌控之內。盡管旁觀者對於次貸市場狀況的判斷不盡相同，但紐約乃至全球股市的一次次暴跌表明了次貸市場的動盪已逐漸演化為局部市場的危機，重新審視美國次貸市場的經營活動，可以得出些許有益的啟示與思索。
一般來講，美國房地產貸款體系共分為3類：優質貸款市場、次優級的貸款市場與次級貸款市場。第一類貸款市場面向信用額度等級較高、收入穩定可靠的優質客戶，第三類貸款市場是面向收入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客戶，因信用要求程度不高，其貸款利率比一般抵押貸款高出2%至3%，其業務量曾一度佔到美國整體房貸市場比重的20%，其特點即為利潤是最高的，風險也最大。目前出現問題的市場，恰恰就是秉承著「高風險、高收益」理念的第三類貸款市場。
美國此次次貸風波始於全美第二大房地產次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瀕臨破產。由於2006年以來美國房貸呆賬金額不斷攀升，2007年初更是達到近年來新高，房地產泡沫化現象逐漸擴散，次級房貸市場由於其客戶信用狀況不佳，更是到了岌岌可危的邊緣境地。3月5日，新世紀金融股價突然暴跌68.87％，3天後，新世紀金融宣布貸款銀行已拒絕為它提供周轉資金，公司已無資金償還債權人，當日其股價再度暴跌48.29％。4月14日，新世紀金融更是申請了破產保護，短短數月，新世紀金融股價就由30美元跌至1美元，投資人損失近10億美元。
由於美國住房抵押貸款一般均經過證券化後在二級市場出售，新世紀金融公司事件導致7月份穆迪、標准普爾等信用評級機構降低了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債券的信用等級，次級貸款的二級市場出現波動，多家投資其中的基金突然面臨回贖風險。8月5日，全美第五大券商、最大的抵押債券承銷商貝爾斯登旗下兩只投資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產品的基金宣布倒閉，公司負責此項業務的共同總裁和共同首席運營官沃倫·斯佩克特於基金倒閉當天引咎辭職，受次貸市場危機所累，今年以來貝爾斯登股票價格已經縮水將近1/3。
美國次貸市場的動盪通過四條途徑迅速傳播。首先對於國際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帶來了強有力的挑戰。世界各國均有金融機構投資於美國次貸市場，其投資損失帶來的流動性不足導致市場自發進入緊縮狀態，嚴重干擾了各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其次，全球股市大幅震盪。次貸風波不僅引起了美國股市的數次急挫下行，更是由此帶動了全球股市的大幅震盪。3月14日，美國次貸風險便導致俄羅斯股市下跌2%，7月10日的信用評級調整帶來了美、歐、亞三大洲股市的普跌。進入8月份，隨著澳大利亞麥格理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以及法國最大的銀行巴黎銀行相繼宣布捲入美國次貸風波，全球股指又相繼暴跌。第三條傳播途徑也加速進行，由於公眾對於美國次貸風波帶來的美國經濟衰退預測，金屬原油期貨和現貨黃金價格大幅跳水。第四條傳播途徑表現為由次貸市場向整個信貸市場蔓延之勢。8月6日，美國第十大抵押貸款機構——美國住房抵押貸款投資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繼新世紀金融公司之後美國又一家申請破產的大型抵押貸款機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住房抵押貸款投資公司並非次級抵押貸款商，表明美國的房貸違約現象已波及到信用等級較高的優質房貸客戶。由此可見，美國次貸風波已經到了危機行將全面爆發的邊緣。
縱觀此次美國次貸風波的產生與發展，房地產泡沫的起因，不難看出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強大的房地產營銷力度。在美國次級房貸風波中，房地產商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過去的幾年中，美國房地產一片繁榮，為了賣掉更多的新住宅，許多房地產公司跟隨銀行和金融公司，為購房者提供抵押貸款，然後再將貸款賣給華爾街的金融公司。雖然2006年新建的住宅空置率越來越高，供給已經明顯大於需求了，但房地產商仍然不遺餘力地為「次級信用」的購房者提供貸款。通過「不查收入、不查資產」、可以隨時調整還款比例、前幾年還用只付息而根本不用償還本金等手段來引誘潛在的購房者。房地產商在過去的幾年，通過刺激次級貸款的方式，聚斂了驚人的財富。
其二，證券化的雙刃劍效應。在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中，資產證券化運作是其關鍵一環。一方面，以證券化為代表的二級市場推動了金融機構的專業化與規模化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銀行的盈利模式，幫助金融機構突破資本的瓶頸，分離存貸款業務，使其可以憑借較少的資本控制大量的盈利性資產，從而推動專業化貸款公司的誕生。但另一方面，證券化的方便融資功能以及直接連通投資人與貸款資產的功能，也確實為金融機構拓展風險邊界提供了便利，從而可能引致風險的殘留，而這些殘留的風險在證券化推動的規模化過程中將以更快的速度積聚，埋下風險的隱患。
其三，投資者風險意識淡漠。專業的貸款公司提供了復雜的，且具有相當誘惑力的金融產品，例如，可同時簽訂兩份利息率相差甚遠的貸款合同，且合同還款方式採用遞增的方式，一般是購房兩年後才進入還款高峰期，因此，缺乏金融知識的貸款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經濟實力進行房屋購買。由於信貸機構也沒有要求購房者提供任何收入證明或存款證明，甚至很多購房者為了申請貸款對收入撒了謊，因此，一些貸款者本身也應該為最近出現的次級抵押貸款風波承擔責任。
由於美國次貸風波引發的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問題日益凸顯，日前，歐盟、美國和日本的中央銀行日前分別向金融系統注入巨額資金，以緩解流動性問題並穩定信貸市場。8月9日，歐洲央行採取緊急行動，向歐元區金融系統提供948億歐元的巨額低息貸款。同一天，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屬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也增加了240億美元的臨時准備金。10日，日本央行也決定向金融系統注入1萬億日元的資金，以緩解信用緊縮問題。雖然各國央行的迅速干預為美國次貸風波的解決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其主動甚至過度干預市場的政府行為也遭到了捍衛市場理念的相關人士的質疑。國際金融局勢風雲變幻，此次次貸風波將進一步帶來怎樣的影響？人們將拭目以待。
2. 歐債危機美債危機會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世界格局在未來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專家指出，美債危機，會弱化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從而降低中國所持有美國國債的價值。美債危機，會使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進而增加輸入性因素對中國通脹的壓力。
美債危機，會弱化美元指數，造成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格局，增加我國出口成本，對出口成本價格形成壓力。
美債危機，將影響中國的外需因素，而外部需求的減弱，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國經濟增長推動力。
美債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盪
市場不看好美國舉債增長方式
截至今年5月16日，美國聯邦政府已經突破14.29萬億美元的法定舉債上限，美債危機浮出了水面。
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美債危機問題，不使美國債務違約，美國政府緊鑼密鼓地同眾議院和參議院商談突破舉債上限規模問題。在增加債務規模和減少赤字規模計劃方面，美政府和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產生嚴重分歧，直到7月底，美國政府與眾議院仍然僵持不下，而美國即將面對新的財政年度，此時若不提高債務規模，美國將不得不債務違約。美債危機的僵局使市場普遍產生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悲觀預期，金融市場開始劇烈波動。
幾乎是在即將產生債務違約的最後時刻，美國政府與眾議院達成突破債務規模和減少赤字規模的初步框架。數據顯示，暫時性框架方案允許將債務上限提高至2.4萬億美元，但同時保證在未來十年內削減赤字的數額略大於這一規模。框架協議將分兩個階段來操作：第一階段，債務上限立即提高1萬億美元；第二階段將創立一個特殊國會委員會投票表決今年下半年超過1.8萬億美元減赤計劃協議的基本框架。
表面看，美債危機隨著協議框架的出台而消弭。 但立刻提高1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使市場對美國經濟增長悲觀預期更加強烈。8月4日紐約股市恐慌情緒蔓延，道瓊斯指數收盤暴跌500點以上，標准普爾指數跌約4.8%，納斯達克指數跌幅超過5%。
8月5日，標普給美國信用降級，美國股市大跌，市場恐慌情緒迅速傳導全球股市，像多米諾骨牌似的，股票市值巨量下瀉的同時，引發了人們對全球資本市場和金融系統安全性的擔心。受此影響，上證指數、倫敦金融時報指數，法蘭克福DAX指數、巴黎CAC40指數，日經225指數、香港恆生指數暴跌，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盪。一位中國股民形象地說：「美國信用少了一個A，中國A股市值蒸發了1萬億元。」
美債危機其實並不新鮮。自1960年以來，美國曾經幾十次提高債務上限。通過舉債推動經濟增長已經成為美國習慣的經濟發展方式。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認為，美債危機從根本上來說，是美國兩黨政治的內訌。從經濟意義上看，深度的美債危機表明美元佔世界支配地位的貨幣優勢進一步被削弱。
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副會長、貴州財經學院院長陳厚義表示，從理論上看，美債規模不斷擴大，是美國推行凱恩斯主義，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必然。從現實來看，美國要維系美元在世界占統治地位的貨幣作用，必須在不斷輸出貨幣的同時輸入商品。所以，美國通過舉債推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將是長期的。由美債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造成美國金融市場的暴跌，本質是市場不看好美國舉債增長方式，並對美國未來經濟增長持負面預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說，長期以來，美國通過舉債方式實現經濟增長，其可持續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戰。美債規模從2萬多億美元擴大到現在的14.29萬億美元規模，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按現在美債擴張的速度，三年之內，美債與GDP的比例就將達到今天希臘危機的水平，必須治療病根，而非緩和症狀。美國債務不會違約，因為美國能印鈔票，但將來某個時刻，美國將面對利率飆升、美元危機和惡性通脹。如果它們發生，將是突然、猛烈和痛苦的。
美信用降級短期沖擊世界經濟
美債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待進一步觀察
標准普爾是一家標準的百年老店。假使創始人普爾先生再生，他恐怕也絕對不會想到，標普的一次信用評級，會使美國產生巨大的金融風暴，並導致全球期貨市場、匯率市場、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產生劇烈動盪。
早在今年4月，標普毫不猶豫地把美國這個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前景展望由「穩定」下調為「負面」。8月初，美債框架協議達成後，標普再次毫不猶豫地將美國信用評級降級。美國股市應聲暴跌，市場恐慌情緒迅速傳導全球股市，並引發了人們對全球資本市場和金融系統安全性的擔心。
張曉晶說，很難想像，一個金融服務中介結構的一次評級，居然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其實，標普這次評級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金融風暴，根本原因不是標普評級本身，而是作為全球經濟中心、全球金融發動機的美國經濟出現了問題。同時，世界經濟在復甦通道中充滿了不確定性，特別是歐洲債務危機時刻可能爆發，加劇了金融風暴蔓延趨勢。
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美信用降級短期內會沖擊世界經濟。陳厚義認為，首先，美債規模佔GDP的比重越來越高，美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風險也隨之增大。數據顯示，美國2010年GDP總量達到14.66萬億美元，現有國債規模14.29萬億元。美國經濟的未來償債能力成為市場一個普遍的疑問。其次，美債規模的擴大，確認了市場對美元貶值的預期。美元貶值，將對國際貿易和匯率市場產生深刻的影響，迫使其他貨幣升值，從而導致他國出口競爭力降低。
那麼，這次美國降級，會不會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長期關注和研究美國歷史和世界金融史的專家宋鴻兵認為，這是本輪世界經濟危機的延續和深化。宋鴻兵說，金融危機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次貸危機，第二階段是信用違約危機，其主要標志是信用違約掉期（CDS）出現危機；第三階段是利率掉期 （IRS）市場危機；第四階段是美元危機，全球美元資產出現信心危機，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動搖。如果把四個階段做個形象比喻，那第一是次貸地震，第二是違約海嘯，第三是利率火山，第四是美元冰河。
事實上，從2007—2008年，美國已經經歷了危機的前兩個階段，2009—2010年美國瘋狂的印鈔計劃QE1（美國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2（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暫時緩解了危機，但債務沒有解決，反而在繼續惡化。若QE3推出，將觸發利率飆升，從而使危機進入第三階段。
陳厚義則認為，長期來看，美信用降級不能改變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支配地位，不能改變美元作為全球主導貨幣的地位，不會對美國經濟造成長期而深刻的影響。所以，既要重視美信用降級對全球經濟所形成的沖擊，又不能片面誇大美信用降級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首先，美國經濟表現為緩慢增長。數據顯示，美國上半年經濟增速雖然比市場普遍預期的1.6%有一定差距，但依然保持0.85%的增長率。美國償債能力是長期的，但需要快速增長的經濟周期來逆轉和消化龐大的國債規模。其次，美元擁有佔世界支配地位貨幣的優勢，美聯儲將通過各種貨幣政策長期維系美國經濟增長。
陳厚義說，從市場對美債態度可以看出，誇大美信用降級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夠客觀。事實上，今年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在增持美國國債。美國財政部於北京時間8月15日晚間公布，中國6月份繼續增持美國國債57億美元，較5月份少增持16億美元，6月份中國持有美債總額達到1.166萬億美元，這已是中國連續三個月增持美國國債。另外，美債在金融風暴中表現出較強的潛力。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美國信用評級下調，但市場預期的美國國債收益率沒有因金融風暴而上升，反而有所下降。這表明處於風暴中心的美國國債沒有遭到拋售。顯然，美國降級及美債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我國外需將受到美債危機抑制
美債危機不改變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基本面
目前，我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局面，但經濟增長面臨著物價高企和增速放緩疊加的矛盾。前不久，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上半年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速為9.6%，這同去年上半年GDP增速為11.1%相比，是一個明顯的回落。6月份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6.4%，創37個月來新高。
上半年主要經濟指標都顯示，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為9.7%，二季度為9.5%。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看，去年下半年到現在連續四個季度，固定資產投資都穩定在25%左右，今年上半年達到25.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半年平均增長16.8%，連續四個季度增速穩定在17%左右。從實體經濟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也是連續四個季度基本穩定在14%左右。從就業情況看，上半年就業的指標持續改善，1—5月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超過500萬，二季度外出農民工的人數在一季度的基礎上繼續增加，就業穩定增加。從增長質量的指標來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27.9%。
盡管我國經濟面臨增速持續放緩、物價高企矛盾，但經濟基本面依然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局面沒有改變。也要看到，美債危機、歐債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存在的。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表示，這次美債危機會弱化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從而降低中國所持有美國國債價值。其次，美債危機會弱化美元，從而使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進而增加輸入性因素對中國通脹的壓力。再次，美債危機會弱化美元指數，造成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格局，增加我國出口成本，對外向型企業出口形成成本價格壓力。
根據海關總署統計，2011年1至6月，我國進出口總值17036.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8%。其中，出口8743億美元，增長24%；進口8293.7億美元，增長27.6%。累計順差449.3億美元，收窄18.2%。彭文生表示，由於中美貿易和中歐貿易在中國進出口總額中佔有相當高的份額，目前的美債危機和歐債危機對我國外需的未來影響不可小覷。無疑，外部需求的減弱，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國經濟增長推動力。
張曉晶表示，美債危機不會對我國金融體系和經濟運行產生破壞性影響。從全局上看，由於我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動力增強，投資和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高，外需在GDP佔比中的份額呈下降勢頭，所以，這場金融風暴並不影響我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基本面。面對國際金融風暴，我們要化危機為機遇，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推進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保障金融體系的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的平穩。
當前，要著力解決物價高企的矛盾，把穩定物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同時，要時刻關注國際經濟形勢的風雲變幻，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3.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前後後 索羅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後，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於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禦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於政府向有利於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並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裡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於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准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准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捲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盪，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後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並非經常如此。更為准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並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於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於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於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於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後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盪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於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後，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後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於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台——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台。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麼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湧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餘，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准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築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於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後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於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採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並放鬆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於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牆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湧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於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並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後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後來往往會後悔不迭。
由於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並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後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於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後，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夥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准備金的資金，並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面對LTCM將被迫拋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貸款人和投資者開始焦頭爛額，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國際投資銀行。除了巨額損失外，他們還擔心LTCM的平倉會使更多的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為此一批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利用私人資金的解決方案，對LTCM加大資金投入，取得控股權。這樣，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門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為糟糕的後果。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和其主力參與者之間聯系日益復雜，個體主力參與者的倒閉可能會給遠在其他地區的參與者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於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於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範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並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於監管鬆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後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鬆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於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並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後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並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於對准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於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範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苟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徵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值，結果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我們也經常發現銀行系統在基礎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動性較小的資本市場相比，則過於突出。這些脆弱的國家金融體系與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效率經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資金成本。我們經常會發現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會計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問題。此外，我們總能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獨立性，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各國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備的情況下即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大量資金在誤導的假定條件下流入，加大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地區之間或國家之間固然存在差異，然而興衰之勢還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遠見的領導者能夠洞察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在危機爆發前後從戰略高度管理危機。
（一）危機的醞釀階段，大體上可以從三方面分析：
實體部門中經營水平低下的企業。實體部門的價值損失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我們所見過的大多數情況下，實體部門在危機發生多年前就遭受經濟損失了。同時，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的金融中介的貸款風險也在逐步——有時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韓國為例，在發生危機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其他部門的資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機發生前四年間的情形更加令人沮喪，只有電信部門獲得的回報高於其稅後債務成本，而且這還要歸功於墨西哥電話公司（擁有長途業務壟斷控制權）的巨大影響。
對此問題，各國政府提升企業業績的態度一致，實施的方法和手段卻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經濟改革將市場競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業績不佳的企業暴露出來。結果，許多企業陷入了更加急劇的下滑中，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場療法。而在日本、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企業在政府的庇護下部分避免了外國企業的直接競爭，但卻因傳統的產業結構和政策不當而遭到損害，這種政策鼓勵對關鍵行業部門進行過度投資，實行的保護主義對國內企業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業進行必要調整的時間。同樣，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政府對經濟進行了幾十年的干預，實體部門深受其害。歸根結底，實體部門業績不佳是由經濟的封閉性所致，只有這樣的經濟能夠容忍指令性放貸、缺乏真正的競爭以及企業智力水平低下等現象。
銀行的舊游戲與新游戲。在經濟全球化之前，銀行業舊有的游戲方式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將資金輸送給企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對放貸的對象、項目和利率幾乎沒有選擇餘地。銀行的作用是建立一個存款的基礎，將資金借給政府和經濟中的戰略部門，且經常按照政府或銀行所屬集團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銀行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也是風險承擔者——畢竟它們的債務人極少、甚至根本沒有面臨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破產。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銀行都樂於與政府合作，有時甚至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政府機構。
然而，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環境。隨著進入壁壘的消除和相關法規的修訂，銀行的放貸限制被大大放寬，可以自行決定對象和金額，同時外資銀行加入了對其原有放貸對象的爭奪中。幾乎一夜之間，銀行的游戲規則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機遇與風險同時降臨。多數銀行不能適應這一新的規則。由於信貸技能薄弱、風險管理意識缺乏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對於越來越不穩定的企業實體，銀行不僅不停止對其貸款，反而繼續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貸款量。有些銀行則避開自己具有專門技術優勢的領域，轉向高風險的對公貸款和消費貸款，導致壞賬激增，業績開始被損害。隨著銀行業績不斷下滑，海外貸款繼續流入，銀行體系逐漸變成了紙牌搭成的房子，危機的侵蝕漸漸從實體經濟深化到金融層面。
與此同時，危機的跨國傳播渠道也開始形成。例如，韓國很多商人銀行為高額回報所吸引，利用短期資金積極參與泰國和印尼的房地產投資，但它們缺乏基本的對沖技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承擔的隱含風險。使問題更加復雜的是，韓國的許多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為這些商人銀行及其海外業務提供了擔保，使得風險水平在各部門乃至各國間不斷升高，並存在交叉流動的可能。
進退兩難的監管體系。危機醞釀時，監管者未能發現金融體系正在出現的失衡現象，抑或未能迅速採取行動及時阻止災難發生，這種監管失效的深層根源在於監管系統的結構性缺陷。即使是在發達的經濟體中，銀行監管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監管者按資歷而不是業績獲得提升，其薪酬與其提供的服務並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現。此外，有些國家的監管者與被監管的銀行領導人屬於同一個內部人組成的圈子，監管力量往往被約束。最重要的是，監管者極少由於取得成功而得到稱頌，卻常因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詆毀。銀行系統的持續穩健運行無法誕生英雄，系統一旦崩潰卻會使很多人成為禍首。這就導致新興市場中歷來缺乏優秀的監管者。
當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危險開始襲來的時候，監管者面臨痛苦的兩難境地：很多銀行通過相互貸款和交叉擔保聯系在一起，使得聯系性增強而實際上的風險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銀行倒閉，就有可能搞壞整個銀行系統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數情況下，關閉一家大型銀行就等於斷掉經濟的資金供給，這會扼殺許多要靠貸款才能完成經營預算的企業。此舉會破壞這些企業向其他銀行償還貸款的能力。而銀行也有壓力，銀行信心下降導致放貸金額的減少，同時損毀了銀行的信譽，這樣便會引發監管者極不願看到的危機。因此在面臨危機時，監管者往往顧慮重重，各種利益糾葛使他們左右為難。就在他們舉棋不定的時候，危機已經發生了，所以看上去他們的反應就是無所作為。
（二）危機發展的實質性階段，會在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時到來。
宏觀經濟政策（設定匯率和財政政策）決定危機發生的時間和規模，而外部沖擊則成為危機的觸發因素。在眾多因素的推動下，國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機的漩渦。
釘住匯率與幣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風暴的「大氣條件」中，匯率也許是最直接的觸發因素。實際上，如果按照貨幣的定義，任何「有管理的」匯率都是對貨幣「市場價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釘住匯率的安排，就會加劇扭曲的狀況，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在釘住匯率制度下，每一個經濟的參與者都在嚴密關注匯率，試圖從中發現疲軟的最初信號，以此評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政府在堅決捍衛貨幣穩定的同時，背上了沉重的經濟管理和公共關系負擔，極有可能在不堪重負之際對匯率進行突然的重新定價。
在很多案例中，國內相對疲弱的實體經濟無法與貨幣制度的要求同步，導致貨幣在危機發生前就已經被認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門失去競爭力，不能與選擇釘住的貨幣（如美元）保持一致。維持此政策的時間越長，貨幣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匯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實際匯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衛匯率：為了捍衛下跌的匯率，大多數政府會首先收緊利率，進而動用外匯儲備。此舉雖有利於提高對貨幣的需求，進而支撐起本國貨幣估價，但也會產生實體經濟部門實際支付提高、經濟活動總量減少、投資下滑的負面影響。
這種下滑會給銀行帶來三個方面的不良影響：首先，經濟放緩會減少對銀行貸款的總需求，銀行新增貸款會發生萎縮；其次，企業和個人投資回報減少，銀行不良貸款數量增加，未償貸款的盈利性也會下降；第三，貨
4. 中行在次貸危機中的債券投資遭受了損失，為什麼
所購買的債券因發債人倒閉而損失
但損失很少，大約之後17億元左右，相對於30000億美元，可為很小。
5. 目前我國通過股票市場融資約____萬億，通過債券市場融資約____萬億，直接融資規模不足___%
據估算，2010年全年非金融企業新增貸款規模約4.9萬億，通過股票市場融資約0.6萬億，通過債券市場融資約1.17萬億，直接融資規模不足30%，而國際上比較成熟的企業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一般超過70%。這個是我能查到的最近日期的數據。
6. 金融危機問題!
★ 一個小故事看透經濟危機 ★
看下面一個小故事，3分鍾徹底明白經濟危機是怎麼來的：
從前有兩個國家：紡織國和飛機國。紡織國有一億人口，會織布做衣服，年產二億條褲子。飛機國也有一億人口，不僅會紡織，他們還會造飛機，年產二億條褲子，造十架飛機。
紡織國要賣給飛機國一億條褲子，才能買回一架飛機。兩國貿易之後，社會財富分配如下：紡織國擁有一億條褲子和一架飛機，飛機國擁有三億條褲子和九架飛機。紡織國一個人一年只有一條褲子穿，一億人只能擠一架飛機。而飛機國呢，一個人一年能穿三條褲子，九架飛機隨便坐，比紡織國的老百姓坐火車還便宜！兩國人民付出了同樣的勞動和汗水，飛機國的人均財富竟然是紡織國的3-5倍。
第2年，飛機國改變策略，決定不生產褲子了，因為他們發現只要多賣幾架飛機，就能換回幾億條褲子，足夠全國老百姓的穿用。從此以後，飛機國的老百姓都解放了，每天泡吧、出國度假旅遊、喝咖啡、到紡織國投資。。。。。。而紡織國的老百姓們呢，為了賺更多的錢，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生產更多的褲子：三億條褲子，四億條褲子，賣給飛機國賺取可憐巴巴一點生活費。
飛機國的老百姓生活越來越滋潤，工作時間越來越短，工人越來越少，喝咖啡的時間越來越長，旅遊業、娛樂業、服務業發達。而紡織國的老百姓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幾乎沒有喝咖啡的時間，娛樂業和服務業都是為少數有錢人服務。
幾年過去了，飛機國越來越發富了，連窮人，甚至流浪漢都能隨便買得起豪宅了，錢多得不得了，可是紡織國還在不斷的生產褲子，都快年產10億條褲子了，飛機國面臨危機了，面臨錢太多的危機，錢再多也不能都買褲子啊，錢太多花不出去。
看官可能糊塗了，錢太多也有危機啊？當然啊，銀行里存了幾十萬億美金的錢，對銀行家來說也不是什麼好事，他得想辦法放貸出去才能賺錢啊，不然還要支付利息。沒辦法，銀行家拚命鼓勵企業和民眾貸款，鼓勵窮人和流浪漢也貸款買房子，沒辦法，錢多也難受啊。結果房地產先漲後跌，一些窮人還不起貸款，乾脆一元錢賣掉豪宅，繼續搬回豪華出租屋。
紡織國越出口越窮，看官更不明白了吧？紡織國並沒有因為出口而富裕，卻讓飛機國越來越富，因為把自己國家生產的50%以上的商品賣到別的國家，換來別人國家5%-10%的商品，結果是飛機國富得流油，紡織國依然活在最下層，最吃虧的是以多換少的紡織國。
紡織國面臨更大的危機，本來出口褲子就沒賺多少錢，一條褲子才賺1-2元，飛機國一旦減少進口，直接導致紡織國無數人下崗失業。
這個小故事道出了經濟危機的最高機密：沒有高科技產業，依靠以多換少的出口經濟，只能越出口越窮，是製造國家之間貧富分化的危機之源！
一個國家，只有掌握別人沒有的高科技產品，才能真正變成一個強國富國，讓別國為自己打工，而不是為別國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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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於 2008-12-29 09:51:35.0 發表 來自： 發送短消息
★ 唐朝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秘密：絲綢 ★
中國的唐朝為什麼富強？百國朝拜？因為唐朝有絲綢！
為了得到中國絲綢，在沒有飛機、火車、汽車的時代，當年全世界的商人們騎著駱駝不遠萬里，把幾萬里的沙漠戈壁，硬生生踏出一條絲綢之路，用他們國家最珍貴的黃金、珠寶、玉器，換幾匹絲綢，帶回國就能發大財。唐朝不僅繁榮富強，而且在全世界聲名遠播。
中國賣給各國商人絲綢、茶葉、瓷器，換來的卻是大把大把的黃金和白銀，造成古代全球經濟的巨大貿易順差，唐朝是當時世界的經濟中心，歐洲和日本虛心學習的楷模。
絲綢織品技術曾被中國壟斷數百年，中國古代各朝一直嚴密控制著絲綢織造業和養蠶業的技術流傳，並禁止其流向外國。唐朝是絲綢生產的鼎盛時期，無論產量、質量和品種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絲綢的生產組織分為宮廷手工業、農村副業和獨立手工業三種，規模較前代大大擴充了。同時，絲綢的對外貿易也得到巨大的發展，不但"絲綢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條，而且貿易的頻繁程度也空前高漲。絲綢的生產和貿易為唐代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看看美國中學歷史書是怎麼寫中國與西方的貿易問題：書中說，早在中國漢代，東西通商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逐漸形成，漢朝把大量昂貴的絲綢輸出到西亞。為了保護絲綢貿易，中國人一直保守絲綢製作過程的秘密。中國的統治者歷來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允許他們在廣州活動。中國賣給他們絲綢、茶葉、瓷器，換來的卻是大把大把的黃金和白銀，造成巨大貿易順差。1793年，英國人要求增加貿易權利，被乾隆皇帝拒絕，他說：「西方的東西找不出一件中國用得著的。」
漢朝和唐朝從絲綢貿易獲得的經濟的空前繁榮，由絲綢之路，國外的葡萄、無花果、黃瓜、核桃從西亞傳入中國，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1271年來到中國再到鄭和下西洋從非洲帶回長頸鹿，書中頗下筆墨。書中摘錄了《馬可波羅游記》中關於忽必烈皇宮的描寫：「宮殿屋頂很高，大廳都由金銀鑲嵌，牆壁上雕刻著龍、鳥、牧馬人和各種野獸以及戰斗的場面。天花板上也是如此，滿眼都是黃金和圖畫。廳很寬很長，可以容納6000人的宴席。」 足見當時的中國是多麼的繁華，遠遠超越當時世界各國的經濟水平
正因為唐朝、宋朝始終領先全世界的高科技產品銷售全世界：絲綢、瓷器，在17世紀至18世紀中葉，整個歐洲甚至包括俄國，掀起過一場「中國熱」。 當時的中國被全世界推舉為「模範文明」。 當時中國對西方的影響，遠遠大於西方對中國的影響。
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只有壟斷別國沒有的高科技，才能實現經濟真正繁榮富強，自然會變成全世界羨慕的「模範文明」
假如張無常、歷以寧這樣的「經濟學家」回到唐朝，向朝廷獻策，主張絲綢做「世界工廠，引進外資」，唐朝的發展會如何？用不了幾年，就發現絲綢技術外泄，越南、泰國、印尼都開始大規模生產絲綢，唐朝拚命提高絲綢產量，但絲綢國際價格卻越來越低，原本一斤絲綢能賣一斤黃金，最後跌到一斤白銀、一斤銅、一斤鐵。
原本只有歐洲皇家、貴族、富商才能穿得起的絲綢衣服，到最後變成非洲難民都能買得起的地攤貨。唐朝發動全國人民瘋狂大生產絲綢，卻發現越來越窮，絲綢的利潤壓到幾乎不賺錢，不消10-20年，泛濫的絲綢造成世界發生經濟危機，全世界不再需要那麼多絲綢，唐朝大批絲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但富裕的是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都有絲綢衣服穿，連路邊要飯的都穿絲綢褲子，失業的唐朝人民自己卻不一定能穿得起絲綢了。
這就是真正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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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於 2008-12-29 09:51:52.0 發表 來自： 發送短消息
★ 日本的強國之路 ★
日本二戰之前是世界的紡織工業大國，二戰之後轉型製造業大國，60-70年代轉型高科技大國。換言之，中國還停留在日本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思路！
有人說日本是外向型經濟，這顯然是一個無知的謊言。人們可以看到這樣鮮明的對比：日本外貿小小的（佔GDP15％），中國外貿大大的（佔GDP60％）；
日本出口是高價出低價進，以少換多。中國出口是低價出高價進，以多換少；
日本外資法第一條，「只准許有利於日本經濟的自立和健全發展以及可改善國際收支的外國資本進行投資。」外資只佔1％。中國則門戶洞開，來者不拒，外資超過30％，國內28個產業有21個被外資控制；
日本有「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不依賴外國消費，始終國民優先國貨優先。中國則沒有類似計劃和政策，對外依存度高達70％，本國國民是二等公民。
由此可見，中國和日本的經濟政策毫無共同之處，而且完全是相反的。
世界上只有中國，拿國家有限的資源，人民的血汗，用來為世界服務。
美國用飛機換中國的褲子，日本用照相機和汽車換中國的褲子，中國最後的結局就如同上面故事中的那個紡織國一樣，一旦飛機國的消費下降，受傷最深的反而是紡織國。
歷史的內容在不斷變化，但歷史的規律永遠沒有變過，一個民族如果不能製造別國沒有的高科技產品，不能製造別國沒有的飛機和絲綢，我們就永遠無法真正走向繁榮富強，生產別國都能生產的東西，拼價格，賣血汗，這個國家永遠富強不了。
美國、日本、德國為什麼富強？單單比較GDP總量，中國可能會在10-20年後超過美國，但是人均財富可能永遠也超不過這些國家！因為美國、日本、德國能造現代的「絲綢」：大飛機、高科技設備、電子、超導、液晶、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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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於 2008-12-29 09:52:09.0 發表 來自： 發送短消息
★ 重溫「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
當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何等高瞻遠矚！
幾十年過去了，為什麼我們的科技水平還是趕不上去？今天的我們還停留在10萬個工人姐妹們辛辛苦苦一年做一億條褲子才能換回一架飛機的科技水平？心甘情願的變成了一個二流國家？
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國，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都牢牢控制著核心科技機密絕不外泄，中國的賣國經濟學家們「市場換技術」理論，不僅沒換到什麼技術，市場也丟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這兩年，美國的前GE總裁傑克韋爾奇很火，帶領美國通用電氣重新走向輝煌雲雲，被譽為世界企業管理大師。其實他的核心秘密只有一條：讓通用電氣放棄做別人一樣的產品，做GE獨家能做到最好的高科技產品！生產別人不會造的「飛機」和「絲綢」。
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是愛迪生發明電燈泡之後，為了大規模生產電燈而創辦，後來逐步退出照明產業，轉型生產電冰箱和電視機，後來GE又放棄了這些夕陽產業。在傑克韋爾奇時代，全面轉型生產大宗高科技產品：醫療設備、飛機引擎、發電設備等。GE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個不斷追求高科技產品，放棄低科技產品的歷史。至於他鼓吹的什麼管理理論其實大多都是成功之後的吹牛灌水，千萬別當真。所謂「真傳一句多，假傳萬言少」，正是此理。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一個成功的企業尚且如此，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歐美國家的科技研發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最高比例在1.5%至2.6%之間。而中國1950－1979的最高年份是2.32%，平均1.28%。那時候中國自己能造衛星、火箭、高產水稻、大飛機，現在卻忙著生產褲子、鞋子、玩具。
我們中國到了80年代90年代，中國的科技投入連年減少，降低到了0.6%。汽車和電腦只能組裝和造外殼，貼個牌冒充國產貨。到了1999年，美國轟炸了中國的大使館。我們終於明白了：「歷史告訴我們，有些東西是花錢買不來的」。同年，國家召開兩彈一星有功人員的慶功大會，持續20年的「造船不如買船」的科技政策才開始慢慢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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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於 2008-12-29 09:52:27.0 發表 來自： 發送短消息
★ 貨幣沒有戰爭，戰爭的是科技 ★
再談談貨幣，中國真的窮么？真的沒有錢么？讓我們看看什麼是貨幣的本質！
更讓我們看看是什麼狗屁理論讓中國人手上沒錢的！
最近有一本很熱門的書，叫《貨幣戰爭》，說美國放棄金本位是陰謀，美元會不斷貶值，鼓勵大家收藏黃金保值。這個觀點其實是落伍的，黃金只是一種稀有的金屬而已，沒必要把它的地位抬那麼高。
一個國家真正的「黃金」，其實是別人沒有的高科技產品。貨幣只是一種易物貿易的符號，當唐朝能造絲綢的時候，不論唐朝貨幣是鐵幣還是銅幣，必定是最硬的硬通貨，所以，對唐朝和世界而言，絲綢就是黃金貨幣。當別的國家也能生產絲綢的時候，唐朝的貨幣立刻貶值，這時如果唐朝還堅持貨幣升值，腦袋一定進了水。
當年的唐朝和絲綢的關系，宋朝和瓷器的關系，就如同今天的美國和石油、高科技的關系，美國控制了高科技和石油，美元就變成了黃金貨幣，沒有石油和高科技、尖端武器支持的美元，就跟石頭一樣不值錢。這也是美國為了石油，不惜幹掉伊拉克薩達姆的深層原因。
凱恩斯的貨幣理論，貨幣發行不受金本位、銀本位的限制，每個國家都可以為本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貨幣資金，根本不需要依靠洋錢。解決了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錢的問題。
凱恩斯還提出需求拉動理論，說明每個國家只要保護好勞動者，提高勞動大眾的消費力，擴大市場消費大盤，企業生產自然水漲船高，哪用得著依靠外需？
美國和西方國家早就看透了這一點，他們放棄金本位，是明智的，是高瞻遠矚的，不是陰謀，是陽謀！一個國家真正的黃金儲備，不是藏在銀行地下倉庫裡面的金磚，而是藏在國家專利局裡面的知識產權，是實實在在的高科技產品。當美國每造一架波音飛機，就相當於美國多了一噸黃金儲備。
我們要搞明白一件事情，貨幣只是一個易物交易的符號，一個國家能生產多少商品，就應該造出多少貨幣，鼓勵老百姓去消費。
所以，世界上不應該存在缺錢的國家，只存在缺商品的國家！一個國家平窮落後，不是因為他們缺錢，而是他們造出的商品太少，或者科技含量太低。
千萬不要相信外國經濟學家和賣國經濟學家們的狗屁理論，什麼股市不能有泡沫，國家要控制貨幣流通，其實這些理論，反而是讓中國陷入經濟危機的真正陷阱。
看看美國，一年GDP只有13萬億美金，卻有50萬億美金的國債。中國如果有膽子發行50萬億國債，促進內需，這次經濟危機也不會受傷這么重。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閉關鎖國到改革開發，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是中國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絕不是為了回到解放前！讓我們走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全球化、私有化、自由化、世界工廠、外向型經濟、比較優勢等，只是這條老路的新包裝。
當美國人開動他們的印刷機，源源不斷印出美元，就能買走中國的一切：褲子、鞋子、玩具、工廠、房地產、銀行、人力，這才是天下最大的滑稽之事，中國人將永無出頭之日！
7. 2012當前宏觀經濟的狀況如何,宏觀經濟對債券的影響
2009年，國際經濟環境更趨嚴峻，國內經濟發展面臨著周期性調整和結構性調整雙重壓力。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全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成為全年工作的主線。扭轉經濟增速下滑趨勢：宏觀調控最重要的目標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演化而成的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擴散蔓延，嚴重沖擊全球經濟，波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沖擊強度之大超過人們的預料。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我國經濟本身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我國經濟運行困難急劇增加。特別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來，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 一是工業生產顯著放緩。去年最後3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幅同比分別回落9.7個、11.9個和11.7個百分點；能源、原材料和運輸需求縮減，鋼材、電解鋁等產品市場價格下降，產能過剩問題明顯暴露。今年前兩個月，工業生產增速雖有所提高，但仍處於近7年來的最低點。 二是對外貿易急劇下滑。去年11、12月份，外貿出口額分別下滑2.2%、2.8%。今年以來，出口下滑幅度進一步加大，1月份下降17.5%，2月份下降25.7%。 三是部分企業經營困難，企業訂單減少、銷售不暢、利潤縮減狀況從沿海向內地、從中小企業向大企業、從外向型行業向其他行業蔓延，虧損企業增加較多。今年前兩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37.3%，創多年來新低。 受經濟增速下滑影響，全國企業用工需求明顯下滑，就業形勢更趨嚴峻。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還在蔓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為此，必須堅持靈活審慎的調控方針，提高宏觀調控的應變能力和實際效果，盡快扭轉經濟增速下滑趨勢，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在外需顯著萎縮的情況下，著力擴大內需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必然選擇。當前，擴大內需最主動、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大規模增加政府投資，實行結構性減稅。 去年11月5日，我國宏觀調控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財政政策從「穩健」轉為「積極」，貨幣政策從「從緊」轉為「適度寬松」，並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推出了兩年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規模相當於2007年GDP的16%。其中，中央政府新增直接投資1.18萬億元，主要用於民生工程、技術改造、生態環境保護、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地震災後恢復重建。根據預算，今年國家將落實1.18萬億中央新增投資中的5915億元。 在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時，國家還推出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通過減稅、退稅、或抵免稅等多種方式，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增強微觀經濟活力。 據初步測算，今年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落實已出台的中小企業、房地產和證券交易相關稅收優惠以及出口退稅等方面政策，加上取消和停徵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可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 受經濟增速放緩、減輕企業和居民稅負等影響，去年四季度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出現多年不見的負增長。今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又需要大幅增加投資和政府支出，財政收支緊張的矛盾十分突出。 為了彌補財政減收增支形成的缺口，國家今年安排中央財政赤字7500億元，同時發行2000億元地方債券。全國財政赤字合計9500億，雖然增加較多，但仍在我國綜合國力可以承受的范圍。 此外，國家今年將嚴格控制一般性開支，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加大對改善民生、基礎設施、災後重建等領域的支持力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 貨幣政策的變化，始終與宏觀經濟形勢緊密相連。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11月我國決定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是貨幣政策近10年來首次提出「適度寬松」。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其反周期調節和保障流動性供給的作用，便利、及時、較低成本地供給資金，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 去年以來，中央銀行連續5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大幅減輕了企業財務負擔。同時，還連續4次下調存款准備金率，使商業銀行流動資金大幅增加。今年，國家繼續改善金融調控，保證貨幣信貸總量滿足經濟發展需求。為此，廣義貨幣計劃增長17%左右，新增貸款5萬億元以上。今年前兩個月，銀行信貸大規模增長。其中，1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1.62萬億元，2月份增加1.07萬
8. 急!!! 次貸危機為什麼引發全球資本震盪
你要是高中生的話,簡單理解就可以了.
銀行利潤=貸款利息-存款利息-銀行日常的花費.要想取得收益銀行作為企業法人就必須向外發放貸款.換個角度想你要銀行主管肯定希望自己能發放多的貸款,在利益的驅使下,以及政府的鼓勵下,美國銀行把錢借給了次級貸款者,也就是信譽不太好的以及可能沒有多少經濟實力來清償債務的人,這樣結果可想而知,次級貸款者貸款買房,一段時間帶動了很多部門的興盛,比如建築等等,但是象建築這樣的企業把資本都投入了,但是次級貸款著還不起債務.很明顯問題就出現了,企業的錢都投入了,不見收益.銀行的錢放出去了,不見回來.最終危機就出現了
,全球資本震盪
9. 中國債務的風險到底有多高
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率到底是多少？這些債務的風險有多高，會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系統性風險或者區域性風險，應對這些債務和風險有哪些應對舉措？基於此，日前，國務院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第25次文津圓桌閉門研討會進行研討。
債務總量持續增長但整體可控
數據顯示，以廣義信貸總量的指標，到2016年一季度末，廣義信貸為134萬億，廣義信貸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個百分點。以各項貸款比GDP的指標，到2015年底這個指標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個百分點。這說明這些年我國債務總量在持續增長。
不過，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國鋒稱，相對債務總量增長，債務結構的問題更加需要引起關注。
何國鋒強調，值得關注的是，社會整個融資體系結構不合理，長期依賴銀行體系。他說，近年來，直接融資尤其債券融資這塊發展比較快，但股票融資佔比比較低。2015年末債券和股票融資總量在社會融資規模佔比14%左右，這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壓力和風險過度集中在銀行體系，銀行業承擔了大量本來應該由資本市場解決的一些金融服務，像科技創新、大眾創業、兼並重組這些應該由股權融資來做更好一些。
就整個銀行體系來看，中國銀行(601988,股吧)體系的不良貸款率仍較低。何國鋒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同時整個貸款損失准備也比較充足，目前商業銀行貸款撥備有2.4萬億，今年以來還在增長，撥備覆蓋率175%，貸款撥備率3.06%，對於不良貸款仍有充足的撥備。
此外，企業債市場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業債券存量規模4.17萬億元，占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余額的四分之一左右。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財政處處長關鵬表示，發改委管理的企業債券最大的特色是與投資項目直接掛鉤，服務於國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和重大政策，資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較優質的資產，能夠產生穩定的經營收入，是債券還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業債券在整個公司信用類債券的各品種中違約數量最少，信用風險總體可控。
另外，財政部預算司債務處處長尹李峰也提到，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當前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尹李峰說，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兩項合計全國政府債務26.66萬億，佔GDP的比重為39.4%，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從地方政府債務來看，目前債務風險也總體可控，以國際通用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線。與一些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不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與債務相對應的優質資產作為償債保障，加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也為債務償還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過，針對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體有所下降、局部地區的債務風險有所上升、地方政府違法或變相舉債擔保情況仍有發生、一些地方還有一些不規范的PPP模式等新情況和問題，尹李峰稱，有關部門正在督促地方和相關部門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從居民負債來講，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提到，2013年中國達到55.5%，美國為113%(2007年為143%)，日本是130%。相對來講，中國的居民部門負債率還是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曹紅輝說，消費的貸款在中國是兩倍於經營性負債的，佔到整個居民負債的32%，其中居民負債中，80%是用於購買房產，其次就是汽車和信用卡的貸款。另外，中國的居民人口結構中，40歲以下佔53.71%，這說明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並非是造成中國居民負債增長的一個顯著制約因素，今後還有比較大的增長空間，人口結構沒有成為一個約束。按照美國15%的居民負債的邊界來看，大概我們可以新增40.69萬億的居民負債空間。綜合舉措解決結構性債務問題
在論壇上，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表示，全球債務同樣在增長不能光拿中國說事。他說，從全球來看，2000年開始全球債務87萬億，2007年是142萬億，2014年是200多萬億。在2007年到2014年債務危機債務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萬億美元。債務對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絕對值和相對值都在上升。到現在為止這種持續上升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各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雖然總體負債水平上升，但相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GDP負債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低位的水平。
曹紅輝說，2001年到2014年，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達到49.7萬億美元，新興市場為14.2萬億美元。從全球來看，數量眾多的邊緣化國家的負債率在下降，少數重要的經濟體的負債率卻在快速上升，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差異。比如，美國2001到2014年負債率從53%上升到100%，日本從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桿的過程中，美英兩國效果最為顯著，但其他發達國家的居民債務水平不減反增，比如加拿大、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債務持續膨脹，荷蘭、丹麥、挪威的杠桿率大大超過了美國的峰值。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萬喆說，中國的債務狀況總的來看有三點，一是赤字總體比較小，二是經濟增速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政府掌握了很多生產性資源，不大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整體來說，債務水平和狀況應該是可控的。但問題是，既然債務實際可控，為什麼坊間、尤其外圍對中國的債務問題會有這么大的恐慌呢？
她說，這其中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比如債務總體不透明，除了過去不願意主動公開債務情況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債務都是直接顯性的債務，有一些直接隱性和間接的債務沒有談到，隱性債務如何清算出來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另外，政策的不連續，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轉向特別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層後出現異化，再有可能一些可執行的程度不是那麼高，這容易招致質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何帆也認為，中國的債務問題是結構性的。總體來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並不高，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增長速度比較快，企業負債水平較高。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願意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希望地方多花錢，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並沒有明確劃分清楚。第二，企業負債很高，跟依靠貸款的粗放增長方式，跟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都有關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資超過了自己的需求，錢到手之後轉手倒給中小企業，自己還能賺一筆錢，導致負債率越來越高。如果看這些指標，只能說中國經濟處於亞健康狀態，但並沒有到了馬上就要出現危機的地步。
何帆預測，如果真的出現危機，肯定反映在流動性方面。政府債務的騰挪空間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業的負債，企業到最後還不上錢了。只是目前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況大體來講還比較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惡化，另外，企業的資金仍然主要用於日常經營，尚未出現企業資金大量被佔用還舊債的情況，也沒有出現明顯的還債擠佔了投資的情況。
何帆認為，債務問題是必須盡快解決的。不過，中國還遠遠沒有到了馬上就要爆發債務危機的時候，不必過分擔心。有時候，債務危機是自己嚇出來的。
何帆建議，應該密切關注債務指標，同時盡快做好預案准備。各種解決債務問題的政策措施很可能會有一定的副作用。解決債務問題，需要「雞尾酒療法」，各種葯效需要配合，劑量需要斟酌，對潛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慮。
何國鋒也表示，要實現經濟有序去杠桿，把債務盡可能的降下來，還是應區別對待，分類施策。從銀行信貸角度，總的思路還是應該通過信貸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對不同行業或不同產業採取不同的措施。從銀行監管角度來看，企業負債整體較高，同時企業債務風險已經有所暴露。當前，主要以央企作為突破口來研究怎樣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和企業債務鏈，緩解企業相互拖欠資金的問題，同時穩妥處置僵屍企業的信貸風險。對僵屍企業，現在主要還是盡量推動其進行兼並重組、債務重組，盡量少實施破產清算，對於必須要破產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貸怎麼退出來，包括信貸退出的方式、節奏，包括影響，盡量不搞大規模一刀切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