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有關國債的論文
國債是國家公債的簡稱，是指財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發行的以人民幣支付的國家公債。它是國家為維持其存在和滿足其履行公共職能的需要，在有償條件下籌集財政資金時形成的國家債務。
從財政=稅收+費用+利用+債務+其他收入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總體平衡中，是由支出來決定收入的。因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對足以支撐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產生了財政。這是現代國家「以支定收」的基本財政理念。同時，也可以看出 ，收入是隨著支出的變動而變動的。在支出一定的情況下，各種收入之間則存在著此增彼減的關系。一個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滿足生產、生活支出的情況下是不需要去借債的，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只有當以稅收為主的其他收入不足以滿足國家預算的情況下，才需要發行國債。從這里就可以看出債在財政收入中扮演著一種補充性的角色。所以從根本上說，國債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當稅收、利潤和費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滿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時，國債才能作為某種調節器在靈活性上使財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國債的基本功能就是彌補財政赤字。
在市場經濟下，政府需要滿足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種類繁多、項目龐雜而經濟效益又非常隱性的公共物品決定了政府用來滿足這類支出的財政收入就必須具有穩定可靠、數額龐大等特徵。與國債相比，稅收恰好具有這一特性。稅收憑借其強制性、固定性與無償性這三大特性穩居財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國債的特徵則是自願性、有償性和靈活性。自願性是建立在群眾自願承受的基礎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穩定可靠。有償性是任何債務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徵，借債就必須償還。靈活性則是指國債的確立是以財政收支之間的差額為依據的，既不具有發行時間的連續性，也不具有發行數額的固定性。
國債在財政收入中所承擔的角色就決定了國債應有的規模。從理論上講，一國在每一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下，必然客觀地存在著某種適度債務規模的數量規定性，也就是說，在這一規模上，國債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對經濟生活的正面積極影響作用最大，相對而言負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現實生活中，決定或影響適度債務規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場健全程度，國債的結構狀況、籌資成本與所籌資金的使用效益等等。這些因素都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對國債總量的把握。
因此，國債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務就在於如何通過實體、程序上的各種規定以保證、維持國債的發行最大程度上促進經濟發展。
熊比特在1918年發表的《稅收國家的危機》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稅收國家危機的理論，其基本理念即在於由於國家職權的過度擴張，導致國家的支出大量擴充，無法由常規的稅收收入來支應，最終將導致國家過度舉債。如何避免這種危機是國債法的根本任務所在。
國債法是調整在國債發行、使用、償還和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從新中國建立之初，國家就十分重視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政府財政收入和調控經濟，先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規定，但至今，我國並沒有統一的國債立法，有關國債的法律規定，基本上是發行一次國債，就對此進行一次的國債立法，在效力層面上也主要集中在法規和規章的層面上。
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中央政府就決定於1950年發行一批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通過《關於發行人民勝利建設公債的決定》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債發行的國債立法的開始。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從1958年開始發行國家經濟建設公債，制定《1954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條例》。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成為一個「既無內在，又無外債」的國家，相應的國債立法也就停頓下來。1981年1月，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庫券條例〉，決定從當年起恢復發行國債。隨後從1982年—1991年，國務院先後又發布了當年的國庫券條例，在此期間國務院、財政部又先後發布對已發行的國庫券進行償還、付息等的法律規定，以及特種國債等其他國債方面的法律規定。1992年3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庫券條例》，從這次的條例規定中，不再象以往那樣是針對某一年發行國庫券的規定，而是對國庫券的有關內容作出了較為統一的規范。
自1994，我國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就已經超過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勢。,在1997年我國整個國家財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財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發行國債來維持。如果說26.8%的國家財政的債務依存度還沒有高到無法承受的地步的話，那麼55.6%的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則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大大超出了國際公認的安全線（15-20%）。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主要目標的中央財政支出，其資金來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賴於發行國債，這不僅與政府活動本身的性質不符，而且照此發展下去，其潛在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調控這種風險，我認為主要的手段應該運用法律進行。法律的完善也就意味著這種風險在社會中可期待地被降低。
通過法律對發行國債的程序的規定以防止國債發行權的濫用。從根本上說說，國債的發行應納入國家預算的范圍之內，由權力機關進行，不應該隨意下放。同時完善法律法規，盡量杜絕在各個方面的漏洞，以保證國債的正常運行並被用於正當的用途。國債，作為財政信用，它以國家為後盾，而國家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才能把這種信用制度強制地、穩定地建立起來，使其來源更具有可靠性，才能使國債的購買和轉讓者更增強信賴感。建立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重要的是創造一個法律環境，要在國債方面形成一個完整、配套的國家信用法律制度。只有通過對國債法的制定才能增強國債市場的透明度，才能預防和解決國債發行和轉讓中的矛盾和糾紛，促進國債市場的順利發展，為國債市場的順利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
希望採納
『貳』 財政學論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特點和改革方向》
碩士論文應能表明作者確已在本門學科上掌握了堅實的基礎理淪和系統的專門知識，並對所研究課題有新的見解，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成獨立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能力。
博士論文應能表明作者確已在本門學科上掌握了堅實寬廣的基礎理論和系統深入的專門知識，並具有獨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學或專門技術上做出了創造性的成果。
學術論文
學術論文是某一學術課題在實驗性、理論性或觀測性上具有新的科學研究成果或創新見解和知識的科學記錄；或是某種已知原理應用於實際中取得新進展的科學總結，用以提供學術會議上宣讀、交流或討論；或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或作其他用途的書面文件。
學術論文應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內容應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而不是重復、模仿、抄襲前人的工作。
主要特點
科學性
學術論文的科學性，要求作者在立論上不得帶有個人好惡的偏見，不得主觀臆造，必須切實地從客觀實際出發，從中引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在論據上，應盡可能多地佔有資料，以最充分的、確鑿有力的論據作為立論的依據。在論證時，必須經過周密的思考，進行嚴謹的論證。
創造性
科學研究是對新知識的探求。創造性是科學研究的生命。學術論文的創造性在於作者要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能提出新的觀點、新的理論。這是因為科學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統的」，「科學方法主要是發現新現象、制定新理論的一種手段，舊的科學理論就必然會不斷地為新理論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沒有創造性，學術論文就沒有科學價值。
理論性
學術論文在形式上是屬於議論文的，但它與一般議論文不同，它必須是有自己的理論系統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羅列，應對大量的事實、材料進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一般來說，學術論文具有論證色彩，或具有論辯色彩。論文的內容必須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符合「實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綜合」 的科學研究方法。
平易性
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述科學道理，不僅要做到文從字順，而且要准確、鮮明、和諧、力求生動。
專業性
是區別不同類型論文的主要標志，也是論文分類的主要依據。
實踐性
是論文價值的具體體現。 它還表現在內容上，旨在根據一定的崗位職責與目標要求培養能力。
『叄』 財政學論文：我國2000年至今的財政支出狀況
我國財政支出狀況實證分析
文章摘要: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與否不僅關系著地方政府能否在一定財力約束下有效地履行其職能，而且還影響到地方乃至全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因此，有意識地控制、完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並使之達到優化狀態是財政主體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文章以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及現狀分析為起點，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公共財政體制下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對策思路。
文章主題:財政支出 GDP 經濟建設費 行政管理費
http://www.verylib.com/QiKan/63284A/200404/21364040.htm
『肆』 求一篇關於財政學的小論文
菜園的吧……？
『伍』 老師要我們寫一遍關於 結合美國金融危機談談我國國債的現狀及風險 的論文 5000字 要怎麼寫呢
你好，我不是什麼專家，就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分享一下。
文章屬於摘抄。請查收。
中國全身而退的機會幾乎為零
「兩房」終獲美國政府出手搭救，這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兩房」債權人鬆了一口氣。然而美國政府的出手意味著美國財政赤字將創歷史新高，美國國債的信用評級可能被調降，或將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國債債權人套得更深。
「只要有如此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在，那麼不是這里損失，那裡也會損失。」社科院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斌昨天表示，被美國國債深套，主權財富基金或外匯儲備出海抄底不成，反成「墊被」的不只是中國，這是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共同困境，「問題的症結在於我們是否需要那麼多外匯儲備？」
「兩房」獲救的悖論
公開資料顯示，「兩房」共持有5.4萬億美元的未清償債務，約佔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總規模的40％。如果「兩房」破產倒閉，全球金融市場將出現大幅動盪，那些「兩房」的債權人處境可想而知。
對於美國政府的救助計劃，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張明分析認為，這意味著2008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將達到歷史新高，與「兩房」資產組合有關的信用風險，大部分將轉移到美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新增美國國債的信用評級可能被調降，存量國債的市場價值可能縮水，從而給國際債權人造成資產損失。」
而據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流動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6月，我國持有美國國債5038億美元。
「不是這里虧，就是那裡虧，羊毛都是出在我們身上。」張斌形象地說，「毫無疑問，在美國爆發的這場次貸危機中，包括中國、日本等國在內的國家，成了強有力的買單者。」
對此，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梅新育的看法較為樂觀。他表示，我國外匯儲備管理採用「持有到期」的策略。存量美國國債市值降低，這對於持有債券不到期就轉手的投資者來說有損失，但官方儲備管理通常是持有債券到期收回本息。
買還是不買「都是虧」
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之一，中國央行目前正為如何處置所持美國國債感到左右為難:如果央行停止購買美國債券，其原有投資將陷入虧損，因為購買美國國債收益率僅3%；如果繼續購買，人民幣的升值因素也將導致虧損。
「除了收益率損失外，央行所持美元債券還將遭受匯率損失和價差損失。」海通證券宏觀經濟高級分析師陳勇稱。
盡管遭遇多重風險，央行目前卻無法停止繼續購買美元債券，因為這將導致美元貶值，引發中國原有投資進一步損失。陳勇表示，這一兩難處境是人民幣匯改滯後所造成的，由於結售匯機制，央行不得不持有巨額外匯儲備，也不得不持有巨額美元債券資產；而美元一旦惡化，「我們是大戶」，風險自然更大些。
紐約時報上周五報道稱，因在美國公債和抵押貸款市場的投資價值縮水，央行已經開始與中國財政部就充實其資本金的方式問題進行了會談。
該報稱，財政部最有可能採取的方式是，直接將其他政府機構的債券轉至央行。報道還稱，由財政部注資將降低央行獨立性。財政部對人民幣升值一直抱反對態度，這或將對央行產生一定影響
「僅僅是沖擊的開始」
在張明看來，持有1.8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之後，中國已被美國資本市場深度套牢，全身而退的機會幾乎為零。他分析稱，中國政府很難通過多元化外匯儲備來規避風險。如果中國每年不購買1500億美元左右的機構債，而改為購買其他金融產品，將會面臨其他問題。例如，如果中國政府購買更多美國國債，將會導致國債收益率下降；如果購買更多企業債，外匯儲備面臨的風險將會上升。當然，中國可以轉而購買其他國家的金融資產，但是這種做法也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歐元資產太貴，日元資產收益率太低。任何國家資本市場的交易成本都高於美國。
「如果我們不下決心糾正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那麼中國的宏觀經濟、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沖擊，『兩房』危機可能僅僅是沖擊的開始。」張明說。
外管局出手的尷尬
不僅僅是持有巨額美元債券資產。值得一提的是，盡管中投屢戰屢敗，但中國外儲出海的步伐依然「矯健」。據財經網報道，截至今年8月底，中國外管局已在近50家英國上市公司分持1%以下的股權，這些公司既包括巴克萊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英國天然氣公司、吉百利、英國電力公司、聯合利華、樂購、傳播公司等，還有力拓、必和必拓亦名列其中。
而此次外管局上陣，外匯儲備的大規模出海歐洲似乎運氣也並不好，恰恰趕在「歐元區的危機」，變身成了「歐元或英鎊資產」。就在這個8月，歐元區的「次貸問題」開始浮現，長期堅挺的歐元和英鎊大幅跳水。統計顯示，自8月11日-9月8日間，歐元兌人民幣貶值5.45%，兌美元貶值4.74%。
『陸』 求一篇財政學的論文題目是「對當前我國積極財政的思考」
1997年下半年，始發於泰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明顯減慢，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當時嚴峻而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果斷地調整了宏觀調控策略，實行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
一、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理念長期化的隱憂
由於我國目前的市場態勢，總體上已由「經濟短缺」過渡到「經濟過剩」，「經濟過剩」有可能成為我國今後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常態」。對此問題的關注，實際上反映了大家對我國近幾年大規模財政赤字及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
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即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短期看，的確能促進經濟的增長，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義的。但是，不管哪個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要受到國家財政能力的制約，沒有足夠的財力做後盾，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難以支撐的。雖然從1999年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來看，我國的國債余額佔GDP的比重為12．93％（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60％左右），國債余額占居民儲蓄余額的比重為17．60％（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為30％左右），說明我國國債的發行仍有較大的餘地；但從國債償還率指標來看，我國1999年國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財政收入的比重達16．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10％左右），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再從債務依存度看，這一指標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國債務依存度1999年達30．6％（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20％左右），而中央債務依存度更是高達9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30％左右），都遠遠地高於國際公認的控制標准。1998年以來，整個國家財政有1／4的支出、中央財政有1／2的支出依靠發行國債來維持，這充分顯示出我國財政的脆弱性，必將對我國未來的財政安全構成巨大的潛在風險。盡管我國目前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距國際警戒線較遠，但實際上我國的財政債務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債務並沒有現實可比性。因為西方的財政債務一般都等於公共部門債務，而我國的財政債務一般小於公共部門的債務。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個項目：一是准國債項目；二是國有銀行體系不良資產中的潛在損失；三是隱性養老金債務。顯然，如果只單純計算國家的財政債務，而不把以上三個項目考慮在內，就自然會低估政府債務規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個項目計算在內，則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就會大大增大。在我國，由於社會性質決定了政府財政是所有公共部門債務的實際最後承擔者，所以，我國的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要遠遠高於財政債務規模。據有的學者估算，1999年我國公共部門的實際債務已超過當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其次，「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加大財政赤字。財政赤字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從理論上講，只要經濟不斷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公眾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財政赤字規模（由此導致的國債規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會導致什麼財政風險，即隨著赤字與債務的繼續增加，到未來的某一天，政府既無法用財政結余來彌補赤字，又不能通過借新債來換舊債和彌補赤字，且又得不到國際上的有力援助。那麼，政府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多印發鈔票；二是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惡性通貨膨脹，後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的破產，這兩者都意味著經濟或政權的崩潰。本人認為，由於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本來是在蕭條時期應該暴露出來的問題，如經濟結構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收入差距問題，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等，在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下，被暫時地掩蓋起來，一旦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減弱，這些問題就又會重新暴露出來，對經濟增長形成障礙，應引起足夠重視。
再次，政府債務籌資，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債務而言，其成本就是債務利息。一般來講，債務籌資成本是與政府的信譽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譽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國內外無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況下，債台高築的政府信譽級別與其債務規模成反方向變動，而政府的債務風險卻又隨債務規模的擴大、信譽級別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羅斯財政與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就在於此。
最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要靠政府機構來運作，並與行政行為結合在一起，這在執行過程中必然要帶有濃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導致計劃經濟體制的復歸，弱化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和效率。由於我國目前的產權改革一直沒有真正到位，沒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財產主體，所以，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投資決策失誤、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變。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與約束機制，公共投資被貪污、被侵佔、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現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轉，這都必然會嚴重影響到財政支出的實際效果。
目前，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總量矛盾與結構矛盾是相互交織、相伴而生的，採取簡單的總量擴張政策是難以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採取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經濟卻始終啟而不發，關鍵在於日本未能將結構調整政策有效地結合於總量擴張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目前情況下，我們不能一味地依賴擴大財政赤字與大規模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增長，財政支出的增加，必須建立在財政收入可靠增長的基礎之上，同時注意解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應該從轉變政府投資方式入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從財政投資這種直接手段轉向利用財政投融資、財政貼息等間接手段，使政府投資成為杠桿，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具體包括：（1）改變財政投融資方式，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以便從制度上解決財政投資需求與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2）採取多種手段吸納社會資金。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吸納社會資金，尤其是民營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領域，從而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功效。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民間投資的增長對於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幾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快，但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則會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除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外，還應全面落實引導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如落實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門檻，在稅收上切實實行國民待遇，防止稅負不公、雙重征稅等歧視性措施。要加強金融支持，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加強法律保障和服務機構。
第二，運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根據我國目前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適當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投資風險小、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項目。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長期以來制約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於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城鄉居民消費。
第三，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啟動最終消費。在這方面，一是要從調整體制內人員的收入水平入手，以處於類似於我國發展階段的國家其國內體制外的工資水平為參照系，結合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貨幣化的政策，調整體制內人員的工資待遇。二是要通過改革，認真落實對企業和農民的減負政策，為提高職工和農民收入水平與購買力創造有利條件。三是要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國家財政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對住房、醫療、教育和就業制度等需要財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減輕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費用負擔，穩定居民的支出預期。
第四，應充分注意政策的適時調整和漸進轉換。主要是通過市場和消費替代、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出口需求替代，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與此同時，還應該加大財政政策引導結構調整的力度，增強經濟發展後勁，形成一整套帶動產業調整和不斷升級的創新機制；建立規范化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為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創造條件；優化稅制結構，規范稅費關系，使稅制本身對經濟景氣產生有效的調節作用，同時，也增強政府的調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