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國際債券市場回顧與展望

Ⅰ 1997年的國際大事

1997年2月19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1997年2月27日，英國《自然》雜志公布愛丁堡羅斯林研究所於7個月前成功無性繁殖綿羊「多利」。克隆羊是生物工程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多利與一隻威爾士公羊交配後於97年4月13日產下羊羔「邦尼」，證明克隆羊能正常地繁衍後代。
1997年3月14日,八屆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了設置重慶直轄市。
1997年4月9日,伊拉克客機自海灣戰爭後首次進行跨國飛行。
1997年5月16日，扎伊爾總統蒙博托出走，次日以卡比拉為首的「解放剛果扎伊爾民主力量同盟」進入金薩沙，推翻蒙博托政權。5月29日卡比拉宣誓就任總統，改國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
1997年7月1日,中英兩國政府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舉行。中國於97年7月1日凌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以董建華為行政長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誓就職。
1997年7月2日，泰國爆發金融危機，由此引發的金融動盪波及東南亞及世界金融市場。
1997年7月5日，柬埔寨爆發武裝沖突，第二首相洪森宣布解除第一首相拉那烈的職務。98年3月4日和18日，柬軍事法庭判處拉那烈有期徒刑35年。3月21日西哈努克國王赦免拉那烈。5月30日，拉那烈返回柬埔寨。
1997年8月31日,黛安娜王妃因車禍喪生。
1997年9月13日,中共十五大開幕。
1997年11月8日，中國長江三峽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Ⅱ 國際債券的發展歷史

（一）歐洲債券市場
歐洲的債券市場發展源於地理大發現和殖民主義的擴張階段，為了籌集冒險資金和戰爭資金，英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先起國家和公司發行了帶有國債及企業債性質的債券，這些債券最初是被富有的個人投資者持有，債券的交易主要發生在個人投資者之間，以場外市場為主。然而，在以個人投資者為主體的投資者結構中，交易者個人之間存在信用風險，場外市場無法消除個人投資者之間的結算的信用風險，因此債券市場發展非常緩慢；隨著交易所設立專門的清算機構，極大降低了信用風險，滿足了中小投資人的需求，從19世紀中到20世紀40年代，場內債券交易迅速發展，並成為債券的主要交易場所，場內交易市場清算方式的創新促進了債券市場的融資效率和交易效率；但是，隨著戰後機構投資者的壯大和債券存量的急劇擴大，大量的債券集聚在機構投資者手中，債券的大宗性和低收益性逐漸顯現，機構投資者開始在場外以詢價的方式進行交易，債券交易逐漸又從場內交易轉移到場外，截至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市場的場外交易量占整個交易量95%以上。
歐洲債券市場的發展路徑經歷了從場外交易到場內交易、再到場外交易的過程充分地反映了最優的債券市場模式並不是由政府強制外生給定的，而是由市場的投資者結構變化主導，投資者對交易方式和結算方式等的內在需求決定了債券市場的交易方式，投資者結構的變遷決定了債券交易的市場模式。現階段，歐洲各國以場外交易為主、場內市場為輔的市場模式既滿足了機構投資者的需求，又滿足了個人投資者小額、標准化和防範對於信用風險的需要，極大促進了債券市場的發展。
（二）美國債券市場
1790年，為了償還獨立戰爭的債務，聯邦政府發行了8000萬美元債券；1792年，紐約交易所誕生，債券一直是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種。到1920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股票的吸引力一直增長，場內的債券交易活躍度開始降低，並且交易空間被股票侵佔。進入20世紀60年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詢價、交易、清算和信息傳播更為快捷和低廉，場外市場交易成本大為降低。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機構投資者的壯大，使得債券交易逐步從場內交易轉移到場外交易，截至2004年，場內交易量還不到總交易量的1%。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債券市場模式的變遷，我們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債券類型——市政債券市場模式的變遷進行分析。1926年和1927年以前，美國的市政債券交易還是很活躍，但從1928年8月開始，美國市政債券交易量急劇萎縮，從1930年5月開始，交易所市場的債券徹底失去了流動性，市政債券主要在場外市場交易。市政債券市場模式發展從場內向場外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投資者結構發生了改變，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10年大牛市，個人投資者都被股票市場巨大的盈利空間吸引，對傳統上的投資如市政債券不再感興趣，個人投資者的急劇減少改變了當時的市政債券的投資者結構，機構投資者在市政債券市場中顯得更加重要，成為了市政債市場的主要交易方，機構投資者發現轉移到場外交易變得有利可圖，並且可以很方便找到交易對手，因此市政債券的交易場所逐漸從場內轉移到場外。而當股票市場由於大蕭條崩潰時，個人投資者想重新投資市政債券時，由於流動性的外部效應導致重新進入場內交易已很難獲得流動性，而個人投資者在場外交易面臨高的交易成本而不得不退出交易或者通過機構投資者進行交易，市政債券市場的機構投資者結構得到強化，美國的市政債券市場完成了從場內交易向場外交易的市場模式的轉變?

Ⅲ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的韓國經濟概況

韓經濟發展歷程回顧：

1948年韓建國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
韓經歷了三年戰爭洗禮，經濟遭受沉重打擊戰爭結束後
其經濟主要依賴美國的無償援助和優惠貸款

60年代韓經濟開始起步，以第1個「5年經濟發展計劃」為標志
韓開始工業化進程此時，韓政府開始實施以促進出口為特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為促入出口，韓將韓元貶值100％
並將多元匯率體系轉為單一匯率體系當時勞動力成本較低，出口主要以輕工業產品為主
入口中糧食占較大比重採取措施擴大出口同時
韓還制定了《外國資本促入法》，鼓勵外資流滲入滲出外資在當時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據統計，1962年外資在韓國內投資中所佔的比重高達83％

70年代，韓開始著力促入重化工業的發展1973年韓公布並開始實施「重化工業發展計劃」
大量投資向重化工行業傾斜這一時期是韓造舟、鋼鐵、汽車、電子、石化等工業的萌芽期
也是韓城市化入程開始加速的時期重化工業的發展對經濟拉動效果十分明顯
1972-1978年韓GDP年均增長10.8%，重化工產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亦由72年的21%上升至78年的35%同期，韓發起了聞名的「新農村運動」
大大提高了農村地區的生產和生活水平

80年代韓經濟開始自由化並開始著手進行結構調整70年代的過度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
韓政府要求大企業進行合並重組
結構調整主要集中在汽車、重機械製造、冶煉、造舟和海外工程建設領域這一措施促使韓產生了一批大財閥加深了這些大企業集團的市場壟斷同時，韓開始銀行業私有化，降低民間資本進滲透金融領域的障礙，金融服務開始逐步走向多樣和成熟這一時期韓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亦有所放寬
1984年修改了《吸引外資法》，取消了對外資持股比率和利潤匯出等的限制，對外資的審批亦轉向NEGATIVE系統

90年代是韓經濟逐步融滲透世界化入程的時期90年代經濟區域化蔚然成風，新的國際貿易體制逐步形成韓積極參與烏拉圭往返合談判並於1995 年成為WTO創始國之一，1995年韓人均收入首超1萬美元
1996年韓加入OECD
標志著韓正式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同期韓還先後加入了APEC、ASEM等國際組織

1997年韓發生金融危機80年代以來的過度經濟擴張過程中，韓積累了大量外債
外債在GDP中所佔比重快速增長，1994年已接近GDP的25％，其中，短期外債所佔比重極高，1996年曾高達58％，而韓本身外匯儲備並不充足大企業為實現自身快速發展不惜大舉借貸進行投資
導致企業負債率居高不下
企業財務結構十分脆弱據統計
1997年前韓企業平均負債率超過400％，30家大企業的平均負債更高達518％此外，在金融危機發生的前一年即1996年
韓貿易收支狀況較差
韓寶鋼鐵、起亞汽車等若干大企業又相繼破產
更加重了韓整體的經濟脆弱程度

1997年10月
東南亞金融風暴爆發，韓國股市隨之暴跌
韓元匯率急劇下跌截至11月21日
韓外匯儲備幾乎耗之殆盡韓政府迫不得已向IMF申請了135億美元的緊急貸款援助
暫時渡過了這場危機

危機過後
韓政府根據與IMF達成的協議
開始對其經濟入行改革，主要著眼於提高宏看經濟的穩定性通過在公共領域、企業領域、金融領域、勞動力領域入行大幅度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
迅速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陰影
提前償還了IMF借款，外匯儲備大幅增加，1997年韓外匯儲備僅為38億美元，2005年已增至2104億美元

Ⅳ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怎麼回事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直接觸發因素包括：(1)國際金融市場上游資的沖擊。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沖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為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為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3)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願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為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賬和呆賬；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干預過度，特別是干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著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戰略成為眾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著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為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1）企業債務重負，銀行壞賬叢生，金融和債務危機頻繁；（2）社會貨幣供應過多，銀行業務過重，宏觀調控難度加大；（3）政府稅收困難，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相拌；（4）通貨膨脹纏繞著社會經濟，泡沫經濟時有發生，經濟波動頻繁，經濟增長經常受阻；（5）企業資金不足帶來經營困難，提高了破產和倒閉率，企業兼並活動頻繁，降低了企業的穩定性，增加了失業，不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的穩定。（6）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關系給世界大多數國家帶來重負並造成許許多多國際經濟問題。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賬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盡管在各國有其具體的內在因素：經
濟持續過熱，經濟泡沫膨脹，引進外資的盲目性－－短期外債過量，銀行體系的不健
全，銀企勾結和企業的大量負債等，危機也有其外在原因：國際炒家的「惡劣」行徑，
但是人們還應進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機生成的本質因素－－現代金融經濟和經濟全
球化趨勢。
劉詩白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固有的內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
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為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
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
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存在於市場經濟固有的自發性的貨幣信用機制，一旦金融活動
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以金融活動高度發達為
特徵的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高風險經濟，包孕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又一重大特徵。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超
國界發展的最高形式。二戰後各國之間商品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在經濟上更加互
相依存，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知識國際間的頻繁流動，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表現
得更加鮮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是當代資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經濟落後國家與地區躍進
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國際信貸、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機
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
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存在著導源於商品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而
且存在著金融信貸行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過度與資本市場投機過度而引發的金融
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市場運行機制的危機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機不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現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
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由於此，在當前我國
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
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範能力。
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
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劉詩白則進一步指出深層次的原因，即現代
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
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只不過，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
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
制來防範金融危機，劉詩白又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防範金融危機之路。

Ⅳ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1997年10月，香港慶祝回歸的喜慶氣氛尚未消散，亞洲金融風暴便黑雲壓城。以美國對沖基金為首的國際金融「大鱷」襲擊香港，恆生指數4天之間就從16000多點狂瀉至6000點，股市瀕臨「崩盤」！金融、地產、貿易、旅遊四大支柱產業悉數「掛彩」！整體經濟甚至出現了多年未有的負增長！
1997年1月，索羅斯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泰國首當其沖。同年5月，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7月初泰銖淪陷，金融風暴開始席捲亞洲。
對此，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強調，香港股市的震盪只是暫時性的調整。國家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表示，香港股市以往也出現過這種波動，不足為怪，港股波動是特區政府要自行處理的事物，中央政府將依照「一國兩制」的原則，不會直接干預香港的股市和港元匯價。
在這關鍵時刻，特區政府力挽狂瀾，在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下，採取了一系列果敢措施，牢牢地遏制住了經濟下滑：
一、特區政府打破自由市場經濟政府不幹預的所謂「常規」，動用1100多億港元的外匯基金，入市收購部分本地股票，捍衛香港股市，捍衛聯系匯率制度。此舉讓屢屢得手的索羅斯第一次嘗到了失敗的滋味。到2000年4月，僅32個月，特區政府就回籠了這筆入市資金，而且還持有等值的股票。
二、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特區政府與迪斯尼公司達成協議，斥巨資224億港元合作興建香港迪斯尼樂園，第一期工程將在2005年啟用。預計未來40年內，將為香港帶來1480億港元的經濟效益和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此外港府還積極修建、擴建地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
三、退還稅收，凍結收費，紓解民困。
特區政府退還了1997至1999年度應繳納的利得稅、薪俸稅及物業稅的10％，總額達85億港元，惠及125萬納稅人。同時還繼續凍結了政府部門向市民提供的服務收費。
四、疏堵結合，推行金融改革。
疏，即提高效率，刺激投資，增強金融中心的魅力。堵，即堵塞漏洞，加強監管，防止過度投機炒作。疏和堵的對立統一，實質上就是開放與管理的對立統一，貫穿於香港金融改革的全過程。
五、積極提升創新科技和高增值產業在經濟體系中的比重。
啟動總投資140億港元的數碼港計劃。該計劃將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信息科技中心，並有助於香港向高附加值的產業升級。富有特色的創業板市場啟動了，為成長性良好的新興高科技企業新辟了融資渠道。守得雲開見月明。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經濟終於結束了連續5個季度的負增長,取得1.1％的增長。拐點出現了，香港走上了復甦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最困難的日子裡，中央政府的援助之手一直沒有放開過。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成為香港戰勝金融風暴的有力後盾。旅遊業是香港最早從金融風暴中「醒來」的支柱產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內地放寬訪港遊客限制，增加了訪港遊客名額。

Ⅵ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哪一年開始的,哪一年結束的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是1997年開始，1999年結束的。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

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

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6)1997國際債券市場回顧與展望擴展閱讀：

爆發原因

1、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2、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3、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些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新馬泰日韓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就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

Ⅶ 簡述97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台灣當局突然棄守新台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沖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葯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著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為「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麼，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范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Ⅷ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前後後 索羅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後，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於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禦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於政府向有利於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並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裡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於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准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准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捲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盪，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後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並非經常如此。更為准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並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於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於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於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於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後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盪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於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後，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後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於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台——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台。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麼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湧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餘，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准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築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於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後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於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採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並放鬆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於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牆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湧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於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並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後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後來往往會後悔不迭。

由於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並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後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於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後，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夥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准備金的資金，並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面對LTCM將被迫拋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貸款人和投資者開始焦頭爛額，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國際投資銀行。除了巨額損失外，他們還擔心LTCM的平倉會使更多的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為此一批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利用私人資金的解決方案，對LTCM加大資金投入，取得控股權。這樣，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門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為糟糕的後果。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和其主力參與者之間聯系日益復雜，個體主力參與者的倒閉可能會給遠在其他地區的參與者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於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於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範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並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於監管鬆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後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鬆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於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並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後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並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於對准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於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範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苟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徵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值，結果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我們也經常發現銀行系統在基礎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動性較小的資本市場相比，則過於突出。這些脆弱的國家金融體系與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效率經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資金成本。我們經常會發現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會計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問題。此外，我們總能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獨立性，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各國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備的情況下即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大量資金在誤導的假定條件下流入，加大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地區之間或國家之間固然存在差異，然而興衰之勢還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遠見的領導者能夠洞察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在危機爆發前後從戰略高度管理危機。

（一）危機的醞釀階段，大體上可以從三方面分析：

實體部門中經營水平低下的企業。實體部門的價值損失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我們所見過的大多數情況下，實體部門在危機發生多年前就遭受經濟損失了。同時，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的金融中介的貸款風險也在逐步——有時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韓國為例，在發生危機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其他部門的資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機發生前四年間的情形更加令人沮喪，只有電信部門獲得的回報高於其稅後債務成本，而且這還要歸功於墨西哥電話公司（擁有長途業務壟斷控制權）的巨大影響。

對此問題，各國政府提升企業業績的態度一致，實施的方法和手段卻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經濟改革將市場競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業績不佳的企業暴露出來。結果，許多企業陷入了更加急劇的下滑中，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場療法。而在日本、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企業在政府的庇護下部分避免了外國企業的直接競爭，但卻因傳統的產業結構和政策不當而遭到損害，這種政策鼓勵對關鍵行業部門進行過度投資，實行的保護主義對國內企業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業進行必要調整的時間。同樣，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政府對經濟進行了幾十年的干預，實體部門深受其害。歸根結底，實體部門業績不佳是由經濟的封閉性所致，只有這樣的經濟能夠容忍指令性放貸、缺乏真正的競爭以及企業智力水平低下等現象。

銀行的舊游戲與新游戲。在經濟全球化之前，銀行業舊有的游戲方式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將資金輸送給企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對放貸的對象、項目和利率幾乎沒有選擇餘地。銀行的作用是建立一個存款的基礎，將資金借給政府和經濟中的戰略部門，且經常按照政府或銀行所屬集團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銀行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也是風險承擔者——畢竟它們的債務人極少、甚至根本沒有面臨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破產。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銀行都樂於與政府合作，有時甚至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政府機構。

然而，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環境。隨著進入壁壘的消除和相關法規的修訂，銀行的放貸限制被大大放寬，可以自行決定對象和金額，同時外資銀行加入了對其原有放貸對象的爭奪中。幾乎一夜之間，銀行的游戲規則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機遇與風險同時降臨。多數銀行不能適應這一新的規則。由於信貸技能薄弱、風險管理意識缺乏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對於越來越不穩定的企業實體，銀行不僅不停止對其貸款，反而繼續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貸款量。有些銀行則避開自己具有專門技術優勢的領域，轉向高風險的對公貸款和消費貸款，導致壞賬激增，業績開始被損害。隨著銀行業績不斷下滑，海外貸款繼續流入，銀行體系逐漸變成了紙牌搭成的房子，危機的侵蝕漸漸從實體經濟深化到金融層面。

與此同時，危機的跨國傳播渠道也開始形成。例如，韓國很多商人銀行為高額回報所吸引，利用短期資金積極參與泰國和印尼的房地產投資，但它們缺乏基本的對沖技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承擔的隱含風險。使問題更加復雜的是，韓國的許多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為這些商人銀行及其海外業務提供了擔保，使得風險水平在各部門乃至各國間不斷升高，並存在交叉流動的可能。

進退兩難的監管體系。危機醞釀時，監管者未能發現金融體系正在出現的失衡現象，抑或未能迅速採取行動及時阻止災難發生，這種監管失效的深層根源在於監管系統的結構性缺陷。即使是在發達的經濟體中，銀行監管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監管者按資歷而不是業績獲得提升，其薪酬與其提供的服務並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現。此外，有些國家的監管者與被監管的銀行領導人屬於同一個內部人組成的圈子，監管力量往往被約束。最重要的是，監管者極少由於取得成功而得到稱頌，卻常因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詆毀。銀行系統的持續穩健運行無法誕生英雄，系統一旦崩潰卻會使很多人成為禍首。這就導致新興市場中歷來缺乏優秀的監管者。

當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危險開始襲來的時候，監管者面臨痛苦的兩難境地：很多銀行通過相互貸款和交叉擔保聯系在一起，使得聯系性增強而實際上的風險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銀行倒閉，就有可能搞壞整個銀行系統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數情況下，關閉一家大型銀行就等於斷掉經濟的資金供給，這會扼殺許多要靠貸款才能完成經營預算的企業。此舉會破壞這些企業向其他銀行償還貸款的能力。而銀行也有壓力，銀行信心下降導致放貸金額的減少，同時損毀了銀行的信譽，這樣便會引發監管者極不願看到的危機。因此在面臨危機時，監管者往往顧慮重重，各種利益糾葛使他們左右為難。就在他們舉棋不定的時候，危機已經發生了，所以看上去他們的反應就是無所作為。

（二）危機發展的實質性階段，會在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時到來。

宏觀經濟政策（設定匯率和財政政策）決定危機發生的時間和規模，而外部沖擊則成為危機的觸發因素。在眾多因素的推動下，國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機的漩渦。

釘住匯率與幣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風暴的「大氣條件」中，匯率也許是最直接的觸發因素。實際上，如果按照貨幣的定義，任何「有管理的」匯率都是對貨幣「市場價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釘住匯率的安排，就會加劇扭曲的狀況，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在釘住匯率制度下，每一個經濟的參與者都在嚴密關注匯率，試圖從中發現疲軟的最初信號，以此評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政府在堅決捍衛貨幣穩定的同時，背上了沉重的經濟管理和公共關系負擔，極有可能在不堪重負之際對匯率進行突然的重新定價。

在很多案例中，國內相對疲弱的實體經濟無法與貨幣制度的要求同步，導致貨幣在危機發生前就已經被認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門失去競爭力，不能與選擇釘住的貨幣（如美元）保持一致。維持此政策的時間越長，貨幣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匯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實際匯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衛匯率：為了捍衛下跌的匯率，大多數政府會首先收緊利率，進而動用外匯儲備。此舉雖有利於提高對貨幣的需求，進而支撐起本國貨幣估價，但也會產生實體經濟部門實際支付提高、經濟活動總量減少、投資下滑的負面影響。

這種下滑會給銀行帶來三個方面的不良影響：首先，經濟放緩會減少對銀行貸款的總需求，銀行新增貸款會發生萎縮；其次，企業和個人投資回報減少，銀行不良貸款數量增加，未償貸款的盈利性也會下降；第三，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