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券利差與評級表現研究

1. 如何對債券進行評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行業標准《信貸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信用評級規范》對信用評級程序作了規定。

2. 基準利率大幅上行伴隨著信用利差明顯走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加息後，市場的風險偏好降低了。企業借款利率上升，高於加息。

公司債券信用利差的決定因素，不僅有利於信用風險的管理和一級發行信用產品的定價，而且有助於二級投資者判斷公司債券相對於國債、金融債券等利率品種的相對投資價值，從而提供為他們把握投資機會，選擇投資品種提供研究支持和決策依據。

信用利差中的預期違約損失反映了評級的差異和變化，即歷史平均違約率的覆蓋范圍，而宏觀信貸周期和大規模違約預期所需的溢價主要反映在風險溢價中。

信用債券市場相對較短，信用利差的歷史表現可能受到市場發展初期各種特徵的嚴重製約，歷史數據對未來的指導意義相對有限。對影響歷史傳播的因素進行梳理，判斷這些因素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

(2)債券利差與評級表現研究擴展閱讀：

基準利率最適合利率：

從一般國際經驗看，只有結構合理、信譽高、流動性強的金融產品的利率，才能作為基準利率。在我國已經市場化的幾種利率中，國債利率（具體地講是國債二級市場的收益率）最適合充當基準利率。

第一，國債的信譽最高。國債是中央政府以其征稅權為擔保而發行的債務，只要不發生政治危機，國債幾乎是沒有風險的。所以，國債在所有金融產品中信譽最高、風險最低，被譽為「金邊債券」。無論在投資實踐中，還是在理論分析中，要選擇無風險利率，非國債利率莫屬。

第二，國債市場是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最佳結合點，進入流通市場的國債成為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金融產品，與各類金融產品具有較強的關聯性。所以，選擇國債利率作為基準利率，滿足基準利率的基礎性要求，能有效地傳遞市場信號和調控信號。

第三，國債發行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發行方式的市場化，國債期限品種結構的多樣化，使國債在質和量上都有了突破；同時，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形成，國債二級市場交易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國債流動性明顯增強。

3. 信用利差收窄對以下哪種債券影響最小

從我國2008年以來的信用債歷史情況來看，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的關系可以總結為如下幾個特點：
（一）一般情況下，信用利差和基準利率的走勢是同向的
也就是說，基準利率下行的牛市過程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收縮，而基準利率上行的熊市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擴大。
（二）當基準利率快速轉向時，信用利差可能會有滯後反應
其表現為信用利差短時間內與基準利率的走勢相反，經過一段時間後再轉為與基準利率走勢同向，也就是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走勢會出現短期背離。
（三）在不存在信用風險沖擊的情況下，無論熊市還是牛市，低評級債券的表現通常比高評級要好
也就是說，熊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上行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小，而牛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下行的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大。這體現出高票息較強的防禦性。熊市的例子有2009年、2012年下半年，牛市的例子有2010年前8月、2012年上半年、2013年前5月。我們認為形成這種規律與市場缺乏違約和金融脫媒化過程中投資者結構的變化有關。
（四）一旦出現違約擔憂情緒或實質信用風險，無論基準利率走勢如何，低評級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都會擴大
如果違約預期的增強疊加利率債調整和資金面緊張，其對收益率產生的負面沖擊會更大。歷史上受到違約因素沖擊的階段主要是2008年四季度、2011年（尤其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尤其是超日債違約的3月）。其中2008年和2014年基準利率處於牛市環境，2011年處於熊市環境。違約導致的利差擴大歷史上持續時間不長，但殺傷力大。如果不能安全度過這些高危時期（避免大量違約並扛住流動性沖擊），就無從實現低等級相對高的票息回報。

4. 為什麼信用利差可以衡量風險偏好

自2008年開啟中期票據發行以來，我國信用債券市場經歷了6年的高速成長期，信用債託管余額從當時的8000多億元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0萬億元，佔全部債券託管余額的比例也從6.4% 大幅提升至32.6%。信用債券的品種也越來越豐富，定向融資工具、中小企業私募債券、資產支持票據等品種不斷推出。同時，我國信用債發行人的信用資質也伴隨市場的擴容有所下沉，中低評級債券佔比不斷放大，宏觀經濟下行周期所帶來的信用事件爆發概率有所上升。如何實現信用債的精準定價、發現「信用利差」的內在變動規律也成為市場越來越關注的命題。
研究企業債券信用利差的決定因素不僅有利於信用風險的管理和信用產品的一級發行定價，也可以幫助二級投資者判斷企業債券相對於國債、金融債等利率品種的相對投資價值，進而為其把握投資時機、選擇投資品種提供研究支撐和決策依據。
雖然我國信用債市場起步較晚，但近年來投資者也經歷了比較完整的經濟和貨幣周期，我們希望藉此文總結出一些適合我國市場特色的信用利差運行特點及運行規律，發掘並提煉我國信用利差的主要影響因素，從而給投資者在二級市場把握信用利差變化、進行投資決策提供一定的參考。
信用利差理論概述
信用利差是指信用債收益率與市場無風險收益率之間的利差，可以理解為對投資者承擔的違約風險的補償。國外通常的計算方法是用信用債收益率減去相同期限的國債收益率。信用利差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Fisher（1959）對信用風險升水決定因素的開創性研究成果。之後Beaver對信用風險進行了定量研究，於1966 年首次驗證了公司財務數據中包含著豐富的違約信息。此後，Black&Scholes提出了期權定價的經典公式，Merton又將這個期權定價公式引入了債券信用風險定價中，被稱為「結構模型」。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000 年以後發展的「分解模型」逐漸成為美國債券市場信用利差研究領域的前沿，代表人物有Edwin J. Elton（2001）、Driessen（2003）、Amato（2003）、Phihpov（2004）等。該模型認為影響企業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來自違約風險因素、稅收因素、流動性風險因素，以及其他系統性因素等。但是由於信用利差影響因素的復雜性，國外的研究也尚未找到一個通用的模型來解釋信用利差變化。
盡管國外信用利差理論模型仍無法非常精確地分解信用利差並解釋其成因，但並不妨礙我們把信用利差簡單分為風險溢價、預期損失、流動性溢價和稅收利差等幾個部分，以便分別研究可能影響這些部分的主要因素（見圖1）。

特別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影響信用利差的因素，必須先理解預期違約損失、實際違約損失和風險溢價的區別和聯系。預期違約損失主要是由歷史平均違約率決定的，與評級相對應，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數列。但違約並不是每年都按照歷史平均違約率發生，而是具有「密集性」「爆發性」的特點，即每年的實際違約率在很多年份低於平均違約率，在違約密集爆發的時段卻會顯著超過平均違約率。因此信用債投資者為了避免絕對的信用損失，除了參考評級外，還必須考慮整個宏觀趨勢和信用周期。
信用利差中的預期違約損失部分更多地反映的是評級的差別和變化，即對歷史平均違約率的覆蓋，而對宏觀信用周期及大規模違約的預期所要求的溢價則主要反映在風險溢價中。此外，投資者對信用風險要求額外的風險補償，還與信用風險的系統性傳染性特徵，以及信用債投資回報的偏態性特徵有關。這些特徵導致信用風險難以分散化，因此投資者會傾向於要求超出預期損失的補償。
由於以上問題的存在，投資者在進行信用債投資時，並不是按照「歷史平均預期損失」進行定價，而是按其預期的損失率進行定價，導致風險溢價的波動幅度可能遠大於實際違約率的波幅。總結來看，預期損失類似股票內涵價值，而信用利差類似股票真實交易價格，兩者的差異主要就是風險溢價（見圖2）。

中國信用利差歷史走勢回顧
探究信用利差的運行規律，最直接也最必要的方法就是「以史為鑒」，觀察過去不同的歷史時段、不同的供需關系因素影響下，信用利差是如何表現的。由於我國信用債市場創立時間還相對比較短，信用利差的歷史表現可能嚴重受制於市場發展初期的各種特點，歷史數據對未來的指導意義比較有限。但我們認為將影響歷史利差的因素梳理清楚，並判斷這些因素未來可能的變化，仍然可以對預期未來長期的信用利差走勢起到良好的指導作用。在本部分的回顧中，我們按照基準利率的走勢將歷史樣本大致分成了9個區段，每個區段中基準利率的變動方向基本是一致的，出現方向扭轉後就劃分到下一個區段。這樣可以更好地觀察信用利差變化與基準利率走勢的關系，而且也更容易在類似的宏觀環境中發現信用利差變化驅動因素的異同。
（一）2008年下半年
在這一段波瀾壯闊的債券牛市行情中，信用利差先收窄再走擴。高等級信用債的收益率在利率債下行的帶動下明顯下降，信用利差在年末和年中相差不大。低等級信用債表現不一，受負面事件打擊嚴重的江銅債等，年末收益率相比年中是提高的，其他個券雖然年末收益率低於年中，但信用利差相比年中是明顯走擴的，評級間利差顯著拉大，體現出典型的受違約風險影響的特徵。
（二）2009年全年
2009年年底與年初相比，銀行間AAA級和AA級信用利差都是小幅走擴，呈現出被基準利率逐步推升的特徵。利率債收益率上行速度快時信用利差被被動壓縮了一段時間，但利率債相對企穩後信用債收益率又繼續上行，信用利差主動擴大。除了基準利率上行的原因外，供給顯著增加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2009年是信用債市場大擴容的第一年，中票在2008年問世後，2009年放量發行，全年非金融類信用債發行量接近9900億元，凈增量達到7000億元，是2008年的2.7倍。供給釋放進一步加大了推升信用利差的壓力。
（三）2010年前8個月
市場處於通貨膨脹抬頭和經濟二次探底擔憂的夾縫中，利率債缺乏一個明顯的牛市方向。而在利率債收益率震盪緩慢下行的情況下，良好的息差收益則成為投資者追逐的對象，信用債受到青睞。加上由於2009年的信用債大擴容和收益率大幅上升，2010年信用債供給回落，整體供需關系改善帶動信用債收益率降幅大於利率債品種，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都出現明顯收窄。
（四）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
這一階段幾乎匯集了所有對信用利差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基準利率大幅上行，另一方面信用債供給在2010年的低位基礎上反彈。此外資金利率中樞抬升和波動性增加導致息差保護空間收窄，後期又疊加了嚴重的違約風險擔憂情緒。收益率期初期末比較，信用債收益率大幅上行，信用利差走勢也基本呈現一路走高的態勢，高低評級信用利差均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評級間利差也顯著擴大。
（五）2011年10月至2012年6月
信用債在違約風險擔憂緩解以及資金面重歸寬松的帶動下收益率大幅下行，而信用利差的走勢體現出很典型的基準利率下行過程中，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同時收窄的特徵。除了基準利率下行和資金利率下行的配合外，2012年金融脫媒化尤其是銀行理財等產品規模的擴張，是推動票息較高的信用債需求顯著改善，信用利差從高位收窄的重要原因。
（六）2012年下半年
2012年下半年的信用利差小幅走擴主要集中在三季度。當時也是利率債上行幅度相對較大，三季度貨幣資金利率中樞相比二季度趨緊，而且信用債整體供給壓力較大，導致在由牛轉熊時期，信用利差主動走擴。進入四季度以後，市場情緒較為平穩，利率債收益率出現震盪僅小幅上行，資金面也相比三季度出現緩解，息差價值恢復，信用利差變動不大。
（七）2013年前5個月
信用利差延續著牛市中收窄的特徵，同時資金利率中樞的平穩也功不可沒。此外，2013年3月份銀監會發布的《關於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8號文）要求銀行理財控制投資非標資產的比例，使得理財對標准信用債券的替代性配置需求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信用利差收窄起到了推動作用。
（八）2013年後6個月
此次熊市中的信用利差走擴，有機構止損導致信用債需求萎縮、資金利率中樞上移且波動性加大、非標投資旺盛擠壓債券投資資金等綜合因素，而經濟下行周期所帶來的違約風險擔憂也使得投資者對信用債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如果以國債為基準利率計算，高低評級信用債的信用利差均已超過2008年四季度的高點並接近2011年三季度違約風險擔憂最為嚴重的時點。交易所低評級公司債信用利差也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涌現出一批收益率超過10%的高收益債券。
（九）2014年上半年
信用利差走勢也比較明顯地體現了牛市收窄的特徵。推動此階段信用利差收窄的重要因素是債券配置資金經過2013年非標的「吸金大法」後重回脫媒化軌道。銀行存款被加速分流，銀行理財、券商和基金專戶等各類理財力量異軍突起。由於這部分機構的資金成本很高，非標配置資源又有限，只能轉向配置信用債，尤其是票息較高的低等級信用債以爭取盈利空間。因此此輪債券牛市在風險偏好提升和投資者結構變化的推動下，經歷了從利率債到高等級再到低等級的完美輪動。當然與往年類似周期不同的是，實質違約開始爆發，導致低評級信用利差的壓縮並非一帆風順，期間的波動也蔚為壯觀。
影響我國信用利差的主要因素
（一）違約風險及投資者對違約風險的預期
與違約風險相關的因素既影響預期違約損失，也影響風險溢價。其中前者主要是通過評級差異體現，後者主要是由投資者對違約風險預期的變化所決定。其一，不同評級的債券具有不同的信用利差，低評級利差在同一時點上總是高於高評級，而且利差波動幅度也更大。其二，評級調整會導致信用利差變化，而且評級下調帶來的負面影響通常要大於評級上調帶來的正面影響。特別是在國內，可投資券種和交易所債回購資格均與主體評級掛鉤，負面評級行動對於信用利差的影響更大。其三，由於違約具有集中性爆發性的特徵，再加上信用風險難以得到有效分散，當違約風險集中到來時，會大幅推升風險溢價、評級間利差顯著擴大。在國內，由於實質違約極其稀少，違約風險顯著影響信用利差的時期並不多。不過一旦發生，對信用利差的沖擊幅度要遠遠超過其他負面因素，典型的如2008年下半年、2011年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一季度等幾個階段。其中2011年三季度由於疊加了基準利率大幅上行、供給壓力提升和資金利率中樞抬升等多項負面因素，再加上違約風險擔憂情緒與機構資金撤出引發流動性危機互相負反饋，信用利差調整的幅度很大而且持續時間較長。
（二）流動性補償
在信用利差理論中，流動性風險溢價是指信用債券的流動性相對弱於國債而產生的溢價。對於單只債券來說，其發行規模、持有人結構、換手率、債券的年齡（新券還是老券）等因素共同決定了其在二級市場上的流動性溢價大小。就不同債券品種而言，由於信用債流動性明顯弱於利率債，投資者需要對此弱勢要求一定的溢價補償。與預期違約損失並不能覆蓋特定時期的違約風險類似，投資者要求的流動性溢價也無法覆蓋特定時間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流動性風險，因此交易員在市場流動性緊張時會傾向於要求相對更高的流動性溢價。比較典型的時期有2011年三季度的交易所城投債板塊，其收益率最初的大幅攀升來自於對信用風險的擔憂，但隨後機構紛紛集中拋售，大量的賣盤導致二級市場的深度捉襟見肘，並最終演變為流動性壓力集中爆發所產生的崩盤效應，帶動交易所城投債收益率以及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歷史最高的水平。
（三）杠桿操作便利性和息差空間
在我國，對信用債進行杠桿操作相對比較容易也很常見，當信用債收益率與資金利率之間的息差空間較大、資金面比較穩定、質押回購較為便利時，投資者加大杠桿配置信用債的力度就會加強，反之如果去杠桿，需求也會以很快的速度降低。杠桿投資模式是把雙刃劍，實際上放大了市場需求以及信用債收益率和利差的波動。當機構加杠桿時，信用債收益率會加速下行，推動信用利差收窄，而當機構去杠桿時，信用債收益率則容易飆升，使得信用利差大幅走擴。例如，在資金利率的中樞回落以及波動性下降的2009年上半年、2012年上半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息差空間均處於高位水平，信用利差從高位出現一路收窄。而在信用利差大幅攀升至歷史高位水平的2011年三季度和2013年下半年，我們均能觀察到資金成本的高企以及資金利率波動性的明顯加大（見圖3）。

（四）投資者結構變化
國內信用債需求主體主要是銀行、保險和廣義基金三類，其中銀行和保險風險偏好偏低，廣義基金風險偏好較高，對票息的要求也更為剛性。2012年以來的金融脫媒化背景使得銀行理財、基金、專戶等投資者在信用債持有者結構中佔比大幅提升（見圖4），推動了投資者群體整體的風險偏好上升，信用利差尤其是評級間利差的趨勢性降低。2014年以來信用利差一直低於歷史均值水平，而且呈現持續壓縮狀態，這與金融脫媒化背景下各類理財資金成為信用債投資群體的絕對主力有著密切關系。由於理財資金成本居高不下，能夠覆蓋該成本的債券越來越少，而風險暴露非常有限，理財類投資者只能通過被動的信用下沉獲得相對較高的利差，從而推動評級間利差不斷壓縮。

（五）信用債供給壓力
信用債供給量主要是由企業融資意願以及債券與其他融資工具的比較決定的。其中融資意願來自企業的投資需求和再融資需求兩個方面。與其他融資工具的比較主要是看企業有哪些可以選擇的融資渠道，以及債券與其他渠道相比是否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國內，由於信用債市場處於發展初期，債券審批政策和發行品種創新也是影響供給的重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潛在供給量才是影響供需關系和信用利差的本質因素，實際發行量已經是經過需求檢驗過後的結果。銷售困難導致的實際發行量降低本身就已經體現了惡化的供需關系，而不是意味著供給壓力的減輕。歷史經驗看，供給對信用利差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在新產品創新且大幅擴容時出現，其他階段則體現為較長時間內相對緩和的影響。歷史上比較典型的供給提升導致信用利差擴大的主要階段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2年下半年，而且這兩個階段都有新產品放量導致供給量大幅跳升，其他年份來看，供給的負面影響相對緩和，而且發生作用會較為緩慢。另外信用債供給量的波動也有一定的順周期性，容易加強債市的熊市或牛市走向。
中國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走勢的歷史關系
從我國2008年以來的信用債歷史情況來看，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的關系可以總結為如下幾個特點：
（一）一般情況下，信用利差和基準利率的走勢是同向的
也就是說，基準利率下行的牛市過程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收縮，而基準利率上行的熊市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擴大。
（二）當基準利率快速轉向時，信用利差可能會有滯後反應
其表現為信用利差短時間內與基準利率的走勢相反，經過一段時間後再轉為與基準利率走勢同向，也就是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走勢會出現短期背離。
（三）在不存在信用風險沖擊的情況下，無論熊市還是牛市，低評級債券的表現通常比高評級要好
也就是說，熊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上行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小，而牛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下行的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大。這體現出高票息較強的防禦性。熊市的例子有2009年、2012年下半年，牛市的例子有2010年前8月、2012年上半年、2013年前5月。我們認為形成這種規律與市場缺乏違約和金融脫媒化過程中投資者結構的變化有關。
（四）一旦出現違約擔憂情緒或實質信用風險，無論基準利率走勢如何，低評級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都會擴大
如果違約預期的增強疊加利率債調整和資金面緊張，其對收益率產生的負面沖擊會更大。歷史上受到違約因素沖擊的階段主要是2008年四季度、2011年（尤其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尤其是超日債違約的3月）。其中2008年和2014年基準利率處於牛市環境，2011年處於熊市環境。違約導致的利差擴大歷史上持續時間不長，但殺傷力大。如果不能安全度過這些高危時期（避免大量違約並扛住流動性沖擊），就無從實現低等級相對高的票息回報。
未來中國信用利差可能出現的長期變化
正如前文提及，盡管我們從各個角度分析了中國歷史上信用利差波動的成因和規律，但如果從更長的歷史周期看，現有規律的成因很多可能是與中國信用債市場的初級發展階段有關的。未來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影響信用利差的主導因素也可能發生變化。站在當前時點，我們認為如下因素在未來更長的歷史周期內，可能推動信用利差出現與以往不同的變化：
（一）「剛性兌付」逐步打破，違約相關因素對信用利差的影響將明顯增強
在2013年以前，中國低等級信用債的信用利差與國際市場相比整體看是相對偏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在今年超日債違約前沒有出現實質違約事件，市場對信用風險缺乏足夠的溢價保護意識。這種剛性兌付的局面伴隨市場的發展和成熟是難以長期維持的，而且也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優質企業融資成本的降低。雖然大規模和集中的違約仍然要看宏觀經濟周期的波動，但局部和個體違約的發生可能會成為常態，因此預期損失對於信用利差的影響必然越來越重要，會推高評級間利差的中樞，也會加劇低資質個券的收益率波動。
（二）內部評級法實施，有利於銀行降低對高等級債券的利差要求
目前只有6家銀行獲批採用內部評級法計算風險權重，大部分銀行對各類債權資產採用比較機械的權重分類法，即基本上所有的信用債都適用100%的風險權重，不同評級沒有區分。這就導致銀行購買資質最好的企業發行的債券也要佔用很多的資本金，因此必須要求較高的利差回報來覆蓋資本消耗。未來伴隨更多的銀行採用內部評級法，投資高評級債券在節約資本金方面會更有優勢，銀行對於高低等級信用利差的差異化要求也會更加明顯。
（三）低評級信用債杠桿操作難度增加，可能導致評級間利差拉大
前文提到，杠桿操作是中國信用債市場一個比較常見的操作策略。未來長期看，由於監管機構對債券市場杠桿操作的限定越來越嚴格，銀行從控制資本消耗和違約風險的角度出發，會越來越不願接受中低評級信用債作為抵押物融出資金。這都會導致利用低評級債券質押提高杠桿的難度越來越大，對高低評級之間利差可能產生推升作用，不過會杠桿操作帶來的收益率和利差波動幅度可能會相應減緩。
（四）投資者群體更加多樣化，CDS等對沖違約風險的衍生工具進一步發展，將使得信用風險定價更加敏感和精確
整體而言中國的信用債投資主體風險偏好相對較低，一方面是與中國債券市場風險零容忍的氛圍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在違約破產處置方面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的客觀環境有關。未來隨著有穩定資金實力和深入信用研究能力的機構越來越多，配合違約處置機制和法律制度的完善，風險定價也將更加真實和靈敏。另外伴隨實質違約的陸續出現，長期看信用違約互換等風險衍生工具可能會逐步發展成熟起來。由於信用違約互換類衍生產品將信用利差單獨分離出來並對其賦予流動性，對違約風險信息可以更加純粹和及時地在市場上加以反映，未來伴隨參與主體的多樣化，信用利差的定價也將會變得更加精確細致，波動性和流動性也會逐步增強，促進市場的價格發現，也能為市場提供更多的交易性機會。

5. 列出五個會影響債卷評級的因素,他們是如何影響債卷評級的

1、企業資產規模越大，公司債券評級越高。

2、資產負債率對債券的評級有負的影響，即資產負債率越高，債券評級可能越低。

3、投資機會對債券評級有正向的影響，即投資機會越好，債券評級可能越高。

4、發債企業的銷售增長率、總資產周轉率和凈資產利潤率則對公司債券評級影響不顯著的。

5、在審計層面，高質量的審計師能夠提高企業信用風險評級准確性，而審計質量的提高也能夠提高企業的信用評級，在政府作用方面，政府對信用機構的監管能夠提高信用評級的信息含量，而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度的提高、對債券的擔保以及地方政府公共財政收入的增加均能提高城投債的信用評級。

評級分析：

分析判斷企業發展前景，主要包括企業規模、企業銷售及盈餘的穩定性、企業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企業職工素質、企業資源的供應保證程度、企業的競爭能力等方面。為提高企業的信用等級，企業應該向外界充分展示企業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充分的償債能力。

分析評價企業財務狀況，主要分析評價企業的債務狀況、償債能力、周轉能力和財務彈性，及其穩定性和發展變化趨勢等方面。要在財務質量上得高分，企業必須合理、合法地編制對企業有利的財務報表。

(5)債券利差與評級表現研究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投資者買入債券，即等於向發行人借出資金，同時發行人承諾將於債券到期日償還本金及定期支付利息。於債券到期前，投資者會以票息形式收取定額利息。由於多數債券均定期派息，因此債券亦被視為有固定收益的投資工具。

對於債券而言，主要的風險包括信貸信譽及利率的變動。信貸信譽即發行人發生違約的可能性。由於債券價格與利率呈反向走勢，因此債券投資者會面對利率上升的風險，這次風險可用債券的存續期來衡量。

6. 債券里的信用利差有什麼參考指數或者指標么

信用利差指的是該利率品種(利率債)和國債利率的差額，通常國債被視為無風險利率，利率債在國債利率的基礎上加一個風險溢價用來補償利率債的風險。債券的價格是跌了，因為債券利率上漲了。

7. 利率債基準，信用債基準中新增的歷史走勢疊加，疊加的是什麼內容

從我國2008年以來的信用債歷史情況來看，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的關系可以總結為如下幾個特點：
（一）一般情況下，信用利差和基準利率的走勢是同向的
也就是說，基準利率下行的牛市過程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收縮，而基準利率上行的熊市中，信用利差一般會擴大。
（二）當基準利率快速轉向時，信用利差可能會有滯後反應
其表現為信用利差短時間內與基準利率的走勢相反，經過一段時間後再轉為與基準利率走勢同向，也就是信用利差與基準利率走勢會出現短期背離。
（三）在不存在信用風險沖擊的情況下，無論熊市還是牛市，低評級債券的表現通常比高評級要好
也就是說，熊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上行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小，而牛市中低評級債券收益率下行的幅度通常比高等級大。這體現出高票息較強的防禦性。熊市的例子有2009年、2012年下半年，牛市的例子有2010年前8月、2012年上半年、2013年前5月。我們認為形成這種規律與市場缺乏違約和金融脫媒化過程中者結構的變化有關。
（四）一旦出現違約擔憂情緒或實質信用風險，無論基準利率走勢如何，低評級信用利差和評級間利差都會擴大
如果違約預期的增強疊加利率債調整和資金面緊張，其對收益率產生的負面沖擊會更大。歷史上受到違約因素沖擊的階段主要是2008年四季度、2011年（尤其三季度）、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尤其是超日債違約的3月）。其中2008年和2014年基準利率處於牛市環境，2011年處於熊市環境。違約導致的利差擴大歷史上持續時間不長，但殺傷力大。如果不能安全度過這些高危時期（避免大量違約並扛住流動性沖擊），就無從實現低等級相對高的票息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