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英德借款金債券25英鎊

⑴ 關於湖廣鐵路債券案的具體內容

中國清末預備修建的湖廣鐵路是指「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粵漢鐵路」和「湖北省境內的川漢鐵路」。因這兩線鐵路都在湖廣總督的轄區范圍內，故稱「湖廣鐵路」。兩線鐵路的修建計劃，前者是由武昌起經岳陽、長沙至宜章，與廣東商辦的粵漢鐵路銜接;後者以漢口為起點，經應城、鍾祥、當陽至宜昌，由此抵達四川夔州(現稱奉節)。

清政府修建湖廣鐵路的目的在於便利用兵以鎮壓正在興起的南方起義維護其統治。為加快鐵路的修建，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受命督辦後，便向國際上籌措借貸，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簽了借貸合同，決定向德國的德華銀行借款。英、法兩國得知此事後也認為有利可圖，故通過抗議、照會對清政府施加壓力，強迫清政府接受它們的借款。這使清政府只好擱置中德的借貸合同，另於1909年6月6日與英、法、德三國草簽了借款合同。之後，美國又以「機會均等」擠進了該借貸合同。所以，湖廣鐵路的借貸合同最後是以清政府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為一方，以德國的德華、英國的匯豐、法國的東方匯理等銀行和「美國資本家」(以下稱銀行)為另一方在北京簽訂。合同簽訂後，德、英、法、美上述銀行於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義發行「湖廣鐵路五厘利息遞還金鎊借款債券」(以下簡稱湖廣鐵路債券)600萬金英鎊。該債券利息從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美國公民傑克遜等9人持有湖廣鐵路的上述債券。1979年11月，他們向美國阿拉巴瑪州北區地方法院東部分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湖廣鐵路債券本利1億美元外加利息和訴訟費。法庭受理了他們的訴訟。並於同年11月13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傳票，指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黃華收。要求被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收到傳票後的20天內提出答辯，否則作缺席判決。中國外交部拒絕接受傳票，將其退回。

美國阿拉巴瑪州北區地方法院東部分庭關於湖廣鐵路債券案的審理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拒絕後，法庭於1982年9月1日對本案做出了缺席裁判。判決中華人民共和國賠償原告41313038美元，另加利息和訴訟費。

中國政府對美國阿拉巴瑪州北區地方法院東部分庭的判決拒絕接受，認為它是違反國際法的，是無效的。理由是依據國際法， 國家享有主權豁免，一國法院不得強行將外國列為被告。所以美國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管轄權。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調查了湖廣鐵路債券的淵源，認定它屬惡債。

中圖政府據此理由與美國國務院進行了多次交涉。經過兩國政府官員的幾次會談，美國國務院決定干涉此案。美國國務院喬治·普·舒爾茨和國務院法律顧問戴維斯·魯賓遜分別於1983年8月11日和12日發表了聲明。中國接受了美國的建議，聘請了美國律師出庭申辯。律師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絕對主權豁免;本案不屬美國法典第28卷第1605條規定的「商業活動」;原告的傳票送達不完備;原告未能依美國法典第28卷第1608(E)條的規定，證明被告具有責任而使其提出的求償要求和權利得以成立等理由指出法庭判決無效，要求撤銷缺席判決。另外，美國司法部向阿拉巴瑪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國利益聲明書」，要求法院考慮舒爾茨和魯賓遜的聲明，考慮美國利益支持中國的申辯。在美國政府的干預下，法庭重新審理了此案，做出新的決定，撤銷了原來的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之後原告又向美國聯邦第十一巡迴法院提起上訴和要求美國最高法院重新審理，未獲成功。致使此案於1987年3月9日告終。

⑵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德富強支行怎麼樣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德富強支行是1989-10-30在廣東省清遠市英德市注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國有控股)，注冊地址位於廣東省英德市英城富強東路龍山莊金龍軒首層A001、A002、A003、A004。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德富強支行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注冊號是91441881G19209337E，企業法人龍展海，目前企業處於開業狀態。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英德富強支行的經營范圍是：許可經營項目：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長期貸款；辦理國內外結算；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代理發行金融債券；代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府債券；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從事同業拆借；買賣、代理買賣外匯；結匯、售匯；從事銀行卡業務；提供信用證服務及擔保；代理收付款項；提供保管箱服務；代理資金清算；各類匯兌業務；代理政策性銀行、外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貸款業務；貸款承諾；組織或參加銀團貸款；外匯存款；外匯貸款；外匯匯款；外匯借款；發行、代理發行、買賣或代理買賣股票以外的外幣有價證券；外匯票據承兌和貼現；自營、代客外匯買賣；外幣兌換；外匯擔保；資信調查、咨詢、見證業務；企業、個人財務顧問服務；證券公司客戶交易結算資金存管業務；證券投資基金託管業務；企業年金託管業務；產業投資基金託管業務；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託管業務；代理開放式基金業務；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業務；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經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等監督管理部門批準的其他業務；保險兼業代理業務。在廣東省，相近經營范圍的公司總注冊資本為2047292萬元，主要資本集中在 5000萬以上 規模的企業中，共10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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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票號是什麼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
存放款
票號通過存放款支持商號、錢庄的經營活動，以日升昌票號清江浦分號咸豐二年（1852）為例，貸款給商號：
郁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豐興典銀4000兩年息7厘
裕泰典銀1000兩月息6厘
德馨堂銀2000兩月息8厘
山西票號與錢庄的關系是一種商業交往，錢庄是以兌換銀錢為主。起初，錢庄的資本薄弱，須向票號借貸。而票號願意支持錢庄，藉以容納各地的公款；錢庄則依賴票號作為後盾，可以取得民間信用，便於開展業務。票號與錢庄的性質、組織和營業范圍不同，且可互補。錢庄的性質是兌換，票號是匯兌；錢庄的營業范圍只限於本地，不在外埠設分店，票號則分庄遍布全國各大商埠；票號的存款以官款為大宗，放款只借給錢庄、官吏及殷實商號，錢庄的存放款，則以一般商人為對象；錢庄做貼現、兌換、買賣金銀、交換票據等，票號均未兼及；票號交給官吏，發行紙幣，錢在注重社會信用，不發紙幣。這是票號與錢庄互相分野、互相銜接的地方。票號集中精力經營各地的往來匯兌，把有關地方性質的營業，逐漸讓與錢庄。在一些地方，票號總號與票號分庄，委託鄰近殷實的錢庄為代理處。
發放貸款
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山西票號除對錢庄進行商業放款外，也開始了對近代工交業發放貸款。盡管其數量不大，但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後台的中國鐵路公司為修築津沽鐵路，曾求助於山西票號，爭取票號的支持。20世紀初，在全國開展的收迴路礦斗爭中，山西票號曾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如山西成立保晉礦務公司向英國福公司贖回山西礦權的過程中，山西票號曾墊支贖礦銀 150萬兩，並且是保晉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縱貫山西全省的同蒲鐵路在修建過程中，得自山西票號的貸款57萬兩，是全部借款72萬兩的70%。川漢鐵路股款儲存有 310萬銀兩，其中 106萬兩股款交由山西三晉源、協同慶、天成亨、蔚長厚、蔚豐厚、新泰厚等票號收存，表明山西票號與商辦鐵路之間存在著融通資金的關系。山西票號還為近代企業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緒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號曾在開封、上海、漢口、北京等地為河南均窯磁業公司代招股金。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號曾為河南廣益紡紗公司代為收儲股金。
匯兌京銀
咸豐時，太平軍和清軍進入了決戰階段。八年（1858）太平軍摧毀了江北大營，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營，乘勝佔領蘇州，兩軍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戰，長江以北，又有捻軍活躍於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這種情況下，各省、關已無法按舊例向北京解送京餉。如咸豐十一年（1861）各省應解京響 700萬兩，實際只解送到 100萬兩。清政府不得已，於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戶部奏摺，令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票號設法匯兌。同治二年（1863），湖南將京餉銀五萬兩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開辦的蔚泰厚、新泰厚票號匯兌。是年，四川的四萬兩工程銀，因「陝省賊匪猖獗」，交山西商人開辦的元豐玖票號匯兌。是年六月，湖北省將江漢關收洋稅項下籌動銀三萬兩，「因直隸道路梗阻，仍由漢鎮蔚泰厚票號兌付」。是年八月，又將地丁、鹽課、土稅、關稅等款計十餘萬銀兩，「在漢鎮蔚泰厚、元豐玖等票號內分別匯兌」。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厘局提到鹽厘銀四萬兩、司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稅銀一萬兩、二兩平銀一萬兩，共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兌交協同慶、蔚豐厚、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銀號分領，干到京後由該委員向各號兌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匯兌。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西太後挾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曾住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匯兌至山西平遙。光緒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銀兩作為江西籌借直隸銀由山西票號蔚長厚、新泰厚匯赴江海關道衙門轉匯直隸。下面是從同治元年（1862）到光緒十九年（1893）山西票號匯兌京餉銀兩統計：（《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元年（1862）10萬兩
同治H年（1863）139萬兩
同治三年（1864）56萬兩
同治四年（1865）128萬兩

票號票據
同治五年（1866）235萬兩
同治六年（1867）413萬兩
同治八年（1869）277萬兩
同治九年（1870）37萬兩
同治十年（1871）15萬兩
同治十一年（1872）283萬兩
同治十二年（1873）155萬兩
同治十三年（1874）10萬兩
光緒元年（1875）453萬兩
光緒二年（1876）384萬兩
光緒三年（1877）233萬兩
光緒四年（1878）2萬兩
光緒五年（1879）179萬兩
光緒六年（1880）296萬兩
光緒七年（1881）240萬兩
光緒八年（1882）143萬兩
光緒九年（1883）221萬兩
光緒十年（1884）24萬兩
光緒十一年（1885）283萬兩
光緒十Th年（1886）280萬兩
光緒十三年（1887）10萬兩
光緒十四年（1888）1萬兩
光緒十五年（1889）152萬兩
光緒十六年（1890）329萬兩
光緒十七年（1891）290萬兩
光緒十八年（1892）313萬兩
光緒十九年（1893）266萬兩
以上31年中，票號匯兌京餉5860萬兩，平均每年達 189萬兩。
匯兌海防經費
同、光時，清政府洋務派發動的洋務運動，全面開展，並籌劃海防，購買兵艦。海防經費多賴各省協濟，並經山西票號匯兌。江西在光緒元年（1875）將厘金項下提出五萬兩，作為奉撥海防經費交在南昌的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匯兌天津。三年（1877），又從厘金項下動銀一萬兩交三晉源票號匯付北洋，一萬兩交新泰厚票號匯福建。光緒十四年（1888），福州將軍將所征洋葯厘金項下提拔銀12萬兩，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領，解赴海軍衙門投納。光緒十九年（1893），閩浙總督將徵收土葯稅厘銀6439兩，交山西票商蔚長厚匯解海軍衙門。光緒十二年（1886），四川將銀10萬兩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號承領，匯解海軍衙門交收。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災銀19802兩，交山西票號協同慶等號承領江解海軍衙門。光緒元年（1875），江西交謙吉升、三晉源票號各25000銀兩，匯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隸大臣李鴻章。光緒三年（1877），又將厘金項下一萬兩交三晉源匯付天津北洋直隸大臣李鴻章，又將銀一萬兩交新泰厚匯付福建撫臣衙門。光緒十五年（1889），廣東向山西票號百川通借墊銀五萬兩電匯北洋大臣衙門。
匯兌鐵路經費
光緒時修築鐵路是洋務運動的重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惕，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並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共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匯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匯兌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匯兌。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匯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匯解。大體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匯兌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匯解協餉
繼京餉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後，協餉也隨之交由山西票號匯兌。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東道應解甘肅蘭州協餉三次銀八萬兩，均由山西平遙票商匯兌。同年奉撥甘餉銀二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等匯解陝西藩庫。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撥陝餉銀二萬兩，交元豐玖匯兌。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銀五於兩匯解廣西藩庫。光緒十六年（1890）湖廣將協餉一萬兩交百川通匯兌廣東。光緒四年（1878）江西交蔚長厚協撥伊犁軍餉銀一萬兩。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長厚銀一萬兩到包頭局轉解。光緒年間，粵海關交志成信、協成乾匯解烏魯木齊協餉9615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交元豐玖一萬兩匯解山西歸綏道轉解烏里雅蘇台。同年，廣東交志成信票號12500兩匯解察哈爾都統衙門轉科布多。光緒十二年（1886），江西將協餉一萬兩，作為奉天丙戌年俸餉交蔚長厚匯解盛京戶部衙門。光緒十九年（1893）江西將協餉15000兩交蔚豐厚匯解盛京。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間山西票號共匯兌協餉1023萬兩，每年平均達54萬兩。
匯兌河工經費
清代河工經費數額很大，由山西票號負責匯兌，使山西票號又大獲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的河工經費一萬兩交山西票號協成乾、蔚長厚、志成信匯兌。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三次匯解銀219000兩，交山西票號商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解赴天津支應局轉解河南河工應用。
賑款
光緒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蘇籌銀一萬兩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長票號匯解山西巡撫衙門兌收賑濟。光緒十二年（1886）直隸水澇成災，由廣東將22209兩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匯天津轉解分撥災區。光緒十一年（1885）山東遭災，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號5000兩、元豐玖票號3000兩解赴山東。
借墊教
早在19世紀40年代，廣東地方財政機構就曾與山西票號發生了借貸關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辦理夷務以後，……藩庫度支每絀……向西商貸用」，不過這種借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發展》歷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國農民軍起義，廣東省財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從此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稅徵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匯兌，向志成信票號借銀五萬余兩，由稅收項下提拔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志成信、協成乾匯兌至京。同治時，陝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飢饉，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太平關常稅並由該票號匯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 220萬兩，勻作 12次每月攤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復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匯兌，於年底匯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一萬兩，交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餘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周轉。
匯兌庚子賠款
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規定付各國戰爭賠款45000萬兩，年息4厘，分39年還清，本息共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而山西票號則承擔了龐大賠款的匯解任務。
「四國借款」
承辦「四國借款」
《馬關條約》簽訂後，對日賠款二億兩，後又增贖遼費三千萬兩。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不足8900萬兩。為籌還賠款，被迫三次舉借外債：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億法郎，折銀9800餘萬兩；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9700餘萬兩；第三次向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折銀因匯價變動為11200餘萬兩。四國借款每年付息1200萬兩，加上其他外國借款還本付息和開支，全國財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萬兩。戶部只得將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攤，由各省採用鹽斤加價或地丁貨厘附加辦法籌款，匯往上海還債。於是山西票號生意又增，包攬了部分省的匯兌。這些票號在四川、廣東的有協同慶，在廣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長，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協同慶、蔚泰厚、百川通，在陝西的有協同慶，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長、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長、日升昌、協成乾等票號。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初由於商品交換和貨幣擴大流通的需要而產生，它是從商業中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從19世紀50年代以後，其業務蛻變為匯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匯兌已不屑一顧，甚至規定 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匯兌，他們通過匯兌公款手中經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之公款不計利息，從而獲得了很大利益。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規定公款發商生息辦法後，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佔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據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產部存放各銀行票號款項共 693萬兩，其中戶部存放銀行 424萬兩，占總額的61%，存放票號 206萬兩，占總額的30%，存放外國銀行57萬兩，占總額的 8%，存放其他行號六萬兩，占總額的 1%。以上統計說明，票號掌握著戶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說票號的利益與清政府的利益緊密聯在一起，以至票號走上了畸形的繁榮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傳到晉中，山西票商大多額手加慶，欣喜異常。他們慶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動了，山西票號今後可以獨佔全國了。他們彷彿看到了燦爛的輝煌前景，正在向他們招手。
但他們沒料到，「阜康」票號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號垮台的進程。阜康虧損了八千萬銀兩，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搶兌現銀的風潮，山西票號在這股強大的風潮之中飄搖不定。
二十年後，維系晉幫及其榮譽的山西票商們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
6政府政策編輯
政府勢力與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匯兌到禁止到開放，一方面確實存在票號對官僚與政府當局的公關利益輸出等外部因素。但從內因看，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不斷完善、提升的票號金融服務與票號水平滿足了官僚與政府的需要。而政府與官僚對票號的倚重，又提升了票號的信譽水平與品牌實力。如1862年票號匯兌官款的首次開禁，就是由於捻軍由安徽進入河南活動，截斷了南北大路，廣州百萬兩京餉無法上解，「部庫存款無多」的窘局給逼出來的，戶部最後不得已上奏皇帝，責令兩廣總督「設法辦理，或繞道行走，或由商人匯兌，或由輪船運津轉解，總期妥速解到，以應要需」，最終選擇了「令票號匯京交庫」的捷徑。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號在發揮自身獨有的匯兌功能，為各省匯兌資助太後西巡款項，也為宮廷解了燃眉之急，讓宮廷內外耳目一新，贏得清政府的贊許與業務准入政策，創造出業務的極盛與品牌的輝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匯兌中，先後出現過三次大的禁匯風波，而始終禁而不絕，禁而復發，票號穿透專制制度以及人為的約束，在法令禁絕、政策圍堵中前行，也顯示了票號內在的信用與品牌力量。如廣東省和粵海關、浙江省和浙海關等一些省關之所以長期堅持要交票號匯兌，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財政拮據，稅收短絀，支大於收，財政虧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項，就必須向票號借墊，如果停止匯兌，票號不予墊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餉。票號的匯兌中實際內含了墊付與放款功能，票號符合銀行業內在規律的信用保障與創造功能適應了清朝政府與社會的需求，是官款匯兌禁而不止的內在動力。
從服務商業到服務財政的異化
早在咸豐皇帝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經費而大開賣官捐納時，票號就已經開始與捐官者和賣官者建立了聯系，成為政府籌餉機關，與官僚、政府結下不解之緣。1901年票號支墊並匯解慈禧太後西逃所需經費後，更受政府青睞，未待慈禧回鑾，順天府和都察院就咨會山西巡撫催票號返京復業，並進而承攬了各地庚子賠款的收解匯兌業務，還負責劃解外商匯豐銀行。各地分攤的賠款在不能按時上解時，就請票號墊匯。交票號承匯公款的省關驟然增加23個，達到39個之多。18941911年票號承匯公款141864475兩，並且主要是匯往上海的外國銀行，票號從中獲得巨利。
票號原本是中國商品經濟的產物，是從商業資本中分離出來的為商品經濟服務的，但隨著與官府的業務聯系與關系密切，票號將自己的注意力逐漸從為國內工商業服務轉向通過結納權貴，維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結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漸把它的業務重心轉向對政府的匯兌、借貸、存款和代理業務，成為政府的財政支柱，與商品流通的關系漸行漸遠，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業務不看在眼裡，以至還有非500兩以上不辦的匯額限定。
信用貨幣時代的政府監管之道
在票號發生、發展、衰退的兩個世紀間，隨著工商業與國內、國際貿易的發展，匯票、銀票、紙幣等金融工具大量創立，貨幣形態已經發展到代用貨幣或准信用貨幣時代，並愈來愈成為一種量化的計量符號和價值符號，成為需要以國家與銀行信用為基礎、以法律為保障的信用貨幣。銀行也日益成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影響著一個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經濟命脈，所以，政府對票號等銀行機構的法制監管日益成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銀行通行則例》、《通用銀票暫行章程》與銀錢行號抽查章程等法規、政策，是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符合銀行信用規律的，它使中國的信用與銀行制度進入了一個法制化、規范化、現代化的新時期，為中國現代銀行信用的建立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
7影響力編輯
有著110年歷史的票號，標志著本土傳統銀行機構的信用建設水平與品牌實力，在票號改革家李宏齡眼中，票號「分庄遍於通國，名譽著於全球—中國商業之盛，莫盛於西幫票商。」李宏齡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歷史趨勢與現代銀行的發展方向，他的責任與理想，就是要憑借「晉之信用，票號之殷實」，運用好票號尚在的信用與品牌資產，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絕大銀行」，達到「運動全體，抵制外幫」的目的。然而，在清末與民初的政府監管下，票號終於沒有成功轉型、步入新途，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除了票號東掌、經理的思想矛盾、意見分歧等是票號改革失敗的內因外，作為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是否有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銀行機構施以救助之責？政府在票號這一具有悠久歷史、豐富品牌資產的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銀行的轉型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這都給了我們廣袤的想像空間[1]
8理念領先編輯
理念領先華爾街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領導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號「日升昌」誕生在山西平遙縣城。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號在專營匯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大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號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將近一個世紀里，山西票號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匯兌業務。1893至1910年間，山西票號達到了鼎盛時期，許多票號每股紅利都能分到近2萬兩白銀，其分支機構也遍及國內外，營業領域非常廣泛，並由此獲得了「匯通天下」的美譽。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山西票號雖然帶有家族色彩，但其經營方式和管理已相當現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後才在西方的華爾街出現。
在山西商人從事對外貿易的過程中，票號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說，山西票號是我國最早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並把分支機構直接設在國外的金融機構。它們還通過在國內各大商埠如廣州、上海等地設立分支機構，直接為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匯兌服務，大大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9衰落編輯
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
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岩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後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後，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並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由於戶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戶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著票號的生存。盡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後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戶擠兌，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麼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於戶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山西票號終於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從「富甲天下」到破家，晉幫在歷史舞台上終於演完了這場人生悲喜劇。

⑷ 國際法案例 湖廣鐵路債券案

這事兒是倪征燠教授在外交部擔任法律顧問時經手辦的，他2003年去世了，王鐵崖教授也去世了，今年韓德培教授也去世了，問誰呀？自己研究吧。
印象，我政府當時以主權國家司法豁免為由要求美國政府幹預，人家說司法獨立，行政不能幹預司法。我政府就以主權國家不受外國司法審判為由，不答辯，不出庭。人家缺席審判，並揚言強制執行我在美國因原無外交關系被長期凍結現正要解凍的資產，我政府才讓司法部派人去特別出庭。當時報道沒說美國政府配合了，也沒說請了美國律師。我方除說主權國家司法豁免外，還說是惡債。好像說惡債的證據有二：一是李鴻章還是張之洞向皇上和太後的奏摺，說廣東有孫逸仙的革命黨造反，四川民眾也在蠢蠢欲動，如不趕緊修鐵路，一旦出事，派兵來不及，此乃惡意舉債。我政府乃革命政府，不能繼承鎮壓革命的惡債。二是美國國會的辯論記錄，有的議員反對向清國放債，有的贊成放債，贊成派對理由是只有支持清國修湖廣鐵路，美國貨才能更多更快的運到清國腹地，那裡的礦產才能運出來，這是以侵略、掠奪為目的是惡意放債。被侵略、掠奪國家政府不能償還這個債。人家法院既要顧及自己國家的宏觀利益，不宜過分得罪中國，又要給政府面子，還要給債權人和法院自己留臉面，於是說借錢修鐵路是商業活動，既不能享受司法豁免，也不能說是惡意行為，但過訴訟時效啦，裁駁。

⑸ 財務管理上的銀行借款資金成本和債券成本的計算公式是什麼

這兩個公式是有本質的區別。
第一個公式，是債券投資時用到的，它是用來計算此時的債券時否有投資價值。如果計算出來的期望收益率小於投資者資金成本率，投資者是肯定不會進行投資的。（只要債券沒到期，這個公式都能用，使用的主體是投資債券的公司）
第二個公式，才是籌資時，計算債券籌資率，所用到的。 （一般是剛剛開始，准備發行債券使才用到，使用的主體是發行債券的公司）

投資者的成本率是綜合成本，是資金成本的加權平均數。
例如，籌資100W，債券籌資80W，成本是8%，普通股籌資20W，成本是14%,則綜合成本=8%*80%14%*20%=9.2%

⑹ 女子存款5萬元10年後變成900萬，錢是誰的

一女人十年前在銀行存下5萬多的存款，近日，她突然得到銀行的通知，被告知銀行卡里多出來900多萬，而且稱全部都是她的，沒有存在誤存的可能，還稱錢會全部歸她所有。銀行的利息本來就不是很高，如果一筆錢存在了銀行，也就會有多一點點的利息，

英國的這名女子十年前在銀行存下了約5900英鎊，摺合人民幣5萬多元。當時她購買了該銀行發行的一種理財債券。這種債券每年每月都會進行一次抽獎活動，十年間沒有間斷，每月都會從銀行中抽出2名幸運儲戶每人各獎勵100萬英鎊摺合人民幣900萬元。不過這名女子在這十年裡沒有想過自己會中這個大獎，所以一直都沒有在意，自己也沒有去取這筆存款。據英國財政部表示該國家儲蓄銀行的這個債券在疫情發生以後，該債券已經成為了英國最穩定也是最受歡迎最受群眾信任的投資理財項目。同時這個債券也是國家財政部全力支持項目，擁有100％的安全性，可以讓人們放心的購買，也成為了英國人認為最安全的投資渠道，通過該女子中獎的事跡，該國有更多的人去購買這個債券理財，都希望自己是下一個幸運兒。

⑺ 上海證券公司的變遷歷史誰有啊

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觀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的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證券產生的歷史，在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國家向大戶的舉貸和王侯給平民的放債，形成了最早的債券。漢唐以後，國家因軍事需要臨時向富商舉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現象。隨著商業的發展，飛錢、會票、當票等商業票據出現，證券的品種更加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清前，在一些投資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風險的行業，如上海沙船業，四川井鹽業，雲南、廣東礦冶業和山西金融業，已經較多地採用"招商集資、合股經營"的經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明顯地具有資本主義的股份制特徵，而"集資合股"的參與者之間簽訂的載明權利責任的契約，則是中國最早的股票雛形。
當然，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證券的出現，在中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相繼對外開埠通商，有價證券及其交易，就跟著第一批最先進入所開商埠的外國洋行在中國出現。外資在華設立的各類股份制公司企業，把西方國家已普遍採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形式和集股籌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
中國仿效西方，採用股份制發行證券組織近代企業公司的活動始於19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清政府洋務派從19世紀60年代起，舉辦旨在"自強"的軍事工業。由於清政府財政困難，經費難以為繼，70年代後，為借重民間私人資本，解決國家財力不足，洋務派仿效西方股份制，採用"官督商辦"和"商辦"等形式，興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國近代民用企業。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詔籌建上海輪船招商局。隨著該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認定和籌集，中國第一家近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和中國人自己發行的第一張股票誕生。繼航運業後，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險業、礦業、紡織業和通訊電報業等方面得到普遍運用，於是又有一批華商股票應運而生。如仁和保險、濟和保險、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等都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華商股票。原先附股於外資企業公司的中國人，此時也紛紛移資或投資洋務民用企業，或自立門戶舉辦近代工礦企業公司。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創辦的新式工礦企業就有十五六家，這些礦業公司都發行了股票。至此，華商證券的發行已小有氣候。
證券一經產生，證券交易不久也隨之出現。據史料記載，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證券買賣交易活動，但僅局限在外商之間，買賣並不興隆。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上海殖民經濟的初步"繁榮"，外商證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躍。60年代中期，由於世界棉業投機熱潮席捲上海，在華外資銀行獲得豐厚利潤，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華銀行面值10英鎊的股票，市價曾高達25英鎊；（註：《字林西報》，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資航運公司獲利也很豐厚，航運公司股票成為銀行股票以外的另一買賣熱點，以致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業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從事股票買賣的證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涇橋北，出現了中國第一家專營有價證券的英商長利公司，後來又有幾家這樣的公司相繼設立。"店多成市，該業始發達"。（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之略史》，載《銀行周報》第3卷總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紀80年代前後，外資又開始進入租界公用事業和其他實業，市面上又出現了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電燈公司等十幾種新股票。西商各證券掮客為謀本業前途的發展，於1891年聯絡同業，組織上海證券掮客公會即上海股份公所，以買賣外商在華所設各事業公司的股票。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初步形成。
至於中國華商進行的證券交易，若將19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商附股外資企業公司的證券活動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社會資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於中國新辦的近代企業不久便獲厚利，加上個別企業發放優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產、銀洋買賣投機之外，又熱衷於對新式企業的股票、債券的追逐。
1882年前後，先前成立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近代廠礦企業經營成功，獲利很高，股票價格成倍增長，如輪船招商局面值100兩的股票，1882年卻漲到了200兩以上；（註：《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下冊，第31頁。）1881年年底，開平煤礦正式投產前夕，其面值100兩的股票在上海市場上的價格就漲至150兩左右，到1882年6月，竟還有人願以每股237兩的價格收進。（註：《申報》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響，人們爭相購買荊門煤鐵礦、長樂銅礦及鶴峰銅礦等十幾種剛上市不久的礦業股票，這些股票的價格很快超過其面值。如長樂銅礦和鶴峰銅礦的股票面值均為100兩，1882年最高價分別達到220餘兩和170餘兩。（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當時的《上海新報》和《申報》等華文報紙，對此都有專門報道。這些礦業股票籌集的股金就有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這在當時是一筆十分可觀的資金。
受礦業股票上漲行情影響，其他上市的洋務企業股票價格也隨之全線上漲。如上海電報局100兩面額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兩大關；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票價格也溢出原價15%左右。（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
華商證券交易，起初既沒有固定的場所，又沒有相應的交易規則，證券轉讓、買賣一般在親朋好友、熟人中"以親帶友、以友及友"進行。成交的價格卻視外商證券行情和證券本身的市場供求而定。後來，隨著證券發行量的擴大，持有證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證券的品種和數量也越大，證券買賣變成了經常的需要。於是"為各項公司通路徑而固藩籬"（註：《申報》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1882年9月成立。該公司內部組織分明，還訂有章程，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設立首開中國有組織的證券市場的先河，成為中國自設證券交易所的權輿。
由於對礦業股票的過分投機，加之買辦商人胡光墉投機絲業失敗和中法關系趨緊等其他原因，引發了1883年10月的倒賬金融風潮。礦業股票連同其他華商股票即行下跌。低價出售也無人承接，連平時素有信譽的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股票的價格也低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礦業股票更是無人問津，幾乎形同廢紙。介入股票投機和承做股票質押的錢庄受累倒閉，破產者不計其數。一度空前興盛的股票市場低落至極點，直至10年之後，一般商人仍"視集股為畏途"，（註：《論商務以公司為最善》，見《申報》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為人所厭聞"，（註：《礦務檔》第七冊，第4358頁，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編，1960年版：《洋務運動》（七）第316頁，中國史學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見這次風潮對證券投資者心理打擊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國早期證券和證券交易視作中國證券市場的萌芽的話，那麼，1895年以後至清末，中國證券市場就進入了初步形成階段。
隨著國外資本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和鐵路公司在華的設立，以及鐵路借款、礦業借款與政府借款的簽訂，外國在華發行的外資證券規模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振興工商、實業救國"的呼聲再一次引發了中國第二次設廠辦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法規，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勵興辦各式銀行、企業。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的創立率先揭開了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間，中國先後創辦新式廠礦企業386家，資本額達8.8億多元，華商在機械製造、電力、采礦、棉紡和其他工業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商股票的發行量也隨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債制度也在1894年前後移入中國。1894年清政府為籌措甲午軍費，仿效西方，向國內發行公債，"息借商款"。此後，又發行了"昭信股票"和"愛國公債"兩次公債。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蘇松太道吳健彰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向外國洋行賒賬雇募船炮，首開中國近代舉借外債先河。隨後海防借款、軍需借款、抵禦外侮借款、賠款借款、實業借款、鐵路借款、礦業借款，甚至行政經費借款，一發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債208筆，債務總數為白銀13億多兩。（註：《清代外債史論》，第672頁，許毅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證券交易市場方面，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也有了迅速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是上海眾業公所的設立與發展。原先設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後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續借款等金幣公債，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大紗廠新股票的面市，業務發展出現了較大轉機。1898年，該所修訂了章程，但仍無固定交易場所，證券的交易買賣，多在舊西商總會內或在匯豐銀行門前階沿進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國聯軍入侵的混亂之際，攫取了中國的開平煤礦，由於這一產權的中外轉移，原持有該礦股份的華人紛紛將股票出售或轉讓，給原來不甚景氣的股票交易市場帶來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舊西商總會租定了部分房屋作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醞釀改組為上海證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在香港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該所採取會員制，只有會員才能參與證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會員即擴充為100人，其中西商會員87名，華商會員13名。交易買賣的證券有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國政府金幣公債，（註：《民國經濟史》，第153頁，上海銀行學會編，1948年版。）後來又增加市政公債。當時進入這個市場開拍的股票先後有：公和祥碼頭、椰松船廠、公益紗廠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遷址上海外灘1號。
由於西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除為外國在華企業公司在華籌集資金服務外，還是少數洋商投機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顧中國社會經濟和投資者的利益，1910年爆發的橡皮股票風潮就是最好的例證。1903年，英國投機商人麥邊在中國成立藍格志拓殖公司，開業後的頭幾年並沒有多少業務，1909年國際市場橡膠漲價，國外經營橡膠園種植業和投資橡膠工業的人獲利豐厚。麥邊便藉此機會，於1910年初大造輿論，宣揚經營橡膠行業可獲巨利，並謊稱其公司在澳大利亞擁有大片的橡膠園。為了誘騙人們購買其公司股票，他編造該公司的經營發展計劃，奢言年分紅可達45%左右。人們不明真相，競相購買。"僅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標賣，已有以七十兩之巨價承購者"。（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中掀抬股價，橡皮股票價格暴漲。麥加利、匯豐和花旗等外商銀行見有利可圖，便與麥邊勾結，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舉又造成了該公司信譽可靠、實力雄厚、盈利可觀的假象。爭購者於是更加踴躍，連許多錢庄也都轉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價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地裡趁高脫手，捲款潛逃。其他外商亦步麥邊後塵，紛紛拋售手中的橡皮股票。這時，外資銀行宣布停辦此項股票的押款，（註：《上海錢庄史料》，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騙局敗露，人們又爭相拋售橡皮股票，但無人購進，橡皮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最後成為廢紙。持票者紛紛破產，錢庄也因此倒閉了二十多家，市面極度恐慌，釀成了一場金融風潮。更為嚴重的是這次風潮使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遭受沉重打擊，中國股票市場自此進入低谷
此期的華商證券交易市場較1883年前，交易規模總體上有所後退，但也不乏市場新熱點。一方面，隨著1895年後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現，尤其是銀行的創辦和商辦鐵路公司的出現，證券交易又漸有起色。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債券成為交易買賣的新熱點。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後，清政府又採取"官商合辦"的形式，設立了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省銀行和私營商業銀行也在此期設立。這些新興的銀行發行了大量的股票，這些銀行股票在市場上十分受人青睞。1903年，清政府開放鐵路，"寓商於路"，提倡商人設立鐵路公司，集股籌資承辦鐵路。於是，1903-1907年，全國15個省份先後成立了18個"官商合辦"和"商辦"的鐵路公司，發行了大量的鐵路股票。這類股票一經發行，便成為市場亮點。在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礦企業股票發行與交易的帶動下，中國近代證券市場初步形成。而這時的政府公債由於發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視購買公債為對朝廷的報效和捐助，故當時購入者，也不敢在市場上出售，所以還未形成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組織形式也有了較大的進步和發展。自上海平準股票公司倒閉後，雖先有1904年梁啟超提出了組織"股份懋遷公司"（即證券交易所）的倡議，後在1907年又有上海買辦商人袁子壯、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組織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視和採納。華商證券交易一直處於無組織的狀態中。光緒末年，上海買辦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關橋開設了專營證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買辦商人孫靜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開設了另一家專營證券的"信通公司"，但規模和功能遠不能與原先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專營的證券公司外，許多茶商、錢商、皮貨商、古董商和雜貨商以及買辦也兼做股票買賣。這些股票掮客經常出入茶館，在經營本業的同時，還洽談股票生意。約在1910年前後，股票交易買賣活動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樓，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茶會"時期。
總之，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現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公司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中國證券市場一開始便存在華洋兩個不同體系的市場，這正是舊中國社會性質的寫照。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為後期的證券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參考資料：http://blog.163.com/darling_ran/#

⑻ 英國在美國發行的歐洲債券為 . 是猛犬債券還是宏基債券還是外國債券

應該是揚基債券
他們分別指的是：
一、揚基債券：揚基債券是在美國債券市場上發行的外國債券，即美國以外的政府、金融機構、工商企業和國際組織在美國國內市場發行的、以美元為計值貨幣的債券。
二、猛犬債券：猛犬債券(Bulldog Bond)指非英國借款人在英國市場上發行的英鎊債券，因鬥牛犬(bulldog)是英國的一個標志而得名。
三、外國債券：外國債券（Foreign Bond） 通俗地講，外國債券是指外國借款人（政府、私人公司或國際金融機構）所在國與發行市場所在國具有不同的國籍並以發行市場所在國的貨幣為面值貨幣發行的債券。

⑼ 看一紀錄片說清末年，用各種理由專抄富商的家，拿抄家的錢錢養活皇族！清朝真可憐到這地步

這個恐怕不屬實。清朝末年財政緊張的時候，使用的主要手段有：發行債券、向外國銀行借款、賣官鬻爵等等。抄家實際上搞不到幾個錢，再說，有幾個富商能富可敵國？又有幾個富可敵國的富商背後沒有大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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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債

1894年，清政府第一次嘗試著對內發行國債。這是第一次仿照洋人的方式發行國債，主要對象是國內的富裕商戶，所以又叫「息借商款」。最後募集了大概1100萬兩白銀，而1894年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不過才8100萬兩，應該說還是比較成功的。

對外借款

在馬關條約簽署後，對日賠款2億兩，為了籌措賠款，清政府不得不對外借款，通過「俄法借款」借到4億法郎，合白銀9800萬兩左右；「英德借款」1600萬兩英鎊，合銀9700萬兩左右；「英德續借款」1600萬英鎊。這些借款實際上是對英俄德法人民發行的對外債券。歷史記載，清政府這幾筆國債在外受到追捧，買的人特別多。

這比抄富商家來錢快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