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巴羅內生增長理論
題目改成：巴羅的內生增長理論就好理解了。
理論簡介
內生增長理論（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於20 世紀80 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編輯本段
概述
增長理論家主要在完全競爭假設下考察長期增長率的決定。內生增長模型又包含兩條具體的研究思路。第一條是羅默、盧卡斯等人用全經濟范圍的收益遞增、技術外部性解釋經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巴羅模型等。第二條是用資本持續積累解釋經濟內生增長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瓊斯—真野模型、雷貝洛模型等。完全競爭條件下內生增長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競爭假設條件過於嚴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二是完全競爭假設無法較好地描述技術商品的特性: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並使一些內生增長模型產生邏輯上的不一致。
為了克服上述內生增長模型存在的問題,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增長理論家開始在壟斷競爭假設下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又可以根據經濟學者對技術進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種類型:產品種類增加型內生增長模型、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專業化加深型內生增長模型。這三類模型的提出,表明內生增長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基本思想
自亞當·斯密以來，整個經濟學界圍繞著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爭論了長達200多年，最終形成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下列三個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性資源的積累；（2）在一國的技術知識既定的情況下，現在資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術進步。但是，60年代以來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依據以勞動投入量和物質資本投入量為自變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的增長模型，把技術進步等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增長停止的結論。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即內生增長理論則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也就是說，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當然，許多經濟學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爾茲，1990；貝克爾，1989），但是，他們都是把它們看作是外生因素。
這樣，這兩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出現了分歧：盡管財政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財政政策能夠影響經濟增長（因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在許多方面，諸如扭曲性稅收的負效應、累進稅對儲蓄傾向的不利影響以及增加稅收動用額外資源以提高公共投資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長論卻認為，長期經濟增長完全是由理論本身的外生因素決定的，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政策，長期增長都不變，或者說，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有短期效應，而不能影響長期增長；而內生增長論則認為，一國的長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內生變數決定的，這些內生變數對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是敏感的，並受政策的影響。如果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那麼，問題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特別是政府如何能夠影響增長率的大小，因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魯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內生增長模型，還有很多其他模型側重不同的增長方面，諸如金和羅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識傳播內生增長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與創造性消化內生增長模型以及楊（Young, 1991, p. 369-405）國際貿易內生增長模型。所有這些模型表達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特別是這些模型試圖說明企業如何積累知識，這種知識廣義地包括人力資本和技術變化（Rogers, 1997, p. 43）。這種知識積累表示為增加人力資本、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這些模型表明，知識和積累過程會出現外部性或知識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預：各種政策旨在扶持研究與開發、革新、人力資本形成甚至關鍵性產業部門。
綜上所述，我們對內生增長理論所表達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作出如下簡單的非技術性陳述：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於生產（市場條件、產權、政治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穩定）；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等）。
內生增長理論突出了第一個方面，而第二個方面隱含在各種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這些模型對企業面臨的市場條件、產權和經濟穩定性作了假定，同時，還強調了這兩個方面出現於企業層次上。最後一個方面按理說也穩含在內生增長模型中，因為，從數學上講，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費者模型，用來解釋（比如說）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者配置消費的動態最適化問題。
現代發展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利用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教育支出、創新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 R&D（研究與開發）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盡管目前仍存在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在估計方法、變數的調整、數據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一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二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經濟學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不斷深入，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這些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原有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精緻化方面。如自從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淵源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將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中間產品的擴大化，並且假定這種擴大來源於個體最優化決策。Young(1991)提出了一個有限的干中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干中學是有限的，因此，增長可能受到發明約束。Young(1993)針對中間產品的替代性與互補性，提出了一個具有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數量同時擴大的內生增長模型。Oritigueira（2000）將閑暇引入到人力資本驅動的內生增長模型，由於閑暇的引入，效用函數不再是單調的，因而導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長路徑不再穩定。Basu與Weil(1999)則提出了一個將技術與特定的K/L比例相聯系的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增長由兩個方面驅動，一方面是由干中學驅動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共同驅動（技術進步要求一個改變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則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規模效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認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長模型都隱含著規模效應，但這種規模效應事實上沒有經驗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規模效應，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模型的長期性質，增長亦可能從內生變成外生。因此，他們致力於建立一種沒有規模效應的增長模型。Chol-Won Li（2000）則通過建立一個具有兩個研究與開發部門（即新產品質量提高的研究與開發部門與增加中間產品品種的研究與開發模型），對增長的內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內生增長（即沒有人口增長的增長）需要嚴峻的條件，半內生增長是一種更合理的解釋。在最近的一些文獻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關於內生增長模型與非線性之間關系的專刊，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討論內生增長可能導致的混沌路徑或內生增長過程中的分叉點，將經濟增長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線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討論了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在增長路徑中存在多個均衡點時（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
內生增長理論在九十年代的另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熊彼特主義(neo-Schumpeterism)的復興。自Aghion and Howitt於1992年提出了增長過程中的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他們於1998年出版的《內生增長理論》一書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講述熊彼特方法，並對技術進步的創造性破壞作用進行詳盡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們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術使原有技術過時的概念，從而使技術進步成為一種具有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新熊彼特主義的另一個特點與技術進步的微觀機制有關。在九十年代關於增長理論的文獻中，很多模型[12]發展了市場結構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筆者所見，如何建立一個市場結構內生的技術進步模型，仍是值得經濟學家努力的[13]。
以楊小凱為代表的分工驅動經濟增長思想，由於引入角點解而將分工與增長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盡管目前來說，基於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統提出並強調的分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14]，由A.Young(1928)進行了發揚，但其間直至八十年代才重獲經濟學家的重視。對於分工的概念及與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是沿著兩條思路進行的：第一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生產迂迴程度的加深，這是從廠商進行最優決策的角度來展開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條思路是基於分工是經濟中的個體（agent）最優選擇的結果，體現為個體的專業化水平。這條思路的沿這條思路進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楊小凱（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條思路進行的分析，主要問題在於忽略了分工的生成與演進過程。雖然Romer(1987)以中間產品的品種數作為生產的迂迴程度，並假定中間產品的非完全替代性與非完全互補性（事實上，Romer所運用的模型中的生產函數是一個D—S型的生產函數），解出了一個生產迂迴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過程中沒有討論因生產迂迴程度增加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增加問題，其模型對現實的意義並不太大。楊小凱的貢獻在於其認識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將分工與交易成本聯系起來，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分工的演進。然而，從他已發表的論文與專著（如楊小凱（1998，2000，2001））來看，楊小凱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演進（evolution）的概念。在楊那裡，分工是一個演進的過程，決定分工演進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義與測度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局限了楊的模型的應用，而且，更為致命的是，在楊那裡，經濟人(AGENT)的理性是有問題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無窮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預見交易成本的演進方面卻一無所知[15]。
隨著理論的進展，不少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內生增長理論面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無論是沿著Romer的獨立研究與開發部門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還是沿著Lucas的人力資本溢出研究路線進行的研究，都面臨著如何進行實證分析的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實證研究事實上是沿著兩條技術路線進行的，一條是進行國別間的研究，尋找內生增長證據；另一條是沿一國的長時段數據，研究一國的經濟增長因素；或者單獨討論某個具體因素，如對外開放、稅收、平等、金融進步、長周期、教育支出、創新等，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
沿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大部分實質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歸（Barro-type regressions）進行的，即以一國的人均收入增長率為因變數，同時以一國的人均收入為自變數，對國民收入增長率是否趨同進行回歸檢驗。如Barro(1995，1996)對92個國家、美國國內各州、日本國內各縣的趨同趨勢進行了檢驗；Kremer（1993）對於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人口規模存正相關關系，這在經驗上支持了內生增長理論；Michael J.Boskin(2001)對戰後的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他認為技術進步應同時體現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調整上，據此，他得出結論，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而可見資本為25%以上，而70年代以後增長率的下降則應歸因於單純物質資本調整型技術進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對二戰後美國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核算，認為美國的增長與技術進步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關系，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及資本改進之間有著強互補性，得到了一些內生增長的證據；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到能代表國家間差異的數據，如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所存在的增長率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兩國間的文化傳統與政治經濟制度所造成的[16]，同時國與國之間的GDP差距是否如匯率所顯示的那麼大，是值得探討的，然而，對於GDP的調整，雖有PPP之類的方法，但迄今為止尚沒有能得到廣泛認同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沿著第一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並沒有找到很多對內生增長理論進行支持的經驗證據，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事實的研究表明，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進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檢驗）表明，有著遞減報酬和外生技術進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夠對經濟增長率進行解釋，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表明了條件趨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對數總量生產函數，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進行了測算，Young的研究表明，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國台灣、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TFP的增長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釋其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增長，Young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本的大量積累、勞動力參與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國家在二戰後的R&D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他發現，戰後OECD國家R&D開支的急劇提高，對於其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實質性的作用。Dinopous與Thompos（1999）通過對經濟增長中規模效應進行檢驗，認為並不存在對於規模效應進行支持的經驗事實。所有這些均說明內生增長理論在與經驗事實相吻合方面尚不盡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對於增長的經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類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長理論比AK模型更能解釋趨同。
沿第二條技術路線進行的研究取得了廣泛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之間對於各個單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結論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與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際沖突、人力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長、技術應用與經濟產出》，S.EDWARDS（1997）《開放、生產率與增長》[使用93個國家的數據，研究了開放與TFP增長之間關系的強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17]，Engen etc.（1996）的《稅收與經濟增長》[本文使用了歷史數據分析方法、國別分析方法、微觀分析方法等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內稅收近似中性，而在長期內的累積結果顯著的結論]等，分別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詳盡分析。但從總體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許多內生增長理論的經驗分析工作仍然與舊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寬泛地解釋，以包含產生增長的因素，這樣，能夠在一個微觀的基礎上，對市場不完全背景下所產生的增長更深刻地進行刻劃[18]。
新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互動關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討論了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儲蓄率內生地上升，因此，經濟增長率也隨之發生變化。John Laitner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是對九十年代後興起的兩部門（或多部門）增長模型的一個重要擴展。
從九十年代內生增長理論的進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仍處於一個活躍發展的時期，盡管沒有劃時代的創新，但在現代方法與經典理論的結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對R&D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對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實證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變數的獨立性（模型的檢驗假設了數據的獨立性，但在實際上，變數之是相互影響的，獨立性無法保證）；數據基於模型所進行的選擇性，這種選擇忽略了增長過程而注重增長的結果；數據的隨機性與變數的隨機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隨機變數，但現實中的數據卻是各種隨機沖擊的後果。但是，90年代在估計方法（如對於Barro型回歸的突破）、變數的調整（如多國的長時期數據，見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對於教育數據的調整，見Barro and Lee(1998)）、數據的調整（對各國經濟增長率的調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對於民主與增長關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從未來的發展來看，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將沿兩個方向進行，第一個方向是沿非線性動態模型路線進行，以更復雜的數學模型更精確地模擬現實經濟世界；另一方向是計量檢驗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變數、對變數進行調整以具有現實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❷ 什麼是李嘉圖等價定理
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啟示
征稅和發行公債是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兩種主要方式。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的第17章中表述了這樣的論點：政府無論選用一次性總付稅（lump-sum tax)，還是發行公債，來為政府籌措資金，均不會影響消費和投資。
20世紀70年代，這一原理重新被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Robert J. Barro）所揭示。他發表於1974年的著名論文《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在經濟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一理論因而成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嘉圖等價定理之所以引起現代經濟學家的矚目，其原因在於對舉債的宏觀經濟影響的重視。在政府舉債的情況下，社會總需求發生何種變化，將直接影響到國民收入水平的決定。本文將透過李嘉圖等價定理，分析舉債的經濟影響。
一、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內容和意義
「李嘉圖等價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這一術語，最早出現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發表的題為《巴羅的〈論李嘉圖等價定理〉》的評論中。
李嘉圖等價定理認為，征稅和政府借款在邏輯上是相同的。這一原理可以通過下面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假定人口不隨時間而變化，政府決定對每個人減少現行稅收（一次性總付稅）100元，由此造成的財政收入的減少，通過向每個人發行100元政府債券的形式來彌補（再假定債券期限為一年，年利息率為5％），以保證政府支出規模不會發生變化。減稅後的第二年，為償付國債本息，政府必須向每個人增課105元的稅收。
面對稅負在時間上的調整，納稅人可以用增加儲蓄的方式來應付下一期增加的稅收。實際上，完全可以將政府因減稅而發行的100元的債券加上5％的利息，作為應付政府為償付國倆本息而增課稅收105元的支出。這樣，納稅人原有的消費方式並不會發生變化。
如果政府債券的期限為N年，結果是一樣的。因為政府債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從政府手中獲得債券利息，另一手又將這些債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為償還債券本息而徵收的更高的稅收。在這種情況下，用舉債替代稅收，不會影響即期和未來的消費，等價定理是成立的。
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意義在於，公眾是否將政府發行的債券視為財富的一部分，關系動國民收入水平的決定。帕廷金（Patinkin,D）在其1965年的著作《貨幣，利息和價格》（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中指出，公開發行並已出售的政府債券，有比重為K的部分被視為財富。按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含義，即如果人們意識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債券要通過將來的稅收來償還，政府債券就不會被看作總財富的一部分。於是，舉債同課稅一樣，不會引起人們消費水平的變化，即K＝0；如果人們並不將手中的政府債券同未來的稅收負擔聯系起來，政府債券就會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總財富的一部分，則0＜K≤1。其結果是，公眾會因總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當前和未來的消費。總之，如果政府以公債替代稅收，公眾將以K倍的速度增加即期的消費數量。由此可見。面對征稅和發行公債，公眾是否會採取不同的行為，對政府財政的制定具有重要意義。
二、巴羅對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堅持
從上面對李嘉圖等價定理的解釋可以看到，無論用發行短期還是長期債券的方式來實現當前的減稅，等價定理都能成立。然而，李嘉圖等價定理卻無法解釋下面的現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費者在政府償還公債之前去世，這些人既享受了政府因舉債替代征稅而帶來的減稅的好處，又無須承擔由此而發生的未來的稅收，那麼，他們生前的消費行為同樣不會發生變化嗎？
這一問題的答案可能是，對於那些減稅期間活著，卻在政府償還公債前已經死去的消費者來說，他們負擔稅款的現值下降了，由於他們不必用公債去支付政府為償還公債而增加的稅收，他們當前和未來的消費會隨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假如消費者是完全利己的，則上述答案將使李嘉圖等價定理失效。
1974年，羅伯特·巴羅（Robert J. Barro）在他的著名論文《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中，堅持和發展了李嘉圖等價定理。他提出了一個獨創性的論點：具有利他動機的消費者會將其財產的一部分，以遺產的形式留給他的後代。其原因在於，他不僅從自身的消費中獲得效用，而且也從他的後代的消費中獲得效用，即U[,i]＝U[,i]（C[y][,i]C[o][,i]，U[*][,i+1]。公式中U[,i]表示第i代人的效用，C[y][,i]表示第i代人年輕時的消費，C[o][,i]表示其年老時的消費，U[*][,i+1]表示第i十1代人的最佳效用。由於具有利他動機的消費者的效用不僅取決於他自己一生的消費，也取決於他的後代的效用，因而他會像關心自己的消費一樣去關心其後代的消費。
巴圖認為，代際之間的所有消費者都關心自身及其後代的消費。當政府用發行100元債券來替代100元稅收，由此使即期稅負減少100元時，消費者知道這意味著未來的稅收將增加100元，因而面對即期稅負的減少，他的反應將不是增加自身的消費，而是將購買的100元政府債券保存起來。如果他在債券到期之前去世，這100元政府債券將作為遺產留給他的後代，以支付政府因債券本息負擔的增加而增加的稅收。假設在他的後代的有生之年政府債券仍未到期，便可以繼續留給他們的後代，以便用以支付債券到期時的稅收。
對於任何一個具有利他動機的消費者來說，政府為償付新發行的國債本息而增課的稅收，由他還是他的後代來償付，是沒有區別的。在巴羅看來，消費者是否死於債券到期之前，這對於他的即期消費不會產生影響。購買債券與繳納稅收一樣，會減少即期的個人消費。巴羅的見解，使李嘉圖等價定理在具有利他動機的消費者即使死於債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巴羅認為，既然消費者具有關心其後代效用的利他動機，則消費者就不會將政府為替代征稅而發行的債券作為財富的增加，因而即期的消費不會改變。
巴羅對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維護和發展，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關注。在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支出日益依賴公債的發行，因此，公眾在面對政府採用舉債還是征稅的不同決策時，是否會對消費採取不同的行動，將會對國民收入的水平產生重要影響。
三、等價定理失效的原因分析
征稅和舉債是否等效，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極大興趣。托賓（Tobin,J.）在其著作《財產積累與經濟活動》（《Asset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一書中，對李嘉圖等價定理失效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李嘉圖等價定理的失效，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等價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費者具有利他動機，而且還必須保證消費者遺留給後代的財產為正值。而實際生活中，我們常常看到具有利他動機的消費者遺留給後代的財富並不總是正值。比如，雖然消費者關心其後代的效用，但如果後代比他本人更富裕，他便會認為即使從後代那裡獲得財富，也不會影響後代的效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留給後代的財富就不一定會是正值，這並不改變消費者的利他屬性。
實際上，消費者也許並沒有遺贈動機，因為可能他們沒有子女，或許他們根本就不關心他人的福利。因而，當政府採用公債替代征稅時，消費者便不會將債券留給後代，讓其用於應付未來稅負的增加。相反，由於償還公債本息所需增加的稅收要在他死後才開征，因而他所要承擔的稅負的現值下降，財富會增加，因而消費者當期的消費支出完全可能會隨之而增加。
其次，支撐等價定理的假設是政府對每個消費者減少稅負的數額相同，並且每個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沒有差異。這一假設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現實生活中一次性總付的人頭稅並不存在，政府的財政政策常常會造成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
對每個消費者來說，稅收減少的數額不可能相同，並且消費者之間的邊際消費傾向存在差異。為了方便說明，假定政府減稅政策的受益者為消費者人數的一半，受益者當期稅負減少200元。由於政府的財政支出規模要保持不變，因此，減稅而引起的收入減少，政府將通過向所有的消費者發行100元的債券來籌措。假如政府債券利息為年息5％，人口不變，若政府在第二年償還本息，採取向每個消費者徵收105元的新稅來實現。
公債持有者與稅負承擔者范圍的不一致性，以及同為公債持有者、稅負承擔者，其公債持有比例與稅負承擔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會資源從稅負不變的消費者轉移到了稅負減少的消費者手中。其結果是，減稅的受益者將會增加當期消費，受損者將會減少當期消費。消費結構的這一改變，是否會對總需求產生影響，取決於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邊際消費傾向的對比。如果二者相等，不會影響社會總需求。如果二者不等，前者大於後者，社會總需求會增加；而前者小於後者，則社會總需求便會減少。消費者之間邊際消費傾向存在的差異，使李嘉圖等價定理不能成立。
四、李嘉圖等價定理給我們的啟示<
❸ 巴羅莫角殺人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正常的地磁是北極到南極的磁力變化，人類早已適應。但巴羅莫角地下含有大量導電性能極佳的金屬元素，並且緊挨北極，這使得磁力從北極流向南極時會被這座小島吸走一部分。雖這部分磁力同整個地球磁場相比十分微小，但當它作用在生物身上時則是極強大的。
超強磁場只在地表50米上下內活動，禽類一般不會受到磁場的影響。而大部分陸地動物也有敏銳的電磁感知能力，往往能避開強磁場存在的區域。至於植物不受損害，是因為植物細胞的質膜被堅硬的細胞壁包圍，細胞壁有很強的屏蔽磁場的作用，如同避雷針，所以受磁時，植物只是葉體倒伏而已，而人和動物的細胞是沒有細胞壁的，強磁場可以直接作用於細胞核，所以導致瞬間斃命。至此，恐怖的殺人角背後的奧秘終於被解開。
❹ 巴羅—李嘉圖等價命題指出減稅(請選擇)
李嘉圖等價定理認為，徵稅和政府借款在邏輯上是相同的。這一原理可以通過下面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假定人口不隨時間而變化，政府決定對每個人減少現行稅收（一次性總付稅）100元，由此造成的財政收入的減少，通過向每個人發行100元政府債券的形式來彌補（再假定債券期限為一年，年利息率為5％），以保證政府支出規模不會發生變化。減稅後的第二年，為償付國債本息，政府必須向每個人增課105元的稅收。
面對稅負在時間上的調整，納稅人可以用增加儲蓄的方式來應付下一期增加的稅收。實際上，完全可以將政府因減稅而發行的100元的債券加上5％的利息，作為應付政府為償付國倆本息而增課稅收105元的支出。這樣，納稅人原有的消費方式並不會發生變化。
如果政府債券的期限為N年，結果是一樣的。因為政府債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從政府手中獲得債券利息，另一手又將這些債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為償還債券本息而徵收的更高的稅收。在這種情況下，用舉債替代稅收，不會影響即期和未來的消費，等價定理是成立的。
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核心思想在於：公債不是凈財富，政府無論是以稅收形式，還是以公債形式來取得公共收入，對 於人們經濟選擇的影響是一樣的。財政支出無論是通過目前徵稅還是通過發行公債籌資，沒有任何區別，即公債無非是延遲的稅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費者眼中， 債務和稅收是等價的。根據這個定理，政府發行公債並不提高利率，對私人投資不會產生擠出效應，也不會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這些仍然未得到實際經濟運行的論 證。
該定理是以封閉經濟和政府活動非生產性為前提與條件。
選C
❺ 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
》，對傳統「李嘉圖等價假設」重新進行了闡述，提出了著名的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巴羅發現，當政府為彌補赤字而發行債券時，如果公眾是理性預期的，公眾明白債券變現最終還是要靠增稅來完成，即現期債券相當於未來稅收，政府債券融資只不過是移動了增稅的時間。居民寧願將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以支付未來的稅收負擔，因此消費需求不會上升，更不會出現消費支出的乘數效應。同時，居民增加的這些儲蓄都購買了債券，使得債券需求的上升剛好等於債券供給的增加，貨幣需求不變，所以對利率也沒有影響。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的提出，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巨大反響和爭論，可以說該定理本身就開辟了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吸引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的研究興趣。該文也是迄今為止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文獻之一。
❻ 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現實意義 如何看待我國的公債風險 如何健全國債的流通市場有何意義
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現實意義
一是李嘉圖等價定理揭示了政府舉債的實質，公債無非是以公眾未來的稅收替代了眼前的稅收，消費者的納稅義務並沒有消除，只是推遲了而已，即公債是延遲的稅收。公債替代稅收，政府支出計劃所派生的納稅義務被推遲了，消費者就可能因稅收現值的下降，當期財富的增加而增加消費。因此，分析公債替代稅收所產生的財政效果，對政府制定財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是由巴羅提出的當前和未來的每一個消費者都始終關心他自己及後代消費的這一論點，引發出政府是否必須用增加稅收的方式來償還政府債務的問題。假如政府可以用發行新債來償還舊債的方式滾動債務，而不需為償還公債本息而增加稅收，則政府以舉債替代課稅而產生的當期稅負的下降，並不會引起未來稅負的變化。消費者當前稅負的必然降低，將導致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從而引起消費支出的增加。
三是公債在現代社會已成為各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如果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是通過增加稅收而不是發行公債來實現時，人們會減少當期的消費。但如果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不是通過稅收來獲得，而是依賴發行公債來維持時，則公眾至少不會減少即期的消費水平。政府獲得財政收入的形式不同，將引起人們經濟行為的調整，從而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也就有所不同。
四是政府債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公眾的消費支出，進而影響國民收入水平，則取決於公眾對舉債與未來稅負關系程度的認識。因此。政府債券在多大程度上被私人部門看作凈財富，在政府債券市場轉換的真實影響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正是基於這一原理，當經濟出現蕭條時，政府採取發行公債而不是增加稅收的做法，對總需求施加擴張性影響。托賓認為：「舉債籌資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排擠了資本存量，凱恩斯主義者和像布坎南那樣的保守主義理論家們都持有這種看法……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在短期內是可以行得通的。這就是說，用發行債券代替目前的征稅，將會刺激目前的消費；在非充分就業的條件下，由此而引起的總實際需求的擴大，將會增加產量和就業。
❼ 關於哈利波特里皮皮鬼和血人巴羅的問題！
我目前不知道皮皮鬼為什麼怕血人巴羅。
不過在哈七的第三十一章，提到了有關血人巴羅的故事，也解釋了他為什麼滿身是血。
哈利瞥見一個珍珠白色的幽靈從大廳入口下方漂浮過去，一片喧囂中他用自己最大的聲音喊道：
「尼克！尼克！我需要和你談談！」
他拚命地穿過學生的浪潮，到達了樓梯的底部。格蘭芬多塔里的鬼魂，差點沒頭的尼克站在那裡等著他。
「哈利！我親愛的孩子！」
尼克握住哈利的手；哈利感覺自己好像是把手浸入了冰水一樣。
「尼克，你一定得幫幫我。拉文克勞的鬼魂是誰？」
差點沒頭的尼克看上去很驚訝，而且有一點不愉快。
「當然是格雷女士；但如果你需要鬼魂為你服務——」
「必須得是她！你知道她在哪裡嗎？」
「讓我找找……」
尼克四下尋找的時候，頭在圓形領花上輕微搖晃著，他透過擁擠的學生凝視著什麼。
「她在那兒，哈利，有長頭發的那個年輕女士。」
哈利順著尼克透明的手指看到了一個高個子的鬼魂，發現哈利看她，她揚起了眉毛，漂浮著穿過一面牆走了。
哈利向她追過去，走過她消失的走廊門口就看見她在走道的盡頭，仍然平穩地漂浮著遠離他。
「嘿——等等——回來！」
她聽從哈利的話停了下來，在地面上方又飄了幾英寸。哈利猜想她是一個有著及腰長發，穿著拖地長斗篷的美人，但是她看上去也很高傲不遜。離得近了哈利就意識到他以前在走廊上碰到過她，只是從來沒有說過話。
「你是格雷女士？」
她點點頭，沒有說話。
「你是拉文克勞塔的鬼魂？」
「不錯。」她的聲音絲毫不鼓舞人心。
「拜託了，我需要你的幫助。我要知道關於遺失的金冕的事情，請你告訴我你所知道的全部。」
她的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恐怕，」她邊說邊轉身准備離開，「我不能幫你。」
「等等！」
他並不想喊叫的，但是憤怒和恐慌威脅著要吞沒他。她在他面前盤旋的時候，哈利掃了一眼手錶，還有一刻鍾到午夜。
這很緊急。」他大喊著，「如果那金冕還在霍格沃茨，我必須得找到它，盡快。」
「你並不是第一個垂涎這金冕的學生。」她輕蔑地說，「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企圖迫使我——」
「這可不是為了想要多得幾分！」哈利朝她喊叫著，「這是關於伏地魔——打敗伏地魔——你對那也不感興趣嗎？」
她是不能臉紅的，不過她透明的雙頰卻開始變得模糊，她用激烈的語氣反駁道：「我當然——你怎麼敢認為……」
「那麼，幫幫我！」
她鎮定的表情隱去了。
「那——那不是——」她開始結巴，「我母親的金冕——」
「你母親的？」
她看上去對自己很生氣。
「當我還活著的時候，」她僵硬地回答，「我叫海倫娜•拉文克勞。」
「你是她的女兒？那麼，你一定知道她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金冕象徵著智慧，」她明顯在努力著控制自己，「我懷疑戴上它能大幅提升你擊敗那個稱他自己為黑魔王的人的概率……」
「我說了我沒興趣戴它！」哈利憤怒地咆哮，「沒時間跟你解釋了，但是如果你在乎霍格沃茨，如果你希望伏地魔倒台，那你必須把你所知道關於金冕的所有事情都告訴我！」
她仍然是靜止的懸浮在半空中，低頭看著哈利。一種絕望的感覺席捲了他的全身，她如果真的知道些什麼，當然會告訴弗立維或者鄧布利多，他們肯定問過她同樣的問題了。當哈利正准備搖搖頭，轉身離開的時候，她低聲說道：「我從我母親那裡偷到了金冕。」
「你……你什麼？」
「我偷了金冕。」海倫娜•拉文克勞輕聲說，「我想讓自己更聰明一點，變得比我母親更重要，我帶著它離開了。」
哈利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得到了她的信任，他也並沒有問，只是靜靜聽著她艱難地往下講。
「據說我母親從來不承認金冕丟了，仍然裝作它還在她那裡。她隱瞞了她的損失和我的背叛，甚至是對霍格沃茨其他的創立者也是如此。」
「後來我母親病倒了……病得很重。盡管我背叛了她，她仍然苦苦想著見我最後一面。她派了一個愛了我很久但是多次被我拒絕的人來找我。她知道如果那個人不把我帶回去是不會罷休的。」
哈利等待著。她深深吸了口氣，把頭扭了過去。
「他追蹤我到了我當時藏身的森林裡。當我拒絕跟他一起回去時，他變得很激動。巴羅一直都是個有著火暴性子的人。他對於我的拒絕十分憤怒，嫉妒我的自由，他刺殺了我。」
「巴羅？你指的是——？」
「是的，他就是血人巴羅，」格雷女士說著撩起了斗篷的一側，給哈利看了她白色胸口上的深色的創傷。「當他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以後，他被巨大的悔恨淹沒了，他用奪去了我生命的武器殺死了自己。這么多世紀以來，他一直戴著他的鏈條表示悔恨……他的確該這么做。」
她苦澀地說。
「那……那金冕？」
「它仍然在當初我藏它的那個地方，我聽到巴羅摸索進我藏身的森林時，把它藏進一棵空心的樹里。」
「一棵空心的樹？」哈利重復道，「什麼樹？在哪兒？」
「阿爾巴尼亞的一個森林。一個孤獨的地方，我認為那裡能夠遠離我母親的控制。」
「阿爾巴尼亞，」哈利重復道，混亂的思緒中浮現一種奇怪的感覺，現在他理解了為什麼她告訴他而不肯告訴鄧布利多和弗立維。「你以前對別人說過這個故事了，對嗎？別的學生？」
她閉上了眼睛點了點頭。
「我不……知道……他在……奉承。他看上去……懂得……去同情……」
是的，哈利想，湯姆•里德爾肯定能理解海倫娜•拉文克勞那種迫切地想要佔有不屬於自己的神奇物件的慾望。
「嗯，你並不是第一個被裡德爾套出話來的人。」哈利咕噥著說，「當他想要什麼東西時他就會變得很迷人……」
不錯，伏地魔已經從格雷女士這里套出了丟失金冕藏匿的地點。他已經去過了那廣袤的森林，而且把金冕從它藏身的地方取了出來，也許就在他離開霍格沃茨後不久，甚至在他開始在博金－博克商店工作之前。
或許這就是皮皮鬼怕血人巴羅的原因吧！
另外，哈七中文版已確定會在10月28日全國發行，目前的翻譯工作已完成。
❽ 按照巴羅-李嘉圖的觀點,政府通過增加稅收或者發行債務來支付其開支,有什麼不同
這兩種屬於財政政策，都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增加稅收需要修改法律，過程比較復雜，籌集資金的周期比較長，對經濟有持續的影響，不適用於臨時籌集資金，這是增加稅收的缺點。增加稅收的優點在於不會增加政府財政赤字。
發行國債所需要的手續簡便，可以比較快速的籌集資金。缺點是需要歸還，造成財政赤字加重財政負擔。
❾ 湯姆索亞的純正巴羅刀哪來的
湯姆不好好背書，瑪麗表姐說只要他能背熟了，就送她一把巴羅刀.
❿ 2012年上財經濟學考研巴羅和曼昆兩本書的區別
看到一票人表示今年考題難，坑爹
分兩部分看，客觀題中（判斷,選擇）判斷題與往年難度一致，基礎知識，簡單概念考察，選擇題又分宏觀微觀，今年都體現了與往年的新意。
宏觀部分是加入了大量均衡經濟周期模型的內容，說白了，巴羅的書，就是這一個模型，餘下的都是在各個方面的展開（家庭，政府，海外，從兩部門逐步擴展到三部門），這也就是8月份給的參考資料下赫然在列的巴羅書的意義
微觀部分在逐漸往中根源的書上選擇題的難度靠攏（可能更有甚），往年那種，反復考廠商概念的基本題幾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計算，理解。
整體上，選擇題的難度還是體現在微觀，而且，再劃分下，主要是5-6道牽扯計算的題目，如果採取抓大放小的方式，果斷放棄這些題目，至少時間上，不會出現十分嚴重的分配問題。
簡言之，時間上有問題的同學，應該是平時對經濟學模擬的次數不夠，在經過10次以上的模考之後，把客觀題壓縮在1小時15分鍾左右完成（再加上5分鍾塗卡時間）是合適的，超過這個時間，用接近兩個小時去做選擇題，那後面90分的大題，勢必難以完成
說說主觀部分，就是計算分析題
很多人說與往年差別很大，微觀第一道題考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均衡問題，這是08或者09年微觀原題的改變，基本思路一摸一樣，如果認真鑽研過真題，第一題完全無需思考。
第二題倒是很新穎，兩個部門，考要素市場，第三題是公共物品，三問的分析模式，在中根源的輔導書上和課本上都有明顯類似的推導（如何去分析福利最大化，如何導致福利損失，什麼造成的，如何用矩陣去分析等等）
不得不承認微觀的二三大題很有難度，我自己完成的很勉強，這里不班門弄斧
宏觀部分如果做得不好的同學，我想是對胡永剛的輔導書和巴羅教材沒有達到充分的重視，三道大題，可以說沒有一道是明顯的哪本書的內容（巴羅，或者曼昆）也因此表現了上財出題的水平（我給你倆課本，給你一考綱，而且兩個課本不是一個學派的，那我勢必不會去考兩個課本沖突的地方——比如增長部分）
第一題是胡永剛的原題，考巴羅的均衡經濟周期模型的貨幣部分，在書本的第九第十章對這一問題（物價為什麼逆周期，貨幣供給為什麼順周期）有十分充分的分析
第二題考消費（不得不說，消費問題的確是重點，這是近三年第二次考消費的大題），但如果同學們看過巴羅教材的最初分析家庭的章節，你會發現這一題的分析模式跟巴羅的分析模式完全一致（巴羅書是上財編譯的，你說這種一致是偶然的嘛？）第四問有難度，但如果前三問能順利做出，相信第四問也不是問題
第三道大題是GDP的構成，巴羅，曼昆都有涉及到，感覺這一題可能也是前面出的難度大了，考試平衡下難度
整體上我覺得，題目很新穎，難度在選擇，還在微觀部分（這可能也跟我微觀部分比宏觀差些的緣故）
但，說上財考試沒有列示，考了范圍外的，絕對是胡扯，上面我分析了6道大題，我可以指出哪道大題考了考綱上的哪個部分
考試是這樣子，考完了，結束了。
但，那些繼續努力的同學，今年失敗了明年還鼓起勇氣的同學，我寫這些算是給大家分析下今年，乃至於以後經濟學考試的走勢，相信自己，努力，全面，徹底的復習，才能幫助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