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貨幣貶值

Ⅰ 漢武帝時的古幣<五誅錢>價值多少

兩漢五銖錢

(1) 西漢五銖

(西漢五銖)

鑒於幣制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

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恢復銅鑄幣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個措施。但是由於三銖錢與四錢重的半兩錢等價使用，於是又導致盜鑄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廢三銖錢，行用半兩錢」。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從新鑄造三銖錢並造皮幣和白金（銀）幣，還頒布了盜鑄金錢者死罪令。

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開始又進行了第四次幣制改革。這次改革僅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五銖錢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規定，錢文「五銖」從此啟用。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歷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長壽錢。西漢時的五銖錢有郡國五銖、赤（側）仄五銖、三官五銖、宣帝五銖以及小五銖，金五銖等等。

五銖錢誕生前夕，因半兩錢瀕臨崩潰，市場一片混亂，各級政府與商民爭利，都拚命鑄錢，使得通貨過度膨脹，錢幣的購買力急速下降，物價飛漲。民眾無法生存，相繼放棄生產，流亡他鄉，靠出賣勞動力來糊口；或者是鋌而走險，加入私鑄行列，期圖賺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鑄而死亡的近萬人，而私鬥殞命的、畏罪自殺的都無法計算，可見問題非常嚴重。

漢武帝元狩五年，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稱為郡國五銖，又叫元狩五銖。錢文為「五銖」，小篆書，光背，正面有輪無郭，背面則輪郭俱備。錢直徑2.5厘米左右，重約3.5-4克。「五」字交筆斜直或有彎曲；「銖」字的「朱」頭呈方折型，「金」字頭較小，彷彿如一箭鏃。少數錢上有一橫劃。其材料改用紫銅，因而有紫紺錢之稱。但各地技術水平不同，銅礦的成分有差別，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與奉行的態度很難一致，所以鑄出的錢差別很大，有的與舊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說，都具有偷工減料不夠五銖重的現象，而且越鑄越輕，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兩、三銖錢覆轍的現象。政府改鑄五銖錢，主要目的是樹立信譽，穩定金融，使私鑄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犯法的勾當，以徹底解決私鑄問題。各郡國官吏，因舊的習慣難改，依舊上下聯手，以謀中飽私囊。漢武帝採納了公卿們的建議，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國的鑄幣權，由中央政府統一鑄造，統一貨幣發行，從而防止了另一次惡幣的泛濫。

漢武帝收回鑄幣權以後，由漢武帝中央政府統一鑄錢。三官五銖就是這個時候鑄造的。該錢製作精美，邊郭工整，重量准確，錢文秀麗，為錢中楷模。三官指鍾官、辨銅、均輸（技巧），統指政府鑄錢的機構。中央為推廣均輸法，新設水衙都尉一官，在長安上林苑辦公。上林苑是政府鑄錢的機構，是漢初在原秦代舊苑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皇家園林，規模宏大，有離宮70所，周圍面積達300餘里，包括現今的西安、周至和戶縣。

上林三官五銖錢的特點如下：

一、錢文嚴謹規矩，「五銖」二字修長秀麗，風格較為一致，「五」字交筆緩曲，上下與兩橫筆交接處略向內收。「銖」字「金」頭有三角形、箭鏃形兩種，四點方形較短。「朱」字頭方折，下垂筆基本為圓折，頭和尾與「金」字旁平齊，筆畫粗細一致。

二、錢型整齊，直徑25-25.5毫米，穿直徑約0.97厘米，郭厚0.15-0.2厘米，寬0.1-0.14厘米，比郡國五銖的郭略寬，且深峻平整，連接錢肉的一面垂直。背有內外郭，個別內郭四角微凸。

三、重量以3.5-4克者為多，少數的超過4克。

四、鑄工精細，面背比較平整，內外郭寬窄均勻，規矩整齊。

五、記號有穿上橫和下半星兩種。

六、三官五銖幣材的顏色為紅色，含銅量在70％以上，含鉛量約20％，比郡國五銖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銖錢的鑄造工藝先進，多為銅范或製作極精細的泥范所造。三官錢形制及「朱」字頭方折的特點，系由三銖錢繼承而來，進而成為此後西漢時期五銖錢基本特徵。上林三官五銖是西漢五銖錢中比較容易見到的一種。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洛陽燒溝和洛陽西郊先後發掘漢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漢代鑄幣，上林三官五銖在兩處漢墓中都有出土。

錢幣業務由三官署統一辦理，有許多好處：第一、使錢幣標准化，規律化；第二、提高鑄錢技術水準；第三、增加了生產量；第四、有效防止私鑄；第五、容易控制發行。

三官錢初期重量超過五銖，製作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鑄錢技術採用銅范法，鑄出的錢幣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絕對合乎標准，鑄出的錢邊緣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齊，故有「赤仄錢」之稱。新錢鑄成後，政府用以收兌郡國錢，一枚兌劣錢5枚。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劣錢已經大部分收回，後明令禁止郡國錢永不許流通。

五銖發行三十一年後，漢武帝崩殂。在此期間，鑄成的錢數量很多，錢的範式也有變化。比如文字的大小、書法結構都有出入，至於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橫、星月文、四決文等可能是爐別的標志。

西漢昭帝年間（公元前86年－前74年），一切以謹慎守成為主，對外戰爭大致已結束，對內則鼓勵生產，經濟狀況比武帝末年還要好。昭帝五銖大小和武帝時三官五銖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銖輕，一般又比宣帝五銖略重。從書法上看，錢文「五」字變化較大，一般字形瘦長，「五」字兩邊交筆已變彎曲，兩股末端有明顯的收斂，上下橫有的較長而接於外郭；「銖」字「朱」字頭方折，「金」字旁呈三角形，明顯低於「朱」字。面文外郭較高窄，但比郡國五銖及三官五銖略低，有穿上一橫或穿下半星記號。銅色深紅，鑄造技術比三官錢略顯粗糙。

繼昭帝之後，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73－前49年），吏治清明，四海無事，國泰民安，物阜年豐，是西漢的黃金時期。同時國際貿易也很發達，也是西漢的最高峰。因此年年鑄錢，很快發行出去，又很快迴流到國庫中來。宣帝末年，庫中存錢八十多億。宣帝五銖是漢宣帝在位期間鑄行的。該錢銅質、形制、書體、鑄造均已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錢文筆畫挺拔，給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筆彎曲，上下橫畫超出交筆末端外，「銖」字的「金」頭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於「朱」字。此外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該錢的外郭由外向內作坡狀傾斜。錢直徑有2.5和2.6毫米兩種，最常見的郭厚1.5厘米，穿寬10厘米，重3.5克左右，面郭約厚1.5－2厘米。在兩漢五銖中這種錢的面郭最寬。其形制整齊，肉面光潔，錢內外郭略高於錢肉，薄厚一致。宣帝鑄錢以工整敦厚著稱，在西漢錢中地位極高。

小五銖約於西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鑄，俗稱「雞目錢」、「鵝眼錢」，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漢錢幣中，有漢代文獻記載的小型五銖錢，這種錢及錢范出自西漢時期的墓葬或遺址中，其中，漢宣帝杜陵一號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確切紀年的一例。

小五銖面文「五銖」，鑄造精美，面有周郭，無好郭，背側肉好，周郭俱備，文字清晰。錢直徑在1.15-1.2厘米之間，重約0.62-0.65克。錢文書體亦與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區別。「五」字交股有的較直，有的略彎，也有的彎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橫畫如三官錢式，也有如五銖最常見的面內無郭的一種。這說明小五銖並非一朝所鑄，也同普通五銖一樣，分別鑄造於武帝以後的西漢各個時期。就出土情況，尤其是從漢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況看，小五銖是成串地亂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間，說明這是冥錢而非行用錢。

剪輪五銖錢又稱「磨郭五銖」、「剪郭五銖」。武帝初鑄五銖時「周郭其質」，以防止奸民從錢背面磨銅取熔。可是西漢後期竟出現另一種磨邊的剪輪五銖，是一種用普通五銖錢經磨鑢加工而減重的錢幣。實際上這種五銖叫磨邊五銖最為貼切。

西漢後期成帝、哀帝之世，社會矛盾尖銳，災荒相繼，幣制也隨之混亂，剪輪五銖就勢此時開始出現的。

剪輪五銖是幣制混亂時代的產物，洛陽燒溝及洛陽西部發掘的西漢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陝西省咸陽市土原下發現金質五銖一枚，錢直徑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較背部稍寬，面穿方正，上有橫畫。「五銖」二字小篆陽文工整，「五」字交叉處彎曲，上下兩橫較長，「銖」字的「朱」字頭方折，「金」字頭呈三角形，製作精美，色澤金黃，誠為罕見的稀世珍品。

西漢五銖錢從漢武帝元狩五年始鑄，至隋朝的隋五銖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 東漢五銖

（東漢五銖）

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都城洛陽，是年為延武元年。東漢王朝剛剛建立，經濟基礎薄弱，社會動盪。半兩錢、西漢五銖錢、王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等，雜混在民間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鑄五銖錢。自此以後，東漢各帝均鑄五銖錢。不過，從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五銖錢沒有顯著變化，古錢學家將東漢前期鑄行的五銖錢稱為「延帝五銖」。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東漢後期特別是東漢末年，通貨膨脹嚴重，人民生活貧困，統治階級為了挽救經濟危機，在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鑄「四齣文」五銖錢。更有甚者，在獻帝時，董卓鑄無文小錢，致使原本混亂的幣制越發不可收拾。

《後漢書·光武帝紀》說：「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東漢初恢復的五銖錢亦稱「延武五銖」，是延武年間採納馬援之議而鑄行的。

建武以後各朝五銖錢比西漢各朝五銖錢輕薄，錢徑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約0.1厘米，一般為3克，外郭較窄。「五銖」二字寬肥圓柔，筆劃較粗且淺，面文「五」字中間交筆彎曲，上下兩橫不出來，「銖」字「金」字頭呈三角形，比西漢五銖金字旁大，「金」字四點較長；「朱」字頭圓折，中間直筆，兩端較細；製作精緻，文字書體規范。銅質為淺紅色，還有各種記號，如星、橫畫、豎畫等。「星」有一星與多星之別，或半圓點，或三角點等。依其位置而言，則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橫、穿下星。多星者多橫排成列。一般來說，這些帶記號的東漢五銖要比不帶記號的輕薄，鑄造工藝也比較粗糙，字口淺平，銅質為黃色。其中有許多可能是東漢中後期鑄造的。

建武年間鑄造的五銖，有紀年銅模盒傳世，可以為證，從此時起，東漢五銖的「朱」旁，上橫圓折，已經成為明顯特徵。東漢五銖的斷代，除 「建武五銖」有傳世的銅模盒以斷定外，明帝以後，則難以區分具體年代。幸好通過洛陽燒溝漢墓出土五銖錢的分期，可以認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銖（稱為「平當五銖」）也應該屬於這個時期所鑄。但它的時期較晚，下限可能已經進入三國。「東漢五銖」是五銖錢中遺留較多的一種。

「四齣五銖」又稱「四齣文錢」。所謂「四齣」，是指錢幕從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陽文直線到達外部，這可能是為了防止銼磨錢背盜銅用的防範技術。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鑄的「四齣五銖」比一般「東漢五銖」鑄造得要好，錢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徑為2.5厘米，穿徑約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漢靈帝性極貪婪，「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後漢書·張讓傳》）。堂堂一國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還嫌不夠，還要賣官攬錢以充金庫。在這樣的昏君統治下，老百姓哪還有好日子。

橫遭漢靈帝宰割的廣大窮苦百姓怨聲載道。「四齣五銖」鑄行後，人們咒罵說「京師將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錢 東漢末年，董卓專權。董卓本一涼州豪強，漢靈帝時曾任並州牧。黃巾起義，他借何進徵召之機，帶兵入洛陽。他先廢少帝，立獻帝，專斷朝政；後焚燒洛陽，挾天子，自封為太師。董卓生性貪婪，為了搜刮民財，於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毀「金人」，秦始皇所鑄十二金人（銅人）中的九個，鑄成小錢。這種錢直徑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無內廓又無外廓，「五銖」二字模糊不清，很難辨認，世人諷刺為「無文錢」，董卓這種無文小錢，錢體輕小，製造粗劣。以一個「金人」重量十二萬斤計算，董卓少說也可得錢七八萬億枚。這是東漢朝廷的最後一次鑄錢，流通地區狹小，只限長安、洛陽一帶。他以此在離長安一百多里的現陝西戶縣，建造了一個稱作郿塢的城堡，城內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單是糧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這種小錢的流通必然會加劇通貨膨脹，很快就出現了「谷石數萬（枚）」的情形。用一擔錢去換一石谷，貧苦百姓哪能吃得起。當時民怨沸騰，飢民蜂起，漢五銖制度被董卓徹底破壞了，東漢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邊緣。於是曹操趁機取漢，不久時代就進入了三國時代。

東漢磨邊五銖和剪鑿五銖 磨邊五銖，亦稱「磨邊錢」，即磨去外廓、邊緣之錢。磨邊五銖始見於洛陽燒溝漢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東漢中晚期常見，東漢末年更多。磨邊的方法，據說「多數是用一根木質或金屬的方棍穿進錢的穿孔，每次約百枚或更多一點，然後兩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錢幣的輪廓。通過加工，磨邊錢要比一般的五銖錢的錢徑小0.15-0.2公分。錢重減輕1克左右，就是說五銖錢經過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減輕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況下不會影響到錢的面文，並且錢幣的邊緣都比較光滑。磨邊的目的在於取銅，用來作為鑄造新錢的原料。為此五銖錢大幅度地減重貶值。剪鑿五銖，或稱剪鑿錢，是剪邊錢或綖環錢的總稱。其法是將一枚錢鑿成內外兩枚。剪鑿錢西漢時期已出現，到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達到泛濫的地步。

剪邊五銖錢就是被剪鑿了外圍或沖鑿了外廓的錢。錢文「五銖」二字僅剩一半，故又稱「對文五銖」。對文五銖的錢徑大小不一，經過測定，錢徑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對文五銖的邊緣都有被沖截的痕跡。剪邊五銖錢據認為還有另一種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錢的輪廓。一般情況下，剪邊錢要比磨邊錢所去的輪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錢幣的面文減去一些，形成錢幣文字不完整的現象。從錢幣的邊緣看，剪邊錢又不像磨邊錢那樣光滑工整，錢的直徑大小也有較大的差異。錢直徑多數為2.05-2.2厘米之間，錢的重量多數減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點。區別磨邊錢與剪邊錢的主要依據是邊緣加工的痕跡與錢的直徑。

綖環五銖錢就是被剪去或沖鑿去內圈的錢，錢僅剩邊緣，呈環狀，錢文「五銖」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無論磨邊五銖、剪邊五銖還是綖環五銖，都不是法定貨幣。它們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經濟的混亂，幣值不穩，物價昂貴，惟利是圖者剪鑿五銖錢，一個錢當兩個錢用，謀取私利。這是當時政治局勢動盪、經濟蕭條與貨幣流通狀況惡化的必然結果。

東漢晚期的剪鑿五銖曾大量發現。其中剪輪五銖比較多，綖環五銖較少。1953年，洛陽燒溝漢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輪）五銖1858枚，綖環五銖8枚。1969年，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銅錢21017枚，其中剪輪五銖594枚，綖環五銖1枚。1973年，江蘇丹徒出土東晉窖藏銅錢140餘公斤，其中剪輪五銖約有90公斤左右，綖環五銖僅20餘枚。1975年，陝西扶風段家小寨漢墓出土西漢綖環五銖，錢文余有「銖」、「五」各一半，有的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東漢磨廓五銖72枚，東漢剪輪五銖967枚。

東漢五銖從文字上看，「五」字交筆處略圓曲，「銖」字的金字頭呈三角形，「朱」字頭呈圓折形，比西漢五銖錢略顯圓折。以上介紹的就是一些比較有特點的東漢五銖錢。

Ⅱ 漢武帝經濟上實行的貨幣政策是什麼

他漢武帝的是統一的，那個就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收回了，就是那個諸侯的造幣權，鼻塞鼻血收歸國有。

Ⅲ 漢武帝時期的五銖錢現在能賣嗎

要看是什麼年代，哪個皇帝發行的，我同學去考古的時候，在墓里就有五銖錢，但是這東西，說白了，沒有特殊意義的話，根本就是到處都是，我同學在考古時還跟當地農民以100元的價格收購了一罐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秦半兩」，固然是貨幣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但一枚銅錢重達半兩，於攜帶和使用來說都是十分不便的。這就為「五銖錢」後來得以行世提供了機會。
「五銖錢」的問世歷程也是頗不平凡的。漢承秦制，在貨幣政策方面沿用金錢本位，但黃金只表示財富，並不在市場流通，銅錢是市場流通的主貨幣。此外，漢以前，貨幣鑄造權一向由政府壟斷，而漢高祖劉邦即位之初，以「秦錢重難用，曾更令民鑄錢」，為民間私鑄錢幣打開了方便之門。這種政策帶來的後果顯然是嚴重的：由於銅錢的重量減輕，成色降低，不僅名不副實，也引起了流通中貨幣的不斷貶值。據記載，呂後二年時，名為半兩的漢銅錢重量實為八銖；到漢武帝五年，已減至四銖；至於民間大量私鑄的銅錢還有一銖以下的，因其輕薄如榆樹莢兒，故有「莢錢」之稱。一銖是多少呢？古時候，人們發現糧食種子的大小比較統一、均勻，遂以一定數量的穀物種子作為貨幣重量的計量標准，一銖相當於144粒粟（小米）的重量，而十二銖才當半兩。同一種錢幣之間的重量與價值竟有如此大的差別，我們也就不難想像當時貨幣管理和流通之混亂局面了。
西漢王朝的統治者意識到，在國家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均有待於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的時代，除了政治上反對分裂，不斷強化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專制外，在經濟上統一幣制，穩定物價，也是它所面臨的一個重要歷史任務。但這一改革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從呂後、文、景以至武帝，經過八九次的改制曲折，歷時近百年，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漢朝才終於建立起統一的「五銖錢」制，從而再次結束了中國錢幣大小、輕重不一的混亂局面，在貨幣改革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漢書·食貨志》所載：「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余」，即指這一段歷史。
「五銖錢」吸取了秦半兩的形制特點，錢重五銖，上有「五銖」二篆字，是中國貨幣史上以重量名錢階段的典型錢幣。它在形制上的先進性除大小、輕重適宜而外，還表現在錢的正面和背部有外郭，且外郭同文字一樣高低，可以保護錢文，不易磨損。這是「五銖錢」和前代錢幣最明顯不同之處。從漢代五銖錢幣質量、鑄造技術等方面的變化中，可以反映出漢代社會的歷史風貌以及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駕馭能力。
從漢武帝開始，「五銖錢」一直沿用了700餘年，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幣型。此後，東漢、蜀漢、魏晉南北朝和隋歷代都有鑄造，雖重量形制大小不一，但都保留了其基本風格。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銖錢」廢止，行用開元通寶錢，但舊五銖繼續在民間流通。以後各代鑄銅錢無不以五銖為標准，離開這個標准就意味著無法長期流行。
參考資料：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691/81719.html

Ⅳ 漢武帝時期統一使用的貨幣是什麼

漢武帝時期統一使用的貨幣是五銖錢。

五銖錢是我國錢幣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貨幣，也是用重量作為貨幣單位的錢幣，在我國五千年的貨幣發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在中原開始發行五銖錢，從此開啟了漢五銖錢的先河。一直到東漢末年為止，除了中間有些小的變動之外，西漢、東漢上下四百年內，五銖錢一統天下。

五銖錢奠定了中國圓形方孔的傳統。這種小銅錢外圓內方，象徵著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鑄出五銖二字。

(4)漢武帝時期貨幣貶值擴展閱讀：

漢武帝元狩年間，面對巨額的財政虧空，面對豪商巨賈居奇取利，操縱貨幣，再加上關東地區遭受水災，亟須巨款賑貸，中央政府決定進行幣制改革。

元狩四年初，採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幣。所謂白金，實際上是銀和錫的合金，皮幣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養的白鹿的皮，長寬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繪圖，作錢40萬。

與此同時，銷毀了文帝時的半兩錢，另鑄重如其文的三銖錢，嚴禁私人鑄錢。由於白金幣定值過高，三銖錢較輕，易作奸詐，盜鑄仍然盛行。

因此，西漢武帝元狩五年罷三銖錢、半兩錢，首次行用五銖錢，因於元狩五年詔令郡國鑄行，所以，將歷史上這第一代五銖錢稱為郡國五銖或 元狩五銖。

五銖錢的出現，是繼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又一次重大貨幣改革，這種錢已趨向成熟，面、背均有外廓，穿孔背有廓面無廓，而在五銖錢尚未出現以前的三銖錢。

有些面背均無內外廓，因此容易被盜磨，即被人磨取銅屑另行鑄錢謀利。而五銖錢的鑄行則大大避免了這些弊端，這一先進的形制是經過長期的探索才逐步完善的。

Ⅳ 關於漢武帝對經濟方面的措施的認識

在經濟方面，整頓財政，頒布「算緡」、「告緡」令，徵收商人資產稅，打擊富商大賈；又採取桑弘羊建議，將冶鐵、煮鹽收歸官營，禁止郡國鑄錢；設置平準官、均輸官，由官府經營運輸和貿易，大大增強了國家經濟實力。同時興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實行「代田法」，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在經濟方面還有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將當時的貨幣進行統一。

摘要：漢武帝是我國歷史上勵精圖治的大有為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間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種種政策無不對後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放棄了對漢武帝最為卓著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探討漢武帝時期所採取的經濟政策，通過對漢武帝經濟政策的分析來探討漢武帝時期政治軍事和文化等方面背後經濟背景，釐清漢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措施及其實施的原因和實施的效果及影響。

關鍵詞：漢武帝 經濟政策

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有為的君主，漢武帝在位期間，對外完成了對匈奴討伐使得長期危害邊疆的匈奴勢力被瓦解，對內完成了對諸侯王的削藩，文化上開始了向儒家大一統的靠攏。漢武帝所取得成就可謂是極大的，然而關於漢武帝的爭論從未停止過，爭論主要集中在漢武帝的對外和經濟政策之上，漢武帝自己在晚年也頒布了《輪胎罪己詔》來檢討自己在早年的政策失誤，並宣布重新實行漢初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漢武帝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而他成就背後所造成的漢朝的統治危機都源自他在位初期實施的經濟政策，這些經濟政策為漢武帝的對內對外的政策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但同時它也存在一定的後患，本文就旨在分析漢武帝時期各項政策背後的經濟政策，釐清漢武帝時期經濟政策產生的背景原因和它們的影響。

一．漢武帝時期經濟政策的原因與背景

漢武帝時期實行的經濟財政政策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都具有緊密的聯系，是當時環境下的產物，從政治上來說，漢武帝時期的漢朝對外面臨來自匈奴的威脅，對內面臨著諸侯王的威脅；從經濟上來說，漢初推行的休養生息的政策使民間獲得了大量的財富，而朝廷則面臨著嚴重財政危機；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地方豪紳巨富的壟斷和土地兼並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下面我們就從這幾個角度來分別論述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產生的原因背景。

（一）政治形勢

漢武帝時期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形勢，對內各地的諸侯王成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阻礙，對外來說一直存在的匈奴勢力威脅著漢朝的邊疆。匈奴是從西周末以來就成為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民族，以騎見長，英勇善戰，除了戰國時期趙國的李牧，秦王朝時期的蒙恬，曾戰勝過外，其餘時代，中國大都是戰敗方^【1】。對此擁有雄心大略的漢武帝採取了與以往不同的強硬措施，對外用兵打擊匈奴，對內壓制諸侯王。對內對外漢武帝進行招東甌、事兩越，通西南、定東北和抗擊匈奴等一連串不同規模的戰爭^【2】。為了對匈奴形成鉗制之勢，漢武帝還派兵進入西域地區，對不肯服從者也進行了武力鎮壓^【3】。對內的諸侯王問題，是漢代開朝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漢高祖劉邦為了鞏固政權部分採用了分封制，產生了一大批諸侯王，這些諸侯王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已經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與地方的好身巨賈結合形成了對中央政權極大的威脅，當時的富商大賈「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已經在政治上表現出明顯的參與傾向。例如在平定吳楚七

國之亂的過程中，他們就和地方諸候王串通一氣，共同與中央抗衡^【4】。可以說漢武帝在此時面臨著嚴峻的對內對外的政治形勢，為了平定內外的困境而展開的戰爭成為了漢武帝展開經濟改革的重要原因。

（二）經濟形勢

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形式主要包括這幾個方面，首先是漢初的修養生息政策為漢朝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為漢武帝後來的集中社會財富的經濟政策提供了經濟基礎；其次，漢武帝時期漢朝面臨著嚴峻的財政危機；最後，漢武帝時期商業經濟的發展威脅到了小農經濟，而豪紳巨賈的出現產生了嚴重的土地兼並和壟斷。

首先是漢代初期積累的經濟基礎，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西漢王朝達到了空前繁榮的階段，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債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

後絀恥辱焉」。正是這樣豐富的社會財富為後來漢武帝實行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其次漢武帝即位後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一時期的漢武帝的財政支出巨大，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最大的財政支出包括：戰爭開支，安置災民和招降少數民族開支，水利工程開支以及戍邊開支。從戰爭開支來說，。如《史記·平準書》記載，「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其費發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可見當時漢朝巨大的軍費開支。而漢武帝時期還大興水利工程，修通靈渠、漕渠等，耗費二十餘年治理瓠子口決堤。戍邊開支也是耗費巨大，如元鼎二年，「斥塞卒六十萬人戌田之」，「中國繕道魄糧，遠者三於，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元朔二年(前127)，武帝為加強北方防禦築朔方城「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

在安置災民和招降少數民族方面，例如渾邪王投降後，武帝賜降漢之匈奴渾邪王及有功之士「凡百餘巨萬。」這些都給漢朝的財政造成了嚴重的壓力，直接造成了漢朝的財政危機，而同時漢武帝在位時期的奢侈生活和巡幸等活動也耗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

最後我們談論的是漢武帝時期的商業，漢武帝時期商業已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巨賈和豪紳的大量出現不僅造成了土地兼並壟斷，造成了社會經濟凋敝，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同時對傳統的小農經濟造成了大量的沖擊，動搖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由於商業豐厚利潤的吸引，導致人們紛紛棄農從商，「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綉文不如倚市門」^【5】

（三）社會形勢

漢武帝時期社會形勢的尖銳主要是有地方豪紳與巨賈造成的，漢武帝時期的富商大賈製造出不少社會問題，他們兼並土地、經營高利貸、擾亂市場，使「黎民重困」，從而造成農民與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尖稅矛盾。

正是上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綜合原因最終促使了漢武帝採取了從藏富於民向取富於民的經濟者政策的轉變，利用重稅以及工商業國營等措施來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

二，漢武帝時期經濟政策簡析

漢武帝的經濟政策概括起來就是高度集中國家壟斷經濟，這一政策主要體現在一下幾個方面：鹽鐵酒專營打擊重農抑商，增加稅賦，推行均輸平準，頒布算緡、告緡，統一貨幣收歸貨幣製造權到中央，我們下面就從這幾個方面分別討論漢武帝的經濟政策。

貨幣，收歸貨幣鑄造權：漢初，中央政府推行「無為」這一財政管理政策，

縱民鑄錢，各地製造的貨幣很不統一，「錢文大亂」，減重現象非常嚴重，從而引起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元狩三年(前120)前後漢武帝開始廢止四銖半兩錢,鑄造新的三銖錢,並相應制訂了皮幣(方一尺的白鹿皮定價四十萬)以及白金貨幣.然而,這一政策也失敗了.一系列的失敗之後,誕生了五銖錢. 五銖錢,顧名思義重量為五銖,約3.5克.五銖錢成為了後來七百多年中國貨幣的主體,一直到唐朝的開元通寶出現(公元621年)後才被取代.，此統一了全國幣制，也穩定了貨幣流通，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貨幣貶值問題^【6】。

鹽鐵酒專營：這是漢武帝經濟改革政策當中重要的一環，也是漢武帝重農抑商政策的代表，通過對鹽鐵酒的專營，打擊了大商人，又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提高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的控制。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始，鹽業收入撥歸大農令以助國庫，並設立大農丞，開始對鹽業進行管理。自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國家開始壟斷鐵業的生產和流通，生產規模也由此逐漸擴大。，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韋昭日：「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
，獨取利也。」從此漢武帝的經濟改革完成了對鹽鐵酒的專營，開創了封建王朝完備的專營制度，三種專營之中，酒相對前兩者來說利潤較少。

均輸平準：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開始,均輸法,平準法的實施，兩條法律以國家統制物資的搬運和物價的調節來抑制大商人的利潤,並試圖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均輸法的內容並不明確,綜合<<史記>>平準書,<<鹽鐵論>>等文獻,大概是以下的內容:政府需要的物資從民間購買,但輸送到中央沒有質量保證.因此在各地設立均輸官專門從事物資的購買和運輸.很顯然,平常由商人進行運輸的利潤也消失了,政府開支得以削減.五年後,在這一基礎上更實行了平準法.平準的具本內容是：「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之物，名日平準」由於中央對物資需求擴大以及各個部門競爭造成了物價波動劇烈.為了防止這一現象,事實上掌握這一政策實施的桑弘羊在物價低迷時買入並儲存,在物價瘋漲時賣出平易,兩相結合防止物價劇烈波動,並杜絕大商人投機獲利的可能性。

算緡、告緡：算緡、告緡是針對大商人的一種經濟剝奪行為，算緡是西漢武帝時封建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告緡是當時反商人瞞產漏稅的一種強制辦法 ，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開始實行對商人及手工業者徵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賦稅。並針對商人隱藏財產、規避稅賦的現象，武帝又頒布告緡之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國家沒收的「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它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7】

增加賦稅：漢武帝時期在原有稅收基礎上，除了前面所說的算緡、告緡，還增加了稅收的徵收幅度，首先是調整提高農民負擔的稅賦，農田收入仍按「三十稅一」，但將原來的實畝實收改為三十畝按一百畝標准收，無形中農民增負擔三倍多。口賦由原來的七歲起收改為三歲起收，提前了四年，並由人平二十錢增為二十三錢，增加了三錢。農民和商人、宮吏承擔的更賦由三天增加到三個月。對富人的稅收改革就是前面所說增加的財產稅，直接打擊了當時的巨賈豪紳。

通過對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梳理，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財富由社會向中央政府轉移，中央政府控制國家經濟的命脈，同時打擊商業，漢武帝的經濟政策成為了後來中國封建專制經濟國家壟斷專營的代表，它開啟了一個國家壟斷專營的時代，這些政策在漢武帝時期對當時的國家社會起到了巨大的幫助作用，然而在後期卻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從經濟思想來看，漢武帝的經濟改革是藏富於民向藏富於國的轉變，是漢初放任自由的經濟思想與嚴格的封建經濟管制思想之間的轉變。

三．漢武帝經濟政策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所採取的國家壟斷經濟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同時從長遠來看，他所實施的經濟政策又帶來了不可避免的災難後果甚至造成了嚴重的統治危機，為此漢武帝在晚年頒布《輪胎罪己詔》改變了自己的統治政策以其化解統治危機，了解這些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對我們現代依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積極作用

漢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政府的軍事政治行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同時對商業和市場的管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地方豪強巨賈，規范了社會秩序。

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這是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漢武帝經濟政策最直接的目的。

極大的支持了漢武帝的軍事政治和社會行動：豐富的財政收入為漢武帝的戰爭提供了資金，保衛擴寬了漢朝的邊疆，穩定內部的局勢，同時漢武帝還利用充足的財政收入在全國范圍內大興水利工程，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打擊了巨賈豪紳，穩定了市場秩序，遏制了土地兼並：漢武帝的鹽鐵酒專營以及針對富人的財產稅等都極大的打擊了豪商，穩定了社會秩序，同時緩解土地兼並帶來的社會問題。

打擊了地方豪強，加強了中央集權：漢武帝通過鹽鐵中央專營直接打擊了地方豪強，行鹽、鐵專賣，斷絕了豪強大賈對鹽、鐵的專擅，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勢力的經濟實力，使得他們沒有能力再與國家政權抗衡，從而鞏固了漢王朝的統治。削弱了地方勢力，增強了中央實力，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為後世政府的經濟改革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開創了封建社會官營工商業傳統。從此，官營工商業在中國封建工商業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經濟特點^【8】。

（二）消極作用

在取得了巨大的輝煌的同時，漢武帝的經濟政策也暗含了危機，高度國家壟斷的經濟和重稅導致了市場和社會的凋敝，對西漢的社會結構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導致了官商一體化階層的興起，在漢武帝打擊商人階級的政策下，商人階級通過捐資等方式獲得爵位或者與官員勾結，形成了官商一體化的進程，反而加劇了對底層人民的盤剝和對市場的破壞，同時還造成了嚴重貪污腐化問題，官商一體化階層的興起對民眾的盤剝更加嚴重，反而造成了經濟的凋敝。

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嚴重打擊，社會經濟失去活力，一步步走入凋敝，最後導致了西漢經濟的萎縮，使得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抑商政策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極好的效果，而在長時間來看卻帶來了嚴重後果。

沉重的稅負和徭役給人民帶來了嚴重的負擔，使得農業生產陷入困境，農民生活困難，加之官商的盤剝，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甚至影響了漢武帝後期的統治造成了統治危機。

四．總結

漢武帝出於增加財政收入和政治市場秩序的經濟改革雖然在短期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從長期來看中央集權的官營工商業這樣的抑商政策和過重的賦稅，都限制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漢武帝經濟政策中的政府控制思想和漢初實行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兩種不同的經濟思想之間，必須取得一種平衡，就是通過政府的有限的參與保證市場和社會的秩序，同時發揮市場的活力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向漢武帝一般一味的發展壟斷的國營工商業，這對我們現在的經濟政策依然具有重大的意義，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

Ⅵ 上古到隋唐時期歷朝歷代的貨幣究竟是什麼樣的

只要有人生存的地方，必定要有交易，“以我所用換我所需”就是最基礎的交易形式。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可以使用以物換物的交易形式，當物資豐富的時候，以物換物的方式顯然已經不再適合了。於是就需要一種可以和貨物價值掛鉤的媒介來作為交易物，因此貨幣應運而生。

在距今兩萬年前的遠古時期就已經開始有了文明的雛形，有文明就會產生交易，在以物換物變得不現實的時候，遠古先民就在思考著尋找一種合適的物品作為交易媒介。既然是交易媒介必定要易於儲存和耐用，又不能隨處都是，這就難倒了先民們。直到在一次偶然的情況下他們發現海邊的海貝具有便於儲存和耐用的優點，而且當時的文明主要集中在內陸地區，海貝只有海邊才產，因此稀少的要求海貝也符合。於是乎，古代先民們就將海貝作為貨幣用來和貨物等價掛鉤。

東吳時期的“大泉當千”銅錢

貨幣的種類以及歷史太繁雜，下文再講述唐朝時期至明清的貨幣變化。

Ⅶ 如何理解「漢武帝時的經濟政策使得社會經濟發展運行的軌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向」

簡單來說：
財富由社會向中央政府轉移，中央政府控制國家經濟的命脈，同時打擊商業，漢武帝的經濟政策成為了後來中國封建專制經濟國家壟斷專營的代表，它開啟了一個國家壟斷專營的時代，使得社會經濟發展運行的軌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向。

詳細分析：
一、漢武帝時期經濟政策簡析
漢武帝的經濟政策概括起來就是高度集中國家壟斷經濟，這一政策主要體現在一下幾個方面：鹽鐵酒專營打擊重農抑商，增加稅賦，推行均輸平準，頒布算緡、告緡，統一貨幣收歸貨幣製造權到中央，下面就從這幾個方面分別討論漢武帝的經濟政策。
1.貨幣，收歸貨幣鑄造權：漢初，中央政府推行「無為」這一財政管理政策， 縱民鑄錢，各地製造的貨幣很不統一，「錢文大亂」，減重現象非常嚴重，從而引起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元狩三年(前120)前後漢武帝開始廢止四銖半兩錢,鑄造新的三銖錢,並相應制訂了皮幣(方一尺的白鹿皮定價四十萬)以及白金貨幣.然而,這一政策也失敗了.一系列的失敗之後,誕生了五銖錢. 五銖錢,顧名思義重量為五銖,約3.5克.五銖錢成為了後來七百多年中國貨幣的主體,一直到唐朝的開元通寶出現(公元621年)後才被取代.，此統一了全國幣制，也穩定了貨幣流通，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貨幣貶值問題。
2.鹽鐵酒專營：這是漢武帝經濟改革政策當中重要的一環，也是漢武帝重農抑商政策的代表，通過對鹽鐵酒的專營，打擊了大商人，又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提高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的控制。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始，鹽業收入撥歸大農令以助國庫，並設立大農丞，開始對鹽業進行管理。自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國家開始壟斷鐵業的生產和流通，生產規模也由此逐漸擴大。，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韋昭日：「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 ，獨取利也。」從此漢武帝的經濟改革完成了對鹽鐵酒的專營，開創了封建王朝完備的專營制度，三種專營之中，酒相對前兩者來說利潤較少。
3.均輸平準：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開始,均輸法,平準法的實施，兩條法律以國家統制物資的搬運和物價的調節來抑制大商人的利潤,並試圖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均輸法的內容並不明確,綜合<<史記>>平準書,<<鹽鐵論>>等文獻,大概是以下的內容:政府需要的物資從民間購買,但輸送到中央沒有質量保證.因此在各地設立均輸官專門從事物資的購買和運輸.很顯然,平常由商人進行運輸的利潤也消失了,政府開支得以削減.五年後,在這一基礎上更實行了平準法.平準的具本內容是：「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之物，名日平準」由於中央對物資需求擴大以及各個部門競爭造成了物價波動劇烈.為了防止這一現象,事實上掌握這一政策實施的桑弘羊在物價低迷時買入並儲存,在物價瘋漲時賣出平易,兩相結合防止物價劇烈波動,並杜絕大商人投機獲利的可能性。
4.算緡、告緡：算緡、告緡是針對大商人的一種經濟剝奪行為，算緡是西漢武帝時封建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告緡是當時反商人瞞產漏稅的一種強制辦法 ，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開始實行對商人及手工業者徵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賦稅。並針對商人隱藏財產、規避稅賦的現象，武帝又頒布告緡之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國家沒收的「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它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5.增加賦稅：漢武帝時期在原有稅收基礎上，除了前面所說的算緡、告緡，還增加了稅收的徵收幅度，首先是調整提高農民負擔的稅賦，農田收入仍按「三十稅一」，但將原來的實畝實收改為三十畝按一百畝標准收，無形中農民增負擔三倍多。口賦由原來的七歲起收改為三歲起收，提前了四年，並由人平二十錢增為二十三錢，增加了三錢。農民和商人、宮吏承擔的更賦由三天增加到三個月。對富人的稅收改革就是前面所說增加的財產稅，直接打擊了當時的巨賈豪紳。
通過對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梳理，可以從中看出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財富由社會向中央政府轉移，中央政府控制國家經濟的命脈，同時打擊商業，漢武帝的經濟政策成為了後來中國封建專制經濟國家壟斷專營的代表，它開啟了一個國家壟斷專營的時代，這些政策在漢武帝時期對當時的國家社會起到了巨大的幫助作用，然而在後期卻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從經濟思想來看，漢武帝的經濟改革是藏富於民向藏富於國的轉變，是漢初放任自由的經濟思想與嚴格的封建經濟管制思想之間的轉變。

二.漢武帝時期所採取的國家壟斷經濟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同時從長遠來看，他所實施的經濟政策又帶來了不可避免的災難後果甚至造成了嚴重的統治危機，為此漢武帝在晚年頒布《輪胎罪己詔》改變了自己的統治政策以其化解統治危機，了解這些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對我們現代依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積極作用
漢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政府的軍事政治行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同時對商業和市場的管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地方豪強巨賈，規范了社會秩序。
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這是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漢武帝經濟政策最直接的目的。
極大的支持了漢武帝的軍事政治和社會行動：豐富的財政收入為漢武帝的戰爭提供了資金，保衛擴寬了漢朝的邊疆，穩定內部的局勢，同時漢武帝還利用充足的財政收入在全國范圍內大興水利工程，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打擊了巨賈豪紳，穩定了市場秩序，遏制了土地兼並：漢武帝的鹽鐵酒專營以及針對富人的財產稅等都極大的打擊了豪商，穩定了社會秩序，同時緩解土地兼並帶來的社會問題。
打擊了地方豪強，加強了中央集權：漢武帝通過鹽鐵中央專營直接打擊了地方豪強，行鹽、鐵專賣，斷絕了豪強大賈對鹽、鐵的專擅，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勢力的經濟實力，使得他們沒有能力再與國家政權抗衡，從而鞏固了漢王朝的統治。削弱了地方勢力，增強了中央實力，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為後世政府的經濟改革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開創了封建社會官營工商業傳統。從此，官營工商業在中國封建工商業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經濟特點。
（二）消極作用
在取得了巨大的輝煌的同時，漢武帝的經濟政策也暗含了危機，高度國家壟斷的經濟和重稅導致了市場和社會的凋敝，對西漢的社會結構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導致了官商一體化階層的興起，在漢武帝打擊商人階級的政策下，商人階級通過捐資等方式獲得爵位或者與官員勾結，形成了官商一體化的進程，反而加劇了對底層人民的盤剝和對市場的破壞，同時還造成了嚴重貪污腐化問題，官商一體化階層的興起對民眾的盤剝更加嚴重，反而造成了經濟的凋敝。
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嚴重打擊，社會經濟失去活力，一步步走入凋敝，最後導致了西漢經濟的萎縮，使得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抑商政策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極好的效果，而在長時間來看卻帶來了嚴重後果。
沉重的稅負和徭役給人民帶來了嚴重的負擔，使得農業生產陷入困境，農民生活困難，加之官商的盤剝，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甚至影響了漢武帝後期的統治造成了統治危機。

三．總結
漢武帝出於增加財政收入和政治市場秩序的經濟改革雖然在短期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從長期來看中央集權的官營工商業這樣的抑商政策和過重的賦稅，都限制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漢武帝經濟政策中的政府控制思想和漢初實行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兩種不同的經濟思想之間，必須取得一種平衡，就是通過政府的有限的參與保證市場和社會的秩序，同時發揮市場的活力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向漢武帝一般一味的發展壟斷的國營工商業，這對我們現在的經濟政策依然具有重大的意義，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

Ⅷ 五銖錢在漢武帝時期的價格

不清楚。
五銖錢是我國錢幣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貨幣，也是用重量作為貨幣單位的錢幣，在我國五千年的貨幣發展史上起到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中原開始發行五銖錢，從此開啟了漢五銖錢的先河。一直到東漢末年為止，除了中間有些小的變動（例如王莽統治的時期）之外，西漢、東漢上下四百年內，五銖錢一統天下。五銖錢奠定了中國硬通貨鑄幣圓形方孔的傳統。這種小銅錢外圓內方，象徵著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鑄出「五銖」二字。「銖」是古代一種重量單位，一兩的二十四分之一為一銖，因此所謂「五銖」實際上很輕。

Ⅸ 漢武帝各採用了怎樣的貨幣政策

漢武帝時期的幣制改革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7年－公元前87年），是漢初一位頗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文治武功，顯赫一生，與秦始皇同被後人並稱「秦皇漢武」，可謂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具有前瞻性，為朝廷、社會帶來了新思維，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也包括對貨幣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漢初郡國鑄幣出現失控，放民鑄錢成為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的原因之一。漢武帝登基時，雖然延續「文景之治」有過的一段「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的短暫豐盈時光，但是由於社會財富逐步集中到少數從事冶鐵、鑄錢、煮鹽的富人手中，富商大賈囤積財富、奴役窮人，以至國家財政出現了入不敷出的困局。出於中央政府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上的需要，漢武帝十分重視解決幣制問題，打擊大賈商人，增加中央財政收入，這也是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初衷。由此他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
武帝劉徹登基時，正在繼續流通文帝時推行的四銖半兩錢。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就當時流通的半兩錢名不符實，實際重量僅三銖左右，以實現秦漢時期常稱錢幣「重如其文」為由，下令銷毀四銖半兩錢，新鑄「三銖」錢。這是漢武帝的第一次幣制改革，雖沒有取得了多少成就，但這次成功地突破了自秦始皇推行「半兩」以來凡錢稱「兩」的規矩，開創了錢幣稱作「銖」的新時代。
三銖錢推行不久就感覺到這種錢太輕，造成錢輕物貴，漢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又將三銖錢廢掉，重新推行四銖半兩錢。這不能認為是倒退，而是漢武帝的又一次錢幣變革，是漢武帝看到了簡單地推行「重如其文」三銖錢行不通，暫時再重行半兩錢，以求更符合社會需要的錢幣。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軍資耗費巨大，國庫嚴重虧空，而那些富商大賈卻無關痛癢。據《漢書》記載：豪門富室「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種困」。於是漢武帝與朝廷公卿官員們研究決定改換錢幣策略，打擊那些為富不仁、兼並土地、不顧天下安危的豪富，以此來充實國庫財政。由此武帝施展了第三次錢幣改革措施，即造皮幣和白金幣。皮幣是用一種珍貴的白鹿皮作幣材，一尺見方，四周綉有彩邊，值40萬，用於王室朝覲聘享。這種大額虛價的皮幣，是我國古代紙幣的先驅。白金幣是銀錫合金，分為圓形龍幣、方形馬幣、橢圓形龜幣，分別值三千、五百、三百，是我國歷史上由中央王朝鑄造的最早的銀鑄幣。
但是，貨幣品種的眾多和復雜，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換，所以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漢武帝又下令郡國鑄造五銖錢，廢除了實際重量僅三銖的半兩錢，展開他的第四次幣制改革。五銖是在摒棄以前行三銖錢、四銖半兩錢的弊病中推出的。為免去流通中錢幣僅重三銖的不便，在傳統的「重如其文」的理念下，將法定錢幣提高到了五銖。而且基於冶金技術的提高，在錢面置外郭，將平背改變為背置內外郭形式。目前已經得到全世界學者的共識：凡金屬貨幣的重量，在4克左右是最適合使用的。可見這次幣制改革的意義所在。這次改革只是規定了錢幣的名稱和基本形制，依舊由郡國鑄造，一般稱之為郡國五銖。郡國五銖沿襲半兩的加工程序，錢幣鑄出後只是簡單的掰斷錢樹，或者只用簡單工具清除一下毛邊。郡國鑄錢，必然參差不齊，容易發生盜鑄。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為避免偽錢泛濫影響國家的稅賦收入，漢武帝又進行第五次幣制改革，命京師鍾官專門鑄造一種邊緣磨礪成色澤紫紅的精美五銖，史稱「赤仄五銖」。經過精加工的赤仄五銖很容易與郡國五銖區分，朝廷硬性賦予了赤仄五銖高昂的幣值，以一枚赤仄五銖當五枚郡國五銖，並規定凡繳納稅賦和官府用錢一定要用赤仄五銖。雖然朝廷賦予了赤仄五銖高附加值，但磨邊的技術含量並不十分出眾，引發民間將郡國五銖旋邊改造，充當赤仄，造成赤仄難辨正身之態，因此不久便也廢除了。
西漢王朝的屢次改幣，始終不能達到禁止私鑄偽錢的效果，特別是漢武帝即位以來的幾次改幣，商人們利用幣制改革之機囤積取利，嚴重影響了西漢王朝的財政收入，使貨幣鑄造權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達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在「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情況下，西漢王朝又急需設法開辟財源以應付其大量財政開支，於是控制貨幣鑄造權便成為西漢王朝的當務之急。

Ⅹ 漢朝的貨幣

西漢時期的貨幣

三銖錢：中國貨幣史上流通時間最短的貨幣。鑄於漢武帝建元元年上有「三銖」二字故名。三銖錢重8銖，銖字金旁從王，背無輪廓。三銖錢剛鑄一年，武帝又令停鑄三銖，改鑄五銖，錢背增加了輪廓，重5銖。

四銖錢：又稱漢半兩。其直徑為2.4-2.6厘米，重2.2-2.8克，錢穿孔比較小，無內外廓，錢文製作比較規范。四銖半兩因順應了當時的國勢民情，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

五銖錢：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歷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長壽錢。

皮幣：武帝於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發行皮幣，用宮苑中的白鹿皮製成。

白金幣 ：亦稱白金三品」。西漢的銀錫合金幣。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鑄造。當時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獒如龜,故用為白金幣花紋。

東漢時期的貨幣

鐵錢：公元30年，公孫述在四川鑄造鐵錢，歷史上第一次用鐵作幣材。

五銖錢：公元40年，光武帝從馬援建議恢復五銖錢 。

(10)漢武帝時期貨幣貶值擴展閱讀：

漢初鑄造的銅幣比較輕，重三株，後來越來越輕。文帝時期，三銖錢的弊端越來越明顯，於是文帝下令使用四株錢，重四分之一兩，可是幣值標的卻是半兩。漢朝的貨幣危機其實源自於朝廷放任民間私自鑄錢的政策，原本意欲加速貨幣流通，好改善財政收入。

可是這項政策的弊端遠遠超過利處，錢本來用銅鑄造，但鑄幣者摻雜了價值低的鉛和鐵之類的金屬，貨幣漸漸的貶值，民間的經濟逐漸紊亂。許多人趁此機會鑄造貨幣發財，如文帝的寵臣鄧通依靠鑄銅幣家產超過王侯。

另外諸侯們都開挖礦山鑄造銅幣，吳王劉濞憑借銅礦鑄幣富比天子，他也因此有發動「七王之亂」的底氣。漢武帝由於對匈奴的連年征戰耗資巨大，文景之治積累的財富也逐漸用完，財政危機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建元年間開始，武帝開始對貨幣動手，期間把四株錢改成三銖錢，後來又改回來。來回一改相當於沒變，問題自然沒解決。元狩四年，一次規模較大的貨幣改革出現。漢朝發行了白鹿幣和白金貨幣。下令嚴令禁止民間私自鑄造錢幣，違者死罪。

元狩五年，武帝下令鑄造五銖錢，鑄幣技術上也有了改進，有效防止私鑄造貨幣的發生。此後經歷一些探索之後武帝決定一勞永逸的解決，下令嚴禁各個諸侯國私自鑄造貨幣，把貨幣鑄造權收歸中央政府所有，此項政策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