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利國如何成為一名優秀的證券律師

『壹』 在國內頂尖律所工作是種什麼體驗

在國內頂尖律所工作的體驗是：

1. 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平台上，能做到好的項目，給你最好的鍛煉機會

2. 擁有良好的工作學習氛圍，讓你快速掌握扎實的業務能力

3. 較少的內耗

4. 工作很累

5. 良好的辦公環境

6. 收入頗豐

律師事務所

1. 它在規定的專業活動范圍內，接受中外當事人的委託，提供各種法律服務;負責具體分配和指導所屬律師的業務工作;根據需要，經司法部批准，可設立專業性的律師事務所，有條件的律師事務所可按專業分工的原則在內部設置若干業務組。

2. 律師事務所原則上設在縣、市、市轄區，各律師事務所之間沒有隸屬關系。

3. 有合夥制律師事務所，也有律師個人開辦的個人所，律師合作開辦的合作制律師事務所。前者與法律顧問處的性質相同，只是名稱不同而已。

4. 後者是在改革、開放中新出現的，實行自負盈虧，獨立核算。它們從事的法律服務內容沒有什麼區別。

5. 合夥律師事務所可以採用普通合夥或者特殊的普通合夥形式設立。

6. 合夥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按照合夥形式對該律師事務所的債務依法承擔責任。

『貳』 北京國楓凱文（深圳）律師事務所工資怎麼樣

變化一：財務數據日趨透明

盡管早些年《The Lawyer》雜志就致力於為《亞太地區150強（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國頂級律所報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數據，但一些律所拒絕公開他們的財務數據。

雖然各律所的盈利數據仍然被嚴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調查而言，我們仍能觀察到一定的透明化趨勢。在被調研的50所律所中，僅有10%的律所沒有提供收入數據。但在這5家律所大多數律師的協助下，《中國頂級律所報告》已能夠粗略地估計並篩選出中國收入最多的30強律所，並通過兩項重要的指標（「律所年收入」及「律師人均年收入」）對它們的實力、市場表現及市場地位進行評估。

律所財務數據的進一步透明是中國法律行業不斷成熟的反映。律所不僅更樂意公開它們的收入數據，而且還對其法律執業的效益以及如何精化管理等方面投以更多的關注。而更為精通商務的客戶則是使律所思維模式發生變化的另一關鍵動因。據一位30強律所的管理合夥人所言：「在競爭業務時，律所越來越頻繁地被客戶問及有關收入及其他財務數據方面的問題。」

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強律所共擁有律師18,938名，而它們的年收入總和達到了158億人民幣（16億英鎊）。相比較而言，根據北京律師協會的數據，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800家律師事務所及23,776名律師，而北京地區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總和為98億人民幣，較2014年度的30強律所的年收入總和要少38%。

雖然如此，158億人民幣的收入仍然低於英國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國的頂級律所）」在2013/14財政年度的19億英鎊的收入。

2014年度中國30強律所的律師人均年收入為833,000元人民幣，是2013年度北京地區律師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幣的兩倍，以及該年全國律師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幣的四倍。

擁有3,113名律師以及45所辦公室的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以總計22.5億人民幣的營業額斬獲年度最高營業額內所。但這所不久就與Dentons合並的律所，律師人均年收入僅排第28位。

而擁有國內最多律師人數的盈科律師事務所，去年以9億人民幣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師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則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

據悉，幾乎所有30強律所的2014年年度營業額都得到了增長，而只有一個例外。總部位於北京的國楓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急劇下降了28%，這主要歸因於它的一個上百人的團隊在去年跳槽到了中倫律師事務所。盡管年收入有所下降，國楓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合夥人張利國律師仍十分看好律所的發展，他稱將帶領瘦身後的律所在同質競爭中迎頭而上，未來增長勢頭不可小覷。

在所有被調查的律所中，位於北京的漢坤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獲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長，其2014年的收入躍升了78%，達到了2億人民幣。位於成都的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二，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了50%。而在「紅圈」（red circle，中國頂級律所）律所之中，中倫以43%的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一，從2013年的10.3億人民幣漲至2014年的14.7億人民幣。而10所增幅最大的中國律所的平均年收入漲幅為25%，這樣的增速在全球法律市場都是極為稀少的。

然而，在所有提供了年度營業額數據的律所中，約有1/3都表示要想收集能真實反映律所運營情況的數據是很困難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稅收規則的變化，其二是鬆散的分支機構管理模式。

普遍的做法是，律所會製作兩份數據，一份是真實的收入狀況統計，另一份則是出於納稅的需要。在一些極端的案例中，兩份數據的差額達到40%之多。

一位北京律所的負責人表示：「中國的稅收制度改革對律所的利潤率有很大影響，比如增值稅取代了營業稅，不再採用定額稅率，而是基於自審計的財務報表進行浮動征稅。」

「律所通常會採取手段進行合理避稅，這樣就會導致公布的財務報表中營業額數據往往低於實際所得」，他補充道，「大型的全國性律所因為各地辦公室基於稅收政策採取的統計措施不同，在這方面往往會更加復雜和混亂。」

從國家的財政稅收管理的角度，統一的全國會計准則、稅收規則和行為准則的缺位是導致律所營業額數據不真實的原因之一。但中倫律師事務所的高級管理合夥人喬文駿指出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

「中國的法律服務行業已經有了深刻的變化，但律師事務所的地位仍然非常尷尬」，喬律師解釋說，「律師事務所至今仍然無法向國家工商總局注冊成為企業，因此也不能獲得企業法人的法律資格。一直以來，律師事務所在征稅時都被歸為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個體工商戶，現在中國律所的主要監管機構仍然是司法部。」

「相比會計師事務所等其他專業服務公司，企業地位的缺乏給律所的發展帶來更多不便，哪怕只是從事最基礎的商業活動，比如開立銀行帳戶，申請貸款，開設海外分支機構或建立其他咨詢子公司。」

「就像有出生證明卻沒有辦法注冊身份證的人，很尷尬。」

最後他總結道：「只有當這個這個最根本的地位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律師事務所才有可能與國際律所趨同發展，否則中國律所在採取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公司化改革的道路上將始終缺乏動力。」

變化二：法律服務需求空前增長

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逐漸放緩，中國市場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

發展法律市場的推動力量有二：一是國家法律監管的日益完善，二是政府依靠國內消費和私企發展來平衡經濟的決心。

今年的報告證實了這一點，中國的頂級律所都受益於這種持續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排名前30的律所中有29所都達到了收入增長率的最高點，其中增長率最高最快的前10所平均增長率實現了25%。中倫以收入增長率43%成為領頭羊，從2013年的10.3億元到如今14.7億元人民幣。中倫從國楓收購的大型團隊以及去年在重慶和青島設立的新辦公室都對大幅飆升的營業額有極大貢獻。管理合夥人吳鵬也承認2014年是中倫在若干領域實現破紀錄發展的一年。

這是中倫近十年來發展最快的一年，吳鵬的團隊今年貢獻了兩千多萬人民幣，並列成為歷史之最。平均每位股東合夥人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七百萬人民幣。方達、天元、立方三家律所也在2014年有顯著的員工和收入增長。在橫向招聘方面，方達最引人注目的舉動是為它的北京辦公室招募了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的中國反壟斷主管Michael Han。

除了從新興領域探索新的業務，如反壟斷、知識產權、證券和稅，許多公司的增長是抓住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機遇，比如目前新三板市場就是非常關鍵的機遇。

2014年，中國有1,232家中小企業在新三板上市，這片市場被279家律所分享。國浩律師事務所，在中小企業融資的法律服務中一直表現出色，它在2014年幫助77家企業在新三板上市，這一業務量在國內無可匹敵。但僅僅在2015年上半年，大成就以81家企業成功上市的業務量實現了新的突破，也使大成成為新三板市場上最活躍的律所。

雖然新三板業務的利潤率較低，但這是收入和客戶增長的新途徑，尤其是對於北京和上海的律所而言。

資本市場和並購交易一直是頂級律所的主要業務。中國激增的企業並購活動是積極的指向標，企業交易的發展和復雜使國內律所大大受益。

與資本市場情況類似，企業並購交易仍是30家頂級律所的最主要的一塊業務收入。日益增多的並購活動使得這些律所在該領域的業務日臻成熟，中國公司間日益復雜的交易極大地裨益了已經建立起來的國內法律顧問市場。

根據路透社2014年的數據報道，RPL評級靠前的中國律所在資本和並購市場非常活躍。業務量上，方達以72排名第一，中倫56排名第二，國浩以52排名第三。業務標的總額方面，北京嘉源以28個業務共668億美元的標的額雄踞榜首，其次是海問和方達。

國內律所在資本和並購市場超越了外所，比如Freshfields，它在中國市場只有14個並購業務，總計500億美元。

2014年中國市場上最大的並購交易是中石化出售價值175億美元的國內零售業務給由25個中外企業組成的大型投資集團。這些零售業務包括一個批發鏈，超過30000個加油站和便利店，以及成品油管道和存儲設施。

這種規模的交易只是來自國家推動的國企私有化，被稱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項目。

總部位於北京的海問在中石化交易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服務，覆蓋交易的整個過程：包括對投資者投標、談判和與潛在投資者相關所有文件的起草和執行。投資者團隊的法律服務由錦天城，方達和天元負責。

30家頂級律所整體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