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資產證券化對我國商業銀行經營的啟示
你知道《商業銀行學》嗎,那個上面有。
Ⅱ 發達國家財政宏觀調控對我國有哪些啟示
、美國財政政策及其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
美國的聯邦政府財政政策主要由財政部起草,總統府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也參與制定預算、稅收和財政等政策。美國運用財政政策調控的經驗:
1、主要運用稅收手段進行調節。每當經濟蕭條時,為了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就實施減稅政策,減稅的手段包括降低稅率和縮小稅基(如提高起征點、增加免稅額等)。里根執政的20世紀80年代,為了刺激經濟發展,實施了大幅度減稅措施;小布希執政以來,先後在2001年和2003年兩次提出了以減稅為核心的經濟刺激計劃,按照該計劃,美國10年內的減稅總額高達15000億美元。每當經濟增長過快出現過熱苗頭時,為了抑制經濟過熱或減少財政赤字,政府就實施增稅政策,增稅的手段包括提高稅率或擴大稅基(如降低稅收起征點、減少或取消免稅額)。柯林頓執政時期,為減少政府財政赤字,保證美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曾將應納稅收入在14萬美元以上的夫妻聯合申報家庭(單身納稅人應稅收入在11.5萬美元以上)的邊際稅率從31%提高到36%,同時規定應稅收入超過25萬美元以上的部分適用39.6%的最高邊際稅率。此外,為了支持某個產業發展,美國也會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但是美國政府通常不用稅收優惠來招商引資。
2、嚴格依法管理財政預算。美國的聯邦財政預算由總統府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負責編制,報經國會批准。財政預算經國會批准後,財政部可根據經濟情況進行微調,但是財政預算支出結構的任何調整都由國會決定,無權變更。
3、政府對發行國債持審慎態度。美國政府對發債很審慎,主要根據財政收支預期進行,每年三月份公布政府的發債情況。美國決定發債是自動形成的,經濟好時政府就少發債;經濟不好時政府就多發債。不管政策制定者的意圖如何,當政府財政緊張時,總統必然要求發債,國會只要求財政部為滿足一定支出而融資,而不管採用什麼手段。
4、財政政策長期發揮作用。在美國,不管是增稅、減稅還是調整預算收支的規模和結構,都要啟動繁瑣、嚴格的司法程序,必須經國會審批。因此,美國財政政策是長期的供給型政策。
5、面向全球發行國債,靠外國資本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和維持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多數年份美國都有財政赤字,美國彌補財政赤字的主要手段就是面向全球發行國債。目前美國40%的國債由外國投資者購買,日本和中國是主要的購買國。面向世界發行國債,美國不僅彌補了巨額的財政亦字,還通過資本項目的盈餘來彌補經常項目的逆差,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
二、美國貨幣政策及其在宏觀調控中的運用
美國貨幣政策由美國中央銀行——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獨立制定和執行,美聯儲的決策機構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它每年召開8次會議,研究通過貨幣政策調節需求,保持物價穩定。美國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的經驗:
1、貨幣政策目標明確。雖然從理論上講,美國貨幣政策目標有充分就業、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保持金融市場穩定等五個方面。但在實際宏觀調控中,美國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就是預防通貨膨脹,保持價格穩定。
2、主要使用利率杠桿進行調節。美國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就是調息。經濟過熱就加息,經濟疲軟就減息。比如,1994年當美國經濟出現過熱苗頭時,美聯儲在一年內連續7次提高利率,把聯邦利率從3%提高到6%,迫使當時的美國經濟降溫。1998年為防止世界金融動盪造成對美國經濟的沖擊,美聯儲分別在1998年9月、10月、11月連續三次降低利率。2001年至2004年6月,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盡快恢復增長,連續10次調低聯邦基金利率,將其調至美國46年來的歷史最低點(1%)。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約翰·泰勒教授所說的:「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近年來美國情況特別好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帶來的價格穩定本身大概就使生產率得到提高……」。
3、建立靈敏高效完善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美國的利率調節之所以有效,首先是因為美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市場機制健全有效,利率的升降直接影響到企業和個人的利益;其次是美國信貸市場健全有效,金融機構向居民家庭發放了大量的消費信貸和住房抵押貸款。降低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益,還可以通過「借新還舊」維持高消費;提高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損,消費需求馬上下降。
4、實行信貸資產證券化。1968年美國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貸款債券。1983,年又設計發行了抵押保證債券。1990年美國3萬多億美元末償還的住宅抵押貸款中,50%以上實現了證券化。信貸資產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不僅溝通了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疏通了貨幣政策傳導途徑,還有效解決了銀行「短存長貸」的矛盾,分散了房地產市場和銀行信貸風險,維護了金融穩定。
三、美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協調配合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需要協調配合。財政政策實施作用大、速度快和預測性強,但決策時間比較長,必須經過立法和國會審批等程序,有時候其決策的時滯會使政策實施趕不上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貨幣政策決策快、獨立性強,受政治干擾小。財政政策作用的主要對象是消費支出,特別是稅收政策主要影響消費;而貨幣政策作用的主要對象則是資本支出,影響主要體現在投資方面。所以,只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互相搭配、協調配合,才能取長補短,實現預期的宏觀調控目標。美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比較好,二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財政政策主要解決經濟長期增長問題,貨幣政策主要調節短期經濟波動。解決經濟蕭條問題,通常以財政減稅政策為主;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通常以緊縮的貨幣政策為主。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之間建立有協調機制,財政部長和美聯儲主席經常會面共商經濟大計,財長提出貨幣政策建議很慎重,以使中央銀行保持獨立性;美聯儲盡管獨立性很強,在決策時也要考慮對財政政策的影響。
2、美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同向搭配,包括「雙松」搭配和「雙緊」搭配。另一種是逆向搭配,包括「松緊」搭配(即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的配合)和「緊松」搭配(即緊縮性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搭配)。在美國宏觀經濟調控中,「松緊」搭配的政策是經常被採用的。
四、美國宏觀調控對我國的啟示
1、根據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制定宏觀調控目標。美國在不同時期實施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的核心依據是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的轉移。如在1945年至1968年,針對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美國政府把充分就業定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1969年至1980年,針對當時主要由於石油危機引發的物價攀升,美國政府把抑制通貨膨脹定為當時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採取了緊縮銀根等金融貨幣政策和法律措施;20世紀90年代,針對財政赤字嚴重,物價上漲較快的現實,美國把消滅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確定為宏觀調控目標。2001年以來,針對經濟增長緩慢,美國小布希政府制定了以減稅為主要手段,以促進經濟盡快恢復增長為主的宏觀調控目標。借鑒美國宏觀調控經驗,首先應該根據我國各個時期經濟運行中主要矛盾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要求,相機制定宏觀調控目標。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制定宏觀調控目標,既要考慮當前經濟調控的需要,更要考慮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要求。
2、適當把握國債發行政策。不僅是美國,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都表明,財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經濟衰退,啟動經濟增長的長期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發行長期國債並不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稅收才是克服經濟衰退,擴大內需,啟動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最長期的財政政策手段。每當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經濟增長速度減慢時,美國歷屆政府首先採用的財政政策手段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減稅。反觀我國自1998年開始,已經實施了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以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拉動政府投資為主要政策工具。在當時擴大內需、啟動經濟增長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當前我國投資需求特別是民間投資已經啟動,還出現了鋼鐵、汽車、電解鋁、房地產等行業投資過熱現象;而且連續6年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已使我國財政風險有所聚集。在這種情況下,可考慮減少發行長期建設國債。
3、宏觀調控要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稅收的作用。搞好宏觀調控要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作用。當務之急是要深入研究稅收理論與國外實踐,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和搞好宏觀調控的要求,深化我國稅收體制改革。一是要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穩步推進稅收改革。二是要統一各類企業稅收制度,特別是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稅收制度。三是要改革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將設備投資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四是要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簡化稅率級次。五是要在統一稅政前提下,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
4、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立有利於增加技術開發和促進社會發展的財政支出機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注重研究與開發、技術轉化和教育的投資,增加對新生產能力的投資,並運用競爭機制改善國家創新機制,取得了全球競爭優勢。日本由於忽視進入世界技術領先國家行列後的體制和結構調整,喪失了利用新技術創新成果推動經濟增長的機遇,使經濟陷入了長期衰退和停滯不前。因此,借鑒美國、日本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國宏觀調控要特別重視發揮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的重要作用。當前,一要加強財政對高技術產業、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要增加農村地區的公共支出,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修路、治理環境等。三要增加有利於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支出,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四要增加擴大城鄉居民消費,促進經濟良性循環。
5、進一步完善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我國應該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同時,著重完善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此,一要加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後,我國分設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中央銀行不再直接監督管理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經營。由於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都是國務院直屬的正部級單位,中央銀行協調難度較大。因此要明確中央銀行對商業性金融機構的業務領導地位,金融監管機構也要考慮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信託投資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為現代金融企業。加快銀行業務創新改革,減少業務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調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體系,提高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水平。加快發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種,從總體上增強債券市場對信貸市場的傳遞性。發展貨幣市場基金賬戶,減輕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壓力。三是要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重點是存款利率市場化,發展利率套期業務,以減輕利率市場化後的商業銀行利率風險壓力。四是按照市場原則,相機抉擇,扎扎實實推進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五是深入研究我國當前條件下,利率、匯率和准備金手段的優點缺點,取長補短,搞好三者的協調配合,共同搞好宏觀調控。
6、實施信貸資產證券化。首先,要充分認識我國實施信貸資產證券化的重要意義。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增強資產的流動性,提高銀行總體盈利水平;改善信貸結構,優化商業銀行的資源配置;開拓銀行業與證券業合作的新領域。其次,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抓緊出台《證券法》、《公司法》的實施細則,對資產證券化做出明確規定;同時制定相應的會計制度和稅收制度。第三,科學確定資產證券化目標,正確選擇能夠進行證券化的資產。可考慮國有商業銀行住房貸款,大型公用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及其他期限長、流動性差但具有遠期效益的貸款,銀行不良資產等。第四,在法律沒有修改前,金融監管部門要准許進行資產證券化試點。第五,支持發展為資產證券化服務的中介機構,如特設載體(SPV)等。第六,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有關部門要在強化監管的條件下逐步允許保險基金、養老基金等進入資產證券化市場,使機構投資者成為該市場的主體。
Ⅲ 中翻英:淺談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監管的啟示,謝謝
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金融監管的若干啟示2008-11-22 12:24摘 要:美國次貸危機為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我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我國要加強信貸風險管理,完善證券化風險防範法律制度;加強市場化監管,完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加強監管成本意識,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防範國際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關鍵詞:次貸危機;金融風險防範;金融監管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一、加強信貸風險管理,完善證券化風險防範法律制度
次貸危機表面上是美國房價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資金供應方降低信貸門檻、忽視風險管理,需求方過度借貸、反復抵押融資。盡管這種風險基本上通過證券化的方式已經分散了,但是這些風險並沒有消失,一旦條件具備,風險就會暴露出來,而且風險通過證券化的渠道影響更為廣泛。著名金融學者易憲容認為,中國按揭貸款實際上比美國次級債券的風險要高。如果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逆轉,其潛在風險必然會暴露出來,國內銀行所面臨的危機肯定會比美國次級債券出現的危機要嚴重。[ 1 ]可以說,完善房地產信貸及其證券化風險防範的法律制度是中國避免重蹈覆轍的當務之急。
首先,要加強信貸風險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貸款的信用門檻。2007 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規定, 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20%; 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於30%;對已利用貸款購買住房、又申請購買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40% ,貸款利率不得低於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次基準利率的1. 1倍,而且貸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應隨套數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償還住房貸款的月支出不得高於其月收入的50%。在緊接著的《補充通知》中明確「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為單位認定房貸次數」。在次貸危機陰雲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嚴格住房消費信貸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國監管層已經意識到了住房按揭貸款市場的高風險,顯示了監管層切實加強信貸風險管理的決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風險防範法律制度。金融資產證券化是近年來我國金融改革與理論研究的熱點。經濟學界廣泛探討了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如交易結構風險、信用風險、提前償還風險和利率風險。法學界則重點研究了我國開展資產證券化所面臨的主要法律障礙,如資產支持證券性質界定的模糊性、SPV (特殊目的公司)運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問題、「破產隔離」與「真實出售」以及實質性風險轉讓的法律依據等[ 2 ] 。目前規范資產證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頒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和中國銀監會頒布的《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以上法律對信貸資產業務的市場准入和風險管理做出了專門規定,專門設立了「業務規則與風險管理」一章,對資產證券化的各個參與主體提出了統一的風險管理要求,強調了金融機構的內部風險隔離和風險揭示問題,要求參與證券化交易的金融機構建立有效的內部風險隔離機制。以上法律屬於部門規章,法律層次較低,難以解決現存的一些法律問題。應當借鑒國外資產證券化風險防範的經驗教訓,盡快制定專門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法,處理好外部監管和內控制度之間的關系,完善我國資產證券化風險監管。
二、加強市場化監管,完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
次貸危機表明,要減少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必須構建完善的市場紀律約束機制,加強市場化監管。以存款保險為核心的金融安全網在強調金融安全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機構經營上的道德風險。也許激勵結構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銀行也可能倒閉,因為銀行業務涉及風險承擔的問題。而監管當局將允許那些償付能力不足的銀行倒閉。不幸的是,監管當局不可能做出一個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產銀行的事前承諾,但是,可以建立一個增加承諾難度的體制[ 3 ] 。新《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銀行監管核心原則》也強調監管不能夠代替市場約束。
加強市場化監管要求構建完善的金融市場准入機制、金融市場行為監管機制和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必須根除金融領域「不破產、無風險」的傳統觀念,並充分認識到金融破產制度的重要價值和意義: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第二,存款人的破產觀念轉變必然帶來風險意識的提高,進而自覺對銀行通過「用腳投票」等方式來監督銀行的監督管理,從而加強市場約束的力量。[ 4 ]盡管我國的《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和《證券法》等法律已經明確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是自我經營、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企業法人,但是我國的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尚不完善。2006 年制定的《企業破產法》第134 條規定:「金融機構實施破產的,國務院可以根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製定實施辦法。」目前,《銀行業金融機構破產條例》已進入立法進程。它對於完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提供銀行經營風險的激勵具有重要意義。一旦危機發生,它能夠為政府幹預危機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懾力,同時也有利於確定政府幹預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過度干預破壞市場約束機制。
三、加強監管成本意識,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美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是一種典型的分權型多頭監管模式,被稱為傘式監管+功能監管的體制,實際上是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的混合體,監管機構形成橫向和縱向交叉的網狀監管格局[ 5 ] 。這種監管體系存在的明顯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復監管或監管真空,從而導致金融體系的風險。因此,必須加強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1999 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規定由美聯儲作為綜合監管的上級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總體監管,其它監管機構負責功能性監管,OCC、FD IC等監管機構負責對銀行進行監管,SEC和州保險監管機構分別對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進行監管,即美國在原有分業監管的框架下加強了各金融機構的協調和綜合。
次貸危機發生以後,美聯儲以及美國財政部聯邦住房局等監管機構採取了干預措施,但收效甚微。這引發了人們對美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反思,最終引發了美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革命。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國政府將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全面改革:第一,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監管許可權,除監管商業銀行外,還將有權監管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其他可能給金融體系造成風險的商業機構。第二,新建「金融審慎管理局」,整合銀行監管權。把目前由5個聯邦機構負責的日常銀行監管事務收歸「金融審慎管理局」統一負責。第三,新建「商業行為監管局」,負責規范商業活動和保護消費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職能。此外,還新建了「抵押貸款創設委員會」和「全國保險管理局」,將抵押貸款經紀人和保險業監管權從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歸聯邦政府統一管理。美國媒體稱,這將是美國自上世紀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次級按揭貸款債券涉及到銀行、證券和保險等各個金融行業,如保險公司、投資公司甚至養老基金都是次級債的重要投資者。次貸危機的發生表明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對投機風險產生了監管真空,最終引發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爆發。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聯儲的監管權力進一步擴大,作為「市場穩定監管者」不僅可以監管銀行、金融控股公司,還可以有權監管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等其他可能給金融體系造成風險的商業機構。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監管協調的力度。另外,減少多頭監管者,整合金融監管機構,為協調金融監管清除了障礙。[論文網 www.LunWenNet.Com]
美國的經驗教訓警示中國必須加快建立和完善適合本國國情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2003 年中國銀監會的成立標志著「一行三會」的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形成。在混業經營趨勢下,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也成為我國近年來理論和實踐中的熱點問題。在立法上,《中國人民銀行法》第35 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應當和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國務院其他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信息共享機制。」《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6條規定:「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和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其他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信息共享機制。」在實踐中, 2004 年6 月28 日,中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以制度形式賦予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積極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的使命。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的實踐效果不盡人意,而且作為重要金融宏觀調控與監管主體的中國人民銀行被排除在外。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在國際金融論壇第三屆年會上透露,我國正在嘗試建立中央銀行、財政部門和金融監管等有關部門之間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以適應金融業綜合經營發展趨勢的需要。
另外,我們必須要加強金融監管的成本意識。不僅要考慮到新增監管機構增加的直接費用以及採取金融監管措施的必要費用,還應當考慮這些措施可能導致的市場損失,這是政府監管替代市場調節的一種機會成本。這是我們過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國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個凌駕於「一行三會」之上的機構———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 還是通過擴大中央銀行的權力賦予其履行金融監管協調的最終職責? 這取決於不同監管方式之間的成本比較以及邊際監管成本與邊際監管收益之間的比較。一般而言,金融監管協調的邊際成本小於邊際收益,這是進行金融監管協調的經濟學基礎。增設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的成本大於通過擴大中央銀行權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應賦予中央銀行以協調金融監管的最終職責。
四、謹防國際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次貸危機已經演變成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的一場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受損失的不僅是美國的金融機構,歐洲與亞太地區的金融機構也損失慘重。實際上從遭受沖擊和損失的程度看,歐洲的金融機構遠甚於美國的金融機構,甚至有市場人士認為這一次次按風波實際上主要是由歐洲的金融機構為美國的金融風險埋單[ 6 ] 。難怪歐洲央行會率先對金融系統注資以增加市場流動性。中國亦有不少金融機構購買了部分涉及次貸的金融產品,如共匯出109 億美元資金的銀行系QD II、基金系QD II,近期紛紛遭遇凈值縮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風險的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的持續波動會影響人們對國內金融市場的預期,增加國內金融市場的風險。中國金融機構及監管層應當謹慎防範國際金融風險,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穩步有序地推進金融開放。
為了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必須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金融監管國際協調與合作的機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換、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機管理、確定合作的中介目標以及聯合行動[ 5 ] 。如為了控制次貸危機的蔓延,美聯儲與全球主要國家央行聯手行動,向金融系統注資,以增強市場的流動性,引發了全球股市的積極調整。中國已經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證監會國際組織、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等國際金融組織,並且與許多國家或地區簽訂了金融諒解備忘錄,為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應當善於利用金融監管合作機制,獲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體目標採取聯合行動以更好地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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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及發展對策
我國資產證券化現狀與問題分析
[摘要] 本文簡介了資產證券化的概念和基本交易結構;從資產證券化的市場分類、發展動力、銀行動機、產品定價、發起主體和基礎資產等六個方面,分析了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現狀和問題,提出統一資產證券化法律和交易規則,擴大投資人范圍,增強資產支持證券的流動性,並注意控制風險的建議。
[關鍵詞] 資產證券化 現狀和問題
一、資產證券化概念和基本交易結構
早在1977年,美國的投資銀行家維斯·S·瑞尼爾(Lewis S.Rainer)就已使用了「資產證券化」這個用語。但是至今,各種定義解釋仍未統一。美國杜克大學西瓦茲(Shwartz)教授定義為:「在證券化中,企業部分的分解自己,把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從企業整體風險中隔離出來,隨後以該資產為信用基礎在資本市場上融資,融資成本比起企業的直接債務融資或股權融資來的要低」。這一概念非常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資產證券化實現的兩個目標,一是降低融資成本,二是分離那些「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所帶來的風險。
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較為復雜,但是基本結構不變。如圖1所示,在典型的資產證券化交易中,發起人通過創設金融資產,然後選擇資產匯集成資產池,並通過兩種方式轉讓這一資產池:一是發起人向信託受託人轉讓該資產池,換取基礎資產所有權權益的轉遞憑證;二是發起人向商業信託受託人或特殊目的載體(SPV)轉讓資產池,後者發行以該資產池為擔保的債務工具,並用所募集資金向發起人支付轉讓資產的價格。
二、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現狀和問題
1.發展歷程
我國資產證券化起步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亞市丹洲小區將800畝土地作為發行標的物,以地產銷售和存款利息收入作為投資者收益來源而發行的2億元地產投資券。
而對於我國的金融機構而言,資產證券化真正開始於2005年12月兩項試點交易的成功發行。這兩項交易分別是中國建設銀行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RMBS)和國家開發銀行的現金流抵押貸款證券(CLO)。經過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等數家政府機構的多年努力,上述兩項涉及總額約人民幣72億元證券化資產的交易成為可能。之後,國內各家銀行紛紛試水資產證券化。2008年,建行發行了國內首隻不良資產支持證券——建元2008-1重整資產證券化。
非金融機構方面,中國聯通作為發起人於2005年8月完成了首個企業資產管理計劃交易。擔任計劃管理人的證券公司通過設立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發行了不同系列的資產支持受益憑證。這是我國企業資產證券化的標志性事件,之後一年中,另外8個專項資產管理計劃陸續誕生,「基礎資產」的范圍擴大到與高速公路收費、設備租賃、電力銷售、基礎設施建設和股權轉讓等相關的各種應收賬款或未來現金流(對應收益權)。
我國的信用風險與流動資本高度集中在銀行業,據統計,約90%的融資來自於銀行。企業從國內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渠道並未完全暢通(例如發行企業債或股票),況且企業直接融資的金額與銀行貸款的規模相比還是遠遠不夠。幫助降低信用風險在銀行界的高度集中和減少社會流動性過多的問題,使得資產證券化成為重新分配風險和資本的必要手段之一。
2.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現狀及問題
目前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分為企業資產證券化(也叫專項資產證券化)和信貸資產證券化(即狹義的資產證券化)。主要呈現如下特點:
(1)資產證券化兵分兩路,銀行間債市與證券市場天然相隔。受分業監管體制的限制,資產證券化被割裂為兩塊,一是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二是企業資產證券化。兩種資產證券化產品各自由不同的監管部門審批,在不同的交易場所上市流通,適用不同的監管規則。
證監會將企業資產證券化完全消化在證券行業內部來運行和管理,銀行信貸的資產證券化只能在銀行間市場發行和交易,造成與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並不在統一的市場上交易的局面。面對的投資者結構單一,數量有限,證監會對企業的會計和法律界定不夠明確。而銀監會對證券化產品審批手續復雜,節奏緩慢。
(2)流動性整體過剩,銀行缺乏實施動力。關於資產證券化,國內目前有很多關於增加了流動性的討論,大概是指,將未來現金流轉換為近期的流動性。事實是,由於投資途徑有限而導致的高儲蓄率,使國內銀行的流動性過於充足。且存額與銀行貸款總額之間的差距仍在擴大。資產證券化在這一方面的優勢對銀行業整體來說,沒有很大的吸引力。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對於四大國有銀行和交通銀行等大行來說,有的是剛剛為上市進行過資本注入,有的存款本身過剩,但是對於很多規模相對較小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他們的需求很迫切。一家快速成長的銀行必須不斷有資金尋求新的市場,像民生、浦發和興業這樣的銀行需要提高信貸資產的流動性以支持更多的新客戶開發,追求新的利潤。我們看到,2007年9月11日浦發銀行推出「浦發2007年第一期信貸資產證券化信託」產品,其他幾家也已准備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
(3)利差盈利長期主導,不舍放棄既得利益。對於占融資比例絕對多數的信貸資產,目前國內銀行的盈利模式主要就是利息差,目前存貸利息差近400個基點,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以上,資產證券化賣掉之後,200點沒了。中國貸款是23.6萬億元,200個基點相當於4720億元收入,銀行當然不大樂意。商業銀行不實行資產證券化,也能獲得較高的收益。即便是把現金拿回來,也很難找到比貸款更好的收益率項目。用交通銀行副行長錢文輝的話說,「我們目前對資產證券化肯定不感興趣。」資產證券化的開展對很多銀行來說,首先是一種金融創新的嘗試。
(4)交易體系構成缺陷,證券化定價存在問題。資產證券化面對一個資產池,其中的基礎資產盡管被要求是同質的,即在收益率的期限、結構和風險上比較接近,同時,資產的數目要足夠大才符合風險分散的原則。事實上,國開行發行的2005和2006開元信貸資產支持的證券中,基礎資產的構成是多元的,涉及電力、通信、基建、運輸和傳媒等各個行業。這樣一來,在定價的時候就問題多多。
與一般的企業債、國債、金融債等固定收益類產品按季付息、本金最後結算的方式不同,資產支持類證券採用的是本息按季結算的方式,由此導致同樣面值的債券隨著時間推移,所代表的債權數額將逐步遞減。由於資產池中的客戶可能出現提前還款的情況,導致每季支付給所有者的本息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如果一筆回購橫跨兩個結算周期,就會出現對於債券的定價難題。
另外,市場定價要遵循基本的市場規則,由於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投資者比較少,對於資產支持的證券發起人來說,面臨價格大打折扣的威脅。今年以來不斷上揚的利率環境給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造成了較大的壓力。比如浦發銀行,就在首次資產證券化業務中只落得保本而歸。從前面幾期資產支持的發行情況來看,銀行機構相互持有對方資產支持證券的情況比較突出。風險轉移不可實現,原有資產的風險仍然留存於銀行業內部。
(5)一級市場投資受限,二級市場尚未成形,資產支持證券流動性差。相較於理論上調整資產負債結構、增加資產流動性等對於證券化的誘人表述,信貸證券化試點的尷尬不斷,先是國開行,後是浦發,關鍵是投資者太有限,而各家的資產證券化紛至沓來,勢必抬高收益率水平,導致銀行虧損。對於即將展開試水的工行、中信、興業、民生、招行等來說,浦發的尷尬可能繼續上演。
從二級市場的情況來看,資產支持證券的交投十分清淡,少有機構通過交易進行轉讓,大多數機構投資者選擇持有到期。如圖3圖4所示,到2006年信貸資產支持的證券只有6次交易發生,交易額僅為總發行額的2%,企業專項資產支持證券雖明顯優於信貸資產支持的證券,但仍顯示資產支持證券二級市場流動性的不足。一方面出券方很難在市場上找到交易的對手,另一方面資產支持證券本身尚不具備回購功能。因此,目前的流動性是無從談起。
2008年的1月11日,中國保監會向各保險公司和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下發《關於保險機構投資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的通知(徵求意見稿)》。《意見稿》要求,保險公司投資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只能是由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起的資產證券化產品,且暫限AA級或相當於AA級以上的優先順序證券,投資額度則限於上年度末總資產的2%。雖然,開始允許保險公司投資於信貸資產支持證券,但有限的額度和有限的產品供給使保險機構普遍反應平淡。
(6)基礎資產供需矛盾,市場運作出現瓶頸。按照基本理論,擬證券化的基礎資產一般應為未來帶來穩定預期收益的正常資產,目的是用市場化的方法調控流動性風險。但在實際情況中,發起人更傾向於證券化產品結構中以不良資產為基礎資產。如果資產自身償付能力存在問題,將不僅影響資產證券化的效果,還很可能大大增加其自身運營成本,甚至影響產品證券的如期全額支付。
當然,市場的認可和證券化的步伐都是漸進的,經過,繼2005和2006兩次發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後,2008年建行又發行了國內首隻不良資產支持證券——建元2008-1重整資產證券化。越來越多的證券化產品,面對有限的投資人,對收益率和期限的要求都會越來越苛刻,發行證券難度增大。
(7)資產證券化發起主體壟斷,資產證券化優勢無存。理論上的合格發起人與實際差異很大,只有規模與資產質量處於領先地位的機構和企業才會在第一輪或第二輪的申請中進入被考慮的范圍,而資本市場中迫切需要通過資產證券化解決流動性和資本需求的不是這些大型的機構或企業,那些急需資金流動性補償的企業和機構仍然無法獲得實際的好處,資金的流轉仍然是在銀行系統內部或少數的幾個貸款本就容易的大企業。
3.對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展望和建議
總體上,目前資產證券化在我國創新和學習多於其功能和實效。但存在的問題在實踐中仍有可能累積風險、創造投機、限制創新,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如下的三點建議:
(1)對資產證券化進行專門立法,確立統一的發行、上市、交易規則,建立資產證券化專門統一的法律體系;適應混業經營的新格局,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形成發展資產證券化良好的外部環境。由於中國金融市場現行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資產證券化被割裂為兩塊。而我們所發行的資產證券化產品,無論是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還是企業的資產證券化產品,都是利用信託的基本原理,在同一種機制下應該對資產證券化監管統一規則。比如說,會計處理、稅收優惠政策以及交易規則和交易市場的統一問題,其所反映的深層次的問題是在混業金融新格局下的監管協調問題。
(2)擴大投資人范圍,增強資產支持證券的流動性。我國現有的金融結構中,交易手段缺乏,投資品種單一,造就了高儲蓄銀行高風險股市,大量的資金和投資者只擁有少數的投資品種,勢必導致金融結構進一步惡化,風險在銀行的大量積聚。資產證券化是上個世紀最偉大金融創新之一,如果沒有廣泛的投資者,即便是各家銀行都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各家企業都開辟資產證券化專項,風險不但不能分散和化解,反倒會因為個別大型資本佔有者相互持股而累積加劇。沒有良好的流動性和充分的一級二級交易市場和交易流程,資產價格不能正確估計和實現,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以及儲蓄機構的變化,利差空間逐步縮小,不合理的交易會帶來更多的經營風險。
(3)美國次級貸危機在目,我國在體制和流程都不夠不完備的時候,目前流動性整體過剩,理應減少不必要的不良資產和利率敏感性風險擴散的可能,漸進化的實施各種級別和類別的資產證券化過程。
(4)相對於大型國有股佔主導的銀行企業,更多的融資需求是一些規模較小的,但成長性較好的銀行和企業。證監會和銀監會在審批核准時,應以風險收益權衡考慮,公平合理的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整合優質資產,構建合理規模的銀行信貸和企業專向資金證券化業務,切實地解決融資難的問題,改善金融結構,降低融資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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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資產證券化帶給我們的投資機會是什麼
從國際的經驗來看,1980—2010年,美國資產證券化產品存量規模由1108億美元增加到10萬億美元,其占同期信貸資產余額的比重也由5%上升至62%。2012年,資產證券化產品發行量2.26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6.9%,資產證券化產品余額9.9萬億美元,佔全部債券余額的25.8%,僅次於美國國債。
由於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仍然存在諸如產權制度、監管效率、市場基礎、稅收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制約因素,目前資產支持證券規模佔GDP比重只有0.5%左右,低於日本的3.6%,更遠低於美國的60%,2012年我國資產證券化存量規模占債券規模的比例僅為0.12%,與國外成熟市場有著巨大差距。
銀監會創新監管部主任王岩岫此前在2015中國資產證券化論壇年會上透露,「目前我國總的銀行業資產有160多萬億,可以證券化的信貸資產將達到90萬億。」
財富證券預計,若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佔比規模達到1%,以目前約90萬億元的貸款余額計算,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規模可達9000億元;若達到10%時,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規模可達9萬億元。因此,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空間很大。
此外,隨著相關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市場進一步成熟,資產證券化中中小企業證券化發行佔比也持續增加,財富證券預計未來符合條件的國家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貸款、涉農貸款、中小企業貸款、經清理合規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貸款、節能減排貸款、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等多元化信貸資產作為基礎資產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將成為未來幾年發展的重點,其發展前景較為廣闊。
Ⅵ 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啟示有哪些
次貸危機對我們的啟示 此次次貸危機所產生的影響與潛在的影響使得我們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們要做的不是危機爆發後才對銀行進行救助,而應該事前做好准備以防止危機的產生。 第一,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起源於美國房地產市場的降溫。美國成熟房地產市場都會引發次貸危機,何況我國的新興市場。目前我國房地產投機行為尤為嚴重,使得樓市不斷飆升,房地產市場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泡沫。泡沫的產生緣至於投機者沒有得到有效的規制,現有的規制對他們投機帶來的成本遠遠小於其將獲得的利益。長此以往,也許數年後等到泡沫破滅的時候,受害的講是廣大有房貸的市民。由於我國抗危機的經濟實力遠不如美國,因此危機的爆發不論在我國經濟上還是在社會穩定上所產生的影響程度都將是無法預測的。因此我們不論是出於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還是出於防止類似危機在我國爆發的目的,我們都應該防止房地產市場巨大泡沫的產生。 第二,由於我國貸款主要來自商業銀行,我們應加強商業銀行對住房貸款申請者信用和還貸能力的審核。建立信用評審機制並非一朝一夕的問題,在我國個人消費信用評價系統還處於初級階段、個人信用的數據儲備還不完善的情況下,信貸機構應在此基礎上更加註重貸款者的還貸能力的審核。而在現階段,房地產市場在中國經濟增長中佔有很大比例,銀行業也必然想從中分享利益。這就需要盡量避免商業銀行或信貸機構因為利益的驅使而放鬆借款者的資格標准,或對其有可能虛假的信息不進行必要的審核。甚至有職員為了業績的提高,幫助那些條件不合格的申請者偽造信息或想辦法規避銀行現行的規制。這就要求金融機構加強對職員職業操守的培養,從前台開始培養風險的防範意識。與此同時,我國應該建立個人信用評級制度,給商業銀行評價消費者信用提供一個合理的依據。 第二,增強銀行的抗風險能力。銀行的本質是風險經營,要減少危機對銀行本身的沖擊就必然要求銀行有抵禦風險的能力。而有效的金融創新已被證明不僅能為銀行帶來直接的收益,也能為銀行化解風險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工具。目前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還不成熟,放貸風險基本集中於銀行本身,銀行應該積極開拓新的金融產品以到達轉嫁風險的目的。 第四,完善監管體系。銀行經營應保持其安全性、流動性,之後才是盈利性。由於銀行本身資產結構的高負債比例,容易使股東或管理者從事高風險業務。為了,保障廣大債權所有者的利益,必須對銀行進行有效的監管,使其從事業務體現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外部監管應該與銀行內部監管部門同心協力,對商業銀行進行有效監管。外部監管體系的完善,包括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和監管機構的建立,相關法律法規應該對銀行的高風險業務經營進行有效的約束,而監管機構應該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對銀行的違法違規行為給予應有的懲罰。外部監管應該引導銀行業的穩健運行,從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內部監管部門應對本行的資產和業務進行客觀的風險評估,從根本上對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 第五,培養住房貸款居民的風險意識。不可避免的是有些居民對自己以後的還貸能力沒有進行有效的估計,為以後的無力償債埋下了隱患。在這方面就要求銀行職員應該讓消費者充分了解其中的風險,幫助其分析各種風險產生的可能性。 第六,完善我國證券市場。房地產上市公司市值占我國證券市場很大一部分比重。其股價波動很大程度影響著整個證券市場的穩定與否。房價的飛速增長,將間接拉大了二級市場與一級市場中獲得房地產公司股票價格之間的差距。而這大大增加了二級市場投資者的風險。 總之,為了預防類似危機在我國爆發,我們應該在各個層面做好充分的准備,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經濟的穩步發展。
Ⅶ 結合美國次貸危機,談談對資產證券化的認識
資產證券化產生的初衷是為了轉移和分散風險。從整個金融體系的角度來考察,採用資產證券化這一融資方式,銀行可以將缺乏流動性的貸款轉換、分割為標准化、單位化的有價證券,將所面臨的市場風險分散到眾多投資者的身上。貸款類信用衍生工具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地轉移貸款所蘊含的信用風險,在不影響客戶關系的情況下靈活地改變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承擔狀況,且不用改變銀行資產負債表內構成。作為美國資本市場最重要的融資工具,資產證券化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僅如此,在許多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資產證券化也得到了較快發展。
毋庸置疑,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源於美國次級貸款的證券化。但資產證券化是否必然會製造風險?到底是資產證券化的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決定了資產證券化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命運,也決定了其未來的中國之路。
金融危機發生後,很多人對以資產證券化為核心的金融創新產生了懷疑,認為是資產證券化製造了巨大的風險。但實際上,引發這場金融危機的關鍵不在證券化,而在於證券化背後的信貸資產,正是因為次級貸款的大量發放導致了金融體系承擔的信用風險總量顯著增加,而次貸證券化又導致這些信用風險由信貸領域轉移到資本市場。
由次級貸款證券化所引發的金融危機,促使我們對其功能、風險以及未來的發展作進一步的反思。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資產證券化是金融創新的基石。正是資產證券化改變了風險的生存狀態,使風險由存量化變成了流量化,而風險從存量化到流量化的轉變是金融創新的巨大成就,是金融體系由傳統邁向現代的重要標志。從這個意義上說,資產證券化在金融體系的創新中具有重要的價值。
資產證券化是實現現代金融體系風險配置的工具。資產證券化正是通過風險定價和轉移技術實現了風險配置的功能,成為金融功能從資源配置到風險配置轉型的有力工具。
但是資產證券化在開放的金融體系中會加速風險和危機的傳播和擴散,而這顯然有可能加大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從而有可能使局部性金融危機或個案性金融危機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
我們注意到,在美國金融危機後大部分金融創新產品受到重創之時,貸款交易作為美國資產證券化的前端產品卻始終保持著穩步增長的勢頭。其主要原因有二:貸款交易本身屬於資產證券化初級產品,只是將風險在不同的機構投資者之間重新配置,並沒有放大原有風險或增加新風險;美國貸款交易市場是相對集中的場外交易市場,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美國銀團貸款與交易協會(LSTA)作為這個市場的行業組織,在市場交易流程的規范性和交易協議的標准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並且設計了對進入交易的貸款的逐日盯市制度,使得交易品種、交易價格和清算結算都具有較好的透明性。這對於我國現階段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創新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Ⅷ 拜求畢業論文細方向和提綱!關於 次貸危機對我國資產證券化的啟示
總結六年的小學生活,談談
Ⅸ 國內外對資產證券化的難點的研究進展
入世:中國開放資本項目的催化劑
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學術界和政府決策層對允許資本跨境自由流動的合理性提出質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諱地將不受限制的、動盪的資本流動視作引發和延長危機的主要因素(克魯格曼1998,斯蒂格利獲1998)。亞洲危機及其後的學術爭論顯然對中國的決策者產生了影響。不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設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匯率和資本管制的目標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國政府從此不願公開談及整個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問題。許多分析家由此認為中國已經無限期地推遲了資本項目自由化,目標似乎遙遙無期。
筆者卻認為:盡管沒有官方公布的時間表,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將比目前廣泛預期的提早很多。這一目標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實現。資本自由流動進程加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發揮的強有力的催化作用。
入世對資本項目的影響
與入也相關的貿易自由化受到眾多關注的同時,入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也同樣重要。
首先,根據一系列雙邊協議所規定的世貿准入條件,中國已承諾進行大幅度的貿易改革。平均關稅稅率將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術產品(包括計算機和電信設備)作為中國進口中增長最快的產品,到2005年將享受零關稅率。更為重要的是,絕大部分非關稅壁壘如限額、執照和許可證將被取消。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七大貿易國。入世所要求的更徹底的貿易自由化將進一步增強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地位,預計到2005年中國的年均貿易額將達到6000億美元。
貿易限制的減少及貿易額的擴大將大大增加實施現有外匯及資本管制的復雜程度,進一步削弱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國於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盡管資本帳戶並未開放,依然對資本流動實行嚴格管制,資本外逃卻成為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原因在於開放的經常帳戶使資本管制難於完全有效。貿易瞞報(特別是進口高報和出口低報),不遵守結售匯制度,逃避官方對對外借款的批准和監督(如廣國投的破產案例),走私、猖撅的騙稅及貪污等都成為資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錯誤與遺漏項,至少有一部分可歸因於資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來關於完善國際收支統計的努力顯然未能減少錯誤與遺漏的數額。
考慮到中國進行資本管制的實際經驗,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後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將進一步削弱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個顯而易見的兩難境地是,只要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的管制就難以完全實施。貿易體制越開放,資本遺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筆者認為,這一明顯的事實將促使政府決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確地放寬甚至取消資本項目管制。他們將認識至辦此全面的資本管制,不僅難以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而且還會導致大量扭曲和無效的資源分配。
其次,作為入世條件的一部分,中國將在今後的5年內大幅度開放其金融服務貿易。外資銀行將在入世的兩年後獲准經營中國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五年之後經營中國居民的零售業務。外資保險公司將獲准經營中國企業和居民的壽險業務和財險業務,同時現有的地域限制將在入世五年內逐步取消。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將獲准與中國的基金管理公司組建合資公司(外方股權不超過33%)。同樣,外國證券公司也將獲准同國內的機構組建合資公司(外方股權不超過33%),經營國內人民幣證券的發行、銷售和交易。這些旨在部分開放金融服務貿易的措施,將對資本項目產生深遠的影響。外資金融機構能夠向居民如中資企業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國公司提供在岸和離岸的金融服務,將不可避免地促進跨境資本流動,致使現有的管制過時或失效。
除了這些開放措施,入世還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協議,包括商品貿易多邊協議(其中,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h)最為人知)、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以及知識產權中與貿易有關部分的協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有關條款禁止成員國對與提供協定中規定的服務有關的資本交易施加限制。盡管這些協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務貿易自由化,而不是資本自由流動。服務貿易總協定在全球范圍內(不同於區域的范圍,如經合組織或歐盟),按照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規定,要求取消部分資本管制。服務貿易總協定因而敦促像中國這樣的新成員國重新審視並放鬆那些可能實質性阻礙外資金融機構有效進入市場的資本管制。
最後,中國對入世所做的一攬子承諾也要求開放曾~度限制外國投資的行業。這些新開放的行業將包括電信科貿和國內零售及批發。外國投資對其它行業的參與將進一步增加,主要是製造業、農業,也包括商業銀行和保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領域在開放程度方面已經優於很多國家,入世之後將更加開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資預測可達到1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將大大增加相應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與債務融資、跨國公司為對沖風險要求進行的利率與貨幣互換,以及盈利、紅利、利息收入、資本增值和本金的匯回。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滲透,以及跨國公司在其財務計劃與風險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復雜而又嶄新的金融交易的擴展,將對中國現有的匯率與資本管制提出嚴峻的挑戰。
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成為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
中國在資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經驗對管制的有效性產生了嚴重的疑問。中國入世之後,將採取重大措施放開商品及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的貿易。屆時,維持資本管制的難度可能越來越大。此外,繼續實行資本管制與國內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的目標是不相容的,因為資本管制引起扭曲,誘發資本外逃,降低透明度並因此增加系統的腐敗,同時限制了有效的定價及資本配置。因此,資本自由化將成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盡早自由化將促進國內的結構改革,保證中國的企業和銀行在入世之後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競爭的挑戰。
為迎接入世,中國已加快了國有經濟戰略重組的步伐,其中民營化是改革戰略的核心。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選擇了國內最大的國有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包括中國移動、中國南方航空公司、中國石油及中國聯通等等。但是,將要民營化的國有企業數量眾多,意味著中國不能僅僅依賴國際資本市場,而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發展國內資本市場,以成功地實現民營化目標。
民營化帶來的是國有企業關停並轉與減員增效,由此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及支離破碎的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產生巨大壓力。為了對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會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金方面進行了改革。長期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資金完全有保證的民營養老體系,輔之以強制性的公共養老金制度,以此為退休人員提供最低的養老金。為了向養老金制度轉換提供資金,中國將尋求民營化收入與發行長期公債相結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環是發展一個有深度、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以此吸納新的民營化,並允許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業已部分民營化)公司的股權。
中國的股票市場盡管只有10年的發展歷史,但其市值已達5900億美元。中國股市令人驚異的發展得益於個人高儲蓄率及公眾對持有高風險證券的「好胃口」。不過,中國股市主要為零售投資者驅動,因而流動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動性大。國內大規模民營化計劃中大量等待發行的股票可能帶來市場巨跌甚至崩盤的威脅,並引發政府所擔心的社會不安定。解決的辦法之一是向市場引入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養老金和保險公司。隨著國內基金管理行業的發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國投資者通過「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QFII)的計劃進入國內市場。
合格外國機構投資者計劃有望在今後的18-24個月內引入,這將成為邁向更為自由的資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將首次允許外國資金——盡管是受控制的——進入國內人民幣證券市場。外國機構投資者的參與無疑將對國內市場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進而推進若乾重大改革,包括民營化和養老金改革。
此外,放鬆資本管制也將幫助中國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進入其剛剛起步、經歷了飛躍發展並具有巨大潛力的信息技術產業。同樣地,放鬆資本流動也有助於作為中國政府另一個戰略目標的西部大開發。正如在中國沿海省市經濟起飛所顯示的那樣,外國投資將在中國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的追趕過程中發揮催化劑的作用。
成功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前提條件
如果中國入世將最終削弱其資本管制,同時中國認識到資本自由化將大大有利於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目標,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問題,即中國能否在足夠短的時間內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同時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避免可能的風險。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多數分析家持非常懷疑的態度。廣泛認同的觀點是,中國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作好迎接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准備。
這一觀點存在兩方面的錯誤。首先,誇大了封閉的資本項目保護中國免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資本管制實際上遠不如廣泛認為的那樣有效,這有大量的有關資本外逃的文獻為證。中國得以避免亞洲金融危機惡性傳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國此前在宏觀調控方面的成功。中國政府在1993—1996年實行的緊縮政策有效治理了幾乎失控的通貨膨脹,同時抑制了經濟過熱及房地產的投機泡沫。1994年以來的貨幣緊縮政策及財政整頓恢復了宏觀穩定並扭轉了外部失衡,經常項目穩步改善,官方外匯儲備快速增長。正是這些經濟基礎性因素,而非資本管制,使中國具備足夠的能力在亞洲危機中應對惡劣的外部沖擊,並避免了人民幣貶值(胡祖六,1998a,1998b)。
中國順利過渡到開放的資本項目需要同樣的宏觀條件。堅實的基礎及良好的經濟政策,對於中國充分享受資本自由流動的益處,同時避免自由而多變的資本流動的潛在不穩定效果,至關重要。
脆弱的國際收支狀況通常是資本項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礙。但是,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在目前與中期展望均顯穩健。盡管經常項目的盈餘在中國入世之後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及入世之後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湧入的前景,意味著中國在中期內不可能經歷大規模的、持續的國際收支失衡。適度的外債規模及充實的外匯儲備也為抵禦外部沖擊提供了保障。中國國際收支狀況的實力成為資本項目自由化成功實現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放開資本項目的第二個條件是良好的國內金融體系。這可能是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了金融改革。中國已經迅速關閉了喪失清償能力的金融機構,如廣國投、海南發展銀行和一大批面臨困境的「小國投」。中國政府已採取措施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資,並設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置這些大銀行的壞賬。中國政府還為處理大量有問題的農村信用社制定處置預案。此外,中國政府還表明了國有銀行民營化的意向,目的是強化其資本基礎並改善其經營。中國人民銀行也努力完善其審慎監管的能力。中央銀行的目標是在今後幾年裡放開國內利率。入世之後銀行部門的逐漸開放將引入競爭和國際經驗,促進國內銀行系統的重組。盡管要使銀行部門恢復健康耗時而費力,但中國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在一段時間(如3-5年)內持續努力改革國內的金融部門將強化其基礎,從而大大提高中國放開資本管制的成熟度。
最後,為了更好地應對入世之後的外部沖擊,中國已經開始從目前事實上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漸過渡。國際經驗表明,僵化的匯率制度在資本自由流動的體系下是不可持續的。靈活的匯率及審慎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大大減少在開放資本帳戶條件下貨幣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國採取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將有利於其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結論
入世將大幅度推進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促進貿易和資金流動,並加快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鑒此,入世將對中國目前的資本管制體系產生巨大的壓力,明顯威脅這些管制的有效性。資本項目可兌換將使提高了的貿易開放度與持續的資本流動限制之間的沖突凸現出來。同時,加速進行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養老制度改革、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西部大開發,將擴大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需求,由此對大幅度放開資本管制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資本自由化將成為中國國內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中國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取得的進展以及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換,也將促進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進程。由此,本文預測中國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不過,資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續5年的時間內逐步實現。自由化也不意味著各種類型的資本自由流動同時實現,而可能是先放開流入本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其次是逐步開放外商對國內人民幣證券投資,再次是本國具備條件的企業對海外直接投資,然後是本國對外借款舉債,最後延伸到國內居民的對外證券投資。
盡管中國爭取入世與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沒有直接的聯系,但是中國即將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使資本自由化問題提上了日程。對中國盡早放開資本項目而言,入世既是壓力也是動力,盡管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的領導層對待資本流動更加慎重。考慮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中國的決策者可能密切關注國內金融部門改革的順序及資本項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實現完全的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機就不成熟。同時,還應強調有利於資本自由流動的貨幣和匯兌機制。在這方面,中國已經開始向更為靈活的匯率體制轉換,以更好地應對入世之後的外部沖擊及變化不定的資本流動。
入世之後將實施的大規模的貿易改革和早於一般預期的資本自由化,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利益,推進其經濟改革進程,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促進生產率和經濟的長期增長。顯然,中國採取一個更為自由化的貿易和投資體制也將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