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新常態下保險業供給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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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就是要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充分發揮市場在調節供給結構方面的決定性作用，以改善和提高民生為出發點，圍繞未來居民消費需求結構的趨勢變化，藉助於體制改革、機制創新、市場開放等相關措施，淘汰落後產能，構建能夠滿足新消費結構的產品和現代服務供給體系，形成有效供給。要從產業供給側發力，突出「因企施策」優化產能結構，全面降低供給側綜合成本，減輕企業稅費負擔，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實施「一業一策」補產業短板,圍繞產業定位，加大產業鏈招商，提升區域競爭力，支持企業適應消費升級趨勢，提高供給質量。要發揮創新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核心作用，以「新產業、新技術、新平台、新業態、新模式」為抓手，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建立開放式協同創新機制,推動創新要素開放共享和雙創資源在更大范圍的部署，提升創新活動效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營造良好的創新和市場競爭環境。企業要從供給端入手打造支撐發展的新機制，加強需求側管理，實現適銷對路和供需平衡，通過創新帶動工藝和技術不斷升級。新聞媒體要創新宣傳，創新運用供給側改革的理念，發揮供給端必須具備的引領力和影響力，來宣傳社會經濟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堅持內容制勝，增強宣傳的針對性，提升引導新聞輿論工作的能力。要加快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創新，推進媒體融合，著力打造新型主流媒體，構建新的輿論引導格局，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❷ 保險產品供給側創新發展
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關鍵葯方，對突破我國發展的「歷史關口」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是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的長效手段。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數和制度變數，二者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可能使發展不可持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下，宏觀調控可以更多採取市場和經濟手段，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第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舉措。如果說確立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十三五」規劃的最重要主線，那麼深化改革，特別是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規劃的另一條主線。「十三五」規劃建議並不是單獨講改革，而是把改革貫穿於五大發展理念中，改革是為發展服務的。發展難題的形成和解決，最大制約因素是體制機制障礙。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一些人把大量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這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其中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的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的供給體制問題。推進市場化改革，不僅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造更加寬松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還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第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人均收入水平難以提高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結構轉型升級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
第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促進中國向法治國家轉變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要靠法治來鞏固，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范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治，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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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保險 國家供給側改革
一、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二、改革目的（進行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三、改革措施：
1、宏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宏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
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盪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
2、產業政策要准，准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閑旅遊、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
3、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發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
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
①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
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松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②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
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
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更多的「出生證」；
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喂點奶粉」，切實讓新注冊的800萬小微企業盡可能地活下來，並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
③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
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並進。
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准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
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餘的則應盡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松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
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撐。
4、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
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貫徹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
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
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
5、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①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實行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
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
②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
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
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
③加強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範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路。
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資料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路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享。
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准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網格化、網路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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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如何做好保險企業內部的供給側改革
目前保險業的供給側核心問題在於——有效競爭的市場主體供給不足；契合客戶真正需求的產品供給不足；保險資金的投資收益供給不足；具備適當專業水準的從業者供給不足。
這是因為：
多數保險公司是依靠嚴格的牌照管制的制度紅利生存和發展，對於真正滿足客戶保險產品需求並不關心，所以推崇保險產品是賣出去的，保障和理財捆綁銷售自然水到渠成，銷售誤導自然
也就層出不窮，而在保險資產端因為渠道和專業水平問題，長期資產錯配並且收益低下，當然，全行業人員素質更是個大問題。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行業從負債驅動資產轉向資產驅動負債，由主打風險保障改為投資理財就一點兒不奇怪，因為生意就是生意，真金白銀投出去那是需要回報的。
一、市場主體供給：這個我們已經看到，伴隨著「放開前端，管住後端」的改革思路，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進入保險業，互聯網巨頭、上市公司、外資公司都在圖謀保險牌照，加大市場主體的供給，增強市場競爭的活力，這個路徑已經非常清晰，也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未來競爭只會更加激烈，牌照的門檻作用愈發式微。恆大人壽的亮相讓所有人目瞪口呆，原來我們辛辛苦哭多少年，N多公司加起來還不如人家一夜之間響亮；安邦保險的發展模式更是沖擊了所有傳統保險從業者的脆弱的玻璃心。
二、保險產品供給：這個很多人會有爭議，動輒保險原來我們是怎麼做的，但是保障與投資分離已經勢不可擋，而且越來越加互聯網化、服務化，性價比更是得到前所未有重視，催生了一批保險創業者。
特別是各種裸奔的產品出來後，客戶需求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性價比極差的各種產品越來越沒有市場，很簡單的道理：你說你好，那就比比！敢接招嗎？未來產品供給改革是重頭戲，而且所有引領市場的公司無一例外都是有強大的創新產品支持，並且是直達消費者內心痛點的創新，這個不要有幻想，更不要去搞些亂七八糟的創新。
三、資金運用供給：投資渠道已經放開了，接下來就看資產段的產品供給了，能否找到符合險資資金要求的項目，特別是對於投資風險的把控，決定了未來保險公司的發展，靠天吃飯的日子將會很慘，這方面安邦、華夏、前海、珠江以及銀行系保險公司是很好的觀察標識。特別是和保險產業鏈上下游聯動密切的保險公司，更容易勝出。金融混業乃至產業金融的發展模式，越來越得到社會資本的認可，君不見互聯網金融、供應鏈金融如火如荼？
四、從業者供給：保險行業專業人員太少，什麼都不懂還亂搞的人太多，太多的從業者屍位素餐，還自詡為很專業，其實所謂的專業在其他行業人士看來都非常可笑、非常愚蠢，直接被碾殺，各種奇葩人物也是層出不窮，各個層面的保險業人員全面過剩。未來，專業人士將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需求，因為很多人已經不適應時代了，淘汰是必然，幹活又是個硬需求。這個話題說起來讓很多人心塞，就不展開了。
❺ 金融助力保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什麼區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市場規律是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進行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正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按市場規律辦事。 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是，穩定物價，促進就業，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實現社會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進行供給側改革，有利於完善科學宏觀調控，在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促進供給側，也可以推動經濟發展。 生產決定消費，實現供給側改革，有利於更好地發展生產，保障供給，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 科學發展觀要求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調整產業結構為突破口。
❻ 保險供給側改革的作用
一、供給側改革：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具有如下三個特點：
1、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2、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
3、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二、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
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屍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如下：
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這意味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屍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三、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
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後，應當制訂什麼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麼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得到資金供給；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麼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發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
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組織能力的優化對供給側改革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於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中國經濟增速繼續放緩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供給側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側重於企業微觀機制的重構，提高要素和資源優化配置，進而提高經濟效率。當前迫切需要進行的供給側改革包括三方面：
1、建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減少「僵屍」企業，讓資源要素重新流動起來。
2、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鋼鐵、石化、有色、建材、煤炭等上游產業，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必須及時有效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3、建立企業家激勵機制，加強產權保護，營造一個企業家能夠有創新、創業激情的激勵機制和環境。
供給側的改革是一個中長期定位，需求側的調整是一個短期定位。如果沒有短期定位，中長期定位也會失准。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不能放鬆需求側的調整。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在存量退出的進程中將產生大量的外溢效應，引發總量性的需求不足和結構性的蕭條。這些現象一旦出現就需要全面啟動需求側管理。
進行供給側改革，必須加快推進新一輪財稅、金融等配套改革。經濟繼續低迷，決定了未來一個周期將以擴張性的經濟政策為主，擴張性的經濟政策要麼減收，要麼增支。因此不管是從發展的角度講，還是從改革的角度講，本輪調整都存在著大量的減稅空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力，應該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整體發力，包括鼓勵創新創業的改革舉措，推進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實施減稅降費和大規模減少行政審批，積極推進新一輪財稅、金融等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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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保險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
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
作為全新表述，「供給側」概念表明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新認知，也指明了今後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圍繞「供給側」，提供了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先行經驗，對照中國經濟的現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內在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這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
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
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什麼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台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於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台後，於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並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後的30年中，美國只在柯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於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後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柯林頓時期以來，出於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台。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葯。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麼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路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於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後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幹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供給側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歷史經驗表明，劃定重點領域，進行重點突破是讓改革達到最高效率的最好辦法，越是針對性強的改革越是如此。那麼，「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是什麼？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的講話，給出了部分回答。劉鶴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這預示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屍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習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繫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於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
其四，「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台，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台。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
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根據經典定義和決策層對「供給側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什麼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無形生產要素推動的生產率提高。在中國，由於普遍的技術進步還未到來，因此無形生產要素應當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後，應當制訂什麼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麼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得到資金供給？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麼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發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組織能力的優化對「供給側改革」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於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供給側改革」強調了繼續推動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從全局來看，不僅政府組織、大型企業組織需要優化能力，數量龐大得多的微型組織能否優化，同樣重要。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態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只是理想狀態的表述。事實上，目前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在沖向高點後發生了逆變化，通過有形要素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已變得狹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相當迫切。
細觀之下可以發現，「供給側改革」盡管是全新表述，但與現在已經部署並次第展開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從本質上看，盡管「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宏調著力點可能發生變化，但不是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確的表達。這表明，一系列相關改革將獲得更具象、更明確的操作路徑，並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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