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索羅斯操作亞洲金融危機時，具體是怎麼操作的如題 謝謝了
首先是針對泰國 危機爆發以前慢慢用美元買進泰銖，1997年7月 泰國受本國經濟影響，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採用浮動匯率制度，以索羅斯為首的對沖基金此時把手中的大量現貨泰銖賣出，同時在外匯市場上做空。由於外匯市場是保證金市場，所以在現貨市場上虧損是1的話，那麼在外匯市場上就賺取了10倍的利潤（保證金為10%計算，實際上比這個還要低）。沖擊泰國後，馬來西亞、印泥、菲律賓也相繼造到沖擊。香港隨後也受到沖擊，此次沖擊對香港造成巨大損失，雖然索羅斯在沖擊港元匯率失敗，但是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力趁香港政府在外匯市場上和索羅斯鏖戰的時候，在股票市場上大幅度賣出股票現貨，同時在恆生指數期貨上大幅度做空，由於大量的股票拋盤引起恆生指數大跌1萬多點，此投行賺取了大約3.6億美圓。對沖基金又沖擊了日本 韓國 造成了亞洲金融危機。 此後還有再次沖擊印泥，形成第2階段 再次沖擊香港形成第三階段，我要多說一句的是在這一階段，香港政府吸取了上一階段的教訓，在金融管理局的管理下（此時是98年7月左右，香港回歸已經一周年了，個人懷疑有中國政府背景，不然哪兒有這么多外匯儲備），香港政府在外匯，股票，期貨市場同時發力，把對沖基金的頭寸統統接下，穩定了匯率和股票市場，使對沖基金損失慘重。後來對沖基金轉戰俄羅斯市場沖擊盧布，走完了這次金融危機的全程。 個人憑印象所寫，如果想了解具體手法，還要買本書看。
❷ 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對沖基金為什麼選擇做空港幣
因為港幣容易操縱，再加上當時香港剛回歸中國，局勢還不穩定
❸ 有哪些詳細介紹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港府與對沖基金對決的書
這種不需要看書的，我簡單的跟你講下，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操盤手是索羅斯，就是量子基金合夥人，索羅斯在泰國得手以後，把戰場轉向港府，當時港府的財政司司長是前香港特首曾蔭權，曾蔭權當時為了對抗索羅斯強大的資金，他動用了專項資金，當然最後港元沒有貶值，索羅斯見勢不妙，就撤出了，但是索羅斯一直對此事不滿，他在虎視眈眈中國的經濟，其實朋友呀 ，書上的東西沒有什麼好看的，關鍵是實踐呀。
❹ 97年金融風暴時，香港對索羅斯的對沖基金，是贏了還是輸了
輸了 1997年，美國金融大亨索羅斯旗下的對沖基金掀起了對東南亞各國的連番狙擊，震驚全球。在橫掃東南亞各國之後，索羅斯把目光移向了中國香港。那麼索羅斯是怎麼做的呢？？？
索羅斯就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突然在半夜12點，索羅斯在紐約賣空港幣。{我們的股市當年5.30好像也是半夜12點宣布提高印花稅的}。什麼叫賣空？就是今天我向一家證券公司借出一張股票，在今天以100元的價格先賣掉，明天等股價跌到60元在買回來把股票還給證券公司，由於我是100元賣，60元買的，所以我就賺了40元。我們的股票是要漲才能賺錢，賣空呢？必須股價跌了才能賺錢。
因此索羅斯要賣空港幣的目的就是狙擊港幣，賭港幣下跌！和賣空股票一樣的，只要港幣跌它就能賺錢。但索羅斯這么做一點都不合理，因為香港的匯率制度非常奇怪，他不是簡單的固定匯率，而是聯系美元匯率。
什麼是固定匯率？固定匯率就是政府定一個外匯價格，比如一美元換七元人民幣。如果美元價格高了，政府就要拋美元來打壓美元價格，買人民幣拉抬價格來調節，政府通過買賣美元外匯來維持這個匯價，保持一美元換七元人民幣。
但香港不是，香港是聯系匯率，那什麼叫聯系匯率呢？它和固定匯率不一樣，那就是香港的三家發鈔銀行，包括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和中國銀行，只要他們想發行港幣，就一定要先存美元到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就是說我必須存100美元去金融管理局，銀行才能發行750元港幣。如果不存美元進去，就不能發行港幣，這就是聯系匯率。這幾乎是全世界唯一的。和中國大陸不一樣，中國發行人民幣是不需要存美元的，理論上來說中國政府想怎麼印人民幣就能印多少人民幣。但香港不是，香港是必須存入美元，才能發港幣。這樣港幣實際上就是美元的代用券。
既然港幣就是戴著面紗的美元，那索羅斯怎麼可能去賣空呢？他怎麼會去和美元對抗呢？那有用美元狙擊美元的呢？除非索羅斯不想活了，那樣美國政府必然會逮捕他。這樣你看就不合理了，你索羅斯總的用不同的貨幣來狙擊才行呀？對不對？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但結果把我們嚇壞了，天呀！完了，完了，索羅斯要狙擊我們了！
所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當場就做了個決定，說不準拆借能。也就是說索羅斯今天高價賣空港幣，明天他也就要買回港幣還回去。對不對，但是他今天賣了港幣叫他明天還的時候買不到港幣了，還不了了，他索羅斯不就是違約，就要交罰款了嗎？那你狙擊港幣不就失敗了嗎？我們不就把它打敗了嗎？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幹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那就是讓索羅斯借不到港幣，叫他還不了錢，還不了錢他就是輸！
好，香港金融管理局為了讓索羅斯拿不到港幣，所以大量拋出美元收購港幣，把市面上的港幣都買回來，就叫你索羅斯買不到港幣還不了錢。所以港幣沒有了，對！索羅斯也買不到港幣了。但是大家想過沒有，港幣沒有了，那港幣的利率怎麼辦？肯定會上漲對不對，因為沒有港幣了，我需要港幣怎麼辦？我就只得用高利率來借港幣是不是，好了我告訴你，你把港幣回收的結果就是市面上缺港幣，因此港元的利率立刻狂漲，知道漲了多少嗎？一天的利率就漲到了百分之280的天價。
那這時的香港股市會怎麼樣，不用說了二個字；狂跌！索羅斯在狙擊港幣之前，他就已經賣空了8萬個恆生指數的合同，賭的什麼？賭的就是恆生指數的暴跌。什麼叫賣空？就是他先借8萬個恆生指數高價賣出，等明天恆生指數跌到低谷在買8萬張合同還回去，所以索羅斯真正是靠什麼賺錢？是靠股價大跌賣空賺錢的，而不是外匯。
結果，在1997年10月23日利率提高到百分之280的時候，我們的股票價格暴跌，400億美元的股票市值煙消雲散。索羅斯的狙擊，1997年以後，恆生指數從16673點的高峰一直跌到6660點，跌去百分之60，就這么一招，我們就徹底的失敗了。
❺ 索羅斯在1997東南亞金融風暴中是怎麼賺錢的
1997年7月，喬治.索羅斯利用其量子基金，大量賣空泰銖，迫使泰國放棄維持已久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而實行自由浮動，從而引發了一場泰國金融市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之後危機很快波及到所有東南亞實行貨幣自由兌換的國家和地區，港元便成為亞洲最貴的貨幣。其後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試圖狙擊港元，但香港金融管理局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加上當局大幅調高息率，使對沖基金的計劃沒有成功，但高息卻使香港恆生指數急跌四成，他們意識到同時賣空港元和港股期貨，前者使息率急升，拖跨港股，就「必定」可以獲利。1998年8月索羅斯聯手多家巨型國際金融機構沖擊香港匯市、股市和期市，以慘敗告終。然而，香港政府卻在1998年8月入市干預，令對沖基金同時在外匯市場和港股期貨市場損手。其利用手中的大量資金，大肆向亞洲國家借入本幣，然後在國際市場上出售本國貨幣，使得本國貨幣貶值，然後還貸時就只需要更少的外幣，利用次機會大肆獲利！
主要3個方面，股市、期市和匯市。
先在期市做多、匯市買進泰銖，再在股市大量吃進造成跟風，等股市升到外資機構都看空的時候再在期市反向做空同時大量拋售股票和泰銖造成恐慌性拋售。
其實那次金融危機主要是泰國奉行的金融和貨幣政策造成的索羅斯只是一個導火索和助推器，泰國當時的外匯儲備只有300個億卻一心想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先向泰國政府借泰銖，比如借了1000泰銖，假設此時1美元=10泰銖，然後再用量子基金做空泰銖，使泰銖不值錢，假設此時1美元等於100泰銖，那麼原來要還100美元的，現在只要還10美元了，賺了90美元。
1.
索羅斯從美國政府借進泰銖（這種投機行為往往是借錢進行的），然後大量拋售手中得泰銖，於是很多在泰國的外資企業受到影響也跟著拋售（泰國經濟是外向型的，外資很多），賣泰銖的人多了，根據供求原理，泰銖急劇貶值，然後，索羅斯趁泰銖貶值在大量買入泰銖，還美國政府錢，從中大賺一筆。當然，美國也賺錢了。
除了索羅斯個人的才能之外，美國政府的縱容也與金融危機有很大關系，在有就是泰國政府本身外匯儲備不足，外商企業很多。
在金融危機時，亞洲國家外匯紛紛貶值，使我國出口面對很大的壓力，但是如果一旦人民幣宣布貶值，就會市靠出口維持經濟發展的其它東南亞國家雪上加霜，處於人道主義想法，人民幣承諾不貶值。當然，從某種程度上講，即使人民幣貶值我們所獲得的收益也沒有多大，於是中國就做個順水人情，何樂而不為。
2.
通過股市、期市、匯市交易賺錢
用自己的錢買股票，付5％的現金，另外95％的資金從銀行抵押借的；同時用債券做抵押，以借更多錢，用一千美元，至少可以買進價值五萬美元的長期債券……」。它們以自有資本做抵押，從銀行借款購買證券，再以證券抵押繼續借款，迅速擴大了債務比率。
不僅如此，還將借款廣泛投機於具有「高杠桿」特點的各種衍生工具，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杠桿比率。據《經濟學家》的報道，量子基金確實早在1997年3月就
大量買入看跌期權，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銖，賣出泰銖期貨和遠期，
因交易對手要拋出泰銖現貨為衍生合同保值，輕而易舉地借他人之手製造泰銖貶值壓力。
尤其是在香港，首先在貨幣市場上，拆借大量港幣；在股票市場上，借入成分股；在股票期指市場累計期指空頭；然後在外匯市場上利用即期交易拋空港幣，同時賣出港幣遠期合約；迫使港府提高利率捍衛聯系匯率；在股票市場上，將借入成分股拋出，打壓期指……。
綜合看來，基於金融市場之間的密切聯系，「立體布局」使投機家的風險暴露相互加強的同時更令杠桿投機威力和收益大增。
他們對港幣進行的只是表面的進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標，聲東擊西是索羅斯投機活動的一貫手段，並多次成功。
在股市和期市製造經濟危機，貨幣貶值，賺取利潤
拋售泰珠使其貶值，同時購買泰珠的看跌期權，泰珠跌的越多他賺的越多。
❻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前後後 索羅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後，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於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禦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於政府向有利於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並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裡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於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准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准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捲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盪，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後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並非經常如此。更為准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並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於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於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於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於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後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盪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於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後，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後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於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台——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台。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麼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湧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餘，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准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築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於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後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於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採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並放鬆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於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牆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湧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於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並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後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後來往往會後悔不迭。
由於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並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後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於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後，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夥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准備金的資金，並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面對LTCM將被迫拋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貸款人和投資者開始焦頭爛額，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國際投資銀行。除了巨額損失外，他們還擔心LTCM的平倉會使更多的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為此一批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利用私人資金的解決方案，對LTCM加大資金投入，取得控股權。這樣，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門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為糟糕的後果。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和其主力參與者之間聯系日益復雜，個體主力參與者的倒閉可能會給遠在其他地區的參與者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於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於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範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並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於監管鬆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後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鬆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於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並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後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並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於對准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於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範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苟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徵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值，結果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我們也經常發現銀行系統在基礎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動性較小的資本市場相比，則過於突出。這些脆弱的國家金融體系與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效率經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資金成本。我們經常會發現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會計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問題。此外，我們總能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獨立性，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各國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備的情況下即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大量資金在誤導的假定條件下流入，加大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地區之間或國家之間固然存在差異，然而興衰之勢還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遠見的領導者能夠洞察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在危機爆發前後從戰略高度管理危機。
（一）危機的醞釀階段，大體上可以從三方面分析：
實體部門中經營水平低下的企業。實體部門的價值損失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我們所見過的大多數情況下，實體部門在危機發生多年前就遭受經濟損失了。同時，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的金融中介的貸款風險也在逐步——有時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韓國為例，在發生危機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其他部門的資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機發生前四年間的情形更加令人沮喪，只有電信部門獲得的回報高於其稅後債務成本，而且這還要歸功於墨西哥電話公司（擁有長途業務壟斷控制權）的巨大影響。
對此問題，各國政府提升企業業績的態度一致，實施的方法和手段卻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經濟改革將市場競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業績不佳的企業暴露出來。結果，許多企業陷入了更加急劇的下滑中，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場療法。而在日本、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企業在政府的庇護下部分避免了外國企業的直接競爭，但卻因傳統的產業結構和政策不當而遭到損害，這種政策鼓勵對關鍵行業部門進行過度投資，實行的保護主義對國內企業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業進行必要調整的時間。同樣，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政府對經濟進行了幾十年的干預，實體部門深受其害。歸根結底，實體部門業績不佳是由經濟的封閉性所致，只有這樣的經濟能夠容忍指令性放貸、缺乏真正的競爭以及企業智力水平低下等現象。
銀行的舊游戲與新游戲。在經濟全球化之前，銀行業舊有的游戲方式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將資金輸送給企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對放貸的對象、項目和利率幾乎沒有選擇餘地。銀行的作用是建立一個存款的基礎，將資金借給政府和經濟中的戰略部門，且經常按照政府或銀行所屬集團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銀行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也是風險承擔者——畢竟它們的債務人極少、甚至根本沒有面臨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破產。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銀行都樂於與政府合作，有時甚至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政府機構。
然而，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環境。隨著進入壁壘的消除和相關法規的修訂，銀行的放貸限制被大大放寬，可以自行決定對象和金額，同時外資銀行加入了對其原有放貸對象的爭奪中。幾乎一夜之間，銀行的游戲規則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機遇與風險同時降臨。多數銀行不能適應這一新的規則。由於信貸技能薄弱、風險管理意識缺乏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對於越來越不穩定的企業實體，銀行不僅不停止對其貸款，反而繼續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貸款量。有些銀行則避開自己具有專門技術優勢的領域，轉向高風險的對公貸款和消費貸款，導致壞賬激增，業績開始被損害。隨著銀行業績不斷下滑，海外貸款繼續流入，銀行體系逐漸變成了紙牌搭成的房子，危機的侵蝕漸漸從實體經濟深化到金融層面。
與此同時，危機的跨國傳播渠道也開始形成。例如，韓國很多商人銀行為高額回報所吸引，利用短期資金積極參與泰國和印尼的房地產投資，但它們缺乏基本的對沖技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承擔的隱含風險。使問題更加復雜的是，韓國的許多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為這些商人銀行及其海外業務提供了擔保，使得風險水平在各部門乃至各國間不斷升高，並存在交叉流動的可能。
進退兩難的監管體系。危機醞釀時，監管者未能發現金融體系正在出現的失衡現象，抑或未能迅速採取行動及時阻止災難發生，這種監管失效的深層根源在於監管系統的結構性缺陷。即使是在發達的經濟體中，銀行監管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監管者按資歷而不是業績獲得提升，其薪酬與其提供的服務並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現。此外，有些國家的監管者與被監管的銀行領導人屬於同一個內部人組成的圈子，監管力量往往被約束。最重要的是，監管者極少由於取得成功而得到稱頌，卻常因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詆毀。銀行系統的持續穩健運行無法誕生英雄，系統一旦崩潰卻會使很多人成為禍首。這就導致新興市場中歷來缺乏優秀的監管者。
當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危險開始襲來的時候，監管者面臨痛苦的兩難境地：很多銀行通過相互貸款和交叉擔保聯系在一起，使得聯系性增強而實際上的風險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銀行倒閉，就有可能搞壞整個銀行系統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數情況下，關閉一家大型銀行就等於斷掉經濟的資金供給，這會扼殺許多要靠貸款才能完成經營預算的企業。此舉會破壞這些企業向其他銀行償還貸款的能力。而銀行也有壓力，銀行信心下降導致放貸金額的減少，同時損毀了銀行的信譽，這樣便會引發監管者極不願看到的危機。因此在面臨危機時，監管者往往顧慮重重，各種利益糾葛使他們左右為難。就在他們舉棋不定的時候，危機已經發生了，所以看上去他們的反應就是無所作為。
（二）危機發展的實質性階段，會在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時到來。
宏觀經濟政策（設定匯率和財政政策）決定危機發生的時間和規模，而外部沖擊則成為危機的觸發因素。在眾多因素的推動下，國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機的漩渦。
釘住匯率與幣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風暴的「大氣條件」中，匯率也許是最直接的觸發因素。實際上，如果按照貨幣的定義，任何「有管理的」匯率都是對貨幣「市場價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釘住匯率的安排，就會加劇扭曲的狀況，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在釘住匯率制度下，每一個經濟的參與者都在嚴密關注匯率，試圖從中發現疲軟的最初信號，以此評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政府在堅決捍衛貨幣穩定的同時，背上了沉重的經濟管理和公共關系負擔，極有可能在不堪重負之際對匯率進行突然的重新定價。
在很多案例中，國內相對疲弱的實體經濟無法與貨幣制度的要求同步，導致貨幣在危機發生前就已經被認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門失去競爭力，不能與選擇釘住的貨幣（如美元）保持一致。維持此政策的時間越長，貨幣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匯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實際匯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衛匯率：為了捍衛下跌的匯率，大多數政府會首先收緊利率，進而動用外匯儲備。此舉雖有利於提高對貨幣的需求，進而支撐起本國貨幣估價，但也會產生實體經濟部門實際支付提高、經濟活動總量減少、投資下滑的負面影響。
這種下滑會給銀行帶來三個方面的不良影響：首先，經濟放緩會減少對銀行貸款的總需求，銀行新增貸款會發生萎縮；其次，企業和個人投資回報減少，銀行不良貸款數量增加，未償貸款的盈利性也會下降；第三，貨
❼ 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是怎麼回事啊
亞洲金融風暴對經濟的直接影響
1.股市價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間，亞洲各國及地區，除了中國外，都面對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灣下跌約2成，餘下的地方都超過4成；馬來西亞更下跌超過5成。在短短期間，各國及地方都損失四成多的資產，情況實在令人驚心。
2.匯市價值亦出現貶值
經過金融風暴，各國及地方的幣值都相繼下調。四小龍，除香港維持聯系匯率免去貶值可能性外，其餘亞洲國家及地區的貨幣〔中國除外〕有30%至80%的貶值。印尼的貶值更高達340%。這些都對整體資產價值做成龐大的打擊。
3.貶值後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別是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認為貶值會有助於出入口的競爭力，刺激經濟復甦。但事實卻剛巧相反，1998年的預測，除了印度外，其餘各國和地區都出現負增長。出口下跌的估計達5%至10%。而入口更出現大幅減少。除了台灣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餘下跌超過12%以上；泰國和印尼更大幅減少3成。顯示貶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減少入口也只能延緩而已。
4.經濟前景都出現相當負增長
結果，亞洲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由高速增長突然轉為負增長。除中、印、台外，余無一倖免。韓、馬、泰估計負增長6%-8%；印尼則出現可能18%的大幅負增長。
5.失業情況急趨惡劣
當整體經濟呈現負增長時，失業問題肯定急趨惡劣；所有受金融風暴影響的國家及地區，失業率都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顯示除台灣及新加坡能維持低於4%以外，餘下都超過5%；韓國、菲律賓及印尼等地被估計其失業率急升10%以上。
6.工資下降、樓價下跌
由於失業人員大增，造成勞工市場供大於求。企業僱主乘機調低工資，減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資普遍下調1-2成。同時，因消費力減弱，銷售市場欠佳，用者無法負擔高昂樓價或租金。造成樓價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況尤為厲害，樓價下跌達3成。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的直接影響
1.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回報遭受大損
退休保障，特別是個人帳戶形式的公積金制度，積累龐大的社保基金；有關當局必須想法投資以保值增值。但投資往往帶有極大風險，特別是投資於股票及匯率市場，價值漲落波幅很大。這次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導致股市匯市相繼大幅下調，將令很多社保基金損失慘重。這里嘗試看看香港情況。
由於香港已決意發展強制私營公積金，這里將分析對其可能影響。首先，我們發現全球性的金融風暴差不多每十年發生一次。投資回報須以周期性來分析，不能斷章由某高峰期來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災是1987年，便不適宜用1983年來估算，應從股災後起投資至另一次大股災如97年為一周期，才能較准確估算投資的真正確實的回報。
就現時強積金草案縱容高風險投資策略，容許以百分之百資產投資於股票市場，即使以最後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資產投入股票市場，並只以現時香港的金融風暴的影響來計算（若用東南亞情況計算，災害更大），一旦出現問題，非同小可。
在過去十年投資周期，香港私營的整體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只有6%（假設股票損失3成）。這估算低於年均通脹率8.8%。換言之，強積金草案的高風險投資策略易受金融風暴摧殘。
強積金辦事處回應1997年投資回報只損失7%；但參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資產變化，即可見1997年大多損失30%至50%不等，可見筆者的估計准確可信。換言之，私營強積金的高風險的投資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風暴的打擊，導致市民極大損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穩重投資策略（即30%股票40%債股和30%銀行現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風暴的負面影響，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報率粗估有9.5%（假設股票損失30%）。換言之，對比年均通脹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據最新1998年6月底結算，土地基金的投資也難以保值。可見亞洲金融風暴的殺傷力。相信現時亞洲大多數採用公積金制度的國家，其基金的損失會是慘重的，將嚴重削弱回饋能力。
2.失業人數增加，供款繳費雇員減少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失業率急劇趨升，大部分國家的失業率達10%。這表示有1/10的雇員不能供款繳費，而其僱主供費繳費部分，亦相應損失。那麼供款繳費總金額肯定損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這些情況延續3年，情況將更為惡劣。因為大部分國家的估算很少預測失業率達10%以上的，這將造成整個社會保障基金的精算測算出現偏差，甚至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3.工資下降，供款繳費金額減少
避過失業的雇員很可能會遭僱主減壓工資。因經濟不景，失業大軍增長，僱主會趁機減工資，以降成本，增利潤。當工資下降，自然在供款繳費率不變情況下，雇員僱主雙方的繳費金額數目相應減少，導致社會保險總金額也會下降。當然這會影響其財政穩健性。
4.企業困難增多，撇帳和不繳費上升
由於經濟不景，很多企業會出現倒閉、裁員、減薪或遷離。結果企業負責供款繳費部分減少。另有些企業勉強維持運作，但難以兼顧雇員福利，於是剝減員工福利。首當其沖當然是社會保障利益：志願性質的企業退休金，醫療保險等會取消或削減；國家立法規定的社會保障計劃，也不一定能應付；不能供款繳費比率會相應增加，直接影響社保基金的財政穩健性。
5.失業人數增加，失業保險及社會援助財政負擔加重
由於失業人數增加，自然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增多，直接加重失業保險金的支出，導致財政負擔加大。另由於失業保險金一般只提供6個月至1年的保障，領取完畢後仍在失業的只能轉向領取社會援助金。西方國家例子可見一斑；如英國和荷蘭，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金占其總數的4成至6成。現時香港失業人士領取社會援助占社會援助個案總數超過10%，正在走向西方情況。這造成政府財政重擔。
亞洲金融風暴對社會保障發展的啟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
從上表1至表6的分析結果，投資股市的風險是極高的。即使依國際慣例限制少於30%投資於股市，其後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難以抵禦金融風暴，要蒙受損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資股市。近期美國秘密式的對沖基金的違規做法，亦暴露其缺點及風險，損失過千億美元，產生國際銀行體系的連鎖影響，導致美國政府也介入干預及挽救。相信，若沒有其他更好的監管方法，這類隱蔽式的危險投機團體，還會是無日無之，在背後操縱金融市場。對於以社會保障為目標的社保基金，實不宜冒這些風險，以免傷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可保值及創造就業機會
社保基金不投資股市，可轉移投入社會服務及基本建設。不但穩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經濟效益。現時很多亞洲國家，尚未依政策規劃，提供足夠的服務，滿足不同對象的需要。因此，可以藉此機會，增加發展社會服務速度，滿足社會需要，從而可即時創造就業機會，聘請人手，提供服務。
投資發展社會服務來增加就業機會的最大好處是它能為很多低技術的中年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在一般情況下，低技術的中年人士，不論男女，都是較難與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競爭就業機會。同時，這些上年紀的人士亦較難接受技術培訓，較難提升技能。但社區服務，如個人照顧、家務助理、家居維修等便民服務，是頗適合中年非技術人士來但任的。因此，這些社會服務的設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較高層面來看，社會服務的發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醫療等將更大規模創造就業機會，解決失業，減少貧困。下面以香港情況來說明論點。
現時輪候公屋人士超過15萬份申請表。假若香港特區政府能堅持每年興建5萬個公屋單位，將大大減少輪候人數，縮短輪候時間；且能滿足未來香港人口的增長，達至800萬人。除了較快地滿足住屋需要外，其創造就業機會及功能效果是顯著的。建造公屋可為建造業帶來生意，聘請建造業工人；入伙時，住客需要裝修設計，增設家用電器、家什雜物等，產生連鎖性的經濟效益，使整個銷售業、百貨業興旺，自然增加就業機會。在公屋戶區內的大型商場會增加零售業的發展。
同樣，為了改善教育質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現時的中小學。現時的教職員辦公室是非常擠迫，難以發揮老師輔導學生的能力。現時師生比例太大，有減少每班學生人數的需要，以增加老師對學生的關顧。
同樣，改善醫療設施也發揮相同的效果。現時報章常有報導醫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設帆布床；醫院人手不足，特別是護士及護理人員等。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區醫院，招聘更多醫護人員，以維持及改善服務質量。加建醫院，增設醫學科技設備，加聘人手等，將有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因此，發展整體社會服務，不但能改善社會工作服務、教育、房屋和醫療的設施和服務，更好地滿足市民的需要，也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也許政策制訂者會問：究竟投資入社會服務建設可帶來什麼經濟效益？且以北京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為例來分析。「經濟適用住房」的供應對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們靠自己的經濟收入，用10到20年時間，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買下這樣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區縣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買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規定的購房成本價，城近郊區為每建築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間50平方米小房計算，造價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這供款如同交租，占現時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訂在25%，中下層人士每月供300元，那麼有60元或20%的利潤。可見投資社會服務基本建設是可保值增值的，還可帶來相關社會經濟效益。
3.應以基本保障為主，維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額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股市市值下調，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損失兩成以上。甚者，更會影響基金財務健全性。因此，社會保障金額水平應維持於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為主；不宜過分擴展，來保障社會中產階層人士。這樣會使社保基金保持穩健，即使受金融風暴打擊，亦能保證融資充裕，有足夠基金提供社保金給予基本需要人士。換言之，在世界金融體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後，仍恐怕會有很多隱蔽組織如長期資本管理對沖基金等趁機炒賣，應把「維持低水平社保金額以保障基本需要為主」的政策訂為長期國策，不宜修改。即使國家經濟蓬勃發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額水平。一則可避免如金融風暴的突如其來的破壞，同時可採用豐富資源用在社會服務式的社會保障，三則更可維持市民工作動力，不因社保金額水平過高而挫傷勞動積極性。
4.不應設立失業保險，造成財政負擔
應否設立失業保險常常成為改策的爭議。但經亞洲金融風暴一役，其後遺症顯然導致大量失業。除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仍可維持失業率在5%以下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都接近10%或以上。試問要為這么龐大的失業大軍提供基本的失業保險金，所花費的財政將會是天文數字。一下子要拿出這筆金額，將會對已備受沖擊的經濟不景下的政府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因此，制訂穩健的社會保障政策適宜避免設立失業保險。保障失業者，可改由社會援助來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證不會跌穿社會安全網。對應付諸如金融風暴的危機，這種社保安排會較為妥善。
事實上，一般西方國家的失業保險安排，都是為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半年至一年後，屆時若還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轉移申請資產入息審查的社會援助救濟來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為主，根本無須為有一定資產儲蓄的失業者提供過渡性質的失業保險金。
即使以沒有受金融風暴沖擊的中國來說，為所有非自願性失業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資產儲蓄的中產失業者提供失業保險金，將造成很多後遺症。
(1)失業保險財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業保險以來，1992年失業保險支出，因失業人數增加，便達到前來年總和；1994年的失業保險支出，又是前7年總和的1.2倍；有些地區已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所余的基金只能維持200萬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據預測，從1995年到2000年，由於企業破產解僱，減產裁員的職工將達1800萬人，年均300萬人。加大10倍失業保險基金也不一定足夠應付（《中國再就業工程實施指南》，1998年）。
(2)失業保險制度名下出現各種開支，包括醫療費、喪葬補助費、親屬撫恤費、生產自救費和管理費等，難以監管審計。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單位、勞動者、工會和公眾團體的代表組成的社會監督機構，其實效有待證實。
(3)現時適用范圍限於國有企業，若推廣至各種企業制和打破城鄉界限，承擔的責任將超越數億人，包括1.2億的鄉鎮企業工人。是否可以承擔，實成疑問。
較可行的辦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為失業者提供「安全網」保證基本生活需要。而有關資源則可用作再就業服務資金，提供職訓津貼，以鼓勵改進本身技能、轉業准備、尋找職業和生產自救。這比設立失業保險金為佳。事實上，現時中國國策也是把失業保險的救濟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簡正名，倒不如選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職訓津貼補助來得更直接有效（詳盡分析日後可見莫泰基等編，《香港勞資關系與社會保障》，2000，中國勞動出版社）。
5.制定貧窮線，作為社會援助金的安全綱水平
不設立失業保險，則必須有一個妥善社會援助制度。但很多社會援助制度都是因隨政治爭執而改變，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適當保障水平，照顧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較有依據的做法是選擇適當的方法，制定官方貧困線，以此為社會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會安全網形式，成為社會最後防線，保障市民。這樣會有效率地照顧最有需要的人士，並保證社會安定，維持良好治安法紀。
【責任編輯】鄭菁
【參考文獻】
1 李羅力主編，1998，《第二沖擊波——從東南亞金融風暴到全球經濟大變局》，貴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編，1998，《海外金融風潮評析》，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3 王航等編，1998，《阻擊風暴——東亞金融危機中的狙擊與阻擊》，貴州人民出版社。
4 莫泰基，1993，《香港貧窮與社會保障》，香港：中華書局。
5 莫泰基，1999，《消滅貧窮的政策構思》，中華書局。
6 莫泰基等，1996，《扶貧與就業》，理工大學與香港社保學會。
7 《中國再就業工程實踐指南》，1998，工商出版社。
8 Asian NGOs,1998,Financial Crisis: Our Response,Hong Kong:Clear Cut
❽ 7月2日「第一財經」報道了量子基金操盤手瓊斯在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中詳細的經過，在哪裡找到具體是什麼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070704/02403750337.shtml
前索羅斯基金操盤手：如何製造的亞洲金融危機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4日 02:40 第一財經日報
前索羅斯基金操盤手瓊斯：我們如何製造亞洲金融危機？
禹剛
作為索羅斯當年亞洲戰營里最主要的操盤手之一，瓊斯在談及最終不得不從香港撤退的失敗經歷時，語調平靜地說，「我們(當年)犯了錯誤」；而對於外界質疑港府幹預市場之舉，他反為其辯護，「如果港府再有遲疑，整個金融市場很可能全面崩潰。」
1997年7月2日，依照羅德里·瓊斯(Rodney Jones)和其他同事的偵查報告和作戰計劃，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帶領和其同樣兇悍的其他對沖基金發起了對泰銖的猛烈沖擊，泰銖兌美元匯率當天下跌20%，創下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亞洲金融危機序幕由此拉開。
10年後的今天，羅德里·瓊斯在向《第一財經日報》描述起當年情景時，仍然長吸了一口氣，緩緩地說：「那十幾個月，歷歷在目！」
瓊斯是索羅斯基金的高管之一，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他以中國香港為中心，並深入到東南亞各國研究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真實狀況。基於他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索羅斯開始注意到又一個令他心馳神往的攻擊目標。瓊斯隨後還向索羅斯旗下量子基金沖擊亞洲貨幣提供詳細作戰計劃。
作為索羅斯當年亞洲戰營里最主要的操盤手之一，瓊斯在談及最終不得不從香港撤退的失敗經歷時，語調平靜地說，「我們(當年)犯了錯誤」；而對於外界質疑港府幹預市場之舉，他反為其辯護，「如果港府再有遲疑，整個金融市場很可能全面崩潰。」
瓊斯日前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細解當年如何為偷襲亞洲貨幣而提前准備，如何在匯市、股市和期市與香港特區政府展開攻防戰的經歷，並給出他對香港特區政府幹預市場以及索羅斯撤離香港等事件的評價。
1 提前6個月建泰銖沽空倉位
1996年泰國股市依舊低迷，房地產市場則風生水起，不過這其中海外資金和國內的銀行成為背後的推手。
瓊斯當時駐扎在香港，不過大部分時間是馬不停蹄地造訪周邊的東南亞國家，為索羅斯基金的大舉進攻尋找突破口和准備作戰計劃。「那一年我們在這一地區飛來飛去，我們直接與開發商見面，也與銀行甚至當地記者交流。」他發現整個樓市泡沫已經很多，部分開發商支付利息都有困難，「但銀行還是幫開發商找來很多美元貸款」。
資產泡沫堆積、外資不斷湧入、銀行短期外債高築、開發商勉力支撐但已開始搖搖欲墜，「這些信號綜合起來後，我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仔細研究，到底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局勢如何發展？」
研究的結果是，這一局面難以維持，瓊斯於是向索羅斯建議，沽空泰銖。「為了這一仗，我們提前6個月准備，逐步建立起沽空倉位」。他還補充道，「10年前亞洲地區的央行官員們還沒有如今這樣的開放態度，我們也跟他們有過交流，但他們並不以為然。」
「我們是1997年初開始行動的。」1月份，索羅斯基金聯合其他國際對沖基金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一開始就是大肆拋售泰銖，泰銖匯率直線下跌。在對沖基金氣勢洶洶進攻面前，泰國央行入市干預，動用約120億美元吸納泰銖，一方面禁止本地銀行拆借泰銖給離岸投機者，另一方面大幅提高息率，三管齊下，泰銖匯率暫時保持穩定。
「5月份的時候，資金大量流出泰國，泰國開始資本控制，」瓊斯表示，「不過那時，我們已經感覺到泰銖挺不住了。」
6月份，對沖基金再度向泰銖發起致命沖擊，泰國央行只得退防，因為僅有的300億美元外匯儲備此時已經彈盡糧絕。6月30日，泰國總理在電視上向外界保證：「泰銖不會貶值，我們將讓那些投機分子血本無歸。」不過兩天後，泰國央行被迫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當天泰銖重挫20%，隨後泰國央行行長倫差·馬拉甲宣布辭職。8月5日，泰央行決定關閉42家金融機構，至此泰銖陷入崩潰。
在此期間，對沖基金還對菲律賓比索、馬來西亞林吉特和印尼盾發起沖擊，最後包括新加坡元在內的東南亞貨幣一一失守。
「不過我們在印尼遭受了一些損失，」瓊斯談起第一波戰役中唯一的「不完美」時仍有遺憾，「原因是我們高估了政府的承受力，我們的空倉建得有些保守。」
2 「我們認定香港特區政府挺不過去」
橫掃東南亞後，索羅斯帶領的國際炒家將目光投向了香港。「香港基本面當時沒有泰國那麼糟糕，但是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也不少。」瓊斯分析當時為何選定香港作為第二波沖擊的主戰場。
在1998年香港金融危機前的幾年中，香港的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隱現泡沫，加上長期實際利率為負，導致房地產投機盛行。1984至1997年，主要物業價格上漲12倍，由此造成的經濟過熱又導致工資水平和股市飆升。恆指在1997年上半年由12000多點升至16800多點，而在7月，恆指更是在一個月內，11次創歷史新高，香港出現「全民皆股」的狂熱。
瓊斯認為，「香港股市，房地產公司和銀行的股票佔到很重要地位，一旦這兩方面泡沫破滅，股市隨時會出現危險。」事實上，房地產泡沫還造成經濟環境惡化，使得生產和銷售成本上升，香港通脹壓力逐步累積，依據購買力平價理論，港幣在未來有貶值趨勢。
「而且我們當初認為維持住聯系匯率制度的成本高昂，我們認定香港特區政府挺不過去，」瓊斯指出當時決定出擊港元時，不看好香港特區政府能堅持住聯系匯率制度是主要原因之一。
隨後，對沖基金開始了對港幣長達十幾個月的持續進攻。是役，宏觀對沖基金在匯市、股市、期市聯動造市，全方位發動了對於港元的立體式襲擊：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現匯換美元，同時賣空港元期貨，然後在股市拋空港股現貨，並於此前後在恆生指數期貨市場大量沽售期指合約。
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時，對沖基金又分別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抵抗下，三次進攻均未摧毀港元。
香港金融市場驚魂八月
不過，進入1998年8月，情勢發生轉變，外匯市場對港幣的炒賣氣氛積聚，各種謠言四起，市場信心岌岌可危。到了8月5日，在美國股市大跌、日元匯率重挫的配合下，對沖基金發起對港元的第四次沖擊。
這一次，港府通過出手干預市場令對沖基金鎩羽而歸，不過也招致外界的批評，認為其破壞了「自由市場的原則」。
時隔多年後，談論其精心設計的作戰計劃因港府出手干預而泡湯的這段經歷時，瓊斯反為戰場上的對手辯解，「對香港特區政府幹預市場做法的指責是不恰當的，」他表示，「在市場信心面臨全面崩潰的時候，政府的干預提振了市場信心，避免更大危機的發生，也使得市場免於最終的崩潰。」
那場幾乎使香港金融市場和聯系匯率制度陷於崩潰的戰役在8月5日打響，5日至7日，對沖基金拋售的港元高達460億，香港金管局奮起抗擊，動用外匯儲備接下240億港元，其他銀行也接下46億港元，金管局還將接下的港幣放回銀行體系內，使銀行銀根寬松，緩解同業拆息率飆升，保持了港元及利率穩定。
據測算，防守戰的頭兩天，金管局承接了約300億至400億港元，遠遠超過當年財政年度預計的214億港元財政赤字，而對沖基金拋出的港元，也接近頭一年10月沖擊港元時的規模。最初幾日，對沖基金在匯市上未曾得手。
與此同時，對沖基金在股市上也燃起戰火，由於投資者憂慮港元繼續受沖擊，港元拆息扶搖直升，加上已公布中期業績的藍籌股公司表現不佳，恆生指數8月6日一開市就下跌近100點，隨後一路走低以全日最低位7254點收市，下挫212點，跌幅近3%。隨後幾日，對沖基金借機猛砸股市，恆指最終跌破7000點大關，至8月13日跌到6600點，大量沽空期指合約的對沖基金斬獲不少。
「香港特區政府出手時機選擇非常好」
1998年8月10日至13日這四天，對沖基金繼續在匯市沖擊港元，同時又大肆沽空期指，拋出股票，借市場恐慌之際從資本市場牟取暴利。但這一階段，表面看起來疲於應付的香港政府卻正在計劃著一場大反擊之戰。
由於准備拿出來反擊對沖基金的是約960億美元的外匯基金和土地基金。這是全體香港人多年辛勤勞作積攢下的家產，被看作是保住香港經濟的最後屏障，所以香港特區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反復衡量。
終於在8月14日，這一場攻防戰中一直處於防守的香港特區政府最終選擇反擊。
「要問香港這一戰的經驗教訓，我們當時一度懷疑香港特區政府的干預是否能有效，因為時機和戰術的選擇至關重要。現在看來，香港特區政府當時出手的時機選擇非常好。」十年後，瓊斯回憶起那一天香港特區政府的堅決出手時，仍表示出相當的敬佩。
14日是周五，一周來連瀉不止的股市到周四已經跌近6500點，處於近5年來的歷史新低，市場極度沉悶，投資者在無奈中猜測當周最後一個交易日還會創出什麼樣的新低。但這一天一大早，一項經過周密計劃的反擊行動卻已悄悄鋪開。
股市開市前半小時，時任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接到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的鄭重通知：為捍衛聯系匯率，打擊國際炒家，港府決定對股、期兩市進行干預。此後港府召集香港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緊急會議，就動用外匯基金干預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見。
當天上午，港股繼續低迷；但至午間，市場傳出「政府外匯基金將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親自坐鎮指揮，港府出手干預股、期兩市，正式打響了反擊之戰。
在恆指跌到6500點的瞬間，特區政府果然持巨額資金入市，通過中銀等三家券商，不問價格地吸納大藍籌和期貨，恆指全天上升564點，升幅達8.47%，為當年的第二大漲幅，成交額高達85億港元，大大超過平時30億至50億港元水平。與此同時，金管局大幅提高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對沖基金無法短期融資補充血液。當日，外界估計香港特區政府動用的資金至少超過40億港元。
港府14日出手的時機選擇可謂恰到好處，因為接下來的3天是周末和抗戰勝利紀念日的休市安排。再開市時，美國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匯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幹預的情況下逐步趨穩，亞洲股市也因此開始反彈。隨後，在諸多外圍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開強勁反彈，港元匯率恢復穩定。
據香港金管局數據顯示，在8月14日至28日的兩周內，政府吸納的股票約有1200億港元，相當於當時整個市場7%的市值，這些股票後來全部交由香港特區政府的「盈富基金」管理。
「香港特區政府的決定非常堅定，他們的時機選擇得很好。」瓊斯總結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攻防戰時稱，「我們當時犯了錯誤，我們必須快速糾正。」
❾ 為什麼說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是一個叫什麼索羅斯基金的啊
喬治·索羅斯是華爾街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索羅斯家族的資產管理公司就位於紐約最繁華的中央公園附近，這家成立於1973年的公司的核心就是"量子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這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家對沖基金，主要投資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說具體點，就是從事市場投機。上世紀90年代是索羅斯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的最"紅火"的年代，該公司當時的資產已超過200億美元，而索羅斯本人也因為在此期間於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多次成功投機獲得了"國際金融炒家"的稱號。他的成功戰例有很多，例如1991年，索羅斯斷定柏林牆拆除後的德國馬克一定大幅升值，遂進行德國馬克投機，結果大獲全勝；1992年，他再次利用英國退出歐洲一攬子貨幣後英鎊走軟之際進行投機，結果又進帳10億美元……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很多亞洲國家的股市產生了大量的泡沫, 國家的債務結構嚴重失衡, 為很多國際投機基金所乘....
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
1997年7月2日,泰國政府財政部長塔隆宣布放棄執行了13年的固定匯率制, 一夜間,泰銖貶值20%;
7月11日, 菲律賓政府放棄固定匯率制,菲律賓比索暴貶;
7月14日, 印尼政府面對不足200億美圓外匯和1000億美圓外債,宣布印尼盾失守;
8月8日, 馬來西亞政府在國際投機基金的強大攻勢下,放棄了捍衛馬幣吉林特的努力.
國際投機基金在擊潰當時號稱亞洲四小虎後，轉向亞洲「四小龍」
7月中旬新加坡股市匯市跌入深淵;
8月15日, 台灣地區在擁有830億美圓外匯儲備的情況下突然放手,使台幣跌破30兌1的心理大關(為政府避免損失, 採取逃避行為);
10月20日國際投機基金登陸香港,5天激戰,港圓守住. 但香港恆生指數跌破萬點大關,與兩個月前相比,港股總市值(4.3萬億港圓)跌去一半,損失2萬億港圓;
11月7日國際投機基金登陸韓國漢城.作為全球第十一大經濟實體的韓國僅僅堅持了10天,韓圓失守,跌幅達20%, 12月2日,韓國央行外匯儲備僅剩60億美圓,而此時外債高達1100億美圓, 其中一年到期的短期外債達800億美圓,20天內必須歸還的高達200億美圓. 當時韓國總統金泳三悲傷地說:'韓國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了!' 12月3日, 簽署IMF援助協議, 被稱為'國恥日'.
以上就是97年亞洲經濟危機的主線歷程，之後亞洲金融風暴波及世界各地, 引起了全球性經濟衰退.....
國際投機基金的操作手段一般都為：
1：大量購入該國貨幣，在匯市大量拋售，迫使政府為維持本國匯率的穩定，動用美圓儲備接盤，外匯儲備耗盡，政府短期外債到期還本付息壓力增大，政府放棄固定匯率制。
2：作空。 在作空的金融交易中，尤其是期貨（股指期貨，外匯保證金）交易中，通過金融杠桿的放大作用，以少量資金進行巨額交易。
3：中國之所以沒被波及，是因為當時中國政府沒有開放資本市場讓外資進入；中國也沒有大量的短期外債；且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基礎。
所以國際投機基金沒有可乘之機， 不過發生在香港的投機行為就是因為在港上市的大陸企業出的問題。
之所以要把97亞洲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歸罪於索羅斯基金是因為在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投機基金總量竟達1000億美元之多。前文說過「索羅斯家族的資產管理公司就位於紐約最繁華的中央公園附近，這家成立於1973年的公司的核心就是"量子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這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家對沖基金，主要投資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說具體點，就是從事市場投機。」...由此我們能了解索羅斯在國際金融界的影響力及號召力，而索羅斯資產管理公司只動用了9000萬美元，短短幾月時間盈利20億美元之多。輸贏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以上資料大多摘於中體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