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產能合作基金項目

⑴ 中非產能合作需注意哪些法律問題

勞資關系法律問題是中資企業在非洲投資遇到的最大法律問題
根據相關調查研究，中資企業在非洲遇到的勞資關系法律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地勞動法律要求對當地工人進行技能培訓，提高了用工成本。非洲許多國家的勞動法都要求用工單位對工人進行技能培訓，而進行技能培訓必然會產生相應的培訓費用，導致用工成本上升。由於一些非洲國家教育、培訓水平較低，當地十分缺乏有相應技能的人員，即使法律沒有此項要求，很多中資企業也不得不自掏腰包對員工進行培訓。二是當地勞動法過於保障工人的工作自由，導致工人隨意曠工現象嚴重。東非三國的勞動法都非常重視保護當地工人的工作自由，例如，允許工人在提前通知的情況下終止勞動合同，允許工人與用工單位談判約定工資支付方式，等等。這就導致中國企業經常出現人手不夠，不得不臨時招聘人員的情況，而對於新招聘的員工不得不重新進行培訓，導致用工成本增加。三是當地勞動法規定的假期較多，再加上當地員工缺乏加班意識，導致工程進展關鍵時期缺乏必要人員。四是當地員工法律意識較強，當地中資企業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應付勞資糾紛。在上述三個非洲國家中，當地人也有非常強的維權意識和法治觀念。由於有些中資企業對當地勞動法不了解，再加上一些當地員工出於故意敲詐和刁難中國企業的目的，導致中國企業不得不經常應對勞資糾紛。
作為在東非三國投資所遇到的最大法律問題，一些中資企業對如何處理當地的勞資關系法律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並形成了一些值得推廣和借鑒的經驗。歸納起來，中資企業採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嚴格遵守當地勞動法規，根據工程實際情況制定勞動規章制度，規范企業用工管理，減少用工法律風險。很多非洲當地的中資企業都專門將當地勞動法規翻譯成中文，供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學習、適用。在了解當地勞動法規的基礎上，結合本企業的具體情況，制定本單位的用工管理制度，以減少在招聘或辭退環節出現的法律風險。
二是採取激勵獎賞措施，提高當地員工薪酬水平，提升當地員工技能水平，穩定員工隊伍，保障企業用工需求。為了能夠穩定員工隊伍，防止員工為更高的薪酬跳槽，留住一批熟練的技術人員，一些當地中國企業給當地員工發放的薪酬遠遠高於當地企業的薪酬水平，並且經常免費提供一些技能培訓項目，使當地員工既能獲得較高的收入，也能不斷提高自身素質，這樣他們就會安心在中資企業工作。
三是實行本地化管理，聘請當地律師或與當地法務公司合作，依法應對各類勞務訴訟。一些中資企業為了更有效地依法處理日益增多的勞務訴訟，防止一些當地員工利用中資企業不了解當地法律而有意進行敲詐或刁難的現象，很多中資企業開始改變觀念，聘請當地人員擔任人力資源主管，這樣便於他們與當地員工的溝通與交流。此外，他們還專門聘請當地律師或與當地律師事務所合作，積極依法應對勞務糾紛，維護企業權益。
四是主動與當地員工或有關團體進行溝通交流，改變他們的勞動觀念，使他們自覺接受必要的加班，實現雙方共贏。在東非三國的勞動法中有很多假期的規定，而當地員工又沒有加班的意識，為了保證中國企業的用工，一些中國企業的管理人員與當地員工或團體主動溝通交流，現身說法，說服他們自覺接受必要的加班。

⑵ 海外輿論如何評價2017年中國經濟

全年GDP總量首超80萬億元，增速在經過近7年調整後首次回升……中國經濟2017年的優異表現可謂世界經濟復甦中的一抹亮色，海外輿論高度評價中國經濟增速回升對世界經濟復甦的積極意義。

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大衛·蒙亞耶教授對2017年中國經濟取得6.9%的增長驚嘆不已。大衛認為，這充分證明中國經濟具有強大韌性，能夠成功應對各種挑戰和困難。大衛還表示，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西方國家唱衰、看空中國經濟前景的論調並不成立。許多西方機構、媒體和專家學者看待中國的眼光並不客觀，他們的論斷往往缺乏科學分析，摻入了許多主觀色彩。今年，南非將主辦金磚峰會，中國則將主辦中非合作論壇峰會，大衛相信，一個經濟上更有活力的中國將為金磚機制和中非合作注入新的發展動能。

印度尼西亞最大的民營銀行——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大衛·薩姆阿爾認為，2017年中國經濟增速超過市場預期，表明中國經濟企穩向好勢頭強勁，中國仍是全球經濟復甦和亞太地區保持增長的主引擎。他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正在穩步推進，經濟運行情況與決策設計目標越來越契合。他表示，在中國經濟發展成果的積極效應帶動下，印尼經濟轉型的外部環境更趨穩定；中國連續多年保持印尼最大貿易夥伴國地位，穩居印尼第三大投資國地位，這些對印尼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擴大就業、技術創新均有促進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中國資本有力支持了印尼旅遊業、創意產業、數字經濟等新經濟的發展，表明中印尼兩國經貿合作前景廣闊、潛力無限。

⑶ 程誠：中國援助非洲，和西方有哪

中國無疑是發展經濟學中一個令人激動人心的案例：它不僅通過40年的市場化改革讓7億多人口脫離貧困，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到高中等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同時把自身從一個受援國轉化成了全球發展資金的最主要提供國之一。

然而，中國經濟的爆發式發展並不是依靠外部援助取得的，而且中國在持續提供對外援助的同時，仍然堅持主要依靠國內資源發展國民經濟的基本立場。

隨著中國逐漸成為世界領先的經濟體以及大量中國企業的「走出去」，中國不僅在理論上對於「外國援助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基本假設提出了質疑，而且在實踐中也開始對作為主流國際發展理論核心的官方發展援助提出了挑戰。

與西方的官方發展援助嚴密的制度設計、精密的技術定義和扎實的理論基礎不同，中國與非洲的發展合作更多的是「在干中學」，從中國對非援助的歷史實踐當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操作模式。

根據中非發展合作數十年的經驗和教訓總結，結合西方的國際發展理論，中國的學者和發展從業人員也開始建立自己的理論框架，以此來解釋中國對非援助和其他各種合作方式。

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嘗試針對原有援助項目的市場化改革方案，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對於對外援助體系的徹底變革，中國逐漸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對非援助與發展合作道路。

資料圖來源：視覺中國

9、捆綁問題

援助的捆綁（Tied Aid)是指援助國在對外援助物資與服務的采購過程中，使用行政手段要求受援國采購援助國國內產品的。由於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同樣數額的援助預算所能采購到的發達國家（援助國）產品遠遠少於在發展中國家（受援國）所能夠采購到的同類商品，因而捆綁比例是影響援助資金使用效率的重要因素。

伴隨著發達國家經濟結構逐漸從主要依靠第一第二產業（援助物資主要的生產領域）調整到以服務業為主導產業，傳統援助國通過數十年的努力已經大規模降低了ODA資金的捆綁比例，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英國等國都已經實現了對外援助「零捆綁」。

盡管如此，ODA的各種規則仍然使得援助項目多被援助國承包商所獲得。直至2007年，一些南歐國家的援助捆綁比例仍然較高，比如義大利的援助捆綁比例為36%，西班牙為30%；即使標榜無私援助的美國，其捆綁比例竟然高達33%；連全球人均收入最高國家之一的奧地利，這一比例也達到了22%。[6]

中國為發展合作所提供的資金捆綁程度也處於較高水平：贈與和無息貸款采購捆綁了百分之一百的中國產品，而優惠貸款和優惠出口信貸則維持了從90%到70%不等的捆綁比例。這些捆綁條款一般都會在援助與合作項目資金協議中明文列出，獲得雙方的認可之後再在項目招投標中實現。

近年來，非洲國家和中國之間經濟實力差距的拉大，中國的捆綁政策已經遭到了國際社會和非洲合作方的較多批評。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開始嘗試在中非發展合作項目中采購更多非洲的產品與服務，以滿足降低捆綁比例的要求。

10、援助的融資設計問題

從支持項目融資設計的角度來看，除去技術援助以外，財政援助仍然是當代ODA的主要方式之一，亦即援助國直接為受援國政府提供財政支持，要求其在滿足如民主、善治等要求的基礎上將這些資金投入到發展項目中去。

雖然ODA為此設計了大量的監管制度（見第8點），但是對於援助資金的貪墨和挪用仍然屢見不鮮，剛果（金）前總統蒙博托就被爆出過貪污十幾億美元援助資金存入海外銀行賬戶的丑聞。相比之下，中國在與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項目中採取了「資源換基建」的融資設計，較好地控制了資金被貪污挪用的風險。

應該注意的是，以上十點是ODA模式與中非發展合作模式之間的差異，而不是差距。對比ODA模式，中非發展合作在很多方面都有著顯著的優勢，甚至代表著國際發展合作的未來發展趨勢；同時，ODA模式當中也有著很多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

雖然說兩種發展合作方式——發展援助與南南合作——的最終目的都在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福祉的改善，但是二者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和所選擇的資源卻是大相徑庭。

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比較復雜，涉及到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歷程和由此形成的對於發展問題的不同看法，最為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對自己發展中國家身份的自我認定，以及對於國際關系中平等互利原則的堅持。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ODA是一種受援國依賴援助國的不平等合作模式，關系雙方的權力和義務不平衡；而中非發展合作則是平等的合作方式，互利共贏是其本質屬性。另一方面，本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雖然發展程度高於大多數非洲國家，但是仍然面臨著嚴峻的自身發展任務，需要在國際合作中較多地顧及自身的利益訴求。

近年來，雖然OECD一直嘗試勸說中國等新興市場援助國加入傳統援助國的集團，但是中國對此一直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興趣。中國對於加入發展援助委員會，或者接受ODA範式的拒絕態度不僅僅是出於保持自身獨立性的考量，更是因為ODA從本質上就不符合中國方面對於非洲、對於發展問題的基本看法；如果應用其理論框架來理解中非發展合作，結果註定是水土不服。

⑷ 現在的澳門經濟發展狀況怎麼樣

從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發展格局看，在國際經貿合作領域中，香港為處於世界經濟體系項端的具較強競爭力的既是國際相互聯系，又是內地對外雙向聯系的「超級聯系人」；廣州與深圳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貿聯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澳門雖沒有香港、廣州與深圳三個核心城市在金融、航運物流、貿易、商務與專業服務等方面的影響力，但其在開展國際經貿合作方面卻有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所沒有的對葡語國家進行溝通與聯系的「精準聯系人」的資源優勢。

表1 葡語國家經濟比較

4 分步驟推進

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不能急於求成，必須進行系統的規劃，明確其總體戰略目標及不同時期的階段性目標，並制定相應的實施計劃，以使建設工作能適時有條不紊地推進並獲取預期成效。

總而言之，我們只有依託粵港澳大平台的建設，不斷推進澳門經濟建設與繁榮，才能激活珠江西岸經濟，加快世界大灣區的形成！

⑸ 非洲欠中國多少錢

為推進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建設，中方願在未來3年同非方重點實施「十大合作計劃」。為確保「十大合作計劃」順利實施，中方決定提供總額6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包括：提供5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提供350億美元的優惠性質貸款及出口信貸額度，並提高優惠貸款優惠度；為中非發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各增資50億美元；設立首批資金100億美元的「中非產能合作基金」

⑹ 談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的角色是什麼

1、世界和平建設者

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庄嚴承諾：「無論中國發展到哪一步，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將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石的國際關系基本准則。

作為維護世界和平的中堅力量，從亞信上海峰會到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從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朋友圈」越來越大。中國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順應歷史潮流，增進人類福祉，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歡迎、認同，並多次被寫進聯合國重要文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辟了當今世界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新境界。

2、全球發展貢獻者

一花獨放不是春。中國發展得益於國際社會，中國也為全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中國新時代的發展理念。中國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債務，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非產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與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發展。

中國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願意在自身實現發展的同時，將自身發展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倡議共建「一帶一路」，打造互聯互通的合作平台。6年來，「一帶一路」從「大寫意」到「工筆畫」，從願景變為現實，推動了一大批項目落地生根，已經成為一條造福共建國家的繁榮之路。

3、國際秩序維護者

從亞信上海峰會到APEC北京會議，從博鰲亞洲論壇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到金磚領導人廈門會晤，從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到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國在一系列多邊場合，展現負責任大國的擔當，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努力使全球治理體制向更加合理、均衡和公平的方向發展。

在G20杭州峰會上，中國提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推動全球增長開出了「中國葯方」。從倡議「一帶一路」建設，到設立亞投行、金磚新開發銀行；從設立絲路基金，到推動人民幣正式「入籃」，中國以堅定的信心和雄厚的實力，不斷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方案、貢獻智慧、落實行動、留下印記。中國用正義的主張、有擔當的行動，將一個一個「不確定性」的問號逐漸拉直。

(6)中非產能合作基金項目擴展閱讀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倡議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構建「五位一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這些理念順應了國際社會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體現了中國從「中國之中國」走向「世界之中國」的國際胸懷，為人類發展不斷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