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防控金融風險採取的措施

Ⅰ 防範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對策主張有哪些

論金融危機的法律防範
作者： 劉俊海 | 2004年12月12日22時19分 | 【內容提要】 內容提要

本文從分析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入手，主張從從公法與私法（民商法）兩個層面上構建防範金融危機的法律機制。作者指出，政府幹預過多過濫，不可能有效地預防和化解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能加劇和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腐敗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隱患，過多過濫的審批本身就是金融風險；為防範金融風險，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必須限制在五個層次上。本文還從民商法的視角提出了防範金融危機的法律對策，即：積極穩妥地完成全部國有專業銀行的公司制改革；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國家控股的商業銀行全面推行強制擔保貸款制度；及早改變目前過分依賴於商業銀行的危險局面，依法鼓勵發展直接資本市場；盡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實施公司拯救計劃，避免公司、企業不必要的破產；預防泡沫經濟，必須預防泡沫企業的滋生和蔓延；強化商業銀行、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的義務與責任；進一步強化公司的社會責任，避免由於過分強調公司的營利性而破壞應有的信用關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股東有限責任原則的例外，人民法院應當適用否認公司法人資格的法理保護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於1997年下半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先是給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和馬來西亞經濟以重創，1998年底又席捲了菲律賓、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對當前發生在亞洲地區和其他地區（如巴西、俄羅斯）的金融危機的實質應當有清醒的認識。金融危機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又可能進一步誘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雖然我國的金融市場和人民幣幣值在東南亞金融風波面前保持了相對穩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監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頓。1998年12月9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有效機制」。因此，必須採取切實有力措施完善現行的中國法治，從制度上防範金融危機。

一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既有國內的原因（內因），也有國際大環境的原因（外因）；就內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會和市場機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隱患，也包括政治國家和政府幹預誘發的金融隱患。因此，要從根本上防範金融危機，必須對症下葯，從公法與私法（民商法）兩個層面上構建防範金融危機的法律機制。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探討國內公法與國內私法中的金融危機防範問題。當然，從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角度探討國際金融秩序與經濟秩序的安定性與可信賴性、加強各國之間的立法協調與金融監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從公法的視角看政府幹預在防範金融危機中的應有角色

（一）政府幹預過多過濫，不可能有效地預防和化解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只能加劇和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目前能夠倖免金融危機的原因在於，政府對經濟生活進行了有效的干預，於是開始懷疑市場機制的作用，認為市場機制不如政府幹預可靠。筆者認為，必須承認以下事實：我國目前能夠倖免金融危機的原因很多，不僅有正確、及時的政府幹預，也有20年來改革開放所逐漸形成的堅實的基本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亞洲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生活已經造成了負面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有可能繼續加深；雖然我國人民幣的匯率穩定，但我國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我國存在著不少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隱患。

毋庸置疑，為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陰影，我國離不開政府幹預；即使亞洲金融危機過去了，我們仍然要充分發揮政府幹預的積極作用。但問題在於，如何界定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范圍，如何處理好政府幹預這只「有形的手」與市場機制這只「無形的手」之間的相互關系，如何規范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行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幹預萬能論，不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一味縱容、鼓勵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幹預行為，不僅不會阻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建立，而且會加劇和推動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成也蕭河，敗也蕭河。過去人們經常把「亞洲經濟奇跡」主要歸因於強大的政府幹預；今天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歸咎於強大、過度的政府幹預。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腐敗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隱患；過多過濫的審批本身就是金融風險。

（二）為防範金融風險，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必須限制在五個層次上

恰當地界定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范圍，必須遵循以下原則：既要重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又要注意發揮政府在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維護良好市場秩序方面的導向和校正作用；既要著力塑造和保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民社會，預防政府行政權對商法自治領域的不當侵入，又要強調和樹立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應有權威；既要告別政府萬能論，避免重彈政府大包大攬的老調；又要摒棄政府無為論，反對漫無邊際地削弱政府職能；既要堅決轉變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業的舊職能，又要創造性地擴充和發展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新職能。

上述理念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導思想。但是，把理念轉化為現實，比起把理念表達清楚更為不易。在操作層面上如何解決好政府幹預與市場機制、企業自治之間的銜接與契合，法學界似乎還缺乏深入的探討。筆者認為，以經濟行政機關和企業的相互關系為座標，政府幹預市場經濟的法律形式可以從以下五個層次上去觀察：

1• 尊重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 簡稱尊重型干預）。

這是第一層次的干預。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則（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則（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該原則，企業在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圍和限度內，有權為了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以自己的名義實施各種商事行為，從而為自己創設一定的商事權利、設定一定的商事義務，國家對此只能消極地予以確認和保護，而不能積極地予以干涉和妨礙。企業商法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需要和體現，也是現代商法和經濟法的共同基礎。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又可以引申出三項基本原則：（1）企業財產所有權尊重（所有權絕對或所有權不可侵）原則。企業的生存和盈利，要求這個企業擁有實實在在的財產所有權（包括法人所有權）、特別是可以使用的資源，最為典型的包括資本、勞動、管理與技術。（2）企業的商事行為自由（含契約自由）原則。盡管有些當代法學家發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嘆，但契約自由在商法中作為一項根本原則並未發生動搖。（3）過錯責任原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誰有過錯，誰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和經營風險。該原則有利於鼓勵企業放心大膽地開展商事流轉、締結各種商事關系，更好地取得利潤的最大化。

在市場經濟社會，市場風險和金融隱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建立利益與風險、權利與義務對稱機制，要求實現決策權利、決策利益與決策風險的企業化、分散化，能夠在微觀層次上自動、公平地抑制體制性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避險功能的發揮表現在兩個層次上：首先，有利於實現市場風險與政治國家的隔離，既避免了政治國家製造的市場風險，又能把現有的市場風險局限於市場機制之中，從而防止了市場風險對政治國家的沖擊；其次，能夠合理地在市場主體之間分配市場風險，從而實現市場機制本身對市場風險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債務人的違約、企業的資不抵債與關門破產不會誘發體制性的金融風險與信用危機。可見，為避免政府幹預製造不必要的金融風險，為避免全體納稅人與全社會承擔本不應由自己承擔的金融風險，必須強調企業商法自治、誠實信用、契約自由與自己責任等基本市場法則。

當前，經濟行政機關轉變職能的重要內容就是，尊重企業財產所有權和企業的經營自由，滿腔熱忱地推動企業主體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動企業行為的市場化、自由化、契約化、競爭化、公平化、公正化、規范化和誠信化。政府作為市場經濟中的「裁判員」，要主動撤離資源的配置活動，不得隨意越過市場、直接干預企業的投融資等商事活動，更不得與民爭利。政府投資上項目，應當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重復建設，重復投資本身就是金融隱患。強調企業自治或企業意思自治，是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商事權利由政府回歸企業的關鍵。因為絕大多數商事活動是靠無形的手，即市場主體的個體自我調節機制去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尊重型干預就是不幹預、少干預；微觀干預最少的經濟行政機關是最好的經濟行政機關。

鑒於我國多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政府尚未完全養成自覺尊重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的習慣，政府的這種尊重義務應當被視為當前我國經濟行政機關對企業所負的首要義務。要在實踐中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觀念上打破人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國家和政府、甚至認為國家和政府萬能的固有觀念。在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我國將實行「小政府、大市場、大社會」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和政府不可能為公民個人和企業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攬子福利，並因此而取消公民個人和企業的自我奮斗。

2•保護企業公平競爭與公正交易應有秩序（ 簡稱保護型干預）。

這是第二層次的干預。僅僅尊重企業商法自治還是不夠的。因為企業的經營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動機的驅使下，有可能被濫用。假冒偽劣、限購排擠、商業賄賂、商業欺詐、虛假廣告、非法傳銷、傾銷、搭售、圍標、行政壟斷、經濟壟斷等丑惡商事現象也會滋生蔓延。沒有健全的市場管理法治，就沒有消費者和企業賴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競爭的大舞台，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信號也會失真，從而誤導企業行為。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政府應當堅決制止和反對損害消費者和競爭者利益的不法、不正當行為，為企業和經濟組織創造良好的公平競爭與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維持一個涵蓋各類生產要素的、成熟、開放、誠實、公平、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市場。要維護市場經濟的公正性、公開性、公平性，經濟行政機關必須發揮應有的保護性職能。但政府不得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競爭、壘起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的「籬笆牆」。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不僅保護落後，壓抑競爭；而且阻礙資金流、物流與信息流在全國大市場內部的循環，在深層次上潛伏著金融隱患。所謂「地方保護主義是塊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的實用主義態度必須予以糾正。

保護型干預與尊重型干預是密切相連的。因為，保護企業公平競爭與公正交易應有秩序，實際上就是要保護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被濫用。但要明確，企業商法自治原則受到了侵害，並不必然導致行政權的干預。在很多情況下，博大精深、體系嚴密的民商法原則和制度，包括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合同制度、民事侵權制度和民事責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業和市場主體自覺引用，從而鏟除不法、不當的市場行為，理順受害人與不法、不當行為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恢復市場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權介入的結果，導致了不法、不當行為人的行政法律責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與不法、不當行為人之間私法關系的再調整。經濟行政機關以行政罰款代替民事賠償的做法更是錯誤。

3•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 簡稱宏觀調控型干預）。

這是第三層次的干預。政府直接管理經濟的傳統模式要盡快向宏觀經濟調控模式轉變。在真正還權於企的同時，把大多數經濟行政行為由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微觀管理模式轉變為間接、宏觀調控模式。把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改為宏觀調控部門，絕不是簡單的名稱更換。宏觀經濟調控要「抓大放小」，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放開、放活。宏觀經濟調控的對象與其說是企業，不如說是市場。因為，政府原則上不能直接介入企業的微觀商事活動，對企業決策直接產生影響作用的，與其說是政府，不如說是被政府引導和調控的市場。政府、市場、企業這三者的關系可以概括為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宏觀經濟調控以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宏觀利益為目標。如果說市場機制和商法自治原則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強企業活力，那麼宏觀調控和宏觀調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對國民經濟進行合理的調節，確保國民經濟經濟有序運行。所謂「沒有微觀管理權，宏觀調控權必然用不好」的觀點是錯誤的。

要確保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方向正確、效果良好，就必須明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實踐中，對此存在著廣狹不同的解釋。狹義解釋僅限於經濟增長率和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漲幅；廣義解釋除覆蓋這兩項內容外，尚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居民消費價格漲幅、財政收支差額、貨幣發行量、外貿進出口總額、人口自然增長率、城鎮登記失業率、農村貧困人口減少數量、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基本建設計劃新增主要生產能力、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率。

筆者認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下，有著不同的內容。但不管在何時何地，宏觀調控的目標還是具有一些本質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經濟總量，優化經濟結構，防範金融風險，抑制通貨膨脹，推動國民經濟的穩定、快速、健康、可持續發展。其中，總量平衡與穩定發展是宏觀調控目標中的精髓。當然，這種目標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允許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側重。但是，片面追求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是錯誤的，在當前亞洲金融危機加深和世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更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本世紀初的「泰坦尼克號」就是因為船長輕信了一位記者的建議、為創造輿論轟動而全速行駛、最終撞遇冰山而沉沒的。

為了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就要設計一系列宏觀經濟調控手段。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導。即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方針和產業政策，在此基礎上制定行業規劃和行業政策，控制總量平衡，規劃和調整產業布局；（2）杠桿引導。即根據產業政策和規模經濟要求，運用利率、稅率、匯率和價格政策等經濟杠桿，引導企業調整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實現資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導。政府要及時發布各類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及其貫徹情況的反饋信息，從而引導企業決策行為；（4）市場准入。即政府為了實現特定的宏觀調控的目標，根據法律規定，對適格企業發放行政許可。未獲行政許可的企業不得進入特定市場。為兼顧宏觀調控的有效性與經濟行政的廉潔性與公正性，應當嚴格規制政府發放行政許可的范圍與程序。行政許可的適用范圍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鋪天蓋地的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不僅起不到防範金融危機的作用，反而會對金融危機的爆發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既然行政審批無法擔保上市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對投資者和社會負責，保障不了企業在被審批後一定能夠承擔社會責任，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代之以行政登記和高強度的社會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導。即政府為了實現特定的社會經濟利益目標，運用其享有的行政權，引導和規勸企業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6）法律監督。事中和事後的監督，與事先引導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強對企業商事行為的監督檢查，制止違反宏觀調控法律制度、破壞宏觀調控的企業活動。

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絕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們應當彼此協調、相互銜接、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即宏觀調控體系。在一部龐大的全國性宏觀調控大機器中，每個調控部門只不過是一個螺絲釘。因此，各個宏觀調控部門一定要識大體、顧大局，隨時牢記共同的宏觀調控目標。要強調部門間的團結、合作、溝通、默契和團隊精神。宏觀調控機制內部不能發生內耗。尤其是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這四家宏觀調控部門，要力戒不同的宏觀調控手段之間各自為戰、互不協調，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銷、讓企業和市場主體搞不清究竟以哪個調控手段的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我國的金融風險監管機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國人民銀行，也包括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等監管機構。但是，這種多頭監管的體系也存在著各自為政、互不協調的弊病，亟待改革。這對於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調控監管體系，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應當明確，宏觀調控法的重心與其說是規制被調控者的行為，不如說是規制調控者的行為。宏觀調控者應當自覺接受法律的規制和監督。

4•促成企業享受法定權利和利益（ 簡稱促成型干預）。

這是第三層次的干預。這一干預的特點是促成和幫助企業取得最佳的經營效果。它既不同於消極的尊重型干預和保護型干預，也不同於直接的給付型干預。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例如，提供企業決策和經營活動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詢；協調企業與其他單位之間的關系，保障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為企業正常的購並活動、投融資活動和其他商事活動，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門或其他社會組織的不正當干預；為企業擺脫歷史包袱、輕裝上陣而建立和完善職工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

政府進行促成型干預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幫忙而不添亂、熱情而不專斷，力戒喧賓奪主、包辦代替，更不得助紂為虐。例如，政府可以為民營企業的合並和重組創造條件，但不得越位干預，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為企業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礙，但不得搞「捆綁上市」、「包裝上市」的惡作劇；若此等等。

5• 向企業提供某種經濟利益（ 簡稱給付型干預）。

這是第四層次的干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適當的經濟利益給付也是必要的。經濟行政機關有義務為了推動整體社會經濟利益（如鼓勵開發中西部地區、鼓勵開發高科技產品、鼓勵產品出口創匯、鼓勵民間投資、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而向企業政府采購、政府補貼和獎勵（如出口補貼、退稅、貼息）等經濟利益。當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不是過熱，而是偏冷。為確保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政府應當加大對科教、農業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從而拉動市場內需，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政府還可以直接向企業提供定單，與企業簽訂政府采購合同。包括政府采購合同在內的經濟行政合同將會愈來愈成為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給付型干預不僅適用於企業，而且也適用於作為公民個人的勞動者、消費者等市場主體。如政府有義務為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提供社會保障體系等。從廣義上說，經濟行政機關向企業提供的信息和社會服務，實質上也是一種給付，只不過與傳統的財物型給付有所不同而已。

給付型干預是圍繞特定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或者為了國民經濟的整體利益而展開的，不是為了企業的個體經濟利益而搞扶貧救濟、「普渡眾生」。應當充分體現平等對待的原則，不得開後門。因而，這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無止境地向企業輸血、企業無休止地向經濟行政機關要錢要物的「跑部錢進」現象不同。

（三） 經濟行政權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權尊重四原則

1•經濟行政權法定原則

經濟行政權法定原則應予尊重。雖然政府與被干預企業之間不平等，但也要貫徹經濟行政權主體法定、內容法定與發動程序法定原則。要杜絕違法行政、脫法行政、賣法行政、弄法行政。經濟行政權的行使不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經濟法的規定。民商法和經濟法實質上都是對經濟行政權的限制。因為行政權力與商事權利都是資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長，是一種零合關系。商事權利的應有生存空間被確認、擴大了，行政權力的濫用空間也就相應地縮小了。行政權力製造的金融風險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經濟行政行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經常把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並論，有違法治精神。因為，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時很難劃分，如稅收手段；法治經濟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議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僅具體行政行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時，既要大膽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果敢地進行制度創新，也要注意避免無謂的名詞創新，預防和減少不應有的概念混亂。經濟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中的術語應盡量與現行法律和基本法學原理中的術語一致起來。為解決好這一問題，政府部門應當自覺、主動地聘請法學家參與經濟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的論證、起草和把關。

2•效率原則

經濟行政權的行使要體現合法性原則，也要體現效率原則。政府要增強服務和效率意識，自覺樹立尊重市場主體合法利益的市場主體本位意識，從骨子裡面剔除輕視企業權利、鄙視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識。要增強政府的公僕意識，必須十分強調納稅人的主人意識、公民的人權意識。一些政府工作人員誤以為「經濟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業、整企業，而不是指依法保護、成全、服務於企業。這種觀念急需轉變。要破除官氣十足的衙門作風，克服「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說、事難辦」的怪現象，制止公文丟失、公文旅行、審批速度過慢、甚至謊稱公文丟失、拖著不辦、坐等進貢行賄等封建社會舊官場上惡劣伎倆的重演。經濟行政機關應當有一部可資遵循的、對辦事期限作出明確規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筆者之見，如果經濟行政機關超過了法定辦事期限，仍然不給予明確答復，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對；那麼，有關的企業和市場主體有權推定經濟行政機關已經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種推定權，應當得到所有經濟行政機關，乃至全社會的尊重。其他經濟行政機關不得以該機關沒有審批、蓋章為由，拒絕為企業和市場主體提供行政服務。

3•公平原則

經

Ⅱ 如何防控金融風險

風險與金融如影相隨，既有來自資產信用和市場波動的風險，更有來自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債務違約等帶來的風險隱患。
「首當其沖的是金融體系面臨的信用風險。當前實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已連續46個月同比負增長。伴隨許多企業利潤率下滑，銀行的不良貸款呈現持續上揚的態勢。」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判斷，2016年實體經濟整體仍將處於調整之中，特別是隨著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推進，意味著相關產能過剩企業會加速退出市場。在這個過程中，銀行不良貸款的壓力也會相應增加。而產能過剩行業本身具備的結構性、區域性和周期性特徵，也勢必會一定程度上蔓延擴散到金融行業。
數據顯示，自2011年9月以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15個季度呈現「雙升」局面。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不良貸款率達到1.59%，創近四年來新高，不良貸款余額達到11863億元，比年初增加2038億元。
處置不良資產專業機構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總裁臧景范告訴記者，當前不良資產風險呈現一系列新特點，而且化解難度加大。一是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持續攀升，資產質量面臨較大壓力。從行業看，不良貸款主要集中於產能過剩行業。二是實體企業應收賬款居高不下，不良資產的高位運行使得風險在行業間、實體企業和金融機構間蔓延，隱含風險傳染性強。調查顯示，截至2015年10月末，工業企業的負債率達到56.8%，負債多以銀行貸款、債券等形式出現。三是金融風險成因復雜，化解難度加大。
業務交叉增大風控難度
隨著利率市場化、金融創新和互聯網金融的快速推進，金融業務交叉經營更加普遍，也為實現綜合監管、防範系統性風險提出了嚴峻挑戰。
「近年來，隨著金融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不同機構間的交叉、融合不斷加深，業務、產品創新不斷涌現。這種融合趨勢在提高金融效率、創造新盈利空間的同時，金融風險的交叉和傳遞也變得日益復雜。」在曾剛看來，2013年發生的「錢荒」和2015年的「股災」都與跨市場金融活動的過度發展有關。
我國監管結構目前仍是分業監管，即銀行、保險、證劵分別有各自的監管部門和監管方式。監管是分開的，但資金流動卻在不同的市場間遊走逐利，從而形成了一些監管的灰白地帶，也留下了風險的隱患。
「不同於單純的呆賬壞賬和信用風險，貫通於不同市場間的金融產品帶來了風險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看似一筆不起眼的壞賬，由於風險的層層嵌疊，會帶有極強的傳染性和破壞性，容易形成系統性風險。」曾剛指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105年6月末，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已達到71.13萬億元，增長速度遠遠快於其他金融產品。
包括互聯網金融在內的來自民間金融的風險同樣不可小覷。網貸平台由於資金鏈斷裂而跑路，打著互聯網理財的旗子進行非法集資……近年來類似的違法犯罪活動時有發生，讓金融風險更趨多元化。
臧景范也表示，不良資產往往涉及多方利益主體，債權債務關系多重交織，甚至牽扯到民間借貸、非法集資、地下錢庄等非正規金融運作，導致資產處置難度增大。
做好應對 防患於未然
面對多重金融風險，銀行業等金融機構無疑要提高警惕，做好相應的准備，應對和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

Ⅲ 如何做好金融工作有效防範金融風險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做好當前金融工作，必須著眼國家安全大局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把主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准確研判形勢，全面綜合施策，確保我國金融安全高效穩健運行，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必須堅定必勝信心。我國有抵禦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豐富經驗，經過多年發展，金融體系、金融市場、金融監管、金融法治和金融調控體系也日趨完善，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高，財政赤字和負債率低，可動用的工具手段多，我們有足夠的智慧、能力和底氣築牢風險防線。要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經濟基本面好的有利條件，堅持預防為先、標本兼治、穩妥有序、守住底線。我們要直面挑戰，主動作為，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防控格局，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讓金融更好地為我國經濟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嚴加監管，嚴格執行，守住底線，讓金融市場正常運行。

Ⅳ 保監會提出哪些風險防控措施

4月23日，中國保監會發布公告稱，其已於近日對各保險公司印發了《中國保監會關於進一步加強保險業風險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要求全行業進一步加強風險防控工作，強化各保險公司在風險防控工作中的主體責任和一線責任，切實加強保險業風險防範的前瞻性、有效性和針對性，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維護保險業穩定健康發展。

九是聲譽風險防控。要求保險公司加強輿情監測，切實增強輿情應對能力，提升應急處置能力。十是保險公司要健全風險防控工作機制，從組織領導、責任分工、信息報告、責任追究等方面，加強風險防控工作。

《通知》強調，保險公司要深刻認識當前加強風險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增強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切實承擔起風險防控的主體責任和一線責任，把風險防控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保險公司要形成「一把手」負總責，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風險防控工作格局，確保防控工作取得實效。對於出現的苗頭性、突發性、趨勢性風險，要及時向公司股東、董事會以及監管部門報告，不得隱瞞、掩蓋風險。保險公司對違法經營造成損失和風險的人員，要嚴格追責，涉嫌犯罪的，要堅決移送司法機關，不護短遮醜。

下一步，保監會將加強跟蹤督導，確保《通知》中各項風險防控工作要求落到實處。對在風險防控工作中失責失當、出現重大風險的公司，保監會將追究公司「一把手」和相關人員的責任，做到有錯必糾、有責必問、有案必查；涉嫌犯罪的，堅決移送司法，依法嚴肅處理。

Ⅳ 如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措施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最好的手段就是控制杠桿率的攀升。

Ⅵ 保險公司風險隱患有哪些應採取哪些措施

保險業快速發展的同時，風險也在不斷累積。保險與風險相生相伴，警惕風險、發現風險、管好風險是保險的職責。要履行好職責，保險業應回歸保險保障主業，種好自己的責任田，在行業發展和防範風險之間找到平衡點。
保監會近日發出警示，當前保險業存在償付能力不足風險、流動性風險、公司管控不到位風險和外部傳遞風險等四大突出風險，防範形勢復雜而嚴峻。
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表示，保險業正處於退保和滿期給付高峰期，將持續面臨較大的現金流出壓力，少數經營激進的公司存在較大的流動性風險隱患。而個別公司治理失效、管控無力，極易成為風險爆發點。
風險起於亂象。去年以來，個別保險機構片面追求規模和利潤，出現非理性舉牌、與一致行動人非友好投資、激進經營等問題，嚴重影響了保險業長期健康發展。究其原因，是其缺乏對金融規律、保險規律和保險資金運用規律的正確認識。
陳文輝認為，一些機構忘記本源、偏離主業，盲目搞多元化、全牌照，熱衷於跑馬圈地掙快錢，導致主業不主、副業不副，有的甚至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還有的甚至通過多種方式規避監管，如果把握不好就會出現大的風險。
從行業發展規律來看，致力於發展保障業務，在市場上精耕細作的保險機構，雖然保費增速不快，但「含金量」更高，後勁兒更足；而個別成立不久的保險機構企圖通過銷售大量高風險高收益理財型產品迅速做大規模，實現「彎道超車」，從風險管理者變成風險製造者，遭到監管重擊，「翻車」在所難免。
還有一些保險機構本末倒置，重投資、輕保障，在人才、制度及運作機制上仍處於基礎建設階段，還難以充分應對不同投資領域中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只看重收益率，什麼都想投，什麼都敢保，成為風險的最後接棒者。
有專家表示，保險業走得太快，已到了謹慎防範風險的時候，忽視風險管理能力建設的發展是沒有意義的。
對保險業來說，風險保障功能始終是「立業之本」，是其他行業不可代替的重要功能，也是行業價值靈魂所在。保險業的發展不能走捷徑，更不能「跑偏」，種好自己的田就是要回歸保障主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