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校捐贈基金管理研究

① 請問從那裡可以得到《美國基金會研究》這本書

中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發展與政策建議

王 名 賈西津

一、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分類

討論「非營利組織」問題，首先面對的是對這一詞彙的定義及相關的分類問題。這兩個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義，故這里首先分別作較詳細的闡釋。

1.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非營利組織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譯，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1]。與非營利組織類似的詞彙還有「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門」(third sector)等。1998年國務院將設於民政部的原社會團體管理局改為民間組織管理局，「民間組織」一詞從此作為「非營利組織」的中國官方用語開始被正式使用[2]。這些詞彙的含義大同小異，這里不作深入探討，本文所稱「非營利組織」，在一定意義上和上述詞彙是相通的，可互換使用。

那麼，如何理解非營利組織呢?國際社會對這種社會組織的關注大致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有學者關注中國的類似組織。關於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較為流行的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萊斯特 · 薩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謂五特徵法，即將具有以下5個特徵的組織界定為非營利組織：(1)組織性；(2)非政府性；(3)非營利性；(4)自治性；(5)志願性。這一定義被用於薩拉蒙教授主持的對全球42個國家非營利組織開展的國際比較研究項目，後來常為人們所引用。在這一定義的5個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被公認為是非營利組織的基本特徵，組織性被視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對非營利組織的其他特徵，有人針對不同國家、地區的情況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結合亞洲國家的國情，可將上述定義修正為如下6個條件：(1)非政府性；(2)非營利性；(3)自發性；(4)持續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強調亞洲的多數國家屬發展中國家，從經濟上和社會上救助弱勢群體是非營利組織存在和發展的特殊背景，因而應將利他性作為一個重要指標，以區別那些以相互扶助為目的的社區非營利組織；進一步來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其開展活動的主要資金不能來自受益者，而應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體，換言之，是否非政府組織的另一個重要標准，是看其資金是否來自向受益者收費之外的其他來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標准比流行的非營利組織定義嚴格，突出了發展中國家非營利組織扶助救濟的重要屬性。

在我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非營利組織幾乎不存在。但又確實存在一些從行為和運作機制上不同於政府又不同於企業的社會組織，因而中國學者大多更傾向於從推動和促進非營利部門的發展的角度出發，不將定義限製得過於嚴格。比如康曉光認為，只要是依法注冊的正式組織，從事非營利性活動，滿足志願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稱為「中國的非政府組織」。[4]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上，非營利組織都並非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的術語，各個國家和地區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有不同的側重，但這一概念總體上強調的是類似的屬性，即指獨立於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社會組織，從這個意義上非政府組織被稱之為區別於政府與企業的「第三部門」。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提出，在觀察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時需要注意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法律地位與實際屬性不完全對等。在中國，與薩拉蒙的定義最為接近的法律實體，是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並為《民法通則》所承認的社會團體，以及按照有關行政法規所定義的民辦非企業單位。[5]但它們並不代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全部，也稱不上是典型。這主要與中國民間組織在雙重管理體制下的登記困境和稅收法律體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關。如一些從事非營利公益活動的組織不得不以企業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營利性的培訓機構等也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在名義上成為非營利組織。同時，社會團體大多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而許多未經注冊的組織卻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營利組織的定義。在國外，非營利組織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據稅收情況確定，如美國非營利機構在國稅局申請，大量基層組織並未經過國稅局登記而存在，雖不享有免稅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記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團體；我國台灣地區也存在許多合法的「非法人」非營利組織。

第二，處於轉型中的事業單位可以被納入觀察視野。由於計劃經濟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不僅缺乏獨立於政府運作的民間組織，甚至連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國家概念下的「單位」。[6]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這些「單位」逐漸分化成為市場體系中不同運作機制的部門。事業單位正處在轉型的時期，一部分已經相對獨立出來，成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實體，更多的還在轉化的過程中。而從發展的角度看，事業單位今後必將趨於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國家財政支持成為國立的非營利機構，大量的事業單位或者轉化為市場經濟中獨立運作的經濟實體，即企業，或者成為社會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組織。如目前醫院的非營利、非營利性分類管理已經實施，體現了衛生事業單位轉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組織屬於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概念。薩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對非政府組織的界定還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後來特意去掉了這兩個條件，擴大了非政府組織的范圍。有人認為在中國村民自治過程中產生的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以及社區建設中出現的社區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也應被包括在非政府組織的概念中[7]。我們認為，在廣義上，村委會和居民委員會也合乎非政府組織的屬性，但其產生背景較特殊，且是一個數量眾多的同質群體，因此在研究時需要將其與一般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區分開來。

概而言之，我們認為，定義中國非營利組織需要滿足的基本條件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組織形式、屬於非政府體系的社會組織，它們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願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並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觀而動態地加以觀察和理解。在當前這樣一個處於轉型時期的歷史條件下，較寬泛的界定標准將有利於更好地推動相關社會組織的發展。當然，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和管理，應當細致分類，以便針對各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按其特性區別對待。真正較嚴格地滿足上述組織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願性的組織，可理解為狹義的或典型的非營利組織。

2.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分類體系

目前，中國尚沒有一個明確的非營利組織分類標准。現行法規體系中只將其劃分為「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這對於完善稅收與管理體系顯然不利。從長遠看，美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在美國，只為會員服務的互益型組織雖可享受免稅待遇，但接受捐贈時要計算所得稅；只有那些為公民服務的公益型組織不僅享受免稅待遇，且其接受捐贈時會得到優惠的扣稅待遇。參照這一思路，可將中國現階段的非營利組織大體上分為會員制互益型組織、會員制公益型組織、運作型組織和實體型社會服務機構等，其中各種類型下還可以再作細分。另外，人民團體、未登記或轉登記團體(如在工商部門登記的非營利性團體)，都可依照其組成分別劃入這些組織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國有事業單位，它們是使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各種非營利性活動的組織，其中包括各種國有的醫院、學校、劇團、養老院、研究所、中心、圖書館、美術館等等，這類事業單位在登記管理上屬中央編制辦。許多事業單位目前正處在一個轉型過程，部分也將逐漸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組織。圖1概括了中國現有的各種主要的非政府組織。

圖1 中國非營利組織基本分類

與現有法規框架下的分類標准相比，上述分類體系突出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為基本區分標准。「公益」是指社會上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或社會全體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體內的互助性利益。將單純互助性的社團與公益性社團區別開來有利於稅收政策的制定。這里側重說明一下互益型組織，它們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面，最主要有兩個方面，即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存在於經濟領域里的互益型組織，包括我們通常所說的行業協會、商會、職業團體、工會等，其共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們的活動和企業等營利組織密切聯系在一起，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這類組織通常被稱之為「經濟團體」、「產業團體」、「勞工組織」等，而區別於通常所說的社團。我們稱之為經濟性團體，由於其與市場經濟結合最緊密，在運作機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團體。互益型組織的另一類是社會性團體，如各種學會、同學會、聯誼會、興趣團體等，較為集中地體現了非營利組織的基本屬性。

第二，將基金會單獨列出。目前我國的法規體系中將基金會同其他會員制社團統一歸為社會團體，而實際上基金會與會員制社會團體的組織性質與運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將會員制組織與運作型基金會區分是當今世界常見的做法，如我國台灣地區分別用公益社團法人和公益財團法人來規范社會團體和基金會。基金會又按照資金運營方式分為自行運營資金的「運作型基金會(Operating foundation)」和專門用於資助的「資助型基金會(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將實體型社會服務機構進一步細分。由於學校和醫院在滿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專業屬性，一般均被單獨列出，並通過特別立法加以規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學校法人和醫療法人)等。這類組織因其實體性和服務性的特點，通常不列入所謂狹義非營利組織的范疇。在我國，現行法規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能夠對這類組織加以規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條例等級確認以後，也因沒有明確的法人地位而在稅收上難以定性。因此，我們主張：將非營利醫院和非營利學校單獨列出實行特殊政策。

第四，給各種非營利組織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間。如「未登記或轉登記團體」，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無法去民政部注冊登記，它們採取多種變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動，包括注冊為工商企業等。對於這類組織，不應一概視為「非法」而加以取締，應依照法律允許它們生存和開展必要的活動。

二、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特徵

1.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機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記的全國各類社會團體12.9萬個，重新登記確認的民辦非企業單位8.2萬家。[8]中國的非營利組織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這種狀況體現了非營利組織面臨的許多有利的發展機遇，主要包括如下6個方面：

第一，始於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蘊涵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樣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體化的社會走向了開放化、市場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為整個社會走向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將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過以「小政府、大社會」為目標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社會需求和相應的部分資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將會進一步觸動原有單位體制的核心，政府將從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領域退出來，將更多更具體的職能轉移給包括非營利組織在內的社會中介組織，地方政府創新將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加速整個社會的民主化和多元化進程，這一切都將大力推動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

第三，隨著現行法律法規的改善，一個法制化的外部環境正在逐步形成。對非營利組織來說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十多年來中國政府正在探索一條走向分類管理和逐步實現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國務院先後發布了《基金會管理辦法》和《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1989年10月又發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10月，國務院在對原有條例作了大幅度修訂的基礎上頒布了新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同時發布《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 1999年8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非營利組織的專門法案《公益事業捐贈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訂的有關基金會登記管理和海外駐華民間組織登記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規，也有望在近期內出台。同時，要求從法律上明確定位民間組織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地方政府在這方面的創新之舉[9]則推動著整個法律政策環境的不斷改善。

第四，隨著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社會轉型和多元化的趨勢愈漸明朗。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趨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會公共事務的唯一主宰，單位制度在逐漸瓦解；以基層政權選舉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穩步推進。改革開放以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盡管起步較晚，但它們在環境保護、扶貧開發、社會服務等諸多領域，已經積極介入並在其中發揮有效的作用。隨著社會轉型的進一步展開，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參與沖動推動著中國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各種社會事務及其決策過程中，並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貿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加入世貿對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有程度不同的影響。對非營利組織來說，主要的機遇是拓寬了國際視野並打開了爭取更多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同時政府職能轉變的步伐加快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走向聯合與合作的過程；中國非營利組織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來自海外的競爭者出現了，對專業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須適應國際慣例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轉型需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走向彼此聯合與互律等等。

第六，在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的進程中，公民參與的熱情越來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願服務的意識逐步培養和覺醒起來。中國自古有著社會自組織和自願結社的傳統，隨著經濟和社會的改革，隨著政府逐步退出許多社會控制領域，自上而下的人為的行政限制越來越少，公民通過各種形式參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過程的機會越來越多、熱情越來越高，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自由權力得到認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揚，自治機製得到培育，志願服務的社會風尚逐漸形成，推動著整個社會資本的建設，從而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總之，在轉型時期，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面對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國際等各方面的環境都是富有挑戰性的，也充滿了機遇；反過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又將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特徵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隨著政府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推進，非營利組織越來越成為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時必不可少的組織機制，無論政府也好，公眾也好，乃至企業等市場力量，都在推進以非營利組織為主體的公民社會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在改革開放以後發展起來的中國非營利組織中，有兩種來源不同的類型，一種是被稱為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它們與政府改革相關聯，在相當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職能社會化的產物，因此他們的主要的社會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管理和相應的組織資源等，主要來自黨和政府的相關機構等受權力控制的壟斷領域；另一種是被稱為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他們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關聯的經濟、社會民主化進程有關，是公民有組織地參與經濟過程、社會過程乃至政治過程的產物，所以他們主要的社會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管理和相應的組織資源等，主要來自市場、社會、海外等開放的競爭世界。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源來源及其所形成的非營利組織，體現了轉型時期中國公民社會的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第一條道路可稱之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礎在於政府改革和由此帶來的政府職能的社會化，表現為：在政府周延出現一大批不以黨政面目出現的機構，它們通常登記為獨立的法人，往往行使著原由黨政機構承擔的職能。主要包括三種形式：一是補充形式，即在外交、農業、環保等一些政策領域，主要作為相關公共政策的補充形式發揮作用；二是協調形式，即在如冶金、紡織等一些行業管理領域，主要作為政府對相關行業進行管理的協調形式發揮作用；三是執行形式，即在如婦女、勞工、殘疾人等一些社會政策和福利領域，主要作為政府特定方針和政策的執行形式發揮作用。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徵是：具有轉型時期典型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具有模擬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強的自治性，以及基於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場和社會的不斷增長的自我意識、自我利益維護、自我主張、自主決策的沖動。這樣雙重屬性形成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回歸政府的行政化傾向和走向民間的自治化傾向。前者表現為這類組織對於自上而下的各種資源，包括編制、預算、職能、地位等，有著依然強烈的執念，會在各種適當的場合努力靠近黨政機關並積極謀求來自上面的庇護和特權；後者則表現為隨著這類組織的成長，他們越來越感受到來自政府的干預過多及其嚴重的束縛，會積極謀求在資源配置上的自主權，並努力爭取來自政府之外的各種有利的資源。

第二條道路可稱之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礎在於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所帶來的民主化和廣泛的公民參與，表現為：在黨政權力不及、政策失靈或者默許的邊緣地帶，往往依靠精英人物發起成立一定的組織(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們動員媒體和各種社會力量，利用來自民間的各種資源，瞄準一定的社會問題開展積極的活動。具體形式體現為8個方面：(1)出現一批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精英組織，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現如天則研究所、天恆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等獨立的思想庫；(3)出現一批依託城市社區的志願者組織；(4)出現一批依託大學、開展公益咨詢的專家組織；(5)出現一批主要面向殘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組織；(6)出現以大學為背景、面向社會的大學生組織；(7)出現市場經濟孕育的自發性行業組織；(8)出現深入農村基層的民眾組織。這條道路的基本特徵是：具有轉型時期典型的多樣性、自發性和隨意性，具體表現為：活動領域及方式的多樣性，組織管理及運作的自發性，制度設計及約束的隨意性。這些特徵制約著這類組織的發展，使其在組織的規模、績效、影響、社會公信度等許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兩種類型的組織和相應的兩條道路，其實襯托出中國非營利組織的艱難處境及其還處在發展起步階段的過渡性或轉型期的特徵：一方面，大量的非營利組織還很難真正成為獨立於政府的自治組織，尤其進入法律登記體系的非營利組織，許多還保留著政府或事業單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獨立性的社會自發組織，被排除在法律體系之外，生存空間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會監督機制很不健全，存在較嚴重的非營利組織的營利行為，影響了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公信度。

三、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困境的分析

盡管總的來看，非營利組織已經並正在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夠和應當發揮的作用而言，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和國外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相比，和正在興起並日趨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相比，和改革開放中社會巨大變遷帶來的需求相比，我國的非營利組織顯得明顯的先天弱質、後天困難。它們在獲取和運用資源、協調關系、發揮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顯的優勢。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在政府規制和市場擠壓下艱難尋求生存和發展之路，難以展現像我們在國外非營利組織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機。調查顯示，41.4％的非營利組織認為資金缺乏是他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其他相關的重要問題依次是：缺乏活動場所和辦公設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8.5％)，組織內部管理問題(7.5％)等。

具體來說，當前中國非營利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資源不足。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資金嚴重不足，無法開展正常的活動，其中有不少組織處在名存實亡的「休眠狀態」；也有一些組織為了維持生存發展，在通過各種渠道開展與其自身業務不相乾的經營性活動或者違法活動。在人力資源方面，絕大多數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營利組織中，基本的工作人員幾乎都來自政府機構，其中有許多是從第一線退下來的離退休人員；很多自下而上的非營利組織則沒有或幾乎沒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員和編制極為有限，主要依靠志願者開展活動，這導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學、家長制等問題。

第二，能力不足。資金、人才等資源不足之所以制約組織的發展，除了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度環境與社會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非營利組織自身的能力不足。這里所說的能力是綜合來看的，包括一個組織的活動能力、管理能力、創新能力、擴張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等。中國的非營利組織一般來說規模比較小，資金籌措能力比較低，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也就比較弱，加上組織管理不規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評估和社會監督，使得它們難以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普遍的社會公信，不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後是缺少具有創新能力的領導人。國內外無數成功的經驗表明，優秀的領導人是非營利組織發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條件，但我國現行組織人事制度限制了優秀人才進入非營利組織，使得其中難以產生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優秀的領導人。

第三，缺乏自治。從前述非營利組織的五個特徵屬性看，無論非政府性、非營利性，還是自治性、志願性或組織性，在中國的非營利組織身上都表現得不鮮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還在於缺乏自治。中國有相當一部分非營利組織是通過獲取自上而下的資源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們或者由各級黨政機構所直接創辦，或者本身就從黨政機構轉變過來，或者由原黨政官員及與黨政關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創辦。這些組織，不僅其主要的資源來源於黨政機關，且在觀念上、組織上、職能上、活動方式上、管理體制上等各個方面，都嚴重依賴於政府，甚至依然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發揮作用。即使民間自發建立的非營利組織，由於要掛靠在業務主管單位上，也會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這種狀態隨著政府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僅束縛了自身的手腳，也嚴重束縛了政府的手腳。解決這種政社不分的問題，需要實現體制的轉變和觀念上的革命，充分認識到非營利組織的性質、地位、作用，使其成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組織。

第四，發展不平衡。這表現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和不同領域之間，呈現巨大的差距。就區域不平衡來說，不僅東西相比西部發展嚴重不足，沿海和內地相比內地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同為東部和沿海，區域之間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鄉不平衡來說，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非營利組織發展得較快，開展的活動較為集中，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認知和公信度也較高，但是在中小城鎮特別是廣大的農村地區，除了扶貧開發的少數外來的非營利組織之外，真正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很少，社會對這些組織的關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領域之間的不平衡來說，非營利組織在那些相對說來政策寬松、易於得到資源而進入門檻較低的領域已經開始出現低水平重復的現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會問題、迫切需要公民參與的領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領域，如失業與就業、社會保障、勞工權益保護、國際區域沖突和外交等領域，卻因種種原因極少有非營利組織進入。這對於非營利組織整體部門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以上簡要概括了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營利組織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設不足所造成的。在這些問題的背後，是處在轉型時期的整個中國社會。可以說，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反映了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價值觀念、治理模式與體制的根本轉變。

第一，社會轉型中基本價值與制度構建的雙重缺陷。中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相比社會經濟的迅速變遷，制度和文化建設方面出現一定程度的空缺。對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而言，首先面對的是來自現行法規和政策上的嚴格的制度限制。當前我國在民間組織管理上的基本特點是：門檻高、限制多、監管不力。現行的雙重管理體制[10]、分級管理原則[11]和非競爭性原則[12]，都與傳統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相關，它們設置了一個對於普通公民來說高得難以逾越的門檻，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非營利組織通過登記注冊來獲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個組織一旦登記成立，除了象徵性地接受財務管理方面的「年檢」之外，沒有任何日常性的評估和監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約束，同時也難以落實有關公益事業的減免稅待遇。其結果，使得整個第三部門內部良莠皆存，實際上損害了真正的公益組織。近來頻頻出現的公益腐敗現象，包括挪用巨額善款進行非正常投資等問題，其根本原因也在於非營利組織管理上長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國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開展的活動嚴格劃分營利和非營利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並對不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給以不同的稅制待遇和相應的管理辦法。國內則沒有這樣的區分和明確規定，比如把本來就包括營利和非營利兩種類型的民辦學校全部規定為非營利，對

② 中國有名的「鐵公雞」富豪，向美國高校捐6億，如今怎樣

2020年的開始並不那麼美滿，發生了很多讓人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國爆發了一場疫情，規模十分龐大，這次的疫情對於我國的影響非常嚴重，人們大多失業只能待在家裡，連門也不能走出，還讓很多人沒了工作。有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因為沒辦法繼續掙錢，但卻要持續性地繳納租金，加上各種資金問題因而宣告破產。

人看待事物時不要太過主觀，就事論事的話，潘石屹也並沒做錯，他掙的錢想怎麼花是他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為他為國外大學捐款就指責他做錯了。不過話雖然這么說，但潘石屹前後的兩種行為，似乎也令他時常處在風口浪尖上。大家對此有什麼看法呢？

③ 科學家楊振寧的夫人翁帆圖什麼為什麼她向清華大學捐獻200萬美金

碩士研究生後考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讀博士學位，商賈世家出身的翁帆，也是身出名門，但這一切光輝在“楊振寧”三個字的輝映下，所有人都選擇性失明了。

讓她的名字名揚四海的不是她突出的工作貢獻，是她與世界頂級物理學家楊振寧相差54歲的老少戀。

很多人說翁帆頂著壓力陪楊振寧走過十幾個年頭，如此安排實在不值，說出這種話的應該和當初罵翁帆的是同一批人吧？

翁帆作為曾經歷過婚姻的高級知識分子，出於愛情也好，出於崇拜也罷，對於婚姻的決定肯定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甚至當年二人就約定了今日的遺產分割問題。二人的結合不違背道德法律，也沒有影響他人，那就是值得祝福和理解的。



④ 代表建議建立國內外高校學分互認機制，對留學生來說都有哪些便利

我覺得建立國內外高校學分互認機制，對留學生來說，可以為學生在國內外高校間轉學提供便利，更好的解決歸國留學生學籍問題 。回想之前，因為疫情，很多在外留學生不能入學，如果有了這種國內外的高校學分互認機制，我國在外的優質生源也就能回國借讀或正式入學。

⑤ 向耶魯大學捐款的大學生張磊的個人資料

張磊，男，中國國籍，美國耶魯大學2002屆畢業生。是高瓴資本管理有限公司（HilhouseCapitalManagement）的創建人。2010年元月初，美國耶魯大學校長萊文宣布，耶魯2002屆畢業生張磊已經承諾，將向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款888.8888萬美元。這是目前為止，耶魯管理學院畢業生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
中文名：張磊 籍貫：河南省駐馬店
性別：男 國籍：中國
出生年月：1972年 職業：商業 瓴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畢業院校：中國人民大學；耶魯大學
張磊（音譯），1972年出生在中國河南省駐馬店，於1989年考進大學，當時中國正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高考那年張磊所在的省有10萬考生參加考試，而張磊一舉奪得第一名。後來，張磊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張磊選擇的專業是國際金融。
1998年，張磊申請到美國的大學讀研究生，而那時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開始到海外學習。他可以到很多相當優秀的學校就讀，但是張磊選擇了耶魯大學。在美國耶魯大學讀國際經濟專業，同時攻讀國際關系和工商管理碩士。回到中國後，他以耶魯大學的捐贈基金作為初期投資，以3000萬美元開創了高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如今（2010年1月初），他的運營資產已達到25億美元。
另據相關媒體在網站上搜索到《湖南日報》2007年1月15日的一篇報道說：時任湖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的周強前一天會見了耶魯基金中國投資機構總經理張磊和網路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一行。[1]
張磊[耶魯大學畢業生] - 捐款事件
2010年1月4日，據耶魯大學公共事務辦公室網站消息，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教授宣布，耶魯2002屆畢業生張磊已經承諾，將向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贈888萬8888美元。這是到目前為止，耶魯管理學院畢業生捐贈的最大一筆個人捐款。
張磊稱：之所以選擇捐贈888.8888萬美元，是因為數字8在中國文化中有特別含義，其發音類似「發」，代表了財富和運氣。據悉，這筆捐款將主要用於耶魯管理學院新校區的建設。另外一部分作為獎學金，提供給「傑克遜全球事務學院」國際關系計劃項目，以及資助耶魯各種和中國有關的活動。
張磊[耶魯大學畢業生] - 相關評論
批評
網友就張磊為何捐款給耶魯大學而非中國大學展開激烈爭論。不少網友對此事表示不滿甚至氣憤。網友「獨釣寒江」發表博文說，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校友，給人家捐那麼多，特悲哀。「這些錢能蓋多少希望小學？能救助多少有需要的人？洋人掙咱們的錢還掙得少嗎？」他稱張磊此舉是「數典忘祖」。

⑥ 人大代表楊松建議建立國內外高校學分互認機制，這種機制有何優缺點

優點就是能夠讓海外的學生在疫情期間能夠盡快回歸到國內生活，但是缺點就是國外回國的人多種多樣，教育程度不一。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一些職業正以空前的速度出現或消失。學校和社會對學生的學術和發展計劃的指導一直無法跟上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社會，學校，教師和父母都需要改變傳統的職業教育觀念。同時，國家要重視對職業生涯規劃人員的培訓，通過校企聯動等方式積極調動社會資源，促進青少年職業生涯規劃教育。

同時楊松在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完善大學捐贈基金管理制度，創建大學捐贈基金良性循環生態的建議。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不斷深化，大學規模不斷擴大。在開發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本投資。我國的教育經費來源正在逐步趨於多元化，但經費來源主要是國家財政投入，社會教育潛力尚未得到有效挖掘。她建議國家應制定和完善有關大學接受捐贈的相關政策和制度，鼓勵和支持大學接受社會捐贈，加強大學校友會的建設，增加非校友個人，公司，組織的社會捐贈。

⑦ 眾美向浙江大學捐贈的基金主要意義是什麼

眾美捐贈此項基金的主要用途：
支持浙江大學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高素質人才；

支持浙江大學土地與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創新發展。

⑧ 為什麼美國的著名大學越來越富

雖然美國的經濟每年只以百分之三的速度在增長，但是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捐助基金(Endowment Fund)都是年復一年地以兩位數的高速在增長。雖然美國大學的捐助基金都是以非營利(not-for-profit)組織形式管理，但是它們的收益率卻讓一些盈利公司也望塵莫及。雖然美國的很多小型學院仍然為緊張的預算而掙扎，但是美國的著名大學確是越來越富。去年，哈佛大學的捐助基金以23%的增長速度接近350億美元，耶魯大學的捐助基金去年以28%的增長速度達到225億美元，斯坦佛大學的捐助基金去年以23%的增長速度達到172億美元，普林斯頓大學的捐助基金去年以25%的增長速度達到158億美元。龐大的基數以及快速的增長使得這些學校的捐助基金雄踞美國四千所高等院校之榜首。從歷史上講，美國的大學捐助基金平均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長。作為一項慈善事業，美國的大學捐助基金為何有如此優良的表現？美國的著名大學為何有如此突出的業績？

慷慨的校友捐助。捐獻給學校，捐獻給自己的母校是美國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成功人士來講尤其如此。捐助基金的最大來源是校友。這是一種文化，一種傳統，一種遺產。 1996年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和現任行政主管斯蒂弗"鮑爾默為其母校哈佛大學捐獻了兩千五百萬。 2007年雅虎的創始人楊致遠為其母校斯坦佛大學捐獻了7500萬美元用以建立斯坦佛環境大樓。 2000年國際數據集團的創始人Patrick McGoven為其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捐獻了突破歷史紀錄的三億五千萬美元用來建立腦研究院。 2007年Koch工業公司的副總裁David H. Koch為其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捐獻了一億美元用於建立癌症研究中心。每次大的校友捐獻活動總是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並且進一步推進美國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 每所大學也定期地推出大型募捐活動。去年斯坦佛大學發起了43億美元的募集活動，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各自發起了40億美元的募集活動，耶魯大學發起了30億美元的募集活動。賓夕法尼亞大學最近發起了35億美元的募集活動。教育界正在預測哈佛可能很快會推出50億美元的募集活動。

良好的基金管理。捐獻基金保值或者增值並且服務於大學的長期發展需要有良好的基金管理方式來保證。大部分大學僱用外部基金經理來管理捐助基金。哈佛大學是少有的學校之一擁有自己的投資隊伍。美國著名大學都創建了管理自己的捐助基金的獨特方式。哈佛大學的捐助基金由哈佛管理公司來管理，並且以政策資產組合(policy portfolio) 而著稱於世。在2002年度的哈佛捐助基金政策資產組合分配比例中，國內股票佔15%，外國股票佔10%，新興市場佔5%，私募基金佔13%，絕對收益基金佔12%，高收益證券佔5%，商品佔13%，地產佔10%，國內債券佔11%，外國債券佔5%，通貨膨脹指數化的債券佔6%。耶魯大學的捐助基金以首創絕對收益基金而著稱。在2006年度耶魯大學的捐助基金的投資組合中，絕對收益基金高達25%，國內股票佔12%， 固定收入投資佔4%， 外國股票佔15%，私募基金佔17%，實物資產佔27%。在耶魯大學捐助基金的絕對收益投資項目中，基金管理者使用事件驅使戰略(event-driven strategy)在公司兼並，公司購買，破產重組，公司派生方面投資，使用價值驅使戰略(value-driven strategy)在對沖資產與證券中投資。正是這些創造性的投資戰略使得哈佛捐助基金從1990年到2005年以21%的速度增長，耶魯捐助基金在過去二十年間以16%的速度增長。普林斯頓大學捐助基金在過去二十五年間以16%的速度增長。斯坦佛大學捐助基金在過去十年間以15%的速度增長。

規范的專項使用。捐助基金為大學不受經濟周期的影響提供了一種保險。在哈佛大學的三十億美元的年度預算中，有31%是來自於捐助基金的貢獻）。在斯坦佛大學的三十二億美元的年度預算中，有18%是來自於捐助基金獲得的收入。美國著名大學都謹慎地使用捐助基金。預算使用捐助基金一般不超過基金總量的5%。11%的增長速度（著名大學的增展速度更高），5%的使用限制，另外結余的資金就年復一年地累計在用以再生的本金上了。盡管每個大學的捐助基金數額龐大，但是捐助基金品種更是繁多，如哈佛捐助基金有接近一萬一千個。每項捐助基金有非常明確的用途。捐助基金多用於教授位置的設立，獎學金的建立。用捐助基金設立教授位置會減輕大學財政預算的負擔同時也提高教授位置的聲譽。無論對經濟需要的學生還是對學業突出的學生，獎學金的設立都為學校選拔優秀學生提供了可能。對大部分美國優秀大學來說，用捐助基金設立一個教授位置需要一百萬到三百萬美元的捐贈。用捐助基金設立的教授位置或獎學金不是一年，也不是五年，而是永遠的。規范的專項使用捐贈是管理捐助基金的一項重要原則。Patrick McGoven為麻省理工學院捐獻而建立的腦研究院設立十六個McGoven研究學者，其中包含十個跨學科的McGoven教授位置，並且要求腦研究院的預算的75%應該來自研究基金支持，剩下的25%由McGoven捐助基金支付。捐助基金既受到基金規則的約束也受到捐助人或者其後代的監督。1995年耶魯大學在如何使用捐助基金問題上與捐助人發生了分歧致使耶魯大學為捐助人賠賞了2000萬美元。2002年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捐助人的後代起訴普林斯頓大學，聲稱普林斯頓大學沒有按照他們父母的旨意來管理和使用捐助基金。此案現在還沒有最終結果。如果一旦普林斯頓大學在此案中敗訴，普林斯頓大學將面臨著賠賞八億八千萬的危險。這些案例都為大學規范地使用捐助基金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

⑨ 知乎· 在美國大學的捐贈基金工作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其實大部分美國大學基金會就是一種FOF （Fund of Fund），只不過沒有直接客戶的壓力，而程序上只需對董事會負責。至於內部工作如何，基本上每家學校各不一樣。在我知道範圍內，大概介紹下。
首先，分兩類：一， 公共的-大多是公立大學的基金會，如加州大學，德州大學。這類基金會需要向公眾定期報告。幾個特點：
1. 由於需要公開很多信息，這樣子學校基金可能會喪失一部分的超額收益，因為不共享倉位的投資經理會被排除。從投資配置的角度講，這樣就有了偏見。如果你不是因為認為不透明的經理比透明經理表現要差而做這樣的決定，理論上你的配置不是最優的。
2. 公共的大學基金管理人員的薪水要公開，如果完全市場化的薪水結構，會受到很大的公共壓力。
3. 會收到很多公眾的質問，需要PR部門支持。公共關系很重要。
二，私有的-大多是私立大學基金會。如哈佛耶魯。
1. 由於是私有化的部門，這類的大學基金會不需要公開太多信息。
2. 基金管理人員薪金可以完全市場化，只要董事會批准。之前有新聞爆出哈佛的交易員幾百萬美金薪水遭到董事會質疑。

3. 投資也更自由，工具更多，可投資的范圍更廣。大學基金會是非盈利組織，從公司本質上就決定了整體工作節奏跟各大對沖基金投行肯定是要慢些。而且大學基金是買方，各大基金經理，咨詢公司，資管公司，軟體公司都會到你辦公室來攬生意。另外，個人覺得，由於跟大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大部分的大學基金的學術氣氛濃厚，有很多高級經理同時也是教授，也經常會有學術大牛來探訪。我曾經打開過一個「古老」的EXCEL模型是由William Sharpe（諾獎得主，Sharpe Ratio公式發明者）親自編寫，蠻驚訝的當時。這些人都是慢性子，所以大學基金大都是四平八穩的。
現在把題目延伸出去一下下，從投資角度來講，大學基金的兩個主要特徵：
1. Allocation 比 Selection 重要！大學基金其實就是allocator。 資產配置對總體收益的影響比選擇出好經理人影響要大的多。畢竟大學基金講究的是Diversified，表現再好的經理，在整個portfolio下不見的佔比能超過個位數百分比的。
2. 大學基金是長期投資者。捐贈金從技術角度上講是最追求長期收益的一種資本，因為捐贈金沒有obligations。如果學校沒有財務上的需要，理論上捐贈金是不用考慮「贖回」的。所以如我之前答的一貼里問的，這就是為什麼VC/PE拿了很多養老金捐贈金的投資。因為長期投資者可以拿流動性缺失的超額收益，這正是VC/PE提供的。也正因為是長期投資者，所以在大學基金里的人都有很長的工齡，流動性較低，這也復合了整個基金的格調：長期穩定的增長。稍微講下耶魯和張磊，據我所知，張磊只在耶魯實習過，但是這就夠了，因為結識了David Swensen，當代最偉大的投資人之一（或者沒有之一）。而且張磊本身當時能力就很突出，已經夠格可以當基金經理了。Yale給了第一筆錢，也帶動了其他幾所學校基金。加一句，現在前10大美國大學基金，有6家還是7家的首席投資官都是David Swensen以前的手下。

⑩ 美國本科申請捐贈入學的學校有哪些

美國人向來有捐贈的傳統。許多美國私立大學因捐贈而起源，因捐贈而發展。大學對捐贈很看重。許多著名的大學（如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都是以建校早期的主要捐贈者命名的。許多大學的建築上，只有兩類人的名字會被銘刻在大理石上：為國捐軀的校友和重要捐贈者。
為什捐贈對這些大學如此重要？有別與其它西方國家，美國著名大學大多數是私立。私立大學不能從政府那裡得到直接的財政資助。大學的財政主要來源於學費，捐贈和向社會（包括政府）承擔的研究項目。其中捐贈佔了很大的份量，越是有名的大學越是如此。以哈佛大學為例，2009年哈佛大學校務支出總共是35億。35億是個什麼數量？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08年全世界182個國家和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其中33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低於35億。而哈佛大學支出的35億中，近17億來自它的捐贈基金。
請注意捐贈基金（endowment）和捐款（donation）是相互關聯的兩個不同概念。捐贈基金來源於捐款和投資，是大學多年接受捐款的總和，以基金形式存在，投資組合由股票，債券投資，風險資金，房地產等形式組成。全美國的大學2007年一共收到295億美元的捐款。收到捐款最多的是斯坦佛（8.3億）和哈佛（6.1億）。近十幾年許多大學捐贈基金的增長主要得益於投資。比如哈佛大學在2007財政年度收到的捐款為6.1億美元，但捐贈基金卻增加了57億。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前，美國有80所大學的捐贈基金超過10億美元。2008年哈佛的捐贈基金為365億美元，耶魯緊隨其後，為228億美元。為了保證大學的持續發展，一般情況下每年從捐贈基金中僅抽出5%作為大學當年的運行支出。
形形色色的捐款動機
向大學捐款的人包括校友、公司、非盈利組織，甚至包括外國政府。通常校友捐款佔了很大的比例。據2008年的數據，大學捐款30%直接來自校友。即使其它來源（如公司或非盈利組織）的捐款，常常也有校友在其中起促進作用。大多數參與捐款的校友，屬於中產階級的芸芸眾生。捐款額不大，不會在學校的大樓上留名，也不會上報紙。他們的捐款動機很單純，只是出於對母校發展的關心。校友參與捐款的比例以PrincetonUniversity和AmherstCollege最高，達61%左右。
為什麼美國大學能吸引這么多校友的捐款?一個關鍵的原因，是學校非常重視培養學生對母校的家族感。許多大學，尤其一些私立大學，對學生的關照達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如果你申請大學之前想到該大學看看，招生辦公室會有專人接待，安排你直接體驗學生生活，在學生宿舍住一晚上，在學生食堂吃飯，到教室旁聽課程，到圖書館和實驗室參觀等等；你剛收到錄取通知書，你所在地的校友聯誼組織馬上會組織聚會，安排與當地校友見面；上大學後如果你設想將來學醫，學校會安排你假期在某位當醫生的校友家住一個星期，白天帶你到診所旁聽，到醫院參觀，晚上帶你去聽音樂會，去游覽；畢業後找工作，學校會鼓勵各地校友會協助；如果你畢業後從事低收入的社會公益活動，你的學生貸款可以延期回付甚至被減免；你畢業後無論到哪裡工作，校友聯誼會無處不在；甚至將來你的子女申請你的母校，還會有特別的優待，即所謂Legacypreferences。經過這種長期的感化和洗腦，自然而然會對母校心存感激，待機回報。
這種家族般的依附感加上社會上對名校的追捧，自然會派生出一種精神貴族的感覺。美國沒有皇室，沒有世襲貴族，但從私立名牌大學那裡，看得到社會上對於歐洲傳統文明的嚮往。校園建築總是古色古香，庭院和圖書館總是充滿貴族氣息。在私立名校中佔主流的通識教育（generalecation)更是繼承了古希臘培養貴族的博雅教育（liberalecation）的傳統，注重人文素質培養甚於專業訓練。受這種氣息的熏陶產生的榮譽感和母校的興衰直接相關。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的金融風暴雖然重創了大學的捐贈基金（大學捐贈基金普遍縮水20~30%），也讓許多校友囊中羞澀，但一些名校參加捐款的校友人數反而有所增加。這使得這些學校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的經濟資助不減反增。
所以在申請美國大學的時候，不論是讀本科還是研究生，都可以在關注綜合排名、專業排名之外，了解一下這個學校的校友和捐贈。因為校友是學生未來就業和發展的潛在人脈資源，而校友的捐贈則為大學的硬體軟體帶來了有利的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