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股票

A. 民國時期，最著名的企業家是誰

民國時期，最著名的企業家是中國近代實業家張謇。張謇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張謇在當時對南通的建設已經有很清晰而前衛的規劃理念，包括與西方建築理念相結合的花園城市。這些理念的實踐使得南通被現代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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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

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

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B. 甲牛戰爭後,張謇創辦實業情況如何

興辦實業
張謇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20]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14]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向官府尋求援助。[20]

大祐墾植公司棉行舊址 (46張)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四處碰壁。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定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獲，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聽著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21-22]
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23-24]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到1899年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庄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最後作為張謇多年摯友和忠實助手的沈敬夫提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里，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還略有結余。大生紗廠終於生存了下來。[25]
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中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與江蘇連雲港沈雲霈、贛榆許鼎霖並稱蘇北三大實業家。[26]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1898年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27]

張謇 (3張)
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26]

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28]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他曾是立憲派主要生力軍。
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

東台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

黃金時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政治共舞
張謇塑像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第一至四條號要求時（袁世凱並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條」），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來臨
張謇銅像
此時的張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

C. 張謇有什麼朋友

沙元炳

沙元炳與張謇的出身不同，一個出自書香門第，一個起自田舍小戶。但兩個人經過各自的不懈努力，沿著科舉的台階不斷攀登，同時金榜題名，一個進士及第，一個大魁天下。他們都進入了當時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翰林院，一個被授修撰，一個受任編修。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們一起辭別朝堂，開始了共同合作的創業之路。

沙元炳（1864-1927），字健庵，別號䃣髯，江蘇如皋人。父親沙寶臣（字瀛仙），母親孫濂貞，博學多才，教子甚嚴。沙元炳自幼好學，手不釋卷。光緒七年（1881)院試錄為附生，光緒十七年（1891）鄉試中舉。沙元炳與張謇相識，是「執徐之歲，邂逅京師」。「 執徐之歲」即為辰年，亦即光緒十八年（1892），他們都參加了這一年的會試，於是「邂逅京師」，結果沙元炳中式貢士，而張謇名落孫山「乃棄其試具」。 光緒二十年（1894），兩人「再就公車，遂同庭試」，經殿試，沙元炳擇為庶吉士，而張謇則成了狀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七月八日，沙元炳返鄉；而張謇這個六品京官則捲入了帝後黨爭，直到九月十七日父喪丁憂南返回鄉。這以後，兩人過從甚密，時有書信往來，也利用一切機會相見。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張謇往東台時往返途徑如皋，就曾兩次拜訪沙元炳，沙元炳專門設宴招待。他們也曾討論過「通、海、如、泰合練樂舞事」，張謇還為沙元炳的父母七十壽辰寫了壽序和壽屏。

光緒二十四年（1898）閏三月，已經投入實業的張謇進京向翰林院去銷拖了很久的丁憂假，與沙元炳京師相遇，一起住進會典館，一起參加了保和殿散館試。之後，他們目睹了自己的恩師、帝黨首領和戊戌變法樞紐的相國翁同龢被開缺回籍以後，「憂心京京，朝局至是將大變，外患亦將日亟矣」，痛失信心。沙元炳「以二親年高，謁告歸養」，六月三日，他與張謇一起離京南返。張謇自嘲說：「讀書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沙元炳回家後名其書齋曰「志頤」，決心「讀書養志，以終其身」。此次兩人棄官回鄉，大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豪氣，從此一心一意致力於興辦實業和教育，造福桑梓。

沙元炳為發展通州及如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與張謇一起興辦學校，改革教育，實施教育救國，「啟迪民智，禦侮圖強，洗雪國恥，振我華夏」。

沙元炳參與創辦了通州師范學校。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月，張謇集通、如、泰、海士綽議設師范學校，沙元炳參加了會議。二月下旬，張謇去江寧勸說兩江總督劉坤一首先興辦師范，一年後各州縣分別設立高等、尋常小學校，三年後各府立中等學校，五年後各省設高等專科學校，京師設大學校。此舉受到劉坤一周圍守舊官員的攻訐，劉坤一則暮氣漸增，下不了決心。於是張謇回到通州自行創辦通州師范學校。三月十九日，沙元炳等陪張謇於城西京江公所等處勘定校址，最後確定利用城東南濠河外千佛寺廢址建校。四月二十一日張謇將擬定的《通州私立師范學校公稟》寄給沙元炳等人，經會商修改後，由沙元炳寄送劉坤一批准。五月十三日，張謇與沙元炳、范當世等會商開辦師范學校的具體事宜，並擬定《通州師范學校開辦章程》。十月，沙元炳與張謇一起應移督兩江的張之洞之邀去江寧議商教育，又一起參觀了擬改新式學校的文正書院。返抵通州後，沙元炳又馬上到通師拜訪張謇。次年四月一日，我國第一所私立師范學校通師建成開學。通師雖然主要培養小學教師，但師生的程度都非常高，最初聘任的一批教員中有著名學者王國維等以及日籍教師共十八人，學生都是原來的秀才，由於報考的科舉士人很多，學校不得不宣布「學生遵旨不取舉人」。學校後來又陸續創辦了測繪、蠶桑、農、工等科，還建立了工科教室、農學教室、農場、博物苑、測候所（氣象台）等，超出了中級師范的范圍，顯然是想往大專學校發展。

沙元炳還參與了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江蘇省南通中學）的創辦。有資料顯示，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日，沙元炳作為如皋代表參加了張謇在通州南門外濠河邊通海五屬學務公所召集的通州視府、海門廳、如皋縣、泰興縣、靜海鄉五地士紳商議設立中學事項。此次會議提議事件六項：定名、校地、校舍、名額、籌費、籌備。會後形成了《通海五屬公立中學集議要略》，從而奠定了創辦通海五屬公立中學的基礎。

幾乎在此同時，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沙元炳創辦了如皋公立簡易師范學堂、乙種商業學校等新式學校。如皋公立簡易師范學堂創辦之初，沙元炳為總理，張藩、馬文忠為副辦。校址用的也是近於廢棄的廟宇，即南東岳廟和常勝庵，拆廟搬掉了偶像。次年，附設師范傳習所。光緒三十一年（1905）兼辦附屬高等小學堂。光緒三十四年（1908）兼辦中學，易名為「如皋初級師范兼中學附屬兩等小學堂」。1912年更名為「如皋縣立師范學校」。在辦學中，沙元炳以「貴全」為教育宗旨，立「沈篤醇和」為一代學風。在建校的過程中，沙元炳滿腔熱忱，全力以赴，邀請張謇、李審之等知名人士商討辦學事宜。他四齣奔波，勘察校址，籌措經費，規劃校舍，延聘教師，可謂事必躬親。光緒二十九年（190 3）校舍全部建成後，計有樓房和平房174間，教室、會堂、講台、飯堂、操場等均可適應需要。師資建設方面，沙元炳舉賢任能，不論親疏，不分畛域，南至福建，北達直隸，旁及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廣攬人才十餘人。他苦於國內缺乏理化、教育學、外國史地教員，就委派協辦張藩到日本一面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師范教育，一面聘請日籍教員。同時又選派教員任為霖、姜渭璜等和學生鄒土冕等赴日本留學，學成回校任教。教學改革方面。沙元炳要求教員鑽研教材，認真備課，按學科採取切合實際的教學方法，做好課前預習，課堂練習，課後復習，以體現如皋師范的教學特點，「貴使學生於受業之際，須會教授之有法」。在教學改革中，著力於教材建設。沙元炳提倡自編教材或對原有教材進行增、刪、改。不論自編還是修訂教材，他主張「中西結合，講求實益」。當時開設的課程，數學、物理、化學、博物、外國歷史、外國地理、教育學、體育等學科，屬於新學范疇的課程，占總課時的一半以上；「講經讀經」課程，開始作為必修科，旋改為選修科，進而只在國文課內安排一些章節。沙元炳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拯救中國，培養具有「事事之實」的專門人才。沙元炳在他的辦學過程中特別注重科學技術和實踐環節。他仿照日本建立普通學校、師范學校、實業學校三個教育體系以刷新教育的做法，先在如皋師范學堂內附設了中學堂與測繪專修科，後又創辦了「如皋乙種工業學堂」和「如皋縣乙種商業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將如皋公立高等小學堂改為如皋師范附屬高等小學堂，給師范生提供實習場所。三年後又將附屬高等小學堂擴充為附屬兩等小學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張謇應如皋知縣周松孫和沙元炳之邀到如皋高等小學演說，張謇說，「江北學校，通、如最先而最多。如皋設無健庵倡之，焉能如此？校之規模稍遜於通，然非揚屬所及，可喜也！」，對沙元炳的在教育方面的傑出貢獻作了高度評價。

光緒三十一年（1905），為了推進教育，成立了通海五屬學務公所的地方自治組織，作為統籌推廣新式教育的辦事機構。沙元炳和張謇、孫寶書一起出任議長，議員十三人（通州、靜海五人，海門、如皋各三人，泰興二人）。通海五屬學務公所成立後，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州金沙、如皋石庄之初等小學校及泰興高等小學校，先後為愚民所毀，均維持之」； 陸續在各地興辦了一批中學和小學，「先是通州已成立初等小學校五所，是年力增九所」；九月，清廷詔廢科舉，「遂主張進行之法，為齊一課程，綜核教法，議設初等小學調查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日，張謇邀集士紳四十人在通海五屬學務公所議商設立公立中學校事宜，沙元炳出席會議。會上討論了學校定名、校地、校舍、名額、籌費、籌備等六件大事，形成了《通海五屬中學集議要略》的文件。以後圍繞辦學問題又先後進行過兩次會議。是年八月，校舍興工；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工竣；宣統元年（1909）二月十六日正式開學。從而誕生了南通歷史上第一所中學，這就是現在江蘇省南通中學的前身。

作為張謇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沙元炳積極支持張謇「捨身喂虎」，創辦實業的壯舉。他除了投資張謇的一些實業外，還直接與張謇合作創辦實業，甚至主持實業的經營活動。

沙元炳與張謇一起創辦了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創辦大達內河輪船公司的動議，最早發軔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當時大生紗廠已經建成，其他企業亦相繼興辦。「民船轉運遲而偷漏多，難濟廠需，故議購小輪拖運」。是年正月，張謇結識了在上海開辦永安輪船公司的浙江人朱葆三，議租他的「濟安」小輪，為突出大生紗廠標識，改名為「大生」。因租價低廉，又允許搭客。朱葆三見有利可圖，於是提出通滬合股經營，通股一萬二千元，滬股二萬元，定由朱葆三負責經營管理，從此「大生」輪開航於通州、海門、常熟、上海等地。但是，通滬合作之初糾紛即起，而兩年後通州股東既沒看到一張股票，也沒見到任何賬目。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十六日張謇日記記有「敘小輪事」，很可能便是計議自辦的開始。次年五月，張謇與沙元炳於唐家閘北川橋「議商股本，創設大達內河小輪公司」，重新集股二萬六千元，改訂章程，實際接手續辦，從此與朱葆三無涉。初創時定名為「通州大達小輪公司」，後改稱「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原計劃集資本40萬兩，但實收不足12萬兩，其中大生紗廠投資18500萬兩。公司由張謇任總理，首任經理顧蒓溪，僅數月病故，即由沙元炳任經理。在開辟內河航線過程中，公司曾受到鹽運使和鹽商的百般阻撓。公司特別與受鹽官、鹽商控制的木船運輸業的利益直接沖突。木船運輸商深恐小輪代替了木船，影響其特殊權利，便以河道狹窄，小輪要碰撞木船；掀起水浪會沖坍河岸，阻塞運河；小輪煙囪的火星會引起草船火災；輪上爐灰將污染飲水等種種理由，先後通過鹽運使和常鎮道進行反對。張謇曾憤慨地說，他們把「水火、盜賊、瘟疫世間一切大患，悉歸獄於小輪，多方阻抑」。經據理力爭，幾經周折，後來終於得到了兩江總督的支持。這時公司擁有「達淮」、「達湖」、「達江」、「達河」、「達海」、「達泰」 6艘小輪。到光緒三十年（1904），航行於通州、如皋、泰州、揚州；東路有通州、金沙、余東、余西、呂四。公司以後續有發展，全盛時期曾有小輪20艘、拖輪14艘，開辟航線10條，沿途56個碼頭。

沙元炳又與張謇一起創辦了廣生油廠。光緒二十七年（1901），盛宣懷的華盛紗廠准備與外商在通州、海門分別合辦軋花、榨油廠。南洋大臣魏光燾認為有違成約，遂令盛宣懷不得與洋商合辦，要求他將榨油機器並設於大生紗廠。次年三月二十一日，沙元炳抵達大生紗廠與張謇商議創辦油廠事宜。經華盛與大生協商，所購榨油機器價1萬兩，由雙方各認一半，在唐家閘籌建廣生油廠；初步測算，共需資本5萬兩，除雙方各認5000兩外，需另招新股，此事由沙元炳「幫同招集料理」；並決定「其管理重要廠事之人」，「由通廠與沙（元炳）編修商酌分派」。沙元炳開始了負責廣生油廠的集股籌建的工作。後在招股基礎上又由大生紗廠投資，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建成開車。廣生油廠由沙元炳任總理，張詧、張謇任協理。光緒三十一年（1905）華盛將股權全部讓給大生，大生共投資5萬兩。廣生油廠以大生紗廠軋花下來的棉籽為原料，產品主要是棉油和棉餅。由於棉油生產有很強的季節性，生產規模過小，容易造成虧損，於是又在原廠東邊另建了東廠，並增購了機器設備。到宣統元年（1909），第一次股東會議決定繼續增加資本，籌辦新機，其時股本達到21.3萬兩。以後又陸續增資，到1914年，資本已達30萬兩以上。1921年以後，因資金周轉不靈，兩度由金融界維持，最後由上海銀行單獨放款，監理賬目。

沙元炳還和張謇等人一起投入了收回與自辦蘇省鐵路的運動。「自中日戰後，外人窺伺中國益亟，侵略之策，以攬辦鐵路為先」，這不能不使中國人民感到怵目驚心，而剛剛萌生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了爭奪國內市場，尤感憂慮。其中「滬寧築路，倡於盛宣懷，……方從事淞滬工作，而英聲請承辦，宣懷與訂草約。二十九年，正約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萬鎊，五十年為期」，「而糜費之巨尤為各路所無」，「五十年後萬無收回之望。為中國自削其主權，則為外人益固其基礎」。光緒三十年（1904）英國開始建造，引起了當地人民的極大憤慨，紛紛表示抗議。次年秋，形成了斗爭的高潮。九、十月間，張謇偕王清穆、沙元炳等向商部呈文和聯電兩江總督周馥「言滬寧路事」，痛陳路權喪失的危害，反對盛宣懷將鐵路主權出賣給英國銀公司（即中英公司），表示「欲責成收回，亦必自逐款鉤勒始」，綜核路政，以清積弊，「擬公推監督二人，實行逐款鉤勒之法」。張謇還主張蘇人自籌路基地價25萬鎊，以減少借款和多少收回一些主權（地權），希望早日將路權贖回。在張謇等人致商部頭等顧問官黃慎之的電函中，告訴他「津鎮鐵路蘇省轄境，擬地方籌款自辦」，並請他明示「滬寧鐵路是否官款收贖，抑俟核減後仍由地方籌款」，「蘇省路政緊要，應如何保護地方主權之處」。在這場由張謇領銜的斗爭中，沙元炳堅決地站在張謇一邊與之並肩作戰。

沙元炳十分贊賞和積極支持張謇創辦的文化事業。民國元年（1912），張謇利用南通岳廟原址創辦圖書館。規模頗為宏大，「先後凡用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元，歲用之銀二千四百元或強」，「計有圖書樓兩幢二十間，曝書台五間，廂樓上下十二間，閱覽樓上下八間，兩廊辦事室十間，道故齋上下六間，燕息亭三間，庶務室、門房、廚房、廁所等十三間，共六十七間」，「書櫥二百架，圖書十三萬千百卷，他人贈者五萬卷弱」。圖書館建成後，沙元炳擔任了館長。張謇創辦伶工學社，延請梅蘭芳、歐陽予倩為南通培養戲劇人才，沙元炳非常支持，他在《梅歐閣詩錄序》中說的「梅歐二生，伶之極工者也。嗇庵既建伶學於南通，延歐陽主之，並招梅生歌，各盡其藝。廣場既開，萬掌競拊，贊不盡辭，多寓於詩」，極具贊賞之情。

沙元炳深愛家鄉如皋。他說，「吾皋處長淮之委，南濱江，東北濱海，宛然交通之會」，「水土沃衍，半耕而倍獲」；他決心通過努力，「更始自新，強立不反，以善其群，以厚其力，以阜其財，充之以學，而納諸法度」；他認為「有天有人，安在百里之縣不能起而爭天下之先耶」？沙元炳在如皋，一心一意，埋頭苦幹，除了老友張謇外，他很少與士大夫們交往，「當代公卿大夫郵筒時至，常不見省答」，「平生知交姓字，大率為鄉裡布衣、諸生」。沙元炳在如皋，也像張謇在通州、海門一樣，苦心經營，有利於國計民生之事，幾乎無所不做。他先後倡導和集資創辦廣豐腌臘制腿公司、廣生德中葯鋪、鼎豐碾坊、裕如錢庄、皋明電燈公司，主持創辦如皋公立醫院，出任縣中醫醫學公會名譽會長、如皋醫學研究社社長。光緒三十年（1904），沙元炳被推為如皋縣商務分會會長。辛亥革命爆發，沙元炳對革命軍給予了經濟支持。如皋光復後，沙元炳出任縣民政長。1913年，沙元炳被選為江蘇省議長。不久沙元炳以「自審病軀萬萬不足以任事」為由辭職，他認為「天下之患，莫大於任事者僅居其名而無事事之實」，而「議會者，固吾江南北六十縣之人所託以表示其意思者也；議長者，又國會百數十君所認為首事者也」，他不願因為自己耽誤了大事。1914年沙元炳任縣水利會會長、清丈局局長。1915年主持編修《如皋縣志》，測繪如皋縣境圖，病中還叫來朋友兼助手金鉽「坐卧榻旁商量文字」，然而《如皋縣志》「久而未就，遂抱遺恨以終」。沙元炳「雖當百事倥傯之時，不廢吟詠。而於鄉邦文獻，探討尤勤。晚年探研內典（佛經），修持凈業」。1927年1月29日病逝後，其遺著由門人項本源、姚祖詔等編輯成《志頤堂詩文集》。

沙元炳與張謇的友誼至深至厚，他們經常相聚，並有許多詩詞唱和。沙元炳的醫術十分高明，堪稱一代名醫，而張謇每請必到。例如，從1920年年初開始，刺綉藝術家沈壽病情惡化，直到五月三日逝世，張謇日記中有很多關於沙元炳應張謇之邀為沈壽診治的記載。而在張謇臨終前，沙元炳也為挽救這位終生知已盡了自己的心力。

D. 張謇為什麼放棄經商

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40]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41]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

E. 誰有張謇的事例啊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 張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 張謇（前排右三）與暨南學生合影
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 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 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裡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F. 張謇創辦的企業為什麼會被吞並

此時的張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38]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39]
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39]
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40]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G. 清末張謇是什麼階級代表人物他主張政治改期嗎

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主張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屬於立憲派的代表人物。
中狀元而掛冠的原因主要有2個，一個是對官場的腐敗與朝廷的媚外的不滿，二是對富國的希望，說明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還是頗有眼光的，看到了什麼才是新生力量。其次，也說明了當時的時代潮流，如一定程度上的辦廠熱，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在此，他是封建官僚轉變的代表商人，也側面說明了在那個年代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H. 張謇是中國近代名人。近年，他在經濟領域的活動已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閱讀下列圖像資料，完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