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1929年的金融危機「黑色星期四」那天美國股市跌了多少
經濟總是周期性發展的,到了一定的時期就會出現低谷,一般來講,當社會出現「經濟衰退」同時又「通貨膨脹」的時候,就預示著經濟危機不遠了。
經濟危機,簡單地說來,是因為生產過剩,而消費者沒有那麼多錢去買東西;結果,產品大量積壓。從「供給-需求」關系來說,生產過剩必然會導致需求不足。資本家賺不了錢,寧肯把產品扔掉也不肯去救濟窮人。資本家為了使產品和消費的矛盾得到緩和,除了毀掉商品以外,還大批解僱工人,縮小生產規模,甚至停工停產。
資本家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從1929年秋天開始,一場規模空前的經濟危機首先向美國,隨後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席捲而來。在這場危機中,歐美各主要國家的經濟癱瘓了,生產倒退了20多年。這場危機持續了4年之久,使大批企業倒閉,3000多萬工人失業。危機所造成的損失總計約2500億美元。
供給和需求之間總會有一個均衡點,價格就在這個點上下波動。這就是市場經濟規律,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的
㈡ 歷史上29-33年經濟危機美國股市下跌了百分之多少
1929年10月28日美國經濟大危機前夕創下的一天之內下跌12.8%的記錄。
㈢ 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股市暴跌問題 股市暴跌是個怎樣的情況因為看不懂課本上的東西,求問股市是
當年是 有泡沫 就是 值錢大漲太多了 帶來了泡沫 其實 之前幾年就高估了 但是 在高點沒跌 又上一個台階 更高估了 當時很多專業人士也不想自己的專業知識了 也開始追高 最後徐暴跌。
㈣ 中國經濟危機的話, 美股中概股會暴跌嗎
中國經濟危機,美股中概股股就會跌,這個不是美元流回美國的問題,如果美元流回美國,因為美國股票可以買空,那麼暴跌就更加正常。
㈤ 急需 經濟危機前後 美國的各項經濟指數 以及 前後政策的變化
一、先行指數(the Leading Index)
先行指數是先行指標(the Leading Indicators)的合成指數。美國的先行指數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Board)根據下列先行指標編制:(1)周平均製造時間;(2)周平均失業保險申領;(3)生產商新訂單(消費品和原料);(4)銷售商業績;(5)生產商新訂單(不包括防禦設施的資本貨物);(6)新建房屋許可;(7)500種普通股票價格;(8)貨幣供應量M2;(9)10年期國庫券利率與聯邦基金利率的差值;(10)消費者預期指數。
附:先行指標是指在宏觀經濟波動達到高峰或低谷前,超前出現的高峰指標或低谷指標。先行指標可以對將來的經濟狀況提供預示性的信息。先行指標相對於同步指標、滯後指標,是三類經濟指標之一。目前許多西方國家都把先行指標作為短期預測的重要依據,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先行指標體系,如美國確定的先行指標包括上述10個指標,日本經濟企劃廳確定的先行指標包括13個指標。先行指標一般主要有貨幣供應量、股票價格指數等。
同步指標主要包括失業率、國民生產總值等。這些指標反映出的國民經濟轉折點,大致與總的經濟活動的轉變時間同時發生。
滯後指標主要有銀行短期商業貸款利率、工商業未還貸款等。這些指標反映出的國民經濟的轉折點,一般要比實際經濟活動晚半年。
二、消費者信心指數(the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反映消費信心強弱的指標,是綜合反映並量化消費者對當前經濟形勢評價和對經濟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預期以及消費心理狀態的主觀感受,預測經濟走勢和消費趨向的一個先行指標。消費者對經濟前景樂觀看好,消費信心提升,消費支出則增長;如果消費者對經濟的發展和前景缺乏信心,或對經濟前景的看法從樂觀轉向悲觀,消費緊縮會接踵而至,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為經濟發展速度減緩。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由滿意指數和預期指數構成。滿意指數是指消費者對當前經濟狀況的評價,預期指數表示消費者對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前景的期望。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宏觀景氣監測預警系統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編制和應用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己很成熟。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指出。我國目前也已編制和應用這一指數。
三、CEO信心指數(CEO Confidence Index)
美國CEO信心問卷調查和CEO指數編制,是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於1976年發起,旨在反映CEO對宏觀經濟的預期。
CEO指數的構成和編制以第季度的CEO信心問卷調查為基礎。調查群體為800-1000個美國公司的CEO,從中選擇l00-150個有代表性的回復問卷作為樣本。調查內容涉及四個常規問題,其中兩個是關於宏觀經濟的態度和預期,兩個關於各自所處產業的整體狀況態度和預期。此外,在每個季度的調查中還涉及1-2個特殊的附助問題。CEO指數是下列三個答案序列的算術平均值:(1)當前以及6個月以前的經濟形勢;(2)對此後6個月經濟形勢的預期;(3)對此後6個月各自產業的預期。
四、招工指數(the Help-wanted Index)
招工指數 (又稱求職指數或企業增人指數)是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對全美51家主要報刊上的招聘廣告進行統計後得出的。招工指數如果增加,則顯示企業正在增加雇員數量。美國今年7月招工指數降至37,說明企業正在減少雇員數量。
五、商業信心指數(the Business Confidence Index)
商業信心指數是指企業對經濟形勢所作出的基本估計,出現負的指數表明絕大部分企業對本國經濟前景不抱樂觀估計。發達國家一般都己編制和應用商業信心指數。美國的商業信息指數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編制。日本銀行每季度都進行一次商業信心的調查,作為主要的經濟數據來源和進行新的經濟計劃的參考數據。
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哀鴻遍野,風聲鶴唳,拖累全球經濟陷入泥潭。現實的危機也給經濟理論界帶來巨大沖擊,有學者甚至調侃地說美國經濟的歷史被切割成史前(BC:Before Crisis)和史後(AD:After Disaster)兩部分,史前被奉為圭臬自由市場體制夥同貪婪的金融業者共謀了當前的危機;而在史後,廣泛深入的政府幹預,甚至金融國有化才是建立健康經濟體制的唯一良策。這種聲音似乎在中國得到了更熱烈的響應,危機之後,在各類媒體上,堅持市場化改革的聲音被冠以「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利益集團掮客」的名目遭到了更猛烈的聲討。然而,市場機制真的是引發當前危機的罪魁禍首嗎?當今經濟學界泰斗,美國貨幣理論的權威約翰.泰勒(J.B. Taylor) 在他的新書《脫軌:政府的調控和干涉引發、延長和加劇了金融危機》(Getting off Tracks:How Government A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used,prolonged and Worsened the Financial Crisis)中以翔實的論據和有力的推論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令人耳目一新。
貨幣學派經濟學大師弗來德曼非常重視穩定理性的國家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的穩定作用,通過對美國貨幣政策歷史的研究,他認為,上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大通脹都是由於美國貨幣政策的失誤造成的。 泰勒的對本次危機的研究再次印證了老弗來德曼的結論,他認為本次經濟危機同樣是政府在貨幣管理領域的舊病復發,而且病灶也大同小異:錯誤引發了危機,危機後,在民意的壓力下一連串驚慌失措,進退失據的補救性措施反而加劇和延長了危機。對於美國朝野當前吵得沸沸揚揚的開聽證會判定誰應為當前經濟災難負責的問題,泰勒給出自己的答案:政府失當的經濟調控和經濟干預引發、加深和擴大了當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而市場和金融機構不過是政府失誤的替罪羊而已。
本輪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禍起於美國的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的核心問題是在金融創新的名目下,美國各類金融機構以看似合規的手段規避了政府金融管理機構和信貸評級機構的約束機制,把購房貸款發放給了償還能力不足的人群。然而,是什麼引發了金融機構過度放貸和消費者非理性消費的沖動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爭議:美國危機前不斷高企的房價引發了金融企業和消費者的非理性狂熱。房價升降和壞賬率(Delinquency rate)和斷供率(Foreclosure rate)成反比,在房價不斷攀升的背景下,銀行放貸和業主購房時是可以忽略風險的,因為即使購房者發生了財務問題,也可以很容易地以更高的價格把房產變現,而金融機構甚至期盼借貸人發生斷供的問題,因為銀行通過抵押房產變現往往可以獲得比利息高出許多的收益。懂得這些經濟學規律是不需要高深的經濟學背景的,對於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經歷過房價飛漲的人士來講,這些也許就是他們自身的經歷或身旁活生生的例子。大多數政府為了防範金融風險都會有一套防火牆機制,金融機構如何能規避這套機制,發泄高房價引發的過度放貸的沖動呢?在中國,金融機構智力水平有限,想像力匱乏,加之體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所以低智商手段足以,通過違規放貸,文件造假即可解決。但是低智商犯罪的最大缺點是手段簡單,隱蔽性差,所以只能幹些如來佛手掌中翻跟頭撒尿的把戲,風險容易判別和控制,只掀得起洗臉盆中的風浪。在美國則不然,法制體系無比完備,公然的作姦犯科死路一條。金融機構要想發泄過度放貸的慾望,只有一個辦法,組織大批的法律金融專業的精英,在金融創新的題目下,和金融監管和信用評級機構搞智力競賽,尋找規避管制的「合法」路徑。然而這種高智商手段的問題在於它不是創造了一個或幾個錯誤,而是一個錯誤的模式,這就形同在美國金融防範體制上鑿開了一個洞,所以引發不良信貸泛濫成災。
過渡的金融創新,導致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和失控的確是本輪美國金融危機中獨特的現象。然而,究其本質,過快的房價上漲才是導致經濟過熱和不良信貸增多的真正原因。那麼誰是美國房價過快增長的幕後推手呢?泰勒在分析相關的財政數據後給出了清晰的答案:美國政府錯誤的貨幣政策。在次貸危機發生前,尤其是2003年至2005年前後,美國的貨幣政策無視過去20多年成功的經驗,背離了謹慎穩健的政策思路,放棄了一直行之有效的貨幣政策指導原則,把基準利率設置在過低的水平,造成了貨幣供應的泛濫。貨幣供應的泛濫是經濟過熱的主要原因,而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經驗都表明,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過渡繁榮是伴生的現象。回顧本輪經濟危機開始的情景:過多的貨幣供應引發房價泡沫,泡沫必然破裂,破裂的泡沫引發房貸以及房貸關聯的證券市場的崩潰,市場驚恐萬狀,金融風暴就此拉開序幕。回顧次貸危機的起源,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和失控的確扣響了金融危機的扳機,但是, 金融衍生產品管理泛濫和失控的主要原因在於金融機構追逐利潤,無視風險。是什麼撩人心神的魅惑勾引著各大投資銀行以捨身飼虎的狂熱一路狂奔跳入危機之沼呢?當然是被政府「有形之手」通過超低利率不斷推高的房價!再者,泰勒認為美國政府背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addie Mac)這一干涉市場的行為也無端地助長了整個市場低估風險的情緒。由此可見,在事後以「誰更無辜」為題的討論會上,苯嘴拙腮的金融機構和無人代言的市場,在人人喊打的大環境里,百口莫辯,著了政府這個行為乖戾,慣於推卸責任的壞孩子的道,成了政府貨幣政策失誤的替罪羊,真比竇娥還冤!
探討本輪經濟危機的起源,筆者認為金融創新利弊的問題值得深入地思考:金融衍生產品失控泛濫固然和次貸危機有直接的關聯,但是,金融創新對經濟社會的正面意義是不容忽視和抹殺的。通過金融創新,打造更為復雜高效的金融體系,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是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 必要前提和有益手段,金融創新有以下幾個好處:第一,可以更有效地從億萬散戶手中以較低的價格匯集散碎的資金,克服古板的舊金融體制無法克服障礙,為巨型企業提供使之浮出水面金融的基礎。從上世紀60年代至今,在發展國家中開放金融市場的國家(包括中國)經濟增長迅猛,其原因就是變相地利用了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第二,使更廣泛的個體消費者品嘗到金融理財的好處,更加平衡地應用一生所得,得以用未來的收入,提前解決一些終身大事。中國的住房市場化被罵得狗血噴頭,其實這是有失公允的。市場化之後的基本事實是大多數城市人口的住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如果摒棄市場的手段,住房改善的速度,質量和公平性都會有更大的問題。在舊體制內,大比例的城市人口被排除在國家房屋供給體制之外,如果不搞市場化,沒有房貸這一金融手段,我們很多人會沒有手段解決住房問題,即使在體制內有分得住房的機會,大多數也是五六口人住不到十平米,這種體制會比市場化更優越?!而配給制是根據所謂行政級別的實行的,難道會更公平?!金融創新的第三個好處是更有效地幫助投資者分散風險,投資的渠道越多,單個項目的資金量也就越小,風險當然也就越低。任何經濟行為本質上都是一種對利弊的權衡,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應當是利大於弊的,對中國相對落後的金融體制而言,金融創新的好處更明顯,要求也更緊迫。
泰勒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的救市行動不以為然,認為布希政府被民意操控,毫無定見,左沖右突的救市行為反而延長和加劇了危機。2007年8月9日至10日金融形勢急劇惡化,其表現為市場利率(Money market interest rate)急升和銀行三個月短期拆借利率和隔夜拆借利率等利率間的利率差(Interest rate spreads)抬升到前所未見的高度。 一般情況下,這種局面成因為二:一是銀根吃緊,放鬆銀根即可緩解。 二是由借方失信風險(Counterparty risks)造成的,則需要通過增強銀行帳面帳目質量和提高帳目透明度來逐步緩解。但美聯儲一如既往地選錯了答案。 通過TAF(所謂「定期競標工具」)向市場撒錢,葯不對症,當然無功而返; 2008年2月,總額200億美元《經濟刺激法案》被通過,法案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向美國公眾發放100億美元現金刺激消費。短期的收入提高焉能引發長期的消費增長,結果當然是竹籃打水。2008年4月,美聯儲再出重拳,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由2007年的5.25%猛降到2% ,效果倒是立竿見影:美元立即驟貶,油價立即驟升,在2008年7月油價達到每桶140美元的高位,其後雖然受對未來全球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測影響,油價不斷下跌,然而,為時已晚,全球經濟已飽受高油價摧殘,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已經初現端倪了。在將近一年連續的政策失誤之後,2008年9、10月間危機急劇惡化,美國爆發了一輪更嚴峻的信用危機,使遭受油價暴漲,房市崩潰等一連串危機重創的美國經濟更加風雨飄搖。
本次危機中富有戲劇性和充滿爭議的一個事件是9月13日和14日(周末)美國政府拒絕對陷入絕境的雷曼兄弟施以援手,很多人認為這是金融危機惡化的轉折點。但是泰勒對這種判斷不置而否,他通過細致地研究發現,其實危機惡化另有更為復雜的原因。9月15日,政府拒絕救援雷曼後的第一個周一,雖然利率差略有提升,但是基本和前年的水平持平,而且在一周餘下的幾天里大致維持在相同水平。 9月19日(周五)美國財政部宣布了一個一攬子的救援計劃,但沒有公布細節,原因是根本沒有細節,草案的內容是在該周的周末才被拼湊起來的。9月23日美聯儲主席博克南和財政部長保爾森應招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陳詞作證,推出了這個名為《問題資產救助項目》(TARP)的方案,方案所需資金的總額為700億美元。這個計劃草案粗糙簡短,竟然對資金使用的限制條件和如何監管隻字未提。他們遭到委員會委員們連珠炮似的質詢,兩位大員的表現豈是一個「糟」字了得。他們隨即遭到全國性的拍磚,國會收到的抗議信象雪片一樣。泰勒認為這次聽證會才是危機惡化的轉折點,會後利率差不斷加大。因為這次聽證會的惡果有二:其一,一次政府官僚拍腦門決策的活報劇;其二,博克南和保爾森想利用鋪陳金融危機嚴峻性逼迫參議員們就範,但這也等於政府正式宣布美國金融形勢危急異常,朝不保夕。總而言之,這次聽證會引爆了其後幾周的金融恐慌。當然,美國政府放棄援救雷曼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因為美國政府沒有明確說明忽而救援貝爾登斯,AIG,忽而放棄雷曼是基於何種考量,依據何種准則,事實證明,這種莫名其妙,極不靠譜的行為模式的確對惡化危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弗來德曼在《美國貨幣政策史》中把大蕭條的罪魁禍首判定為美國貨幣政策的失誤,他的判斷逐漸得到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可。在2002年,弗來德曼90壽辰的party上,當時的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小麥克迪爾(ROBERT D. MCTEER, JR.)談到這個話題,略帶詼諧地致辭說「您對了,我們錯了,但我們不會再錯了。」他的話恐怕只對了一半,美國的貨幣政策這次可能又錯了,至少泰勒用環環相扣的鐵證宣判了政府有罪。但是,我們也應注意,泰勒本意不是要把政府或其任何成員送上任何形式的審判台,也絕沒有提議把政府驅除在市場經濟機制之外。任何市場經濟的理論,包括最「原教旨主義」的奧地利學派,也從來沒有質疑過市場體制中政府作為秩序守護者的崇高地位,也從沒吝嗇過對政府的各種經濟政策失誤報以寬容;但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理論學者,包括凱恩斯,都在反復講述這樣一個道理:現代經濟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我們人類智力所能認識的水平,我們每個人都應對市場這個交融了億萬人生生不息思想和行動的巨大的自發機制充滿敬畏之心。政府和市場,誰應主導經濟的命脈?從現代文明破曉至今,人類經歷700多年的艱苦求索,在20世紀已經基本給出了答案,本輪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只是為這個答案增添了一些新的證據,而非給出了什麼反證。
㈥ 當美國國債遭到大量拋售,美國股市會如何美元指數呢謝謝
美國國債遭到大量拋售,美元指數會下跌;股市和債券市場剛好相反。但是這種關聯都不算是太強,美國國債如果大量拋售是由於美國經濟危機,美國股市和美元指數都將下跌。
㈦ 美國經歷過多少次經濟危機
從20世紀至今,美國經歷了10次大的經濟危機。
一、1929-1933年:美國經濟大蕭條
1929年至1933年,美國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當時"市場不幹預主義"占壟斷地位,美聯儲面對股災袖手旁觀,造成了股市崩潰和大蕭條。羅斯福1933年3月4日上台後,著手實施"新政",建立一整套以法律為基礎的監管構架。這些措施包括政府直接注資、提供銀行擔保、降息等,開辟了政府幹預市場的新路。這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政府幹預股市行為。
二、1948-1949年:戰後第一次經濟危機
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美國發生了戰後第一次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是美國經過了戰後短暫繁榮後的突然爆發。形成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形成的高速生產慣性,和戰後重建時國際國內市場需求暫時萎縮,兩者形成了尖銳的矛盾。美國經濟進入衰退。
為了緩和危機,1948年,杜魯門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Plan),其實質是美國對歐洲進行援助的計劃,也稱為"歐洲復興計劃",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成功緩解了美國這次持續15個月的經濟危機。
三、1953-1954年:戰後第二次經濟危機
1953年7月,上台未久的艾森豪威爾結束了朝鮮戰爭。受戰爭失敗的拖累,美國經濟在戰爭中形成的高漲過程被打斷,陷入經濟危機,工業生產的幅度下降9.1%,失業率達6.2%.衰退時間持續了將近1年,直到1954年4月才結束。
為了應付危機,艾森豪威爾不得不用減稅、削減聯邦政府開支的辦法。聯邦儲備當局改變緊縮通貨政策,實行放鬆銀根政策,這種作法導致了通貨膨脹。
四、1957-1958年:戰後第三次經濟危機(世界第一次經濟危機)
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國經濟戰後第三次陷入衰退,這次危機時間雖比較短,但較前兩次危機嚴重得多,出現了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新情況。美國工業生產驟然下降13.5%,失業率高達7.5%.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4.2%,生產者價格指數上漲了2.2%.美國的出口競爭力也被進一步削弱。
美聯儲採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政策,又誘發了1960年的經濟危機。
五、1960-1961年:第四次經濟衰退
美元危機首次出現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國發生了戰後的第四次經濟衰退。工業生產下降8.6%,失業率為7%左右。美元危機首次出現,美元大幅貶值,美國經濟出現周期性的不景氣,並不斷膨脹。這次危機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機的餘震,也是美國國際競爭力進一步下降的體現,嚴重地打擊了美國經濟的"三大支柱"——鋼鐵業、汽車業和建築業,鋼鐵和汽車等部門的生產量下降一半以上,農業危機也正在深化。危機期間,還爆發了戰後第一次美元危機(1960-1973年先後發生了十次美元危機)。
因此,肯尼迪政府面臨兩難處境:若要保衛美元,緩和美元危機,就必須提高利息率,收縮通貨,這勢必使生產過剩危機惡化;相反,若要緩和生產過剩危機,則必須降低利率,擴張信用,膨脹通貨,這勢必又使美元危機惡化。為此,美聯儲制定了既保衛美元又實現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即採用雙重利率措施,對短期貸款提高利率,對長期貸款降低利率,從而起了抑制黃金外流和克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
六、1969-1970年:戰後第五次經濟衰退
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由於尼克松採取緊縮性政策,並開始分期從越南撤軍,美國發生了戰後第五次經濟衰退。工業生產下降8.1%,失業率達7%以上,而且帶有長期性和結構性,1972年經濟進入新的高漲階段後,失業率仍停留在5%的水平上。
此次危機還伴隨著嚴重的財政貨幣危機,通貨膨脹加速發展,美元危機頻仍。1970年,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猛增,國際收支逆差進一步擴大,黃金儲備急劇減少,對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經濟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
七、1973-1975年:戰後最嚴重經濟危機(世界第二次經濟危機)
七十年代開始,由於巨額財政赤字和信用的擴張,加速通貨膨脹的飛躍發展,滯脹成為困擾美國經濟、政治的最嚴重的問題。1973年10月,在能源危機的沖擊下,美國爆發了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在危機發生一年之後的1974年12月,美國汽車工業下降幅度高達32%,道瓊斯股票價格平均指數比危機前的最高點下跌近一半,1975年,美國的失業率高達9.2%.此外,美元的貶值和此次危機的產生也不無關系。1971年,為防止美國黃金儲備的嚴重枯竭,尼克松政府宣布暫停按布雷頓森林體系所規定的以每盎司黃金換35美元的價格向美國兌換黃金;當年12月,美元正式貶值7.8%;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機再度爆發,2月2日美元再度貶值10%.至此,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宣告瓦解,經濟危機呼之欲出。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後,福特政府主張用高利率控制通貨膨脹,反對增加聯邦政府開支,曾多次運用總統否決權反對減稅。1975年第一季度,美國通貨膨脹率達到12%,國民生產總值下降達10%以上,失業率達到8.3%,經濟形勢惡化,直到1976年才緩慢回升。
八、1980-1982年:戰後第七次經濟危機(世界第三次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從1977年1月到1980年1月為高漲階段,但37個月時間里工業生產僅增長15.4%,摺合年均約4.8%,比以往各次高漲都低。
舊賬未清,新賬又至。1979年下半年起,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價格猛漲,嚴重打擊美國經濟,加劇美國外貿逆差,加深滯脹趨勢。美國經濟三年內幾經起伏,工業生產指數呈現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線。企業倒閉數急劇增加,相當於1933年的水平。失業率高達10.8%,刷新上一次的記錄。危機期間,物價普遍大幅度上漲,1980年美國通貨膨脹率高達13.4%.對外貿易逆差也創下364億美元的新記錄,出口值從1981年第二季度到1983年第二季度下降19.8%.直到1981年,里根成為美國總統後,運用減稅、減規、減開支和節制通貨流量等"里根經濟學",才使得美國經濟逐漸走出"滯脹",出現巨大的回升。
九、1990-1991年:戰後第八次經濟危機
里根政府留給1989年上台的布希的是沉重的負擔——高赤字和高國債。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美國陷入戰後第八次經濟危機。布希以多次降低利率和發動海灣戰爭刺激經濟,但也難以擺脫衰退。
此次危機持續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危機過後,美國經濟卻保持長期蕭條,復甦緩慢乏力。以"重振美國經濟"的政綱當選總統的柯林頓上台後,即針對里根-布希政府遺留的兩大難題——巨大的財政赤字和沉重的聯邦債務,提出增稅節支、削減財政赤字的具體辦法,即對富人增稅、對中產階級減稅、精簡機構、削減政府開支,進行福利制度改革等等。直到1994年,美國經濟開始回升較快,持續增長約4%,通貨膨脹被控制在3%以下。
十、2007年至今:美國次貸危機
2007年3月爆發的次貸危機,一直呈現蔓延並深化的趨勢。樓市暴跌沉重打擊了美國和全球的金融市場。在愈演愈烈的次貸風波中,眾多對沖基金淪陷,許多歐美知名大投行相繼中箭落馬,金融機構股票狂跌,資金鏈瀕於斷裂,資本泡沫隨之席捲而來,逐漸發展為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風暴,也是美國金融市場20年來最嚴重的一場危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遠僅次於30年代大蕭條。
㈧ 2009 經濟危機到來之前美國股市的市盈率大約為多少啊
我查了一下美國股市市盈率2009年那時候是20倍那時候對應A股是23倍
㈨ 美股的標准普爾指數為什麼只有幾千點
美股標准普爾指數:標准普爾,美國評級機構,一般說標普是指美股的標普500指數,比道指、納指更綜合
雖然標普500和滬深300一樣是一隻藍籌股指數,但標普500並不單純是依照上市公司的規模來選股。標普500並沒有限制入選公司的市值規模,換句話說,標普500不僅有大公司(大約佔90%),還有很多中型公司(大約佔10%)。
這些公司的入選標准得是一個行業的領導者。所以標普500是一個附帶主觀判斷的藍籌股指數。
除了是行業的領導者,成分股的ROE也是入選標普500的一個硬指標,幾千點來說長期ROE美股研究社對於標准普爾指數更好的成分股更容易入選。這也導致標普500的估值表現與一般市值加權的指數有一定的差異。
標普500是最早被跟蹤並發行指數基金的指數。早在1992年就出現了標普500指數基金,在美股里最出名的標普500指數基金是道富銀行的SPDR,代碼SPY(美股一般採用字母作為代碼)。
標普500也是目前追蹤資金最多的一隻指數,上萬億美元的基金投資在標普500指數上,遠超其他美股指數。這么多的資產甚至帶來了成分股買入效應:如果一隻股票被入選標普500,在入選後股票會獲得大量指數基金資金的買入,導致出現一定的上漲;如果被標普500淘汰,也會因為短時間賣出量比較大導致下跌。
2.代表美股市場的基準收益
標普500的第二個特點是作為市場基準,反映市場的平均收益。換句話說,如果主動基金經理或是自己投資的收益比不上標普500,那還不如投資標普500指數基金。巴菲特也提到過,如果他去世,剩餘現金會買入標普500指數基金,原因就在於標普500可以獲取市場平均收益。
那標普500的收益率到底是多少呢?
標普500的起始點數是10,從1941年開始,到今天標普500是2037點。不算股息收入,標普500在75年裡上漲了200多倍,年化收益率大約是7%。考慮到標普500歷史平均股息率約2-2.5%左右,標普500在過去的75年裡能給投資者帶來9%左右的年化收益。
實際上這個收益是弱於同期港股和A股的,畢竟過去20多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階段,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速比美股高很多。但給人的感覺是美股牛市更多,賺到錢的人更多,原因就在於標普500的上升走勢比較穩健,給人感覺更牛一些。
3.
美元資產,分散人民幣風險
作為國內投資者,我們投資標普500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散人民幣風險。
一來標普500是美元資產,二來標普500自身的波動性比A股低很多,相關性也不大。所以持有一部分標普500指數基金,可以分散人民幣貶值風險和股市波動的風險。
不過因為國內的外匯限制,目前很多投資美股的QDII基金暫停了申購。目前可以從場內買投資美股的ETF來過渡。有能力直接投資美股的,可以自己轉外匯去買。
不過前提是標普500的估值值得投資:我們可以耐心等待標普500值得投資的時候再出手配置。
標普500指數什麼時候值得買?
這個是我們最關心的,標普500指數什麼時候值得買?
投資標普500我們也是參考估值指標。對標普500來說,因為行業分配比較合理,盈利波動較小,所以用市盈率估值是比較合適的。我們可以看一下標普500盈利走勢圖,98-99年互聯網泡沫,08-09年經濟危機盈利出現短時間的暴跌,大多數時間里還是比較穩定,適合用市盈率估值的。
標普500在挑選成分股的時候,也會注重挑選高ROE的股票,所以市凈率也可以作為標普500的輔助參考。
標普500在80年代前和80年代後的估值表現有比較大的差異。標普500在70年代估值較低,而在80年代末到2000年估值比較高。
巴菲特對這段歷史分析的時候,介紹過導致80年代前後美股表現迥異的首因是利率。1964-1981年,美國長期國債利率大幅上升,從4%上升到15%,過高的利率抑制了股市的表現,導致美國股市在此期間表現非常不好;而後17年回落到3.5%以下,推升了股市的整體估值,開始了美股的長期大牛市。
這種解釋還是很有道理的,畢竟「利率至於投資就好比地心引力至於物體,利率越高,向下牽引的力量也就越大。」
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行業佔比的變化。從80年代起,信息科技、醫療、消費等行業在美股中佔比逐漸提高,特別是信息科技行業,得益於90年代的科技泡沫,產業得到了較大發展,直到今天仍是標普500佔比最高的行業。優秀行業盈利穩定、周期性小,相應的估值也會比較高。
低利率+優秀行業成為主力,使得標普500從80年代末開始,再也沒有出現像70年代10PE以下這種低估值了。
這種情況能否持續呢?
在未來較長的時間里仍然還能延續。信息科技的龍頭股、日常消費、醫葯等行業,之所以優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在於需求的穩定性。這些行業不會在短時間里出現較大的變動。所以標普500的這種估值特性,未來比較長的時間里仍然會延續。
所以我們在分析標普500的時候,需要區別對待不同時期的歷史估值。
標普500的高低估區間
從80年代至今,排除掉因為盈利突然下跌導致的市盈率上升,標普500平均市盈率在17倍;有16%的時間里,處於14倍以下的低估值;有16%的時間里,處於高於22倍的高估值。所以我們可以在標普500市盈率低於14倍的時候分批投資它,在高於22倍的時候賣出。
其中98-99年、08-09年的時候,標普500出現過兩次盈利的突然下降,這段時間里市盈率是失效的。像08年經濟危機的時候,標普500的市盈率突然暴漲,如果這時候誤以為估值高了賣出,實際上是錯誤的。
出現特殊情況時,我們可以用市凈率來輔助。
因為標普500的成分股ROE不錯,所以對應的市凈率也相對高一些。同時期的PB均值在2.7-3倍之間,PB的低估區域大致是在2.3倍以下,高估區域大致在3.5倍以上。在市盈率失效的時候,可以用市凈率輔助估值。
我們可以通過什麼來投資標普500呢?
SPY是全世界第一隻標普500指數基金,也是規模最大的一隻,達到了千億美元以上。在美股市場投資標普500,SPY是不錯的選擇。
順便誇一下美國指數基金網站,各種估值披露信息等都比較完全,不像國內,要啥沒啥。
我們可以看到當前標普500PE靜態市盈率約為18.85,市凈率約為2.68,近幾年的每股盈利增長率約為10.16%。這些數據都處於正常區間,我們可以繼續耐心等待。
國內投資標普500,因為QDII基金限制了外匯,所以目前可以通過博時標普500ETF來投資。國內投資標普500,還要額外承擔一部分的匯率風險。如果未來美元相對人民幣升值,大概率是賺到了,反過來則會影響我們投資的收益。這是一把雙刃劍。
總結
相對國內金融佔比過高的滬深300,標普500是一隻更加全面優秀的指數:行業配比合理,盈利穩定,長牛使大多數投資者收益都還不錯。標普500指數的口碑、成熟度、穩定性,都是國內指數所要學習的。
美股當前估值處於正常范疇,但美國有一定的加息預期。利率升高會一定程度的壓制股市的表現,這對我們是一件好事~可以耐心等待美股落入我們的狩獵區
標准普爾是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由普爾先生於1860年創立。標准普爾由普爾出版公司和標准統計公司於1941年合並而成。標准普爾為投資者提供信用評級、獨立分析研究、投資咨詢等服務。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認可標准普爾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或稱「NRSRO」。2011年4月18日,標准普爾把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前景展望由「穩定」下調為「負面」,維持主權信用評級不變。
標准普爾作為金融投資界的公認標准,提供被廣泛認可的信用評級、獨立分析研究、投資咨詢等服務。標准普爾提供的多元化金融服務中,標准普爾1200指數和標准普爾500指數已經分別成為全球股市表現和美國投資組合指數的基準。該公司同時為世界各地超過220,000家證券及基金進行信用評級。目前,標准普爾已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資訊品牌與權威的國際分析機構。
標准普爾500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標准普爾500指數 = 500間公司的總市值/最新指數除數*最新指數除數即基準值
㈩ 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美國華爾街股市為何突然下跌
原因:
1、1929年,在世界貿易中,美國的份額超過英國,居世界首位,資本輸出額僅次於英國,居世界第二位。但在浮華背後,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市場的供需關系已經出現嚴重失衡,因而股市下跌。
2、由於市場萎縮,大量工廠倒閉,市場信心受到嚴重打擊,人心惶惶,大量股票持有者都拋售股票,結果所有股票都成垃圾了,只有賣家而沒有買家。
3、證券市場出現了畸形發展,從投資到投機,市場泡沫越來越多。缺乏監管的銀行卻還在不斷鼓勵人們超前消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奢侈品,乃至抵押房產去購買股票,從而進一步助長了股市的投機行為,也使銀行內部的不良資產不斷堆積。
從1929年起,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歷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經濟大危機。危機首先在實力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爆發,然後迅速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10)經濟危機美股指數擴展閱讀:
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表現:
(1)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
危機時期,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37.2%,其中美國下降40.6%,法國下降28.4%,英國下降16%,日本下降8.4%。主要國家的生產退回到20世紀初或19世紀末的水平。
(2)企業大批破產,工人大量失業,經濟損失嚴重。
危機時期,倒閉的企業數,美國達14萬家(另外還有近1萬家銀行),德國為6萬家,英國為3.2萬家。資本主義世界的全失業工人超過3000萬,加上半失業者,則達4000~4500萬。
(3)世界商品市場急劇萎縮,關稅戰、貿易戰加劇。
美國於1930年將應稅進口商品平均稅率提高到53.2%;英國從1932年起實行帝國特惠制;德國限制進口量;法國實行進口配額制。結果,1929~1933年間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額縮小2/3,退到1919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