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福建武平一中的王錦春同志事跡
王錦春同志主要先進事跡
在邊遠的武平山城,有這樣一個人:
他一直相信人生總會與誰有某種機緣。
他執著認為青春總應該做點什麼,好讓平淡如水的生活有一點激動與喝彩,好讓如梭的歲月在無聲地流逝之後,總還有「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回憶與記念。
他後來終於知道,那個與他有著某種機緣的是「學生」,而那份執著是「教育」。
他,就是武平一中的青年教師王錦春。
王錦春,男,1967年6月生,福建武平縣萬安鄉小密村人,1989年7月畢業於福建師大中文系,同年8月分配至武平一中任教,現為武平一中高級教師。
記得正是那個昭示著希望與收獲的金秋八月,王錦春成了武平一中的一名教師。看著這里盼望長大卻又稚氣未脫的學生,看著這里強手如林的教師,他有些心虛。
學校領導是理解年輕人的,知道年輕人需要鼓勵,更需要磨煉。學校為此制訂了一套「幫帶」青年教師的措施,而青年教師必須在三年內成才——這既是厚望也是壓力啊。然而王老師的心卻平靜了下來,他堅信這里就是他耕耘的熱土。只要辛苦勞作,蜜蜂是會飛來的,他的桃李會是滿園的。
(一)
「給我重一點的擔子吧,我要盡快成長」。
初上崗位,學校按慣例只安排他擔任高一年級兩個班的語文教學任務,當他知道學校的工作安排後,年輕的甘於重壓的心跳動開了:「那麼多的老教師除了擔任兩個班的學科教學任務外,都還擔任了一個班的班主任工作,我這二十剛出頭的後生怎能如此安逸?況且身為人民教師,教學和德育工作同等重要,我除了教學還得做些德育工作,這樣才能讓自己盡快成熟。不行,我得找校長去!」
校長聽了他的請求後,笑著說:「年輕人,我們給你多一點的時間,讓你先在教學上成熟起來吧,以後的擔子有你挑的。」
「不,」王老師語氣堅定地說,「重壓之下才能充實。給我重一點的擔子吧,我要盡快成長。」
於是,這一學年王老師成了高一(6)班的班主任,並擔任高一(5)(6)兩個班的語文教學任務。
(二)
「對學生的真愛需要用真誠去播種,用熱情去灌溉,
用原則去培養,用諒解去護理」。
——王老師手記
王老師有一點特別,每一屆的畢業典禮上,他都很少說話。他說,無需言語——學生們知道他這時會想些什麼,「祝願」、「希望」是多餘的,他知道學生不會辜負他的期望。在過去的許許多多日子裡,他都是透明的,他的喜怒哀樂,他的高尚、淺薄,在學生面前從不隱瞞掩飾,他從不在學生面前給自己頭上畫上一道神聖的光環。王老師深深知道,「為人師表」決不是正襟危坐,沒有喜怒,沒有哀樂,沒有人之常情;「教書育人」也決不是做好好先生,而應有愛有恨,既愛浪子回頭,也恨鐵不成鋼。
王老師在做班主任過程中,曾遇到過這樣一位學生:由於來自窮鄉僻壤,父母又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使他養成了一種自卑、孤僻的性格,看不起父母,也不與城裡的同學來往。王老師在詳細了解了情況後,找了一個合適的時間,對他動情地說:「我曾經與你同病相憐,我讀高中時家境與你相似,父母生了十個孩子,家裡沒有更多的收入來源,總是窮,我們都是苦孩子出身。我最難忘的是高一時有一次上體育課的情形。那個下午上體育課,是期末測試勻體向上項目,剛好那天我的褲子屁股上的一塊補丁的線脫落了,而老師又要我第一個測試,我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毅然地上了。雖然那塊補丁在北風中被吹得不停地抖動,但我的心裡卻很坦然,因為我深深知道,貧窮不是我們的過錯,也不是父母的過錯,我們和父母都無法選擇出身,但我們有權選擇奮斗;貧窮改變不了親情,相反,親情可以使我們更加『富有』。這種『富有』是我們一生快樂的源泉。」王老師的話說完後他非常激動。此後,他的自卑、孤僻的性格有了很大改變。
「真誠、熱情、原則、諒解」是他做班主任的法寶。記得九0年,他參加全縣的作文教學評優活動,由於板書不合理,時間掌握不好而落選,當他把落選的消息自責地第一個告訴學生,學生們先是靜寂爾後掌聲雷動時,他感動得熱淚盈眶;記得九五年,他的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因一些誤解沒被評上三好學生時,他只是用熱情的雙臂將他緊緊抱住;記得九八年,他的一個姓石的學生因為偷了班裡同學大米,他是如何的怒目圓睜、聲色俱厲,而當這個學生知錯認錯,他又是如何地一趟趟往學校政教處跑,求領導們手下留情,給他一次改過的機會……
一樁樁一件件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他對學生的是真愛,而學生回報他的是真情。請看一位學生在畢業多年後給他信中的一句話:「不再相見,並不意味著分離;不通音訊,並不意味著忘記。」
(三)
自己開懇的,即便是一寸,
也是最寬廣的土地。
自己播種的,哪怕是一粒,
也是最誘人的果實。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王老師的心也常常躁動不安。然而他卻強迫自己靜下心來,鑽進陋室,習慣性地凝視書桌上架著的座右銘:「吃苦是良圖,作苦事,用苦心,費苦勁,苦勁終成樂境;偷閑非善策,說閑話,好閑游,做閑事,閑人就是廢人。」然後坐在書桌旁,或是看書學習,或是整理資料、抄寫卡片,或是備課改作,或是總結經驗。
要給學生「一杯水」,教師僅有「一桶水」是不夠的,必須有「長流水」才能滿足學生需要,才能跟上日新月異的知識信息的更新。他深知,要做一名好老師,必須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深厚的教育理論素養。他愛讀小說、散文,更是以「吃」書的精神攻讀教育教學論著、雜志、報紙。幾年來,他「吃」掉了《年齡和教育心理》、《葉聖陶語文教育論文集》、《合作教育學》、《成功教育論》,選讀了各種報刊上的優秀論文。就像蜜蜂采蜜那樣博採眾長,就像蜘蛛一樣精心結網,他以教學理論為經,以各門知識為緯,編織了一個「知識之網」。
僅有知識是不行的,關鍵是如何把自己的知識靈活地運用到教學上,把課上得既扎實又生動。王老師當然深知這一點。為此,把課上得既扎實又生動便成了王老師的另一追求。他說:「在舞場上,我缺少一份自信,只有在課堂上,我才可以挺胸昂首,信心十足,伴著教材的內容,把我的知識、思想、感情傾注給一雙雙渴求的眼睛。他們總是眼睛閃亮地報以我純真的微笑。為了自己的那份『信心』和學生的這份『微笑』,笨拙的我絲豪不敢取巧,只有付出多出常人幾倍的時間去思考,去嘗試……」
王老師永遠記得他給學生上郁達夫的《故都的秋》時的情形。上課後,王老師面對一雙雙渴求真知的眼睛,深情地說:「秋,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吟誦的對象。歐陽修筆下的秋是蕭瑟凄涼的象徵,峻青筆下是豐收的象徵,而對於我們來說,秋是什麼象徵呢?僅僅是成熟的象徵嗎?當清晨起床時,秋風襲面,給你一些涼意,你是否意識到秋正在迎接嚴冬的考驗?朱熹說,『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姜育恆說,『春天還在等候/秋葉無聲飄過』,而另一位詩人也說,『我們站在春的岸邊/正談論著遙遠的秋/而秋水/此時已淹沒了我們的足背』。秋是否也是人生易逝的慨嘆?今天,我們要學的郁達夫的《故都的秋》又是怎樣的一番滋味呢?」如此一段形象生動卻又深情並茂的導語,迅速引起了學生共鳴式的思考,把學生帶入理性籠罩的氛圍之中。在這種深沉的情感基調下,學生的主體性取得了極大限度的誘導,學生不由自主地全身心投入到課堂教學中,不僅使學生獲得了情感修養,而且較好地調動了學生參與課堂的主動性。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王老師就是那樣的老老實實,那樣地辛苦跋涉。功夫不負有心人,王老師的語文課上得既扎實又生動,深得學生的喜愛。98年5月份,學校「梁野文學社」的海報上竟然出現「我校著名青年教師王錦春」如此的字眼,足見王老師在學校的知名度和學生對他的喜愛程度。
(四)
「如果沒有事業,生命有何意義?我要工作!」
只要是武平一中人,甚至是武平教育界人士,沒有誰不知道王老師的病史,沒有誰不說他是個「工作狂」。
94年9月8日,教師節前夕,對於王老師所擔任語文科教學的高三(1)(2)班的學生來說是個灰色的日子:他們所喜愛的王老師突然被送進了醫院的重病室,經醫生診斷為急性重症肝炎。這一消息使他的學生個個黯然神傷,心急如焚。其實他們不知道,早在暑期補習期間,王老師就已得了肝炎,但他捨不得放下自己的工作,捨不得丟下心愛的學生,隱瞞了病情,仍然堅持為同學們上好每一堂課。拖著疲乏的身體,強露出如春的笑容,因為怕傳染給學生,還要避免與學生接觸,這一情景讓學生回想起就動容、自責。
請讓我們來看看醫院重病室的那幕動人的情景:
三十多位學生手捧著鮮花,眼含著淚水靜靜地圍在一張病床前,床上躺著的是他們的全身臘黃、疲乏無力的王老師。靜穆,靜穆,接著是低聲的啜泣,然後終於有人高聲地哭了起來,這哭聲讓在場的醫護人員也動容。就在這時,他們的王老師睜開了微閉的眼,當他看清周圍的是他心愛的學生時,臉上突然露出了讓人看了都心酸的笑容。他吃力地張開嘴,緩緩地說出了下面的幾句話:
「怎麼,你們這是來看望我,還是來向我的遺體告別?別哭,別哭,我的病不礙事,兩個月後我又會站在你們的講台上。」……
王老師絕對沒有食言,兩個月後,他果真又站在了高三(1)(2)班的講台上。迎接他的是講台上鮮艷怒放、祝願老師永遠快樂健康的康乃馨。
然而學生的美好祝願畢竟只是祝願而已。王老師出院時醫生曾告誡過他:肝病患者忌酒、忌熬夜、忌勞累。王老師可以做到滴酒不沾,但他的工作熱情卻不能讓他做到不熬夜、不勞累過度。他的做護士的妻子曾經為此哭過多少次,勸過多少次:「你不要命了,你再這樣下去,可真就要沒命了!有你在,我有丈夫,孩子就有爸爸,我們才有個完整快樂的家呀……」王老師的眼圈紅了。他坐在沙發上,無限深情地對妻子說:「生命是有限的,而事業是無限的。我怎能以區區生命使自己碌碌無為呢?」聽完丈夫的話,柔情知心的妻子還能說些什麼呢?她所能做的,只是從醫院不斷買回肌苷、護肝片等保肝葯片,盡量內內外外地操持家務,以減少丈夫的外在勞動壓力。
病是無情的。王老師的肝病多次反復,他曾於95年8月、96年1月、98年5月多次住院,成為老病號。而每次病情稍有穩定,他都堅持出院,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誰也攔不住。
校領導是最理解王老師的。每次王老師住院,他們去看望他時,都堅決表示要他休息半年,但每次王老師都婉言相拒:「肝病沒有根治的可能,除了心情。如果你們不讓我上課,我的心情不好,病情照樣反復。再說,如果沒有事業,生命有何意義?我要工作!」
面對這樣一個「工作狂」,誰還能有別的辦法?
(五)
「只要生命沒有停止,總會有新的嫩芽從枝上發出」
「世間自有公道,付出終有回報。」武平一中記住了他,各級政府記住了他。在十七年的雖不算短,但也不算長的時間里,王老師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十七年時間有十五年擔任畢業班教學、班主任工作。
——在連續十五年所擔任的武平一中高三畢業班語文教學工作中,所教班級的語文高考平均分、單科上線率均居全縣、全市前茅。其中92年高考,方三文同學的語文單科成績為100分(當時是120分制),居地區前茅,該同學的文考總分居當年全省文科第二;95年高考所任班級平均分居地區第三;98屆王穎彥高考語文796分,99屆李龍蓮785分,2000屆肖菊香799分,均居武平縣高考單科成績第一,居龍岩市前茅;2002年高考所任高三(6)班語文科平均分107.8分,其中120分以上6人,居全市前茅;2003年高考所任高三(6)班語文科平均分97.5分,其中100分以上28人,居全市前茅……
——自94年起,連續12年擔任高三畢業班班主任工作,所任班主任的班級高考成績顯著,涌現了方三文、王穎彥、李龍蓮、李配珍、劉子偉、蘭發富、羅燕芳等一批在當年高考中總分名列省、市、縣全茅的學生。尤其是2003屆高三(6)班(文科班)高考高分人數,上本(一)和本(二)人數均居全市前茅,其中有兩人600分以上,上北大錄取線人數3人。該班在武平一中歷史上創下本科(文科)上線人數49人的記錄,為此榮獲2003年福建省中等學校「先進班集體」稱號。
——教研教改成績顯著。所撰寫的教育教學論文,多年來均獲校論文年度考核一等獎。其中《記敘文寫作中立意構思的「楊朔模式」在教學中的運用》曾在中學一級教師職稱評定中被評為「較高水平」。《試論語文教學中的情感滲透》在「福建省第一屆中學語文青年教師論文大賽」中獲二等獎;《中學語文教學中教師的情感展示與學生的情感滋養》獲「福建省語文學會論文評選」一等獎,並收入《福建省中學語文骨幹教師論壇》;《宏觀駕馭,微觀管理》在龍岩市第四屆普通中學開放周「心理健康教育」研討會上榮獲一等獎。
——多次受到校、縣、市、省的表彰:94年為學校先進工作者;96、98年為校「教書育人先進個人」;98年教師節獲「首屆中國銀行閩西獎教金」;99年5月份獲校、縣「中學優秀青年教師」稱號;1999年12月被龍岩市教委評為「龍岩市中學優秀青年教師」;2000年獲「武平一中首屆敬業愛崗好園丁標兵」稱號;2001年獲省級「骨幹教師」培訓合格證書;2003年為武平縣「教書育人先進個人」;2002、2003、2005年三次獲武平縣「武平一中獎教基金」;2005年獲省「優秀班主任」稱號。
——2004年7月至2005年7月,《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的攝影記者、製片人周浩同志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跟蹤拍攝王老師及其所擔任班主任的高三(7)班,製作完成的紀錄片《高三》已於2005年11月27日11:10分在央視新聞頻道「紀事」欄目播出。……
「風雨飄搖心深處,多少往事,悠悠難追憶」,而歲月的腳步總是匆匆。面對未來還有不知多少的飄搖風雨、坎坷險阻,王老師,你超負荷的心是怎樣想的呢?
——此去人生,我們都將一步步走向衰老,但我不相信只有衰老。
「古老的大街依然會有高樓競出,蒼翠的竹野依然會有春筍競出。生命只要沒有停止,總會有新的嫩芽從枝上發出。」
㈡ 武平的展訊變動
2009年1月,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發放3G牌照。隨後2月,展訊宣布李力游出任公司新總裁兼CEO,而武平則擔任董事長,退居幕後。幾乎同時,CTO陳大同、運營副總裁范仁永、銷售副總裁周承雲及市場總監許飛也相繼離職。 雖然前三個季度表現差強人意,但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展訊的TD晶元出貨開始攀升,尤其在TD固話晶元的出貨增長迅速。 今年第一季度,展訊通信銷售額為5210萬美元,同比增長534%,比上一季度增長23%;凈利潤為660萬美元,上年同期凈虧損為830萬美元。
武平新的開始
「創始人肯定比職業經理人對公司有感情,不過早晚也要交班。」iSuppli中國區高級分析師顧文軍說,武平早就有二次創業念頭,如今展訊已經成為一家公眾化企業,無論業務還是管理都相對穩定成熟,是到了放手的時候了。 據了解,武平已經注冊了兩家新公司: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芯意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武平會在3G和移動互聯網中開始第二次創業。 在武平朋友收到的簡訊中,武平是這么說的:「我從6月起不再擔任展訊董事長,也將離開我親自創立並為之付出無盡心力的地方。我也即將開始新的創業歷程。」
武平:「芯」路漫長
—— 一個海歸技術創業者的十年回首 一位心懷家國的創業者為什麼會讓外資股東左右自己的事業?一家創業企業的前途命運該不該與國家的產業戰略纏繞在一起?一場屢敗屢戰的商業角斗還有無必要咬牙堅持? 零星的雨點飄落在夜晚的黃浦江上,對岸林立的大廈放射出五彩的霓虹,披掛著世博會標志的渡輪揚笛駛過,而這一畔的紅摩咖啡館卻顯得低調而沉靜。 面容精瘦的武平操著一口濃重的西北普通話,他擺手婉拒了《創業家》的拍照請求:「這次不拍了,真的不拍了。咱們就是隨便聊聊。」背牆而坐,一杯礦泉水,46歲的他保持著黃浦江一樣的平靜,也許心中仍有波瀾意氣,但卻不再慷慨激昂。 就在10天前的5月28日,《創業家》記者收到了他的簡訊:「我下月開始即不再擔任展訊董事長,也離開我親自創立並為之付出無盡心力的地方。感謝……我也即將開始新的創業歷程,希望繼續得到你的支持……武平。」 在3G大幕正式拉開的時刻,為什麼要作別自己一手搭建的舞台?個中甘苦,武平自知。也許因為它「已經不是我能控制的展訊了,不是我能把我所有的想法全部放進去的展訊」。 這又是為什麼?第一代海歸創業者的標志性人物,肩扛起整個國家的手機晶元夢想,締造了中國3G第一股,卻並未收獲巨大的財富回報,也沒能取得耀眼的商業成功,最後成為一個孤獨的出走者。 「相比尚德的施正榮,我算不上一個好榜樣。」武平自嘲。 整整十年前的2001年,他率領一個由37名海歸組成的豪華團隊回國創辦了展訊通信(Nasdaq:SPRD),獨立研發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手機基帶晶元。這十年中,武平團隊有過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率先研發出TD-SCDMA(下文簡稱TD,是中國的3G通信標准)手機晶元,中國增長最快的公司之一,以及納斯達克上市敲鍾的光鮮時刻。但更多時候,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TD晶元超前四年研發成功,耗資數億卻無用武之地;並購美國的射頻晶元公司QUORUM,卻看不到短期收益;在國產手機市場上被台灣聯發科搶走90%以上的份額;股價低迷,從IPO首日的高點15.95美元一度跌到0.7美元的谷底。「武平是一個好的創業者,但不是一個好的經營者。」一位展訊的投資人對《創業家》做出這樣的評價。 2008年以後,隨著股票鎖定期的結束,昔日的創業戰友陳大同、范仁勇等一個個離開展訊,武平成為最後的堅守者。2009年2月,他辭去CEO的職務,僅保留董事長頭銜。這也標志著他在展訊的淡出。 「在中國,技術創業不容易。我們想為國家做點事情,卻只能拿境外投資變成一家外資公司;國家給了我們很多榮譽和獎勵,但我們最需要的是其他支持;我們在自己的主場,也不一定有主場之利。」武平感慨地說。 當他掛冠而去之時,展訊剛發布了自上市以來最好的季報,其股價回到9美元以上。國內GSM手機晶元市場份額超過20%。TD晶元隨著中國3G應用的啟動開始貢獻業績,高品質、低成本的射頻晶元更打入了三星的供貨體系,展訊也拿到3億人民幣的政府擔保銀行貸款。武平多年來的苦心布局正逐步變為現實。這就是所謂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吧。 「我並不認為我們的執行和運作上犯過大的失誤。回過頭看,有些事情是沒得選擇的。畢竟我們在做開創性的事,過程中會有摸索。是命運把我們推到了今天這一步。我加入過幾次創業公司,但作為CEO是首次,尤其是上市公司CEO,總感覺愧對一起的員工,好多東西沒有實現。」武平緩緩說道。
展訊的家在哪裡?
「一個公司上市之後,資本的力量就變得非常強大,一個連5%股權都不到的創始人不可能左右這個公司的方向。我對公司有一個長遠的考慮,我要思考公司未來是什麼樣子的,它的主人是誰,它的家在哪裡,我希望它還能變成一家中國的公司。但資本是不考慮這些的。展訊現在的家就是資本市場了。」 2008年10月,正是金融危機最肆虐的時候。 深圳的山寨機廠商已經停產2個月,中移動TD的全面商用仍然在原始階段。當年年初,在武平的力主下,展訊以總值7000萬美元的代價收購了美國的射頻 (RF)晶元公司QUORUM,不但花掉了一半多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還在繼續吃錢。資本市場就一直用持續的下跌來回應這筆看來很不劃算的並購。隨著展訊2008年第三季度報出3130萬美元的巨虧,公司股價也乾脆跌到了1美元以下的谷底。 這使得「潛伏」在展訊內的眾多風投機構無法順利地套現退出,武平也因此失去了公司董事會的信任與支持,他在這時任命當年在美國博通公司的同事李力游出任公司總裁。 「作為一個高科技公司的創始人,當我需要對未來做更多布局的時候,同時也在內部花大力整頓過去快速發展的遺留的問題時,絕大部分的投資人都不是太理解,在這種環境下我再往下做事是越做越難的。 由於我與許多投資人都是好朋友, 原以為與朋友不溝通都可相互理解,但其實結果並非如此。」武平坦言。 盡管他仍為公司的董事長兼CEO,但展訊的大部分股份掌握在以NEA為首的眾多風投手中。甚至連他的創業夥伴陳大同,也已經轉身成為董事會里北極光創投的資方代表。 展訊上市花了足足六年,對於這些快失去耐心的風險投資機構而言,大概主要考慮的是退出價值。武平也承認這是無可厚非的。 事實上,按照當時的流通市值,競爭對手僅需要不到1億美元就可以在公開市場買下展訊。業內盛傳,像高通這樣市值超過500億美元的公司已經有所動作,只是因為看不清楚TD在中國的應用前景,才沒有著急出手。其他境外公司與金融機構開始接觸展訊。 這恰恰是武平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我在不在展訊沒有關系,但展訊一定要留在中國,這是我回國創業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訊未來長久發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個國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國來幹嘛。」 但還有一個轉危為機的可能,那就是將展訊私有化下市,然後再回到國內上市。「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最需要的不是錢,而是政府幫助我們創業團隊從海外資本市場上把公司的主導權拿回來。」 武平動用了他能找到的各種渠道,通過工信部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中國的主權基金能夠通過美國的資本市場入股展訊,至少把展訊的控股權拿回到中國人手上。 但他註定只能失望而歸。盡管工信部領導、上海市與張江園區領導給了許多支持,聯系了許多境內資金,但在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下,展訊太不起眼了。或者說,在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下,我們的體系遠沒有做好准備。 「這是我特別遺憾的一件事情。我們這么多人回國就是要給中國做一個有核心技術的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而金融危機給了我們百年不遇的機會,我們可以花大價錢去救別的國家的公司,但也應花一點點錢去買中國人的高科技創業企業。」有資料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投累計持有美國股票價值96.3億美元,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黑石、蘋果、新聞集團等。 2009年初,上海市政府用另一種方式支持了武平。展訊拿到了為期三年的3億元的國內銀行貸款,並且可以用政府提供的補助金來償還這筆貸款的多數利息。之前緊綳的財務狀況為之一解。而這時花了近三年持續在韓國三星的努力也有了結果,射頻晶元在三星開始量產。工程人員集多年積累的高質低成本的GSM晶元也將推向市場。 2010年3月,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權基金之一銀湖基金以約4000萬美元的價格,買入展訊13%的股份,成為其單一最大股東。斯時,展訊的股價已經上漲逾6倍。 武平終於意識到,他在展訊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 為什麼我會失去對公司的控制? 「在中國,高科技創業公司內部的管理加技術團隊的股份合起來最好佔主導地位。這樣的話好運作,員工也有主人翁精神。像展訊這樣,就算我們上市了,很多創始團隊的人還是會退出做其他的事。總之,任何一個公司的管理團隊,當然如果它是創始團隊就更好了,一定要盡最大努力把公司很好地控制起來。」 在武平看來,展訊最終形成今天這樣的股東結構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我們早期這幾個創始人聊天時,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自己要是早點有錢的話,就不要讓海外的資金吃掉這么多股份,後面的路不會這樣。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十年後的因果,十年前就已種下
2000年,中國發布《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業內稱「18號文」),鼓勵海外相關高科技人才回國創業。因此,在美國IC設計界頗有建樹的武平、陳大同、范仁勇等人多次應邀回國做學術和業務交流。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信息產業部領導鼓勵他們回國創業,相關的央企承諾給他們提供不少於3億人民幣的投資。 清華大學畢業、在美國和瑞士參與過多個創業公司的武平被打動了,他們回到美國先組織了一個15人的名校博士創業團隊,目標是「在中國做一個技術程度從一開始就是國際領先的企業」。 但他們一回到國內,馬上就遇到了體制怪圈。 「談的時候就發現這3億,是一筆一筆地給,第一筆最多給你1000萬到3000萬,而且不承諾兌現時間。」武平回憶,「我們對資金何時到位根本沒有把握。」 更讓這些滿心要把矽谷創業文化帶回中國的海歸們失望的是,創業團隊的股權問題難以解決。因為當時國家的法律規定,以知識產權入股,經過專業評估後最多隻能佔到15%。顯然這個比例是無法吸引到如此眾多的高端人才的。日後,國家不斷修改相關法律,目前知識產權入股最高已可到70%。 如果這個新創企業歸央企下屬的話,那麼整個薪資體系必須按國企體系走。國內的薪資水平根本無法負擔他們在海外的家小,而補貼也就是第一年給帶頭人一套房和一輛車。 「當時好幾家國有企業都有想法給錢,但是誰也解決不了這個結構性的問題。當初因為國家需要,我們把這個創業團隊弄起來,最後發現國家可能給不到你這個錢,還要在外面找。」 當時中國大陸還沒有市場化的風險投資,最後武平只能從海外找。這時美國的互聯網泡沫已經破裂。直到2001年6月,他才拿到台灣富鑫和聯發科蔡明介的第一輪投資650萬美元,代價則是過半的股份。而展訊通信則不得不注冊在開曼群島。 顯然,650萬美元和3億人民幣是一個相當大的差距。IC設計行業需要投入大量研發費用,即使不考慮人力成本,光較為低檔的晶元單項研發費用一般也不低於100 萬美元。有風險投資人跟他們打賭,如果他們能在一年內開發出GSM晶元並且一次流片成功,就接著投資。 武平他們的確做到了。但第二輪融資的難度遠遠超過預期。受「911事件」的沖擊,整個美國資本市場處於凍結(Freeze)的狀態。「我們本應該是大幅溢價融資的時候,『911』使得我們的談判能力大打折扣。」武平回憶說。 當時他接觸的部分投資商採取拖延戰術,希望等展訊耗盡談判資源與資金後再以低價入股。武平說,當時他為了爭取有利的談判地位,找了12名在矽谷的清華同窗,一共湊了150萬美元作為過橋資金硬頂著,期間公司所有員工降薪一半,高管停薪3個月。最終,在眾多投資界朋友幫助下,展訊從海外融資近2000萬美元。武平說:「資金到位那天,財務告訴我,公司賬面上的資金數字是零。」 雖然在絕境中復生,但代價高昂。「第一輪融資後,我們幾個核心創始人的股份數量都近兩位數的,但這輪之後,都變成了個位數。其實這是自殺式的融資,稀釋非常大。」 2004年和2006年,展訊又先後進行了兩輪融資,主要為了研發TD以及2G晶元量產。張江創投、聯想創投、華虹國際、上海實業等國內機構也陸續跟進。「雖然融資價格比較高,但稀釋的還是我們團隊的股份。」在上市前,展訊已經形成了海外投資人主導的股權結構,整個創業團隊加員工也不過約18%的股份。 武平一度希望展訊能夠在香港或者國內上市,但投資方大多偏好退出更方便的美國市場。當他看到今天的國民技術在深圳創業板獲得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追捧時,贊賞感慨。如果展訊能在創業板上市,以其技術含量和公司業績,現在可能也是第一股。盡管展訊在目前三家美國上市的中國IC設計公司中,市值還算領先。 和武平相比,中星微的鄧中翰與無錫尚德的施正榮無疑要比他幸運得多。 1999年,中星微是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成立兩個月後注冊的,亦是中國實踐「矽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金以1000萬元人民幣的投資作為啟動資金,管理團隊以知識產權折股35%。雙方還約定,日後進行股權融資時,管理團隊持股比例不變,即只稀釋政府方面的股權——到上市前信產部的1000萬原始投入只佔10.9%的股份,而管理團隊股份不變,光鄧中翰的個人股份就達到11.8%。 2001年,施正榮的尚德太陽能成立,無錫地方政府牽頭,8家當地企業聯合投資600萬美元。施正榮佔25%的股份,其中技術股佔20%,摺合160萬美元,現金股5%,摺合40萬美元。此後,隨著國有股份的主動退出,又一輪外資私募的進入,最終施正榮在上市前控制了約54%的股份。後來,有媒體報道稱之為「首富政府造」。 今天,施正榮和鄧中翰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領導著公司。 國家的大戰略與企業的小戰略 「TD這么具有戰略意義的東西,喊了那麼多年卻難開始推廣。退一步說,你商業化運作晚一點也沒關系,但至少你得給做的這些人甜頭,至少要保障他的研發費用,不要虧錢。你讓他去幹活,他連什麼時候吃飯也不知道,每次都是空穴來風,資本市場更認為你在騙人了。TD結局是成功了。但還有很多標准炒了半天,最後放棄了,那些投入到基礎性研發的企業和科研人員讓人惋惜。成功經驗,國家應該總結,這個教訓,國家也應該總結。」 5年,5個億。 早在2004年,展訊就做出了中國第一顆TD手機的核心晶元,但國家直到2009年才開始正式推廣3G手機。展訊花了5個億,足足等了5年時間。很長一段時間,展訊在TD的投入與產出上根本找不到平衡。其TD晶元一季度僅出貨1萬片左右,而其GSM晶元每個季度出貨量在800萬~900萬片左右。這讓展訊很茫然。 「如果單從投資回報的角度,這個產品我們至少早做了兩年。」武平承認。就商言商,這顯然是一個值得商榷的決策。 當時國內TD-SCDMA標准已經孕育5年,但其產業發展卻始終陷入瓶頸。無論是有「國字型大小」大唐電信背景的T3G,還是普天通信背景的凱明,沒有一個廠家做出商用的TD-SCDMA核心晶元。國內3G的發展面臨著「標准存在,晶元空缺」的尷尬境地。 而2003年,展訊剛成功研發出國內第一款GSM/GPRS手機核心晶元,當年就實現了產品量產銷售,銷售額為2583萬元。2004年,光GSM/GPRS晶元這一個業務就給展訊帶來了1個多億的收入,並擁有了包括波導、夏新等在內的國內30多家客戶。 熬過了前三年大幅投入研發的緊巴巴日子,展訊好不容易可以享受一下收入和利潤快速增長的好時?光。 但武平和陳大同,兩位創始人一起做出這個新決定:放棄跟蹤開發國際上相對成熟的WCDMA晶元,轉而全力主攻TD-SCDMA晶元。這意味著展訊還要加大研發投入,還需要繼續融資。 武平的理由是:「展訊要有長久的競爭力,要變成一個國際型的大公司,和高通、聯發科競爭,沒有一點自己的看家本領是不行的。這個看家本領最好就是跟著政府走做中國標准。TD要做不成,今後4G競爭中國也參與不了,中國在通訊業上就會一塌糊塗,我們屬於通訊業的核心產業,我們肯定也是一塌糊塗。這就是商業的高度。」 但不是所有的投資人都贊同這個決定。他們認為創始人的決定帶著明顯的感情色彩。武平對此並不否認。 「我們最初回國的這些人,還是有點理想主義的。一個從中國出來的技術人員,國家培養了半天,然後出國做成了點事情,所以要對國家有個交代。如果我們這批人把2G做出來了,而且我們明明知道怎麼把3G做出來,而我們沒有去做,中國的TD最後死掉了,那就是我的終生遺憾。但風險投資人都是理性的,他們不喜歡理想主義的,太理想化了很可怕。這個我明白,但還是去做了。」 實事求是地說,第一個做出TD核心晶元,讓展訊收獲了不少政治榮譽和政府支持。此前,2000年~2004年,展訊沒有從政府方面拿到過一分錢的專項資金。此後,不僅多位國家領導人來視察,而且展訊還承擔起國家863計劃和國家移動通信專項研究課題,拿到了超過2000萬人民幣的資金。但身處北京的中星微在政府關繫上更是高手。他們前後拿到的政府資金超過了展訊一倍,雖然業界公認,展訊的技術含量是最高的。 讓武平沒想到的是,「我們國家推廣3G的決策會那麼緩慢,耗掉了那麼多企業。」 本世紀初,矽谷有4家大陸留學生創辦的搞3G晶元的公司,最後只剩下展訊一家活著。展訊能活下來,是因為它後來把80%的力量放在GSM/GPRS晶元上,只把20%放在TD上。 TD的磨難不僅影響了展訊的業績,也影響了在GSM市場的投入與競爭提升,同時直接導致了風險投資人與武平的分歧。這種分歧隨著展訊的上市而日漸激化。「上市之後我們必須每天要面對業績的壓力,你要想花錢做長期布局就要付出代價。我在展訊上市後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我並購美國的射頻晶元公司QUORUM,比如投資TD與CMMB(移動電視)等,從資本市場的角度看,那個時候也許不應該做這個事情。」 無線通信終端兩大核心晶元是射頻晶元與基帶晶元。如果展訊當時不並購QUORUM公司,也許現在就麻煩了。因為他們最初的射頻晶元供應商後來也開始做GSM和TD晶元,成了競爭對手。「如果不是我們很早就做出了產品,TD這個標准最後能不能成呢?當時和我們一起做的國內企業有的沒有做出來就散掉了。當然我也不能斷言沒有展訊,TD也許還要蹉跎。」武平稱。 為了帶動整個國產手機產業,展訊還舉辦過手機晶元產業上下游的技術論壇。「我辭掉CEO之後,技術論壇就立刻停止了。」武平苦笑,「在公司上市之後,以短期退出為目標的投資者最好能夠逐漸被有戰略眼光的長期投資者替換掉。」展訊還與上海市一起建立了亞洲第一個集成電路科技館,服務公益大眾,或許這也不是受資本市場歡迎的。 「展訊是一個留學生企業,它的市場和運營都在國內,也給中國做了一些戰略的事情。但就是這個對國家有向心力的公司,它的股東架構卻是一家外資公司。一個由海外風險投資支撐的外資公司,還能承載一個國家的產業夢想嗎?」《創業家》記者如此問道。 武平不答。
這是我的主場嗎?
「我們國家走到今天,對高科技的眼光有了一定提升,但能否在關鍵時候出手撐一個真正屬於高科技,屬於我們自己的公司,有些狀態與2000年、2001年時的情況類似。在國際科技競爭中,我們不光要有戰略,在政策制定和具體執行上還要補課。」 蔡明介,聯發科的創始人。他是最早看到武平他們價值的人。 2000年,武平去台灣游說融資。本來只是順道去看望這位業界牛人與老朋友,但對方一看他商業計劃書中列出的海歸團隊名單,馬上決定投資。「就沖名單上這些博士,就已經值了。」蔡明介認為這是一筆戰略投資。 此後,由於與聯發科存在競爭關系,後來的投資者買下了聯發科持有的老股。 既生瑜何生亮?聯發科在商業市場上比展訊早走了至少十幾年,市場經驗要豐富得多。在國產手機晶元市場上,聯發科幾乎橫掃了所有競爭對手,只有展訊還在堅持戰斗。 與武平一心追求的技術領先不同,蔡明介特別強調市場和客戶。 「我們不是大公司,沒有太多資源去做早期階段的研發,尤其是在早期定產品規格的階段,我們不能好高騖遠。就算在市場將要走到接近大幅成長的中間階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術、彈性和效率,不見得扳不倒 巨人。」蔡明介在《競爭力的探求》一書中這樣寫到。 因為他認為誰在競爭中最先達到經濟規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聯發科從來沒有第一個進入市場,都是作為後來者的角色進入,用的是成熟技術,但把工程質量做到一流,進入後就能引發價格雪崩,將先發者擠出市?場。 展訊比聯發科更早看到了MP3和手機融合的趨勢,開始研發MP3手機。但當時展訊的判斷是,MP3歌曲要從網上下載,所以GPRS功能是MP3手機的基礎功能。由於下載歌曲的數據量比較大,所以展訊把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改進晶元的GPRS功能上。按照武平的說法,這事實上就是2.5G手機。 但聯發科很快找到了捷徑。它們做好音樂功能之後,給手機裝了一個USB介面,直接從電腦上傳歌。「其實最後我們看,聯發科的判斷就是用戶的最終狀態。」由於技術上遠比調GPRS簡單,所以聯發科反而比展訊更早推出了MP3晶元。「通過這個事情,我們認識到自己在商業運作上遠沒有它們嫻熟。」武平說。 但展訊的創新也得到認可,除了TD是遠早於聯發科開發成功外(聯發科後來是買來的,展訊在中國市場率先發明並量產了單晶元雙卡雙待技術,給國產手機帶來殺手鐧。 比起信奉矽谷精英文化、公平競爭的展訊,聯發科採用的是更加兇狠直接的打法。他們找到展訊的大客戶,會直接說:你要什麼條件就不做展訊了?只要你不做展訊,我什麼條件都給你。 這樣的事情如果出現在美國的話,就是不正當競爭。像聯發科這樣一度占據國產手機晶元95%的市場份額,政府是要啟動反壟斷調查的。 「和台灣企業競爭,總覺得缺少一個力量。我們和歐美企業打仗的時候很舒服。它的成本結構沒有你好,第一步它就輸了。但跟台灣企業就不一樣了,台灣企業的成本結構和我們差不多,這就有點難了,同時從政治上說我們是自家人,甚至可以對大陸企業稍微苛刻一點,也要把台灣同胞吸引回來。地方政府在管理台灣企業的時候,有點投鼠忌器的感覺,怕台灣企業跑了,這就犯了政治錯誤。」武平坦言。 「要是沒有聯發科,可能中國山寨手機市場也起不來。因為山寨市場一開始一定是抄襲,而且不經過合格的測試和驗證。山寨市場是聯發科做起來的,我們也就跟在後面做。但如果山寨是展訊做起來的,也許我們會被整頓。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沾了聯發科的光。」 主場之利很重要。美國政府通過WTO談判,要求中國必須有CDMA,其實是在扶植高通,現在高通成了世界第一大晶元設計公司。韓國扶植本國企業更是舉世矚目。 而中國雖然制定了很多支持戰略性行業的政策,非常好,也具有戰略高度,但在具體落實的時候,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根本無法執行。「半導體產業的『18號文』到底有多少個企業享受過?懂行的人都知道,沒有多少。我們是響應『18號文』回來的,但也沒有享受到。反過來,國外都知道中國出了政策,然後人家藉此攻擊中國,轉而保護自己市場,打擊中國企業。」 「比如國家的任何一個出口製造企業幾乎都有出口退稅,但國內設計企業出口晶元的時候就沒有了。因為我們不是做生產的,而是做設計的,政府看不到生產線,就不能退稅,這還是典型的製造業思維。政策逼得我們賣產品要到海外去繞一圈,因為有人從海外買了產品再出口就有退稅。我們是和外資企業競爭的企業,外資企業在中國都有退稅的,中國企業反而沒有,我們的競爭力一下被吃掉了十幾個百分點,這是多大一塊利潤?啊?」 走過十年,武平如今深刻地認識到,矽谷模式在國內不能簡單復制。「在中國,一個技術公司想做大,政策很重要。」畢竟在中國,政府掌握著最多的資源。這就是中國國情。 不惑之年,重頭再來。他已在張江注冊「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於移動互聯網開發應用和手持終端設備的設計。「第一,還是想做一個我自己掌握的公司,它能按照我的長短期規劃來運行,直到把它做成;第二,我還是希望做一個對中國產業能產生真正影響的事情,用本地化的投資,最好是把根留在中國。」武平告訴《創業家》,「從公司創辦的意義上說,它會和展訊走的路完全不同。」 午夜12點,浦東的濱江大道上空曠寂寞,武平最後留給我們的是一個長長的背影。第二天,他將飛往海外。
㈢ 武平住房公積金辦事處在那
龍岩公積金管理中心武平管理部在平安路東大街東,縣汽車站附近,聯系方式:o5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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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武平的農村合作醫療管理中心在哪,新農合的名字 在電腦上找不到怎麼辦
新農合為衛生局的二級機構,可到衛生局問一下就知道了!也可打合作醫療本上的新農合咨詢電話了解!
㈤ 賴其芳的個人履歷
1899年9月13日出生於福建省武平縣十方鎮高梧村。
1917年畢業於長汀省立第七中學。
1918年春到北京國立工業專門學校攻讀應用化學。
1921年畢業,因成績突出留校任教,後獲工學學士學位。
1924年赴美國芝加哥留學,先後在伊利諾大學、埃威州學院陶瓷工程系學習,以《物美價廉的陶瓷適於中國製造》的畢業論文獲碩士學位。
1926年轉入轉入匹茲堡大學化學系和著名的玻璃專家瑞而威孟(A.Si1verman)主任教授研究玻璃工藝學,以《鈹玻璃之製造》一文獲得博士學位,並在匹茲堡大學研究院兼任研究助理1年。
1928年,賴其芳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科學研究補助,並成為該基金會的駐美研究員,繼續在美國從事鈹玻璃的研究,兩年後回國擔任中國工業試驗所化學組窯業試驗室主任。
1933年,賴其芳由南京回到上海後,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先後擔任該學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和工程研究所研究員,研製各種特殊應用玻璃,試製成功各種工業應用玻璃,包括化學儀器玻璃、晶明玻璃等。這期間,他還擔任過上海的中國窯業公司、中央化學玻璃廠、科學化工廠、新亞玻璃廠等的技術顧問,為發展我國民族玻璃工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35年,賴其芳隨中央研究院工程所內遷昆明,研製了葯用玻璃、儀器玻璃。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上海籌建實驗室,在改進溫度計、水柱計、注射器玻璃等特種玻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全國解放後,賴擔任上海工業試驗所陶工組主任,進行化學瓷、工業瓷等研究工作。他指導陶工組全體人員與上海玻璃廠合作,試製成功「95」化學儀器玻璃、中性安瓿玻璃、溫度計玻璃、X光機用鉛玻璃、PH計用玻璃電極、燈工儀器玻璃、細菌過濾漏斗玻璃等產品,解決了當時工業、醫葯、醫療器械等方面的急需,獲上海玻璃廠先進生產者稱號。
1953年,賴隨輕工業部設計院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援助設計玻璃廠。翌年,為中德技術合作提供資料,總結了景德鎮的制瓷技術。以後又對景德鎮的瓷器、浙江龍泉青瓷生產的恢復進行研究和指導。
1956年,賴任國家科委輕工組副組長、硅酸鹽組副組長,參與制訂國家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和國家工業發展規劃。
1956年年8月任輕工業部硅酸鹽研究所(輕工業部玻璃搪瓷研究所前身)第一任所長,一級工程師。
1956年12月2日當選中國硅酸鹽學會籌備委員會主任。
1958年兼任北京輕工業學院(現北京工商大學)化學系主任。
1978年,八旬高齡的賴其芳接受國家科委聘任,擔任無機非金屬材料專業組副組長,同年8月退居二線後,改任玻璃搪瓷科學研究所顧問。
1985年6月28日在上海去世。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上海市第三、五、七、八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