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债余额

❶ 如何判定一国国债发行规模是否适度

一、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二）、对借债率的比较。国债借债率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当年GDP对当年国债增量的利用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借债率一般在3％...10％，而中国的借债率1994年是2.5％，1998年是4.09％，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与借债率较低的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相比，也要低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国的年度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存在一定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94年起，中国的国债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体在25％－－30％，远远超过了GDP8％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借债率这一指标肯定还将不断攀升。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多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状况，维持在8％左右，只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等少数财政陷入困境和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在90年代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三）债务依存度的比较。国债依存度是任何一个国家考核国债规模是否适当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值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用公式表示为国债依存度＝国债年度发行额／财政支出。就法律或制度的意义看，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只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不能发行公债的。这样，依靠国债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只能是中央政府，即国债依存度这一指标对中央财政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作比较分析时，实际上是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额与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与西方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来作对比。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98年度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高达29.65%和71.12％，几乎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的3－10倍。目前各发达国家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10％－20％之间，日本政府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也不过37％。显然，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长此以往，恐怕难以维继，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各国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编制方法不同，在对国债依存度进行比较是，一定要注意其可比性。尤其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这个计算指标中，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仅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而在当前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占相当大比重的政府收支游离在政府预算之外，保守的估计，预算外收支至少占全部收支的一半，而且中央预算在整个政府预算中的比重也偏低。因此，中央财政支出这一指标是被低估了，具体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被高估了。第二，我国的财政预算编制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完全相同，比如债务利息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但尚未编列在预算支出中 ，使帐面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小一块。又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被高估了一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就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严重偏高就得出要立即压缩国债规模的结论。但不管这个指标被怎样高估，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引起警觉，绝不能掉以轻心。
（四）偿债率的比较。国债偿债率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债务收入的有偿性，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因此，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适当的水平上。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是8－10％，我国在1994年以前，由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不大，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债务支出的也就不多，偿债率较地，如1990年不过是6.5%。但从1994年起，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由此导致的债务支出总额迅速上升，国债偿债率从1994年的9.6%迅速攀升到1998年的22.4%，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
二、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❷ 法国拥有巴西的国债吗

法国肯定持有巴西国债，我想不但会持有巴西国债，如中国国债、印度国债、俄罗斯国债，中东主权债，相必法国都会持有相当数量的。

只是各国财政不会对外公布自己持有的国债情况。

只有美国财政部每隔一段时间去公布世界上哪些国家持有美国国债，持有量等等信息。

❸ 谁能查到近三年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表

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你搜国内财政收支不也找的到。。。
我找到了这些：
根据法国财政部的月度统计数据，2009年法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为2372.50亿欧元，财政支出为3670.97亿欧元，中央政府赤字1298.47亿欧元。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收入3309.16亿美元，支出5120.27亿美元，赤字1811.11亿欧元。根据法国2009年财政预算案数据，2009年法国国防预算为373.34亿欧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520.73亿美元。根据法国2010年财政预算案，2010年法国国防预算为392.60亿欧元（按当天汇率约为574.88亿美元。
还有2001年的收支，是一个表。。
下面地址
还有找到一个2006年法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为2250亿欧元。2007年的预算中，法国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比重最大，占600亿欧元，其次为国防360亿、科研210亿、社会保障160亿、劳动就业120亿、司法系统27亿、文化7亿。我们可以看到，前3项比重最大的支出。。。45％为公务员工资（包括公立大中小学老师的工资）、12%为公务支出（不知道公务招待在其中占多少）、5％为投资。令人吃惊的是用于国债利息偿还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几乎达20％，每年为400亿欧元。按照目前法国的财政收入规模，再考虑社会福利等由于政治因素，已经成为刚性支出，这10000万亿欧元的债务看来是几乎没法还的。其实政府为了公共建设，稍微举债也不是不可以，但每年225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光付利息就付掉400亿欧元，这实在是有点冤了。。。。
都是各处贴来的，，

很辛苦的，给分吧。。。

❹ 摩根承购法国国债如何获利

承购国债是现在国际投行喜欢承接的业务。
因为投行手里有大量投资者的信息，所以投行可以作为中介人，为法国国债提供购买人。
而其赚取的就是佣金，由法国政府支付。具体佣金数量得看双方签订的协议，
一般是承销额的一定百分比，但比例不会太大。因为这种业务投行基本无风险，像IPO一样

❺ 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国内的情况是怎样的

1788年法国还没有从发生在3年前的干旱中恢复过来，上次干旱因饲料不足出现了大规模的屠宰牲畜的情况，造成以牲畜的排泄物为主要肥料的法国农田肥力不足大量闲置。 1788年7月13日，周长达40厘米的冰雹连续敲打着农田，造成大量土地收成全无。同年冬天，法国处于严寒状态。这致使法国大革命前夕，面包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从正常情况下的一个4磅面包8苏到1789年底的12苏），患病人数和死亡率上涨，大规模的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饥荒甚至蔓延到欧洲的多个地区，而且政府缺乏足够的运力致使食品无法运往灾区。
18世纪是法国经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时代，通货膨胀使得社会购买力下降，1780年代地主因欠收加租又进一步削弱农民的收入。国内最大的地主罗马天主教会对谷物征收什一税。什一税尽管表面上减轻了国王税项对民众的压力，实际上对每天都饿着肚子的穷人而言是一座大山。国内设置的关卡则限制了国内的经济活动，以及在间歇性的作物歉收时成为运输障碍。资料显示1788年贫户的家庭一半收入花费在面包上，1789年则达到80%。商品滞销，农民涌入城市造成高失业率，都使得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法国由于路易十五时代的过度参战又未能打赢（特别是七年战争）而导致国库空虚，以及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当时法国国债总量高达20亿里拉。由于战争债务带来的社会负担，加上君主体制下的军队无能，缺乏为退役老兵提供社会服务所拖累。同时贵族阶级，尤其是住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奢华生活大大加重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老旧而效率低下的财政系统无法负担政府债务，而不合理的税务制度又让这一切雪上加霜。
新旧阶级势力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推波助澜。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开放的，让一些有能力及有钱的第三等级人群有机会成为贵族。1700年至1789年间，法国社会增加了5万个新贵族。随着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封爵的价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一些没落的贵族对这些新贵族也十分的不满。贵族本身也有投资商业、矿业、地产等行业，因此中产阶级财富与贵族财富的概念界限在18世纪以后变得模糊，但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冲突依然日益严重。
由启蒙时代带来的愤恨和渴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包括对专制王权的愤恨；那些和荷兰、英国等国的商业城市有联系的，也因为荷兰爆发爱国者起义失败吸引了荷兰流亡人士，无形中助长了法国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对贵族特权和统治的愤恨；农民、工人以及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领主特权的愤恨；对神职特权者的愤恨和对宗教自由的渴望，相对贫困的乡村低等教士对贵族主教的愤恨，和由此延伸的对天主教的愤恨，受新教徒控制的小兄弟会修士会对其它宗教机构的影响；对自由以及共和制度（尤其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的渴望；以及国王解雇财政顾问中被视为人民代表的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以及后来的雅克·内克尔。
面对财政危机，愈来愈多的法国百姓被不称职的国王路易十六世，以及持续漠不关心的颓废贵族所激怒。这种不满与蓬勃发展中的启蒙思想所结合，助长了激进的情绪，终于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5月的三级会议中爆发。

❻ 法国国债拍卖 结果在什么时候公布

今晚

❼ 法国如何在3年之内把普法战争50亿法郎赔款给还清了

相当于14亿两白银，比中国当时对列强的赔款总数13亿还多

❽ 法国的经济

法国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五。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第三产业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其中电信、信息、旅游服务和交通运输部门业务量增幅较大，服务业从业人员约占总劳动力的70%。
由于发债问题，法国发行了43亿欧元的10年期国债。尽管融资规模达到了预期上限，但收益率情况却并不乐观。平均的中标收益率为2.98%，超过了3月1日同类发行中的2.91%。认购倍数为2.56倍。在法国国债发行结果公布后，该国基准的10年期国债价格走低。10年期法国国债收益率周四早盘升至3%上方，5年和30年期法国国债的收益率也不同程度走高。 法国的法定货币为欧元。1999年1月1日，法国和其他11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使用欧元，并在2002年初正式开始使用欧元硬币和纸币，完全取代之前的法国法郎。截止2014年04月19日，1欧元=8.60人民币元,1欧元=1.38美元。
法国外汇储备主要由黄金、外汇存款及外国有价证券、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特别提款权组成。自2000年5月以来，法国根据欧洲中央银行系统实行的标准结算外汇储备，以月底汇率为基准进行换算，并用欧元计价。截至2012年5月底（5月份的数据使用的官方换算标准为1欧元兑换1.2403美元），外汇储备为1630.15亿欧元（约合2021.87亿美元）；黄金储备982.34亿欧元（约合1218.4亿美元）；外汇存款及外国有价证券为460.93亿欧元（约合571.7亿美元），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权182.59亿欧元（约合226.5亿美元），其他储备资产4.29亿欧元（约合5.3亿美元）。 法国经济部长莫斯科维奇在2013年2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刚刚结束的内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吸引外国投资的具体目标。法国确定的目标：从2013年起到2017年，每年新增 1,000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以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目前有2万家外国企业落户法国，外国对法国直接投资项目每年新增约700个，法国将采取措施吸引外国投资，使外国投资项目每年增加1,000个，增幅近50%。莫斯科维奇表示，各国都在加紧吸引外资和人才，国际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法国希望继续保持法国在吸引工业投资上的欧洲领先地位，并扩大其他方面的外国投资项目。
法国从2010年开始将自己吸引力第二的位置让给了德国。不过法国保住了工业吸引力第二的位置，2013年共吸引了166项工业投资。据EY咨询公司公布的法国吸引力年度晴雨表显示，2013年法国本土共吸引外国企业投资或增资项目514项，排名欧洲吸引外资第三位，英国排在第一。

❾ 法国中央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的成功实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各自区域货币安排的参照。殊不知欧洲金融体系的发展曾经历了多少曲折与坎坷，才成为今天全球公认的金融范式。
独立的私人银行当首推1171年在商业中心、海上强国威尼斯所成立的威尼斯银行和1407年在具有着同样发达的手工业和海上贸易的热那亚所成立的热那亚银行。它们经营保管、贷放、汇票等业务，为流通的顺畅而提供符合客商所要求币别的足值通货。威尼斯银行接受存款，以钱币的重量记账，并保有百分之百的现金准备。佛罗伦萨商人一边和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维持交易联系，一边也与罗马教庭保持接触。教庭为了得到回报，便向商人们提供某些保护，金融交易通过商人的手得到了发展。银行不仅操纵金银货币，而且使用汇票办理信贷业务，以汇票形式在某日为某贷户向某人付款。两地银行间的现金转移为互相轧差，余额转到下期。意大利的这些“银行”被称为“兑换商的桌子”，生意砸了，就是桌子破了，破产了。

商人求助于名气大的银行家，银行家收取代理费，意大利商人银行家被称为伦巴第人，商业银行被称为伦巴第银行，商业银行业务被称为伦巴第业务。至今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还有伦巴第街。伦巴第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同享有特权的骑士团所经营的寺院银行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伦巴第人纷纷从伦敦和巴黎赶赴香槟市场，与来自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的商人谈生意。因此欧洲商业发展了，银行技术也在地中海、北海、大西洋范围内得到普及。虽然14世纪后期欧洲发生了可怕的黑死病，欧洲人口减少了1/3，欧洲人还是挺过来了。

从摊桌兑换商走出来的商业银行，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金融体系的主体。它办理存放汇兑，把社会储蓄转化成资本，并配置社会资源；它办理转帐结算，创造存款货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它提供多种多样的代理、委托、保管、服务业务，满足人们生活中理财需要，已经成为最受个人、企业欢迎的“管家婆”。十年前，有人说“商业银行快进博物馆了”，的确，当代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商业银行对企业融资减少。但是，商业银行与时俱进，绝处逢生，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之外，大量发展中间业务，使得现代商业银行不仅没有进博物馆，反而站在了资本市场的潮头，成为对多个盈利点进行风险管理的全能机构。

从第一张股票交易到现代资本市场

威尼斯很早就有公债券交易，1328年，佛罗伦萨也出现了这种交易，热那亚还存在抛售和收购圣乔治银行有价证券的活跃市场，到了15世纪，莱比锡出现了矿业股票的买卖。

股票的发行与交易，是股份公司的产生带来的。但是，当它以白纸黑字的书面形式出现时，想转让并不容易，“股东”一词也迟迟不被接纳。尽管股票有很多优点，股份公司的推广却极其缓慢，这就从客观上要求一种股票买卖的公共服务组织的出现。

1613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首创了这种交易市场。它不同于原来的证券买卖市场，不但交易数额大，而且具有流动性、公开性和投机性。交易方式多种多样，除了买卖股票，赌涨赌跌，甚至可在没有本钱也没有股票的情况下进行投机活动。投机者空手卖出或空手买进，收盘时结算盈亏，交割差额。最初的股票是记名的，买主把自己的名字登上专门的账本以后，就算拥有了股票。但是这种措施也无法杜绝投机，后来才使用不记名的股票。

当时参与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的不仅有大资本家，也有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聚集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里。经纪人混迹于其中，努力使人们相信股价会如何如何，从而引诱投资者通过他来进行交易。一般人的交易必须通过经纪人，因为自己无权进入交易所。同时小投资者要了解股价的高低也只能通过经纪人，因为当时没有真正的行市。阿姆斯特丹也因之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魅力的城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再加上荷兰安全的公共债券，全欧洲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往这个城市。

荷兰证券市场的发展刺激了伦敦。1695年，英国的皇家交易所也开始买卖公债以及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英国的交易情况和荷兰一样，投资者和经纪人都挤在交易所街的咖啡馆里，著名的乔纳森咖啡馆成了最主要的证券交易场所。现代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惟妙惟肖地记载了交易所中交易者的“切口”，甚至记下了街上小商贩的叫卖声。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手段，期货交易、边际购买（使用一小部分资金购入股票，以新购入的股票作为抵押介入其余的股票）， 以及“抛”、“收”、“多头”、“空头”等，在伦敦也统统出现了。然而1748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交易所附近的咖啡馆，经纪人的活动区域更加有限。经过多次筹划，1773年，一幢新的建筑在皇家交易所的背后修建起来，这个新落成的证券交易所，环境大为改观，交易形式也更加正式。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也出现了证券交易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形成了。欧洲很快形成了一个集中、统一的交易市场，这就是社会化的、价格收益可以预期的证券交易场所。但是资本的趋利性使得当时的证券交易市场充满了泡沫，南海泡沫就是一场带有几分滑稽的典型投机活动。

英国南海公司拥有英国在南海(即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公司为了圈钱还债，操纵者分几次出售南海股票，并且一次比一次价格高。股民们蜂拥而上，股市空前活跃。投机活动使得南海公司股价直冲950英镑，人们狂热地参与其中，有的妇女卖掉自己的首饰来购买股票。就连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也屈服了，他开始时买了价值七千英镑的股票，之后在两倍的购入价格上卖掉了，后来被群众的狂热卷挟着，他又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结果亏损了两万英镑。他哀叹自己可以计算天体的运行，却不能计算人群的狂热。为了改善当时糟糕的局面，国王乔治一世提前从休假地赶回来，召开国会，提出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受到惩罚，上议院摩尔斯•沃西大力主张把罪犯捆进麻袋投下泰晤士河。但没有人指出这是因为投机者自己贪图暴利和违背常识的必然结果。跟着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查出为了推动成立南海公司的立法，有权势的人被赠予了免费的股票，包括国库专员查理斯•斯坦霍普、桑德兰伯爵和分别担任邮政大臣与国务大臣的詹姆斯•克雷格父子，还查出财政大臣约翰•艾斯莱比也接受了八十万英镑的贿赂。在接下来的审理中，财政大臣艾斯莱比以“恶名昭著的、危险的和罪恶的”腐败获罪，并被投进监狱，二百多万英镑从南海公司的董事中追回，这些董事的土地、财产被充公。后来人们反思，如果政府能够对金融市场保持一定的监督和管理的话，南海泡沫就不至于闹到这个程度，由此萌发了证券市场的现代监管体系。

现在，股票债券发行与交易已经在比较成熟的监管体系下，运行在世界的所有城市，不同层次的交易中心涌现出来。当前，伦敦证券市场一天24小时运营，在其中交易的公司股票达2272家，股票市值3万亿美元左右，债券市场市值近2万亿。除伦敦证券市场外，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巴黎、布鲁塞尔、卢森堡都是重要的交易市场。近几年人们发现，股权融资比银行信贷融资成本低、收益高，因而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当今金融领域的焦点。

从冒险商海上保险到现代保险体系

很早以前，地中海上的商船在遭遇风浪袭击时，往往被迫抛弃一部分货物，减轻船重。为补偿货主的利益，地中海航海商人之间遵循一个“共同海损原则”，此原则在公元前916年被罗德岛制定的《罗地安海商法》采用，并正式规定为“凡因减轻船只载重，抛弃入海的货物，如为全体利益而损失的，须由全体分摊归还。”海上保险由此萌芽。

到了中世纪，商人行会实行一种互助，有人身灾害补助，也有火灾补助。后来发展到船舶抵押借款和货物抵押借款制度，船主或者货主出海前向货币商人借款，如航行中遇到灾难，可以按照灾难的程度减免债务，安全到达则全部偿还本金和利息。后来，特别是新大陆发现以后，意大利的海上保险的办法开始在欧洲通行。1601年，英国公布了第一部海上保险的法律，海上保险公司也出现了。1666年9月2日，伦敦一次大火延续五十天之久，13200多户住宅化为灰烬，居民无家可归。第二年，牙科医生巴蓬个人办理保险业务，并于1670年邀集3人设立火灾保险公司。1693年，英国人哈莱制成第一张死亡表后，科学计算人身保险费的现代人寿保险开始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道德危险的频繁出现，保险合同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由保险人作为保证方，为权益人承保由于被保证人的不诚实或不守约而受到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的保证保险也发展起来。

现在，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拥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多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航空保险和海上保险占全世界的23％。保险的种类、标的和花色品种不断发展，比如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社会保险；保险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发展，如自愿保险、强制保险、再保险等等。

从公共银行、英格兰银行到现代中央银行

众所周知，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就已经出现了中央银行的早期形式：公共银行。寺院借贷者和摊桌兑换商出现后，政府为了反对高利贷，古希腊的许多城市从公元前4世纪就决定成立公共银行，由政府官员掌管和监控。公共银行除充当银行本身的职能以外，还负责征收赋税和铸造货币。后来古希腊和古埃及融入了古罗马。由于各公共银行或摊桌兑换商都分散在外省，于是在古罗马城设立一个中央银行。后来，由于战争、瘟疫等原因，公共银行遭受波折，陷入停滞。

在文艺复兴时期，公共银行再度兴起。1401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创立“交换所”；1407年法国瓦朗斯成立第二家公共银行；1408年，“圣乔治银行”在热那亚成立，直接接受市政存款，并吸收公众存款，为政府融通资金，一直延续了4个世纪。1619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了一家转帐银行——吉罗银行，促使国家的供应商接受延期付款，银行以流通票据购回供应商的票据。1637年，吉罗银行兼并了另一家公共银行——理亚多银行（16世纪成立），改称威尼斯国家银行，这个新成立的银行印制流通票据，承兑国家债权和商业债权，并吸收现金存款。

这种时隐时现存在了3000多年的公共银行告诉人们：中央银行是货币信用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需要的公共机构；商品化、货币化、信用化和国际化程度愈高，就愈需要它，在漫长的前工业化社会中，它只能缓慢地前进。这就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前身。

欧洲各国政府的资金来源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税收，另一种是政府的融资。年金是政府借贷的主要形式，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纷纷依靠年金来筹措款项。年金其实就是政府的长期借贷行为，但是让当时欧洲政府不堪重负的是一些短期借贷。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欧洲各国负债额剧增，各国财政金融家们都在努力将短期债务重新安排为长期债务。1656年，瑞典成立了一家私人银行――里克斯银行，并且发行钞票，到1668年，瑞典政府出面将其改组为瑞典国家银行，归国会所有，并对国会负责，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由国家经营。不过它早期的业务大部分属于商业银行业务的性质。

这个时期的英国政府，主要财源是税收，但是入不敷出，经常向“金匠”借款，利率高达20-30%。为了开辟廉价的资金来源，英国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授权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开始运行，其目的只是向政府贷款与发行银行券，但不久它便承担了其他多项业务：接受公众存款；进行金银贸易为政府转移海外财富；接受政府债券或者为政府债券兑现；为政府处理税收；接受客户的应付汇票并将其记入客户的贷方等等。1717年，在英格兰银行的主持下，英国政府将短期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务，将战前债务每年支付的高额利息转化成新的股金，年息为5%。也就是说，在债券到期之前，把本金和利息转化成低利息票。这样有利于降低财政部门的负担，但是投资者的收入却大为减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允许投资者持债券来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当时的投机热潮使投资者可能在股票市场上获得巨额利润，因此这次的债务转换进行得比较顺利。此次的债务转换体现了英国公共金融体制的成熟。国债交易市场的形成，也使英国财政体系走在了欧洲的前列，这是英国金融革命的重要标志。从18世纪开始，短期债务和后来固定的国债为工商业和殖民地开发筹集资金，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先决条件。

1833年，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成为法定货币，即由国家信用担保的、通过法律强制流通的纸币。在取得国家纸币发行特权后，英格兰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混合物，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扩大股本，一步步垄断货币发行，逐渐成为全国银行的中心。1844年的《皮尔条例》，正式承认英格兰银行作为国家机关，赋予它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利，并规定新设的银行、改组的银行及合并的银行不得发行银行券，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可随时到发行部兑换成黄金，发行部也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中的黄金。从银行金库中流出多少黄金，就有多少银行券流回发行部并被销毁；反之，有多少黄金流入金库，就有多少银行券进入流通。英格兰银行真正成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和票据交换中心。之后，英国几次爆发经济危机，公众开始大量提款，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屡次大幅下降。几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通过贷放，救助了大批商业银行，使它们渡过流动性危机，而英格兰银行岿然不动，执行“最后贷款者”的职能，从而确立了它作为银行界领导的特殊地位，又成为“银行的银行”。由此英格兰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做法，为欧洲国家树立了榜样，各国纷纷效仿，其他美洲、亚洲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央银行的必要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央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把中央银行的职能推到极致。一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他担任了英国内阁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接着又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他一生著述颇丰，贡献最大的是主张政府实行货币政策管理通货，调节货币数量以稳定物价。他的《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著作都反映了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主张。凯恩斯的理论，受到了经历过大萧条煎熬的各国政府的欢迎。

二战以后，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使宏观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体系。实现这一目标体系的手段是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初期，各国政府倾向于实行更具直接效果的财政政策，如减税与扩大政府采购，而货币政策尚“妾身未分明”。但1970年代以后，为达到上述政策目标体系，克服“滞胀”，财政政策显得独木难支，捉襟见肘，货币政策才被“扶正”，两策平起平坐，搭配运用，由政府相机抉择。由此，中央银行的地位也普遍得到了加强。

金融中心从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纽约的转移

如果说12－14世纪欧洲的金融中心在佛罗伦萨，那么15世纪中期，布鲁日就成了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德意志的汉撒同盟也达到了全盛。从16世纪开始，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为欧洲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的航线，各大洲之间仿佛织成了一张蜘蛛网，在网间流动的，是东方的丝绸、香料，是美洲的黄金、白银，是非洲的黑奴、象牙，是世界各地的技术、文化。但是，在这张网上最活跃的组织者不是丝绸的生产国中国、印度，不是黄金白银的产地国，也不是传统的阿拉伯商人，而是刚刚完成宗教改革的欧洲殖民者。1500－1750年，世界被卷入了商业革命大潮。新航线的出现必然造成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地中海中心移向了大西洋沿岸城市，安特卫普不仅是欧洲经济贸易中心，也是欧洲的金融中心。17世纪以后，随着荷兰共和国的兴起，阿姆斯特丹又力压安特卫普，成为欧洲最大的商港，其转口贸易与航运盛居欧洲之冠。靠着两大商业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荷兰进行着规模巨大的殖民地贸易。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的香料，并且在东南亚拥有规模巨大的种植园。西印度公司则垄断了非洲西海岸、美洲东海岸以及太平洋各岛屿的贸易特权。此时的荷兰在海外疯狂殖民，靠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大量的海外殖民地，荷兰在整个欧洲贸易中打败了其他竞争对手，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金融中心。

到了18世纪，商业的重心相应转移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对岸。英国凭借其工业实力，迅速取代了荷兰，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伦敦进而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其间，英国经过了与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连续不断的战争，到18世纪成为世界上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殖民地贸易和东西方贸易。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对外贸易迅速扩张，殖民地遍布全球。一战前英国海外投资高达40亿英镑，世界贸易的40％使用英镑结算，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但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受到了严重挫伤。美国两次参与世界大战，都不在自己本土打仗，而凭出售军火发了财。二战后，美国拥有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五分之四，美元地位超过英镑，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纽约转而成为世界经济金融中心。伦敦的金融地位虽然屈居世界第二，但仍然是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

从货币战到货币联盟

在1930年代那场灾难性的大萧条中，大批银行纷纷倒闭，整个信用体系濒临崩溃。各国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主要发达国家又把一些在贸易、金融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及其殖民地联在一起，组成货币集团，建立内部依附性的汇率制度。

首先建立的是英镑集团。1931年9月18日，英国放弃金本位，汇价下跌，英国以自己为核心，联合包括英联邦成员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组成了“英镑集团”。英镑集团内部均用英镑当基准货币，各国货币的汇率以英镑为准，可以自由兑换，贸易、信贷和投资使用英镑。成员国货币对英镑保持固定比价，汇率随英镑的变动而变动。英镑区内资金移动不受限制，对区外国家则须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区内各国收入的黄金和美元须按一定的比例售给英国财政部，作为英镑区的共同储备。然而英镑集团具有很强的排它性。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引发世界货币危机； 1972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英镑对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对区内资金移动加以管制，导致不少成员国的货币与英镑脱离联系。英镑区的范围缩小到了只包括英国本土和爱尔兰，英镑区基本上瓦解了。

美元集团则是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集团，于1934年美国废除金本位制、在实行美元贬值以后所建立。美元区内各国货币对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对外贸易不实行外汇管制，并把大部分黄金和外汇储备存于美国，贸易结算通过美元进行，同时美国承诺其他国家可以随时用美元从美国购买黄金。这样，美国通过以美元为主的区内附属性汇率制度，增强了其对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控制。

法郎集团是法国控制下的排他性国际货币集团。法郎区的成员主要是法国和当时的法国殖民地、托管地，包括法国、塞内加尔、马里、象牙海岸、上沃尔特、贝宁、尼日尔、多哥、喀麦隆、乍得、中非、加蓬和刚果等。区内各成员国货币都与法郎保持固定比价，区内贸易用法郎结算，资金流动不受限制，黄金外汇储备集中在法国保管。法国殖民地和托管地纷纷独立后，有些国家退出了法郎区。

由于英镑区、法郎区和美元区的存在，世界上出现了以英镑、法郎和美元为中心的三个依附性汇率体系。这样，世界外汇活动就主要集中在英镑、法郎和美元之间，世界各国五花八门的外汇交易就简化为以几个大国货币为主的体系，而这些大国则利用各自的货币集团控制成员国，对抗其他货币集团，使外汇交易向有利于这些大国的方向发展。

同期，德、日法西斯也组成了以自身为核心的货币集团。法西斯德国建立了马克集团即双边清算集团，参加的成员国是被德、日占领或控制的国家，是武力威胁下强制形成的封闭性货币集团，完全由德、日法西斯操纵为其侵略战争需要而服务，包括在划拨清算制度下通过清算帐户强迫掠夺占领地区。

1930年代货币集团的林立与相互对抗，使国际贸易与金融受到了更多的阻碍与干扰。为此，1933年6月，国际联盟在伦敦召开“世界通货经济会议”，有66国参加。由于矛盾重重，会议没有达成最终结果。1936年 9月，美、英、法三国从本身利益出发，达成“三国货币协定”。二次大战全面爆发后，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分别改成英镑区和美元区，比货币集团时期的约束力大大加强了。随着德、日法西斯的战败，马克集团与日元集团烟消云散。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战后资本主义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束了二次大战前货币集团林立的局面。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提出要在欧洲废除金本位，建立“新秩序”。为了回应德国提出的新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为盟国起草了“清算同盟”草案；美国凭着其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为了使美元成为世界权威性货币，起草了国际货币关系的计划。1942年，英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表了它们的计划。1944年，英美两国共同出面组织有关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会，会议提出，不要机械主义，不要无政府主义，要求各国对汇兑市场上的本国货币负责，为此要有一种协调机构，于是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成员国，要根据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交纳一定份额，宣布货币对黄金的平价。尽管名义上，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挂钩，但由于美国拥有世界绝大多数的黄金，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事实上形成了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由此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1950年代，就在美国得意于世界金融霸主地位的时候，令霸主不防的事情悄悄地发生了。二战结束后，为分派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和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1948年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并于1952年拟定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方案。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欧洲共同体由此诞生，并确定12年后建立一个完全的经济联盟。1960年代末期，欧洲经济联盟取得了关税同盟和统一农业政策的成果。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维持遇到了困难，国际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成了共同体利益的外部威胁，欧共体开始关心货币领域里的问题。1968年12月，欧共体产生了一个“巴尔计划”，核心是各国经济政策的趋同和货币政策的协调。1971年3月，关于“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获得通过，之后又产生了“经济与货币联盟思考小组”的建议：以建立长期稳定汇率为目标，设立一个汇率稳定基金以便扩大成员国之间短期支持的可能性，引入一个新的欧洲记账单位以利于稳定基金会的运作。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生效。1992年2月，欧洲各成员国首脑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向欧元过渡的严格经济条件，以及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时间表。1999年1月，11个符合条件的国家――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芬兰，成为欧元区的首批成员，参加国的货币之间及与欧元的汇率最终被不可更改地确定，欧洲央行成立，欧元可以在账面使用。2001年1月1日，希腊正式加入欧元区，同一天，欧元纸币和硬币与各成员国货币一起，在欧元区内流通，两个月后，各国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让位于欧元。
欧洲金融体系：世界金融体系的范式
三千年来，特别是近千年来，世界金融的发展，已经从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摊桌兑换，成长为摩天大楼中的现代化商业银行；从拥挤的咖啡馆里的争吵，成长为特大型证券交易所电子自动配对交易；从海滩上共同海损分摊的协商，成长为保单交易式的现代保险体系；从各种货币金属的鉴定与称量，成长为国际区域货币的电子汇划；从公共银行并经英格兰银行的实践改进，成长为能够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央银行系统和金融监管体系。千年来这种金融体系的进化过程，欧洲基本上走在了世界的前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领着其他国家的金融走向，直至今日，欧洲金融体系仍然是世界金融体系的范式。
尽管世界各地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只是推进时间的先后、表现出的具体形式不同而已。冷静地思考他山之石，客观地分析金融体系变迁的条件与路径，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中国金融改革，相信会有一定的补益。

❿ 请问哪里可以查看各国的CDS行情

CDS是一种类似保险的合约，以某一种债券作为参照物，交易双方不一定拥有此种债券，A、B两方对此债券的信用观点不同，A方从B方购买保险，例如投保额为500万美元，保险价格双方议定，A方每年向B方交纳保费，一旦参照债券违约，双方交易即终止，办理退赔手续，B方偿付500万美元给A方。由于原先CDS市场极其不透明，监管机构不知道每一项交易的细节，导致华尔街各大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债务纠缠，一旦某家大型交易对手倒闭便会给CDS市场带来极大的混乱、信贷市场的极大恐慌。巴菲特将CDS产品称为“定时炸弹”。CDS主要券商雷曼兄弟的倒闭引起的金融风暴便可知其中的杀伤力。

CDS的杀伤力还在于在参照债券违约时，对债券违约亏损的放大作用。由于交易对手双方不必拥有参照债券，在购买保险时担保额由双方任意确定，不必也无法预先知道已经有多少CDS以该债券作为参照，保额可能远远超过该参考债券尚未付清的余额。一旦债券违约，涉及的赔偿金额会远高于债券本身的数额，而且被卷入的机构会更多。

以前的CDS市场规模均由国际掉期和衍生产品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公布，该协会从2001年起开始调查CDS市场规模，当时为9190亿美元，到2007年底达到顶峰62万亿美元。今年7月底下降为55万亿美元。在这次金融风暴尤其是雷曼倒闭以后，数家结算机构对重复的CDS交易进行解套（unwinding）、冲销（netting），使得CDS市场规模大为减少。对此市场规模的反复修改争论本身便说明CDS市场不透明。

交易解套相当于保险中的退保，有主动解套和被动解套两种。主动解套在贝尔斯登、雷曼倒闭前的几天达到巅峰，主要是各个交易对手将与这两家投行的交易解除，赔偿再高罚金也在所不惜，或者将与这两家进行的交易转至另外一家机构（novation），除了交易对手改变外，其他参数不变。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后，账簿上的所有CDS交易由后者担保。雷曼破产后，各大机构又开始主动解套与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因为担心大摩会步雷曼的后尘。被动解套相当于保险中的退赔，参考债券发生了违约事件，如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雷曼破产、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被政府接管又被卖给摩根大通、冰岛三家银行被政府接管均被视为违约事件，所有以这些机构的债券为参照物的CDS全部解套，投保一方得到另一方的赔偿。另一种被动解套是由于交易对手的违约。雷曼原是CDS市场主要市场制造商（market maker），与各机构有数百万项的衍生品柜台交易（over the counter，OTC），相信有不下50万项的CDS交易，所有这些交易全部解套。

重复的交易是指两个交易对手在不同时间反复买卖同样的债券保险，比如A方今天从B方买得500万保险，若干天后B方以同样保费从A方买得同样数额的保险，这样两项交易相抵。各大券商会每个季度定期解除冲销这些交易。冲销的目的一则可以减少交易对手之间的繁杂付费手续，此外CDS市场从业人员希望冲销能够减少市场规模。太大的CDS规模被外界认为导致更高的风险，更易制造市场恐慌。雷曼破产后，其债券CDS票面总额被预测4000亿美元，市场陷入极大恐慌，但是统计结果只有720亿美元，在经过冲销掉重复交易后，最后易手的金额仅为52亿美元。如果市场预先知道这一数据，雷曼破产后的金融市场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CDS公开数据所反映的

当前金融风险分配

DTCC的数据表明，债务越多的公司被参照的CDS也越多，这些交易有近80%在华尔街大行之间交易。同时，参照的债券中各国国债和各企业债券不相上下，预示着市场对各国国债违约的担忧。

按照交易票面总额划分，15.4万亿美元的CDS交易参照债券是单一的各国债券、企业债券，或者资产抵押债券，另外的14.8万亿美元则交易各类CDS指数或者将指数按照风险分成的各种标准组块（standard index tranche）。由于指数的标准化，这些指数和组块是CDS市场交易量最为活跃的产品。华尔街投行甚至将交易单一债券CDS小组和交易指数及标准组块的小组分开，前者称为信贷流动交易小组（credit flow desk），后者为信贷混合交易小组（credit hybrids desk）。CDS指数由交易最为活跃的同类、相似评级的CDS组成，约有十多种，每种指数每半年更新一次，将违约的CDS成员剔除，换入交易更为活跃的成员。这些指数有北美优质评级企业债券（CDX IG）、北美劣质评级企业债券（CDX HY）、欧洲企业债券（ITRAXX Europe）、北美资产抵押债券（ABX）、房贷抵押债券（CMBX）、企业贷款债券（LCDX）、金融业债券（FINANCIALS），还有日本、除日本外亚洲的企业债券等。

DTCC的数据显示，如果冲销掉重复的交易，在各国国债的CDS交易中，意大利国债的CDS交易净额为227亿美元，有3253项交易；西班牙国债CDS交易余额为166亿美元，1900项交易；巴西122亿美元，交易数超过1万项。以下为德国114亿美元、俄罗斯83亿美元、希腊82亿美元、土耳其76亿美元。英国29亿美元/381项交易，美国国债是16亿美元/129项交易，中国19亿美元/1667项交易，日本18亿美元/293项交易。如果不抵消重复交易，土耳其以1886亿美元的CDS票面总额夺魁，但是抵消掉重复交易后，净额为76亿美元。

西班牙房地产市场低迷，全国经济在15年中首次陷入危机，信贷市场的冻结导致金融机构的股价大跌。西班牙国债CDS保费在10月24日达到112基点最高纪录，9月初则为47基点。11月5日的收盘价是80基点，与10月10日的价格持平。意大利10年期国债的价格在10月24日达到138个基点，在11月5日的收盘价是108个基点，意味着担保1000万美元10年期的年保费是10.8万美元，是8月份保费的双倍。

在参照物为企业债券的CDS中，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CDS交易余额最高，达到124亿美元，其次是通用电气的121亿美元，再次几乎全是华尔街金融机构，如摩根士丹利（83亿美元）、美林集团（82亿美元）、高盛（69亿美元）、全国房贷（Countrywide，67亿美元）、花旗（60亿美元）、瑞士银行（60亿美元）、瑞信集团（58亿美元）、巴克莱银行（55亿美元）、摩根大通（54亿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51亿美元）。如果不看CDS保费，这些CDS交易余额排序大约说明了CDS市场对这些金融机构的债券违约的担忧。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的前一天，原为华尔街第三大投行美林集团在9月中旬被美国银行收购，接下来的一周内，第一和第二大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股市和CDS市场双重绞杀，摇摇欲坠，逼迫财政部出台7000亿美元的挽救市场计划，两家最后的投行在一周内同时宣布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在10月中旬又分别从财政部得到10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注入。高盛由于主要业务如企业合并（M&A）、证券承销（ECM、DCM underwriting）在2008年大幅降低，华尔街一些分析师认为该行在今年第四季度可能出现1999年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高盛本周宣布裁员10%，约3200人。摩根士丹利则取消了今年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高盛、大摩的5年期CDS价格在11月5日的收盘价分别为311和423基点，股价在9月份以后分别下跌45%和53%。

CDS保费价格不包括在DTCC的公开数据之中。国债中CDS保费最高的国家是冰岛、阿根廷、巴基斯坦、乌克兰，最安全的国债则为马耳他、加拿大、德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芬兰。中国5年期国债的保费是140美元，意味着1000万美元中国国债每年的保费是14万美元，这是美国国债CDS保费的4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