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学派在国债上的观点

『壹』 “公共选择学派”是众多财政理论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布坎南·图洛克吗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罗 (Kenneth J．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塔罗克(Gordon Tullock，1922)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的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 加。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科斯(Ronald Harry Course,1910-)《社会成本问题》(1960)；荡斯(Anthony Downs,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布坎南(William Niskanen,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圣（Mancur Olson,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可以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型选择适当 的社会组织进行生产，即将公共服务类型与社会组织类型进行理性组合。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可证明在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半独立性的政府公司以及政 府机构等各种类型的组织，都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的服务来说，某一类组织会比其它组织干的更好。过去的错误是在对政府组织过分 的依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它在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比其它组织更胜一筹。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以市场机制来选择。即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当然也在公共机构之间开展竞争，就像顾客通过对私益物品的选择来决定企业的命运一样，也可以通过公民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决定对单个公共机构的存亡。

为扩大公众自由选择的范围和便利性，他们还主张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的重叠交叉，这是一种权威分剖（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的分权化，和公共服务组织的小规模化。因为规模小数量才能多，数量多了，选择才会更为便利。规模多小为宜，他们提出四条考虑原则：便于控制；利于提高效率；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

『贰』 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具有哪些启发和借鉴意义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
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

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

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

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

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

四、几点说明

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

1.混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界限。在以萨缀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当某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的，这一观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显然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但是，当上述结论被不恰当地转换为“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其财政政策就会是紧缩的”，就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在利益刚性的制约下，即使在通胀期间，财政支出也有可能不仅难于下降，反而还发生实际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在分析中发生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者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判断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不能简单地用规范分析来予以解释，否则研判的逻辑就变成了“应该是怎样，就会是怎样”，而这一逻辑显然不会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证券市场的研究中，“有效市场”概念属于一规范分析之范畴，用于说明证券市场之最佳状态，毫无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

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

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

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

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

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

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

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

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

『叁』 公共选择理论

一,背景和原因
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同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是应一定时代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与失败
二,界定
一个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或公共决策问题的新研究领域.
可以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一个政策科学学派,看作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
1,公共选择理论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本质)
2,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对投票及其相关决策程序的研究.(核心政府决策)
3,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决策方式)
两层含义:
一是集体性.单个人自己的决策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集体决策就不可避免,因而公共选择成为必需的;
二是规则性.决策就是指定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决定规则以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因此,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和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公共选择研究的集体决策范围包括国家,政府国防警察消防教育环保财产权分配等等政治问题.
4,公共选择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内在动力,通过民主投票实现的对公共经济的合理决策.(经济分析的前提)
5.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归结为三个要素:个人主义,经济理性和交易政治.
个人主义是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同样也被看成是集体行为的出发点.公共选择注重于分析个人行为,如投票人,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分析个人行为如何通过政治过程而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理性原则认为,人是利己主义的,追求个人利益和效益最大化,其活动受个人利益驱动与导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政治领域中也是如此,因此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或政府不应被看成是以大众利益服务为目的的.
交易政治认为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视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含有交易的性质.
三,特点
1.前提:
人都是理性行为者,其行为的目的是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政治领域中的人,即政治家,文官及其他国家(政府)代理人同私人经济中的是人一样的,都是"经济人",均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政治家追求选票最大化,选民追求投票净利益最大化,执行决策的政府官员追求预算最大化
2.切入点:决策环境的划分
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的联系与区别
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的联系与区别
个人利益最大化
动力
个人或集体之间进行的复杂交易
(政客,组织)
个人之间可进行的简单交易
(个人,厂商)
主体
规则
(不平等性和强制性服从与统治)
价格
(等价交换,平等自愿)
杠杆
选票
参与者公共承认的公共产品的成本
(政策,法律制度)
政治市场
钞票
物物交换
(商品)
经济市场
媒体
内容
3.理论特点
公共选择理论不在于研究选择的好坏,而是研究作为集体的国民为什么选择这样而不是选择那样.
没有价值观念的判断,而是对普遍规律的总结
4.交易概念的运用
选择→交换→交易
在公共经济学看来,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交换.
交易指经济人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出发,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自愿交换,从而得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交易的本质是帕累托改善过程,交易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交易的分类
简单交易:
基本的直接的交换,一对一的银货两讫.
复杂交易:
多个经济主体之间多重交换.政治决策过程即是多个"经济人"相互交易的过程.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公共政策研究具有可借鉴之处:
1.公共选择学者从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入手来研究政治和公共决策问题,为公共政策和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研究途径;他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来取代作为传统政治学主导途径的方法论集体主义,是对公共政策研究政治学途径的有益补充或扩展.
2.公共选择学者丰富了当代政策科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它的非市场决策理论,政府失败论,国家与政党理论,投票规则的损益分析,官僚体制与代议制民主的分析,扩展或补充了当代政策科学和政治学的理论研究.
3.有助于对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过程的本质及其局限性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人类公共决策过程及其规律性的认识.
足球世界中的公共选择理论
球迷追求看球过瘾,最好中国队称霸世界.
俱乐部追求赚钱多多.俱乐部内部,产权是国家的,可是选外援的回扣,出国考察的潇洒全是自己的,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足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队会买回来质次价高的教练,球员.
足协要钱,要官,要名,并且把这些凌驾于中国队的战绩(代表公共利益)之上.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是直接与我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这种理论至少为我们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选举的政治活动是如何进行的提供了一个或多个理论模型。公共选译理论对于各种角色的“公共选择者”的行为作了考察。各种公共选择者或者是作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投票者，或者是作为势力集团的组织者或成员；或者是作为政党的须油，或者是作为向上爬的或已被选上的政治家，或者是作为官僚；他们的活动被公共选择理论—一加以考察。这个理论使我们能对不同的体制规则集合下所会产生的结果类型进行某种推测，这些不同的体制规则是使集体的政治决策最后能达成的一种条件。

对于前面我们所讨论过的立宪设计问题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具有直接的规范含义。那些在先前接受了，尽管通常是自发地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行动的天真的空想模式的人，那些至今仍不认识立宪对于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的人，一旦认识到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全部影响之后，就不会无动于衷、继续坚持以前的做法了。公共选择理论在一种非常实际的意义上提出了一种“政府政治失灵理论”，这是与本世纪SO年代在福利经济学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理论”完全相似的理论，这样一来，政府对那些不能通过非政治化的市场的运转进行合乎理想的操纵的活动领域的侵入，就不再是理由充分、证据确凿了。这里所存在的整个限制问题必须从宣传上加以强调，这部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是可以以面对面的事实为基础进行分析的，部分是由于，在另一种民主决策过程的政体下对于政府行为的成本与效益的长期的反思是必然会进行的。

『肆』 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公债理论，真实债务与虚假债务是如何划分的那一类债务可以进行货币化通过那些途径

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1835～1917）是德国最著名的财税学家，优秀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近代财政学的创造者
阿道夫·瓦格纳是社会政策学派财政学的集大成者和资产阶级近代财政学的创造者。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教程》 （1876年）、《财政学》（1877～1901年）。瓦格纳根据其所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通过吸收、整理、总结以前社会政策学派史泰因、谢夫勒等人的思想及观点，逐步形成了 自己的以社会财政、税收思想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他把社会经济组织分为“个人的经济组织”、“共同的经济组织”和“慈善的经济组织”三种。财政是“共同的经 济组织中由权利共同体构成的强制共同经济”。并据此提出了新的国家职能观。认为国家的职能应有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的职能，国家应为“社会国家”。

『伍』 古典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在国债观点上的分歧在哪些方面

理论分歧背后的原因探析
不同的社会经济时代背景诱发了不同的公债理论学说。不同的公债理论学说背后都有其严格的限制条件或前提条件。
公债理论背后的假设1、
认为公债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有害论观点，在理论上往往是基于如下假设：
(1)社会上没有任何闲置资金或社会游资( Hot Money)；
(2)公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社会生产资本或生产性资金；
(3)公债筹措来的资金主要被政府用于奢侈性消费、战争费用等非生产性支出；
(4)公债所产生的还本付息的负担现值大于公债所产生的综合收益的现值。
公债理论背后的假设2、
认为公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有益论或有利论观点，在理论层面上往往假设
(1)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金或社会游资；
(2)公债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处于闲置状态的游资；
(3)公债筹措来的资金主要被政府用于生产性或投资性支出项目，或者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疲软条件下，公债资金被用于拉动或刺激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
(4)公债所产生的还本付息负担小于公债所产生的综合收益的现值。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是：
①否认新古典学派的二分法，即分析价值和分配问题的价值论和分析货币和价格问题的货币论，认为货币等名义变量的变动会导致产量和就业量等实际变量的波动，因而二分法是失败的。
②认为经济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实际不完全性是重要的。他们认为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其原因在于市场不完全竞争，经济只能获得有限信息和相对价格弹性，所以市场是非出清的，有明显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特征。因而可以认为凡是否认古典二分法，持有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和非瓦尔拉斯均衡的观点，都属于新凯恩斯学派。供参考。

『陆』 评述公共选择学派关于反政府干预与反官僚主义理论及现实意义。

反政府干预与反官僚主义的理论 （1）政府和政府官员行为的非理想化。在很多人看来， 在西方民主政体下， 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及其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因而由他们所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会按公共利益的原则与要求去 行动。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是人们的一种理想化的认识， 它与现实相去甚远。这是因为：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 ，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自私的动机， 因而由他们所组成的政府也同样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去追求其官僚集 团自身的私利。 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在于在行为动机上有何不同； 而在于他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制度约束不同， 在政府部门中要比在私人企业中所受的约束少得多。因此，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在政府部门中的人们最有可能恣意地去追求最大的个人私利， 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公共利益。 （2）政府和政府官员行为的非理想化及其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 鉴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的非理想化， 布坎南等人将政府的行为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联系了起来， 认为这种干预的结果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 率，并会产生官僚主义，因为政府官员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 他们总是希望不断地扩大其所在机构的规模，提高或增加其层次， 以相应地提高其机构的级别和其个人的待遇； 政府官员的头脑中已没有了成本一利润和投入一产出的概念， 再加之所受约束比私人企业中所受约束小得多， 因而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其自由度就大得多， 这些条件使得政府在许多活动中不计成本， 并形成其为社会的服务费用超出社会本应支付限度的现象； 又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性质多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因而， 正如经济市场中的垄断者可以利用其所处的地位谋取超额利润一样， 政府官员也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如所掌管的权力）， 任意地提高服务价格、任意地降低服务的质量， 变相地谋取更多的非法的个人私利；为了维持个人的既得利益， 在决策中他们也总是愿意避开有风险的敏感问题，采取推托、 敷衍的态度，以求明哲保身； 政府行为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爱做表面文章， 而往往不重视公众的实际利益，这是因为， 政府和官员往往喜欢追求个人的威信和政绩； 由于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工作进行监督的机构和人员，他们也是“ 经济人”，也会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付出。因而， 他们在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时， 往往会由于以下两方面的情况而使得这种监督流于形式：一方面， 监督者所需要的情报往往是由被监督者（即政府部门）所提供的， 因而很容易使真实情况被掩盖起来， 从而使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监督常常变得无效；另一方面， 由于监督者往往并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 因而监督者对于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就会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 因此，政府拐弯抹角所做出的、 有利于政府官员而不利于公众的决定， 往往就会造成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造成政府干预失灵。 参与公共选择的个人对政府行为约束的失灵也是造成政府干预失败和 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布坎南等人指出， 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条件下， 公共选择机制已无法有效地对政府的不合理行为起到约束作用。 这是因为：参与公共选择的选民也是自私的人， 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 他们在参与公共选择时的动机是要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政治决策；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公共选择活动中， 他又要遵循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原则去权衡这种选择行为。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选民们实际上并不能去选择最好的决策。因为，在政治市场中， 作为正确抉择基础的信息并不能免费得到， 反而常常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需要搞大量的调查、 去有关的咨询机构咨询等等）。在此情况下， 选民对那些由政治家或政府官员们所提出的方案对于自己的福利会有 何实际影响并不十分清楚， 因而无法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优选择， 反而常常会被那些追求私利的政治家或政府官员们所诱导和利用。 上述的官僚主义行为，虽然明显地不符合社会利益， 但对他们本人来说却合乎理性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所以， 官僚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 就在于官僚主义行为通常是给官僚主义者本人带来自身利益的一种最 佳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官僚主义也就总是禁而不绝。 根据上述的分析，布坎南等人得出了“政府干预失败”的结论。 按他们的说法，政府并非神的造物， 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国家是一种人类组织， 在这里做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同样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 如果说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 那么国家干预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相反， 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 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从而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 针对凯恩斯主义“市场失败论”的观点，他们指出： 当前困扰西方经济的政府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长期推行的必然结果。这些严重问题表明，与其说是“市场失败”， 不如说是“政府失败”；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 尽力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 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的时候， 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因此，凡有可能， 决策均应交由私营部门。

『柒』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学派：它的分析方法来源于经济学，研究者也大都是经济学家，但是研究的对象不是经济市场而是政治市场；它分析的对象是政治市场，但是分析的方法却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正因为如此，公共选择理论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的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人假设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政治的经济理论是就其分析的方法而言的，它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认为政治领域中的个人也是自利的、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的经济人；并将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分析扩展到政治领域（或称为“政治市场”），把人们在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过程视作“政治上的交易”，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
经济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和传统的政治理论相区别的根本原因。政治学的传统是假设政府是代表公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目标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如何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规范性论述。公共选择理论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保持了个人模型在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下的对称和逻辑上的一致性，得到了一系列“政府失灵”的分析结论。然而，利用一个简化的、一致的个人行为模型来分析政治问题，必然会得到一些和现实不一致的分析结论，这是任何抽象的分析模型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的同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任何单一的、对目标函数有明确界定的个人行为模型都不可能涵盖所有人类行为，现实中确实有许多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政治领域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行动指南的，正因为如此，公共选择理论在正统的政治学看来是离经叛道，受到一些学者的猛烈批评。 公共选择理论从决策的角度探究政治问题，探究由不同的个体形成的社会如何进行选择，做出社会决策。公共选择理论对社会选择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所谓社会选择不过是个人选择的集结，只有个人才具有理性分析和思考的能力，个人是基本的分析单位，个人的有目的行动和选择是一切社会选择的起因。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由个人选择入手分析社会选择的研究径路称之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是相对于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而言的，它强调的是分析个体的动机与选择模型对整体行为的影响，是一种从个体到整体的分析思路。这种分析方法是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和社会契约观在方法论上的反映。公共选择理论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对集体决策的考察和传统政治学将集体视作由个体组成的有机体所作的整体性考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进路：前者认为，集体行动是由个人在集体而非个体去实现既定目标时的个人行动所组成；后者则认为，个人是集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国家作为一个超个人的单位而存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被视为是独立于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在公共选择理论模型中，个人被认为在他们的私人行动和社会行动中都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公共选择是个人选择通过一定规则的集结。基于这样的分析思路，政治秩序能够从个人选择的计算中得到合理的说明。

『捌』 制度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

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他们将政治过程纳入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

『玖』 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

他们主张：尽管经济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消费者和厂商，而政治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 政治家、政客、选民和利益集团，但他们的行为目标并无差别，区别仅在于，在经济市场交易的私人物品，而在政治市场交易的是公共物品；前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 为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后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为公共物品利益和政治支持的最大化。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政府不过是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公共行为和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此外，由于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和官员之间的双边垄断，他们在预算规模上的目标一致性，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由于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直接民主面临高成本，而间接民主面临机会主义），公共选择学派为此提供了两种改革思路：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宪法制度改革。 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分支，公共选择学派一直是市场失灵的坚定辩护者。 他们所提供的救治政治市场失灵的两条思路，也只不过是将经济市场的运行规则引入政治市场。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好化改革，是指通过将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 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效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明确界定公共物品的产权；
2.在公共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官员的激励机 制，按照市场规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
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的显示其偏好。
所谓宪法改革，是指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布坎南认为，规则和政策的关系如同博弈规则和博弈策略的关系，前者 的改变可能增加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而后者的改变只会改变利益在参与者中的分配格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特征归纳如下：
1.公共选择学派继承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并将这一坚定泛化到政治领域；
2.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治市场博弈行为的结构也不必然为政 府干预经济提供理由；
3.基于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引入竞争直接否定了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公有经济的合理存在空间是非竞争的公共品领域”这一论断。
显然，公共选择学派尽管没有直接的主张公有经济的低效率，但从其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来看，公共选择学派是排斥公有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