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控制国债规模的可行性

Ⅰ 我国当前国债规模是否适当！！！

我国著名财政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何盛明教授曾经说过：

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从来都是为实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服务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价水平总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鉴于此，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又进一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济各项指标下滑的趋势得到控制。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
认识我们的债务规模，关键就要看国家财政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实施反周期调节的经济效果如何。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得以缓解，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改变，则需另当别论。但从今年的经济形势来看，还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到我们国家，国债规模的大小，我想应该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分析。笼统地说发债空间大小与否，我认为不具体，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从1993年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并在1996年顺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是，在软着陆以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这集中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而且，这三种矛盾交织并发、错综复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说反映了三大风险、三大困境，即国有企业处于困境，银行处于困境，财政处于困境。鉴于这三大矛盾同时并存，要摆脱困境，当然要从经济入手，从企业入手。而国民经济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国企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财政和银行的支持。但是，在这三大矛盾、三大困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回旋余地就不是很大了。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矛盾，那么，我国的国债规模究竟要搞多大呢？
衡量我国国债规模的大小，既要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够只求财政平衡而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又要从客观形势出发，考虑到财政自身的运行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的大小，一是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不能超过3%；二是债务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以60%为警戒线。从公开的数字来看，目前我国的赤字率还不高，好象发债空间还比较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一些隐性赤字，就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了。更重要的是，分析赤字率时，我国还有几点与西方不同。第一，我国的债务余额积累是从1982年开始的，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因而其债务率远远高于我国；国与国情况不同，债务率不具有可比性。第二，我们的财政能力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2%，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都在30-40%，财政能力比我国要强得多；而我国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弱，这一点在比较债务率时必须加以考虑。第三，我们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很不发达，发行的国债还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流通。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应当说是比较成熟的，无论国债发行多少，都能进入资本市场流通，通过市场的循环消化，债务问题便很难暴露；并且，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也要发行国债，以便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所以说，为什么西方国家债务率高于100%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在作国际比较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债的空间应该说不是很大了；我认为，现在财政已经尽力了。
1998年以来我国适度增发国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二是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是实施反周期经济调控的重要举措。从目前情况来看，亚洲一些国家已经相继走上了经济复苏的道路，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减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趋缓，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物价也出现止跌迹象。因此，我们的反周期调节也将告一段落。在经济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就要注意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应当以此作为调控目标。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有一种倾向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就是不分具体情况，一味地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需求不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买方市场时，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主要应当靠市场进行调节，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效果是有限的。过分依赖财政政策调整市场需求，事倍而功半。处理不好，还会导致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反过来又会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就是一个明证：首先是债务危机，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国债政策也是要谨慎使用的。

Ⅱ 我国为什么控制国债规模

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宏观调控的需要;
二是财政平衡状况;
三是国债市场的发达程度。

Ⅲ 我国现在的国债发行规模是否太大如何正确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不大 ，因为发达国家的国债的规模一般会有GDP的50%以上，有的甚至达70%，而我们国家只有2%左右，所以不大，有很大的空间。

Ⅳ 简述衡量国债规模的相对指标及意义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状况我国国债发行始于1950年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年—1958年又相继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终止了政府举债融资，我国成为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从1981年开始恢复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主要用于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由于当时弥补财政赤字可以向银行透支，因此，国债发行规模较小，增长较慢。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出台了《预算法》，规定财政赤字不允许向银行透支，使得国债发行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并在以后逐年增加发行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筹集建设资金以投入基础设施等建设，为此，1998年国债规模达3310.09亿元。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2000年至2006年发行量达44556.4亿元（详见下表）。我国国债对支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发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

Ⅳ 简述发行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原因

发行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适度的国债规模刺激经济发展,规模过大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适度的国债发行可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国家公债的运用可以影响市场利率。适度的国债可以调节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

原因：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较优方式。败政赤字出现后,一般有三种方式弥补。一是动用历年的财政结余;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三是发行国家公债。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将社会暂时闲置的个人公共消费资金集中起来,并改变其使用性质,将其转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或将资金沉淀下来,变一部分现实的购买力为潜在的购买力,从而减缓总需求压力。

(5)合理控制国债规模的可行性扩展阅读：

在所有的理财产品中，国债由国家信用做为背书，应该是属于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称市场称为“无风险投资”。

2019年，国债三年期收益率为4%，五年期收益率4.27%，相比银行定期同期产品并不低。在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兑的情况下，国债毫无疑问成为了“保本理财”性价比较高的替代品之一。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储蓄国债“随到随买”试点，将储蓄国债发行时间由原来的10天延长至全月。

而个人投资者可在4月全月，通过40家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共计约13万个营业网点，以及27家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的网上银行购买储蓄国债，有利于提高个人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便利性。

本次发行的电子式储蓄国债在发行期内不得提前兑取，发行期结束后方可提前兑取。而且提前兑取业务只能通过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柜台办理。

Ⅵ 研究国债规模的意义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状况
我国国债发行始于1950年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年—1958年又相继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终止了政府举债融资，我国成为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从1981年开始恢复发行国债，国债的发行主要用于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由于当时弥补财政赤字可以向银行透支，因此，国债发行规模较小，增长较慢。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出台了《预算法》，规定财政赤字不允许向银行透支，使得国债发行规模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并在以后逐年增加发行量，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大量发行国债筹集建设资金以投入基础设施等建设，为此，1998年国债规模达3310.09亿元。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2000年至2006年发行量达44556.4亿元（详见下表）。我国国债对支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发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

Ⅶ 国债期货交易的恢复国债期货市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l、国债期货交易可以有效地管理利率风险，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提供利率风险防范机制和工具。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放松金融管制的要求，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银行加快了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利率风险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市场主体对于利率风险管理及其工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国债期货正是利率风险管理地有效工具。
2、国债期货交易能提升国债市场功能，促进国债市场发展，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首先，国债期货交易能显著地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度。流动性不足是困扰国债市场地深层次原因之一，严重制约了国债市场功能的发挥。其次，国债期货交易有助于培育机构投资者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这是因为：(1)培育机构投资者需要丰富的投资品种和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作为市场依据，恢复国债期货交易可以为机构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品种，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降低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组合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恢复国债期货交易有利于减少市场操纵行为，形成比较公平的市场环境，真正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
3、开展国债期货交易能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从上讲，国债期货交易要以利率市场化作为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又需要国债回购、期货和期权市场作为配套的市场机制。由于国债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的排头兵，更需要国债期货市场的起步和发展作为呼应。
4、恢复和发展国债期货交易是完善期货市场，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现实需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有助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而恢复国债期货交易可以作为我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切人点。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积累了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经验和教训，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另外国债期货与其他金融衍生品种相比风险较小，因此，可以把恢复和发展国债期货交易作为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切人点。
(二)可行性 我国环境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时已经有了显著变化，无论是在利率市场化还是在现货市场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也为当前恢复和发展国债期货交易准备了条件。
1、利率市场化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国债期货的恢复提供了现实依据。国债期货是利率期货的主要品种之一，利率的市场化和资金的流动性是国债期货产生的重要条件。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对利率的管制己越来越松，利率市场化必将成为必然趋势。如我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已经放开，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已经取消，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1996年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启动，2000年实现外币利率的市场化，其后又推出了利率市场化的三年步骤。这表明我国为适应新的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开始朝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大步迈进。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和国债期货的推出是相互作用，相互的，利率市场化为国债期货的恢复提供了必要条件，国债期货的恢复又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配套的保障机制。
2、快速发展的现货市场为恢复和发展国债期货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在国债的发行规模上，1997——2001年的国债发行量分别为2449.39亿元、 3808.67亿元、4014.5亿元、4880亿元和5004亿元自1998年以来无记名式国债的发行完全停止，凭证式国债的发行比例相对下降，而可上市流通的记帐式国债的发行比例则大幅上升，市场流动性大幅提高。其次，国债期限结构更加完善。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1985年至1993年之间，是清一色的 2到5年期中期债券，1994年开始出现了近20%的1年期和少于1年期的债券，同时也有小部分超过6年期的债券，不过没有出现10年以上的长期债券，1997年发行的国债中10年期债券约占5.5%，而2002年以来国债包括了l、2、3、7、10、15和目前期限最长的30年期国债，在长短期限配搭上较以前分布更为“均匀”，使我国国债市场的收益率曲线更为完整，也为国债期货提供了依据。
3、商品期货交易的开展为我国推出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恢复国债期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国债期货作为金融期货的一种与商品期货交易具有很多共同点，如其价格载体都是现货，其交易机制都是依赖于投资者对未来现货市场价格的预期等，因而在恢复国债期货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商品期货交易一些成功的经验，并有目的的避免一些在商品期货交易中发生而且有可能在国债期货交易中发生的。同样商品期货交易市场的规范和发展在交易场所、交易规则设计、交易监管等方面为国债期货交易市场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Ⅷ 国债投资可行性有多大

国债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国家发行的债卷。特点是风险低但是收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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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具有什么意义

关于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必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指标入手进行分析。从国民经济大范围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和与国际比较同口径的赤字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内，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从财政收支角度看，由于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债务规模偏大，进一步拓展的余力十分有限。二是研究赤字与债务适度性问题，没有必要考虑有关财政性指标，只要将赤字率与债务负担率控制在3%和60%范围内即可。绝大多数国家也正是依据总量指标制定财政和债务政策的。三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经济紧缩采取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其出台之时财政已面临了多年困境。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不断持续，中心财政赤字增加较多。从长远看，假如继续扩大赤字和国债规模，将损害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考虑从现在起逐步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中长期目标仍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赤字与债务问题在我国财政乃至经济全局中的重要性。但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的预警指标问题，既不宜单纯就财政论财政赤字与债务，也不宜单纯考虑宏观需要而忽视财政面临的困境。同时，我们也应注重到，即使依据上述指标计算我国的赤字与债务指标，目前仍得不出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的论断。
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熟悉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非凡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普遍保持在45%左右；其债券市场较为成熟，治理规范，债券的发行、流通比较顺畅，有助于赤字与债务问题的缓解。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财政赤字年年有，政府债务规模也不小，但不仅未对其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其经济发展。
我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上的不足，更反映在政府财力尤其是中心政府财力的薄弱。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的每一步推进，相伴而生的是财政收入的相对减少，财政“两个比重”的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并未因新的财税体制改革而根本扭转。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5.0%，比1994年仅提高3.8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心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2000年为52.2%，比1994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财政面临着一方面中心财力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沉重的两难局面，各方面要求增加支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假如进一步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最终都将不同程度地依靠中心财政。凡此种种，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支出的缺口不得不通过债务融资方式解决，也不得不保持一定数量的赤字和债务规模。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财政性融资的支持。1978年—2000年，我国财政有20年的赤字历史，只有在1978年和1985年出现了很少量的财政盈余，利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融资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基本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再证实，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假如仅仅看到财政债务增长过快，中心财政债务依存度较高就得出缩减赤字与债务规模的结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财政赤字、债务规模和收支差额虽然得到了较好控制，然而国内需求持续低迷，经济紧缩进一步加剧，投资增长逐步滑坡，从而导致经济不景气一财政财源萎缩一经济更加不景气一财源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能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财政所面临的困难，切实加强对债务收入的有效运用和治理，提高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益，在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培植未来财源。
2.从上述指标的实际计算结果，目前也尚得不出我国的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结论首先，从国债负担率看。“九五”时期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分别为7.29%、8.17%、10.03%、13.90%和14.64%，而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仅为16.44%，2001年的债务负担率约为16.37%，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从赤字率看。根据我国《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心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第三，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心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心财政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心财政支出全貌。假如将国债依存度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心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100%.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心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心财政支出，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国债净收入／中心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与国债依存度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100%）。根据国债依存度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98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假如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非凡是债务依存度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
二、通过建立稳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赤字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但要针对我国财政基础仍比较薄弱的现实，在保持一定的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和财政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巩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积极运用税收政策，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实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减少税收流失，把该减的税减下去，积极地贯彻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的税收依存度，逐步降低债务依存度，使国家财力大大增强，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财力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遗产税，健全地方税体系。
2.健康的财政体制是财政稳健运行的基础。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加快费税改革步伐，扩大财政经常性收入。全面贯彻实行收支两条线治理方式。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规范税收减免和支出治理体系。继续搞好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方的、乡镇的财政困境。
3.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经常性收支基本平衡原则。从严控制经常性预算中一般性支出，适当压缩对企业的直接补贴和事业费支出，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再就业补助，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保证重点支出的资金需要。我国财政风险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地方财政要严格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果断不打赤字，要根据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安排财政支出，要采取措施处理好地方财政负债问题。
4.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加快国债市场建设步伐。有关部门要确保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保证国债项目质量。应研究单独编制建设国债预算，加强对国债资金筹集使用的治理。进一步优化国债期限和利率结构，积极推进国债发行和流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适当提高机构投资者持有国债的比例，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活跃国债市场，提高国债治理水平，发挥国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Ⅹ 国债利弊与国债规模评价

在我国，国债的发行方式几经变迁。上个世纪80年代，采用行政分配的方式，摊派发行国债。到了90年代初，便改为承购包销，主要用于不可流通的凭证式国债。时至今日，已演变为四种发行方式并存，它们分别是：直接发行、代销发行、承购包销发行、招标拍卖发行。直接发行方式，指的是财政部面向全国，直接销售国债。这种发行方式，共包含三种情况，一是各级财政部门或代理机构销售国债，单位和个人自行认购。第二种情况，也就是80年代的摊派方式，属带有强制性的认购。第三种是所谓的“私募定向方式”，财政部直接对特定投资者发行国债。例如，对银行、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基金等，定向发行特种国债、专项国债等。代销发行与直接发行正好相反，财政部委托代销者负责国债的销售。我国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运用过这种方式。至于承购包销，顾名思义，就是指大宗机构投资者，先承购国债，只有包销出去以后，才能获利。倘若销售出了问题，那么售不出的部分，只能自己消化。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承购包销成为我国国债发行的主要方式。事实上，不仅我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这种方式。 国债发行第四种方式，是招标拍卖方式。采取这种方式，国债认购价格或收益率等，都不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而是在拍卖场上投标竞价确定。在这里，招标有两种具体方式，竞争性招标和非竞争性招标。前者既然冠名为竞争性，自然就暗含了排它意味，在竞争性招标条件下，投标者把认购价格和数量提交招标人，招标人据此开标。决定中标的依据，就是发行价格的高低。投标者认购价格高，招标者受益就大，所以出价高者胜出。而非竞争性招标，乍一看与竞争性招标相似，实则差异巨大。说它们相似，是因为，非竞争性招标沿用竞争性招标的方式开标；说它们不同，是指结果不同。实行竞争性投标，只有出价最高的投资者获得国债发行权。而采取非竞争性招标，却类似于吃大锅饭，参加投标的投资者人人有份。 通过非竞争性的招标拍卖方式发行国债，在中标价格确定上，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招标规则：“荷兰式”招标和“美国式”招标两种。所谓“荷兰式”招标，指的是中标价格为单一价格，这个单一价格通常是投标人报出的最低价，所有投资者按照这个价格，分得各自的国债发行份额。而“美国式”招标，中标价格为投标方各自报出的价格。举个例子，在一场招标中，有三个投标人A、B、C，他们投标价格分别是85元、80元、75元，那么按照“荷兰式”招标，中标价格为75元。倘若按照“美国式”招标，则A、B、C三者的中标价分别是85元、80元和75元。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竞争机制引入国债发行，而且从2003年起，财政部对国债发行招标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即在原来单一“荷兰式”招标基础上，增加“美国式”招标方式，招标的标的确定为三种，依次是利率、利差和价格。 从国债开始发行那刻起，它就有章可循。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人们对规则的理解各不相同。随着国债发行在各国实践的深入，很多旧的原则不再适用。而有些原则，却经过反复考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以景气发行原则为例，它是指发行国债，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保经济的景气，也就是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就要求国债发行者审时度势，相机抉择。例如，经济萎缩低迷，需要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时，短期国债就要披挂上阵，身先士卒。此中原因，不难理解：短期国债流动性强，能在较短时间内筹集更多的资金，就如冬天里点燃的一堆堆烈火，有助于经济快速回升。 国债发行过多，规模过大会造成流通性泛滥，也会改变债券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使持有者的债券出现大幅的波动，对长线持有者而言不会影响实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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