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发行成本

㈠ 为何说绿色金融能有效"赋能"绿色环保产业发展

绿色金融不仅可“赋能”绿色环保产业发展，引导实体经济步入绿色转型通道，而且能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目前，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力量仍主要停留在政府层面，需要动员和激励广大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绿色资金，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和市场参与主体建设，培育和开发更多的绿色金融工具，拓展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

其次，在微观层面，引导更多地方政府设立绿色基金，积极开发绿色指数与相关产品，引入更多民间资金进入绿色金融领域。同时，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鼓励地方出台适合本地的绿色金融实施方案，建立地方绿色项目库，为地方项目对接国内绿色资金。

再次，不能“关起门”发展绿色金融，要在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积极吸引绿色外资，发展碳金融市场、环境权益抵质押体系，真正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绿色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国内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

㈡ 绿色金融是如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政治回答

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对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及规划建议中，对发展绿色金融进行了阐述；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绿色金融。不仅如此，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在政策环境、规模体量和市场建设等方面也成绩斐然。一是绿色金融政策体系逐步建立。1995年，央行颁布《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了《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绿色金融正式在中国诞生。随后央行、环保部、银监局、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先后出台了绿色金融相关制度文件，绿色金融制度进一步完善。2016年，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批准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体系进行了顶层设计，标志着绿色金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实践绿色金融。各银行机构纷纷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08年10月，兴业银行成为中国首个加入“赤道原则”的银行；2012年浦发银行推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2.0”。各保险公司则设立了环境责任险。三是绿色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在政策支持下，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有序推进。截至2016年年末，交易商协会支持绿色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规模已超1500亿元。2016年，中国发行绿色债券23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绿债发行量40%左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方面，2013 年先后在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和重庆两省五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四是绿色金融示范区启动试点。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中国绿色金融虽然发展成就显著，但由于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首先是相关法律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表现为：首先是立法层次较低。在国家层面没有正式法律出台，仅是一些部门规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力；现有的制度体系操作性不强，未将绿色项目的正外部性和污染项目的负外部性体现在市场价格上，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金融优惠等政策未有效跟进，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盈利性不强。其次是基础性工作不牢固。绿色金融的概念不明确，各方对绿色金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一致，口径的不一致导致了数据缺乏可比性。绿色金融各项标准不完善，各方主体的责任与权利不够具体明确。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再次是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各相关机构“绿化”程度不够，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兴业银行一家“赤道银行”，多数银行金融机构没有深入参与到绿色金融业务中。绿色金融总体体量较小，名义上许多银行机构公布的绿色贷款占比远超90%，但实际真正用于绿色发展的资金占比较低。绿色金融产品种类有限，以绿色信贷为主，其他直接融资业务发展相对滞后，覆盖范围有限。最后是中介机构、人才等配套支持不足。国内还没有成立专门的绿色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信用评级、第三方认证、资产评估、信息咨询、环境风险评估等专业性服务机构涉足绿色金融业务较少。
探本溯源，绿色金融是在相关政策指引下，通过贷款、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更多社会资金支持节能环保、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应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加大金融对改善生态环境、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的支持，为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此，笔者认为应重点做好六大体系的建设：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重点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绿色金融基本法律制度、绿色金融业务实施制度、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等绿色金融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推进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引导有关各方积极参与绿色金融，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特别是要强化市场手段，实施差别信贷政策，通过享受一定的政策利差补贴使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有利可图。三是强化考核硬约束，完善监管体系。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主体分别开展绿色绩效考评。金融监管当局应联合有关部门，完善绿色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四是完善市场机制，构建全面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绿色金融参与的市场主体，重点是调动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创建专门的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对现有政策性银行信贷进一步“绿化”；加快绿色中介机构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信用评级、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服务。五是创新业务模式，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大力推进绿色信贷创新，把绿色环保理念引入信贷政策，切实增加盈利性和可操作性；积极发展绿色债券，推广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业务；开展绿色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建立健全绿色金融衍生品市场，完善配套的中介服务市场；加快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六是建立健全环境成本信息系统，加快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完善企业数据库，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将大气污染排放、水污染、垃圾等造成的环境成本尽可能量化，在此基础上对企业、产业开展绿色评级试点，开展排污费收取及排污许可证发放和价格补贴、资源税收取及企业环评等；引导投资人基于绿色要求进行投资决策。

㈢ 为什么绿色债券具有清洁，绿色，期限长，成本低等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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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绿色债券认证与评估行业收费标准是多少

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在境内外的发行规模已达2200亿，占到全世界同期发行的绿色债券的42%，高居世界第一，对支持国内环境效益改善、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化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我国银行间市场的自律组织，交易商协会亦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系列政策要求，及时启动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评议工作，推进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指引的起草与完善，深化与境内外机构的沟通合作，做好市场培育，目前共支持绿色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1100余亿元，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品种不断丰富。

㈤ 优先票据是什么

优先票据，即优先债(senior debt)， 是公司债的一种，是指在企业破产清算时，需要优先偿还的债务，相对而言其安全性较大，利率较低，周期较长。

这种债务有企业资产担保，因此风险较小，收益率低，但有发行上限:一般限定于企业的固定资产范围之内。

(5)绿色债券发行成本扩展阅读：

优先票据主要指投资级票据，次级票据主要指投机级票据。优先票据本息回报的支付责任先于次级票据，期限也较次级票据长。一般情况下，付清优先票据本息之前次级票据仅付息，待付清优先票据本息之后才支付次级票据本金。

由此可见，优先票据信用因风险较低而获增级，但回报也相应较低，次级票据回报则相应较高。

这种根据不同投资者对不同风险和回报的不同偏好划分不同评级的投资交易，有利于票据更加符合资本市场的E市标准，获得更好的发行条件，扩大投资者队伍，降低综合成本，提高证券的适销性和发展规模。

㈥ 发行债券是利好还是利空

这个不好说，得看发行公司得目的，下面具体介绍一下：

1、如果企业想更好的发展，那肯定是利好。上市公司发债，募集资金，都会在发债说明书上面说明资金用途，单纯从发债角度看来，都是用于扩大经营的，是利好；

2、如果企业是发展遇到大困难，想搞小动作，那肯定是利空。如果企业债券的项目不明确，那么就尽量不要投资。

(6)绿色债券发行成本扩展阅读：

以国债、金融债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称为债券型基金，因为其投资的产品收益比较稳定，又被称为“固定收益基金”。根据投资股票的比例不同，债券型基金又可分为纯债券型基金与偏债劵型基金。

债券是一种有价证券。由于债券的利息通常是事先确定的，所以债券是固定利息证券（定息证券）的一种。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债券可以上市流通。在中国，比较典型的政府债券是国库券。

参考资料：发行债券-网络

㈦ 绿色债券融资的融资成本高吗

绿色债券是指任何将所得资金专门用于资助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项目或为这些项目进行再融资的债券工具。相比于普通债券，绿色债券主要在四个方面具有特殊性：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绿色项目的评估与选择程序、募集资金的跟踪管理以及要求出具相关年度报告等。
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等低碳项目初期投入大、短期回报不明显及技术风险大的特征使得目前市场投资动力和融资激励不强，目前其投融资更多地是靠行政手段，而“绿色债券”的创新使得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成为了可能。
1、“绿色债券”的功能
从资金角度看，由开发性金融机构统一发行绿色债券筹资，并通过政策性贷款将资金分散到各项目使用的模式，较企业发行项目建设债券或商业信贷筹集项目资金而言更具成本优势。从市场角度看，市场固有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也使得投入大、短期收益不明显的项日，通过市场推广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绿色债券”工具的运用则能有效降低投入成本，刺激企业部门加速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推广。
2、“绿色债券”运作机制
“绿色债券”的发行由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行，委托一家或多家债券经理人向社会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债券持有者)发售，所筹集的资金形成一个“绿色债券基金”，向特定的扶持对象(借款人)发放用于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等低碳项目。为保持“绿色债券基金”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借款人一般是采取分期的形式偿还贷款，贷款利率则可以综合社会效益、技术特征及风险进行定价。
相对于其他融资方式来说是更低的，但需要的条件就要求更高些，额度也有限制。
比如国内信用证融资就成本更高，但需要的条件就低，额度可以达到大额。

㈧ 怎样查到中小企业发展状况的最新数据

1、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在手机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㈨ 绿色债券和普通债券有什么区别都可以买吗

㈩ 上下游怎么算好生态补偿账本

8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拥有152公里长江岸线。据了解，2016年开始，江西在全省100个县市区全面推开流域生态补偿，2016年至2018年三年间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规模将超过75亿元。

2015年，两省首轮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到期后，安徽、浙江启动了第二轮试点工作，并在原有基础上各自再追加1亿元，用于新安江的生态环境保护。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安徽围绕新安江水质作出了不少努力。据罗宏介绍，仅黄山市就关停了170多家污染企业，90多家工业企业陆续搬迁至循环经济园，优化升级项目510多个。

但他也表示，相比这些努力，安徽最终得到的生态补偿资金“从成本来说是不够的”，而且也很难算清具体成本。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地方在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时遇到的共同问题。作为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手段，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方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但在实践中，还存在资金不足，缺乏细化标准和规则，上下游之间的环境账、经济账很难算清等问题。

地方政府的成绩表和驱动力

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学者出身的杨志平显得很自信，回答提问时各种数据信手拈来。这两年，江西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累计投入的资金总额位于全国前列，作为江西省发改委下属的山江湖办公室副研究员，杨志平曾参与这项制度的筹划和执行。

从2016年开始，江西在全省100个县（市、区）全面推开流域生态补偿，当年及2017年共投入流域生态补偿资金47.81亿元。今年将再筹集超过28.9亿元实施补偿，3年间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规模将超过75亿元。

按照《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这些资金的分配将以水质为主要指标，同时兼顾森林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等因素，对水质改善较好、生态保护贡献大、节约用水多的县（市、区）加大补偿力度。据杨志平介绍，江西还出台了相关的考核评分办法，共设立数十个具体的考核指标，并出台了相关资金使用办法，要求各县市每年6月汇报资金使用情况。

这些资金正成为江西各地生态环保的成绩表和驱动力。据杨志平介绍，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以来，寻乌、安远等县市已获得上亿元生态补偿金，而南昌下属的一些区县不仅没拿到这笔资金，反而还要向省级财政缴纳数百万元。

类似的做法也出现在长江上游的其他省份。在湖北宜昌，当地将长江支流黄柏河的断面水质监测结果，与下属的夷陵区、远安县的生态补偿资金、磷矿开采份额“双挂钩”。

据宜昌市黄柏河综合执法支队队长洪钧介绍，当地在这两个区县设立了18个水质监测断面，每10天测一次，作为“双挂钩”的重要依据。例如，夷陵区将水质监测结果分解到流域内的乡镇、企业，以倒逼污染排放企业改造升级。目前该区已搬迁拆除规模养殖场53家，整治排污口32个，新建乡镇污水处理厂9家，改造升级6家。

“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直接挂钩，如果做不好，县政府要缴纳生态补偿金，失去更多开采份额，也实现了相互竞争。”洪钧如此总结这一试点经验。

将“双挂钩”作为生态补偿重要做法的，还有贵州。据贵州省水利厅总工程师李晋介绍，贵州实施了由省级财政奖补的生态补偿机制：如果水质达标，上游地区不仅可获得下游地区提供的生态补偿金，还可获得省级财政奖补资金，反之则要缴纳罚金。

这一机制也与地方干部的考核直接挂钩，由水利、环保等部门将各地生态补偿的实施情况向组织部门汇报，直接与干部考核相关联。

上下游怎么算好生态补偿账本

虽然已有阶段性成效，但李晋还是认为，生态补偿的范围和规模应再大一点。“贵州是西部省份，还是缺乏资金，希望长江流域的其他省份能多参与这种生态补偿。”

杨志平也清楚，许多地方的试点经验背后仍然存在问题：“这都是江西自掏资金构建的。”作为政策参与者，他坦承这类由各地实施的生态补偿尚属纵向的奖补措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横向生态补偿。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保护者受补偿、受益者付费的机制还没建立起来。”他呼吁，长江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亟待建立。

但跨行政区域的制度协调，一直是个大难题。在流域上下游间实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仍需要解决许多细节问题，尤其是怎么算好上下游之间的环境账、经济账。

在开展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比较早的安徽和浙江之间，就曾因指标细则不同而造成过困扰。

在刚开始试点时，安徽和浙江对交界处新安江的水质评判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安徽方面认为，应该以河流水质的三类水作为评判基准；浙江方面则认为，新安江在进入浙江省后注入千岛湖，应该以湖泊二类水水质为基准。而河流三类水水质不监测水的富营养化指标，湖泊二类水则把富营养化指标看得很重。

不同的指标，意味着不同的治理成本。最后，两省协商决定，将新安江最近3年的平均水质情况作为评判以后水质变好或变坏的参照。

生态环境部水环境监管司司长张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整体看来，许多生态补偿试点仍未达到目标效果。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目前他“还没见到全国有哪个地方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机制”。

张波分析，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很难算清楚“账本”：上下游之间应该补偿多少，以及从哪些方面补偿，哪些生态保护工作是上游本来就应该做的，哪些是为下游和流域整体做的，“这个账该怎么算，还缺乏一套基础的东西”。

“罚多少、奖补多少，这个数额怎么算是关键。如果算不出来这个数，怎么能让上下游地区形成共识，来签合同呢？”张波认为，推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应以上游地区的指标为主要参考，但也要评估上游自身的生态保护职责，但也正因如此，才难以算好详细的“账本”。

期待更多补偿方式和协调机制

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很多地方与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忠认为，生态补偿的方式可以更加多元化，例如除资金补偿以外，下游地区也可以考虑以产业转移、共建产业园区、人才培训、对口支援等项目式的方式来为上游地区提供补偿。“上游把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下游有发展空间，上游也可以参与到下游的产业发展中。”

李忠也认为，考虑到一些地方财政的现实压力，开展横向生态补偿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发行绿色债券，建立生态银行、湿地银行，或者引入大型企业，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生态保护工作中。

来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