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十年代国际债券市场的大发展

『壹』 八十年代的国债券收藏价值怎样

哇，你居然还有这东西，留着吧，以后会很珍贵的。好羡慕你。

『贰』 2009年国际债券市场的大事件有哪些

主要国家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前期先降后升，后期大幅下降

年初至3月中旬，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进一步扩散，市场对美国
经济将陷入衰退的担忧加深，国际股票市场大幅下挫等因素影响，主
要国家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其后，因国际能源及食品价格大幅上
涨，各国通胀压力加大，且国际股票市场回升，主要国家中长期国债
收益率振荡走高。6月下旬起，在各主要经济体逐步陷入经济衰退，
通货紧缩风险加大，全球央行进入降息周期，以及全球股市下跌使得
大量避险资金转向低风险的国债市场等因素影响下，各主要经济体的
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

1、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前期先降后升，后期大幅下降

年初至3月中旬，经济前景不佳和美联储持续降息，导致美国中
长期国债收益率振荡下跌。其后，受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有
所减弱、美国股市上扬，以及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逐步降温等因
素推动，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振荡走高。6月下旬起，在美国次贷
危机进一步扩散引发严重金融危机，全球股市重挫，各国实体经济情
况恶化，投资者纷纷买入美国国债避险以及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
平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低。12月30日，美
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收于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2.0607%。年末，美

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收于2.2241%，较上年末大幅下降180.7个基点.

2、德国、英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前期先降后升，后期大幅下降

2008年一季度，德国与英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走势与美国相似，
也出现下降，但因经济形势好于美国和通胀压力的支撑，跌幅较小。
其后，因通胀压力加大导致市场对欧央行和英格兰银行加息预期升
温，德国、英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升。6月下旬后，由于德国
和英国实体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德国和英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均出现
显著下降。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于12月29日报收2.916%，为1989
年以来最低点。年末，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收于2.944%，较上年
末大幅下降141个基点；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收于3.017%，为30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较上年末大幅下降154.8个基点。

3、日本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前期先降后升，后期大幅下降

年初至3月，由于市场对日本央行降息的预期有所升温，日本中
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跌。其后，在日经指数回升以及中长期通胀压
力加大等因素影响下，日本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6月下旬后，在
日本经济衰退风险逐步加大和欧美债市影响下，日本中长期国债收益
率下跌。年末，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收于1.168%，较上年末下降
33.4个基点.

『叁』 国际债券的发展历史

（一）欧洲债券市场
欧洲的债券市场发展源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阶段，为了筹集冒险资金和战争资金，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先起国家和公司发行了带有国债及企业债性质的债券，这些债券最初是被富有的个人投资者持有，债券的交易主要发生在个人投资者之间，以场外市场为主。然而，在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投资者结构中，交易者个人之间存在信用风险，场外市场无法消除个人投资者之间的结算的信用风险，因此债券市场发展非常缓慢；随着交易所设立专门的清算机构，极大降低了信用风险，满足了中小投资人的需求，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40年代，场内债券交易迅速发展，并成为债券的主要交易场所，场内交易市场清算方式的创新促进了债券市场的融资效率和交易效率；但是，随着战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和债券存量的急剧扩大，大量的债券集聚在机构投资者手中，债券的大宗性和低收益性逐渐显现，机构投资者开始在场外以询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债券交易逐渐又从场内交易转移到场外，截至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市场的场外交易量占整个交易量95%以上。
欧洲债券市场的发展路径经历了从场外交易到场内交易、再到场外交易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最优的债券市场模式并不是由政府强制外生给定的，而是由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变化主导，投资者对交易方式和结算方式等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债券市场的交易方式，投资者结构的变迁决定了债券交易的市场模式。现阶段，欧洲各国以场外交易为主、场内市场为辅的市场模式既满足了机构投资者的需求，又满足了个人投资者小额、标准化和防范对于信用风险的需要，极大促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
（二）美国债券市场
1790年，为了偿还独立战争的债务，联邦政府发行了8000万美元债券；1792年，纽约交易所诞生，债券一直是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品种。到192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股票的吸引力一直增长，场内的债券交易活跃度开始降低，并且交易空间被股票侵占。进入20世纪60年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询价、交易、清算和信息传播更为快捷和低廉，场外市场交易成本大为降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机构投资者的壮大，使得债券交易逐步从场内交易转移到场外交易，截至2004年，场内交易量还不到总交易量的1%。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债券市场模式的变迁，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债券类型——市政债券市场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1926年和1927年以前，美国的市政债券交易还是很活跃，但从1928年8月开始，美国市政债券交易量急剧萎缩，从1930年5月开始，交易所市场的债券彻底失去了流动性，市政债券主要在场外市场交易。市政债券市场模式发展从场内向场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者结构发生了改变，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10年大牛市，个人投资者都被股票市场巨大的盈利空间吸引，对传统上的投资如市政债券不再感兴趣，个人投资者的急剧减少改变了当时的市政债券的投资者结构，机构投资者在市政债券市场中显得更加重要，成为了市政债市场的主要交易方，机构投资者发现转移到场外交易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可以很方便找到交易对手，因此市政债券的交易场所逐渐从场内转移到场外。而当股票市场由于大萧条崩溃时，个人投资者想重新投资市政债券时，由于流动性的外部效应导致重新进入场内交易已很难获得流动性，而个人投资者在场外交易面临高的交易成本而不得不退出交易或者通过机构投资者进行交易，市政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结构得到强化，美国的市政债券市场完成了从场内交易向场外交易的市场模式的转变?

『肆』 当代国际银行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急，谢谢~~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发展已明显呈现以下十大特征和趋势：一是金融管制放松化；二是金融创新化；三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四是融资证券化；五是银行经营国际化；六是银行业务全能化；七是银行资本集中化；八是金融业电子网络化；九是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十是金融监管国际化。

一、金融管制放松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普遍对利率实行管制，如制定存款利率最高限，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等等。虽然这些管制对稳定金融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80年代以后，这些早期形成的金融法规实际上已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金融管制对金融业的某些消极作用，也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西方各国金融创新的热情。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浪潮。首先是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存款利率限制，放开汇率管制，取消证券交易中的固定佣金制度；其次是扩大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权力，使其公平竞争；三是改革金融市场，放松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限制，丰富金融工具和融资技术，加强和改善金融市场的管理；四是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相继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以及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国外市场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提出了新的金融改革方案，逐步放松对存贷利率的管制，力图改革其旧的金融体制。1999年底，美国还颁布实施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最终废除了形成于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的主要条款，消除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行业壁垒；改革跨州银行法，统一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工商企业对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以此拓展金融机构的资本来源。在日本，放开利率的存款（包括大额定期存款、货币市场证券、大额存单和外汇存款等）在银行和其他金融储蓄机构吸收资金总额中的比重。从1989年起，日本对短期贷款基准利率的确定方法也进行了改革，以前主要根据贴现率确定基准利率，现在则考虑融资成本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在逐步放开利率的同时，日本还对其银行法第65号条款进行了改革，取消了银行与其他金融服务业之间的行业限制。日本《1981年新银行法》和修改后的《证券交易法》规定银行可以经营公债，同时允许证券公司从事大额可转让存单的交易，允许其设立中期债券基金，并用这些基金开设现金管理账户。此外，证券公司还获准向顾客发放以公债为担保、不限用途的贷款。在英国，1986年10月27日，伦敦股票交易所允许外国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申请成为交易所会员，允许交易所以外的银行或保险公司甚至外国公司100%地购买交易所会员的股票，此次改革被人们称之为金融“大爆炸”，其核心就是利率的自由化和金融业务的自由化。在1985年，欧共体推出了“银行业协调第二指令”的金融改革方案。该方案规定：一是欧共体成员国的金融机构在本国获得营业执照以后，均可在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母国所批准的诸如存款、租赁、参与股票发行、投资管理等广泛的金融业务，而不考虑东道国的银行是否允许经营这类业务。二是在对待非成员国金融机构方面，遵循对等原则，凡给予共同体银行与本国金融机构同等待遇的非成员国，其银行也可在欧共体获得同等待遇。这一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下也逐步实行了金融体制改革。例如，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实行商业银行民营化；实行利率自由化；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放松金融管制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改革提高了金融效率，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90年代以来，虽然先后出现了诸如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及亚洲金融危机等恶性事件，一定程度上延缓或阻碍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但从总体趋势看，随着美国、日本、欧共体等西方主要国家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和生效，以及各国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各国金融发展必将渗入越来越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因素。

二、金融创新化

一般而言，金融创新主要体现于期权和期货交易的发展，证券市场上大量新的交易方式和金融工具的出现，以及银行国际业务中货币和利率的互换、票据发行便利和远期利率协议等新的交易技术和业务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金融创新主要是逃避金融控制和资本管制，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即是欧洲货币、欧洲债券和平行贷款。在70年代，金融创新与60年代却有所不同，创新主要是转嫁市场风险，浮动利率票据、货币远期交易及金融期货等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到了80年代，金融创新的进程日益加快，至80年代中期，金融创新达到高潮。这一时期的金融创新主要是融资方式的创新。根据十国集团中央银行研究小组的报告，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为票据发行便利、互换交易、期权交易和远期利率协议，并被称之为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四大发明”。

9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仍在持续，西方国家普遍放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并为本国居民进入欧洲债券市场融资提供方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放松金融管制，使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面向市场。金融业竞争激烈化，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符合需要的优质服务，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虽然1994年和1997年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以及多次类似于巴林银行倒闭事件的巨额损失案例，但这些并不能也不应阻止世界各国的金融创新，目前只是到了必须对金融创新的各种工具和方式进行规范和管理的时候了。

三、金融市场全球化

金融市场全球化是指由于科技进步、金融创新及金融管理的自由化，使得各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紧密连接，逐步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伴随金融的自由化，发达国家为了减少竞争成本、降低与防范投资风险，不断开拓金融市场，寻求新的金融交易方式。在此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投入到更加开放和统一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潮流中，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相互联结，构成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缩短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距离，实现24小时不间断营业。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为了加速发展本国经济，实施赶超战略，不得不“打开门户”融入国际经济、金融大循环，由此而产生了大批新兴的金融市场。目前，香港、新加坡、巴林、巴拿马、开曼群岛等地都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离岸金融市场。而且，这些离岸金融市场已成了“二级批发市场”和“中转站”。离岸金融市场不但促进了各国之间多边信贷关系和货币信用制度的日益发展，使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而且还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借贷资金的流入，以增加本国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盈余，提高本国国际金融业务的技术水平，不断适应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应该说，金融市场全球化既给世界经济和金融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全球性的金融活动，方便了国际投资，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各国金融市场联系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就越加深，只要某一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就会迅速地影响或波及到其他金融市场，引起不同金融市场的联动效应。因此，这种潜在的金融风险无疑对各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挑战。

四、融资证券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融资证券化”特征，即融资由银行贷款转向具有流动性的债务工具，筹资者除向银行贷款外，更多的是通过发行各种有价证券、股票及其他商业票据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直接向国际社会筹集资金，资金供应者在购进债券、票据后也可以随时把拥有的债权售出，转换为资金或其他资产。融资证券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工具的证券化，即不断通过创新金融工具筹措资金；二是金融体系的证券化，指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借款的比重下降，而通过发行对第三方转让的金融工具的比重相对提高，即所谓资金的“非中介化”或“脱媒”现象。

80年代以前，国际信贷是国际融资的主要方式，大大超过国际债券筹资额。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1—1988年国际债券占国际筹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6.4％、42.4％、48.2％、45.3％、58.9％、70.9％、59.02％、62.8％。U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此后国际债券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目前这一比重已大体维持在70％左右。

在美国，融资证券化表现得最为显著，几乎渗透到经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并成为投资银行业新的角逐领域。首先，银行将其资产证券化，即将其应收账款或放款等较不具流动性的债权资产汇成一组，出售给第三者以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截至1988年末，银行证券化的抵押贷款已达7700亿美元。到1990年底，全美抵押贷款的1／3都已证券化；从1983—1990年，美国贷款销售由270亿美元上升到1900亿美元。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既减少了信用风险，也提高了资本资产比率。因此，它是大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将传统借贷市场与证券市场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其次，非金融企业筹资证券化，大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或商业票据筹集资金。从1984—1989年，美国债券筹资额占筹资总额的比例依次为41％、55.7％、69.2％、82.3％、65.8％、63％。1990年以后，债券筹资无一例外地超过信贷筹资。在证券化进程中，商业票据的发行部分取代了银行对公司的短期信贷。1995年美国非金融公司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筹集的资金与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基本持平。

近20年来，国际融资证券化促进了国际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相对而言，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要快于股票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国际浮动利率债券的发行，它已成为当前国际融资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不仅促进了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还刺激了各国的经济增长。

五、银行经营国际化

自80年代以来，金融管理的放松、银行经营风险的加大、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全能制银行的兴起以及跨国结算体系的发展，无一例外地导致了银行经营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快。银行经营跨国界发展，不但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及新的金融工具和技术的广泛运用，而且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

整个80年代，世界各大银行都致力于在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广设办事处、代表处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属行以及附属的金融机构，甚至建立非金融性质的分支机构，并与其他银行组成合资银行或国际银行集团。在此方面，日本银行的海外扩张的确是引人注目的。据统计，1983—1989年，国际银行业资产从22330亿美元增加到51392亿美元，其中日本银行的资产从4750亿美元增加到19672亿美元，增幅达330％，已占到所有资产的38.3％；而美国的银行资产从6080亿美元增加到7274亿美元，增幅只达19.6％，比重也仅占14％。

到90年代初，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银行，纷纷在其他国家广设分支机构，以壮大自身力量。例如，美国花旗银行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35个分行。在韩国，截至1990年底，外国银行分行已达67家，外国银行设立的办事处也有60多家。有关资料显示：仅1992年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银行中，境外资产平均比例达36％的银行就有25家，达27％的约50家，占19％的约100家，而且越是大银行，境外资产比例就越高，境外业务量也越大。

90年代以来，银行经营国际化进一步向全球化发展，并逐渐形成银行国际业务与国内业务的合理分工，即大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中小银行则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发展。即使在同一个集团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也有类似的“分工”。当然，这种分工并没有严格的界线，更没有切断资产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的流动。应该说，随着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渐淡化或消除，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的不断加强，各国金融业将不断开拓新的国际业务领域，跨国银行将对其海外融资结构进行必要的整合，减少传统贸易融资业务，增加投资银行业务；同时，必将增加其表外业务比重，提供东道国不能提供的服务，进一步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

六、银行业务全能化

80年代初，世界各国银行业限制逐步取消，银行业务全能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首先，放宽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由于融资债券化抢占了银行的大部分存贷业务，因此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陆续允许所有金融机构均可参加证券交易。例如，美国于1980年就允许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的业务可以适当交叉；1984年允许不是联邦储备系统会员银行的中小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业务；1987年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销地方债券、商业票据的抵押证券；1989年，又批准花旗、大通、摩根等五家银行包销企业债券和企业股票。这些无疑打破了美国银行法禁止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的规定，使银行业务向全能化迈进了一大步。在日本，自1983年以后，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买卖国债业务3银行还积极、涉足于个人零售贷款业务领域。90年代以来，银行表外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银行与保险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去年年底，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这无疑会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一场更为深刻的“金融革命”。该法案取消了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界限，允许金融机构同时经营多种业务，以形成“金融百货公司”或“金融超级市场”。其次，从7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利率的日益攀升，企业融资出现了非银行化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80年决定在7年内取消利率上限管制。随后，加拿大、西德、日本等相继取消了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第三，解除外汇管制，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增强本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英国在70年代末取消了外汇管制；在80年代，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也逐步取消了外汇管制。第四，放宽其他各项金融限制，方便本国银行进入外国市场和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西方各国基本上取消了国与国之间对金融机构活动范围的限制。1986年，英国展开了一场金融业大改革，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准许银行收购证券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取消了最低手续费的限制，取消经纪商和批发商的区别等；西德则于1985年宣布取消了本国居民购买外国证券的限制和购买境外马克的限制，并从1989年起免征外国居民利息预扣税，等等。

由此可见，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专业化模式向“综合经营、综合管理”全能化模式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流。

七、银行资本集中化

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各国银行迅速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不仅导致了银行收益率的下降，银行资本／资产比率的偏低，也导致了世界各国银行业的相互兼并。有关资料显示：80年代美国平均每年银行兼并数为300多起，是70年代的2倍、60年代的3倍，许多大银行甚至也纷纷走上了联合的道路090年代以来，这种银行兼并、联合的势头日益迅猛，并呈现出“兼并银行数量多、强强合并规模大”的特点。

在美国，1995年全美有逾1000家银行加入了合并行列，大大超过了上年550家的银行合并数。1996年11月20日，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与汉华银行合并组成大通曼哈顿银行公司31998年3月4日，美国富利金融集团宣布以160亿美元的价格兼并波士顿银行。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的控股公司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为花旗集团。这项合并金额高达726亿美元。1998年上半年，美国公司并购总值就已达9310亿美元，并高于1997年全年并购总额。在欧洲，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欧元的启动，为银行业的兼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而出现了一系列兼并活动，如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德国的巴伐利亚联合银行与裕宝银行之间、德意志银行与德累斯顿银行之间、意大利的嘉利堡伦巴地储蓄银行与安宝信银行之间以及法国国民银行与兴业银行和巴黎银行之间的合并等。1998年，欧洲全年并购交易总额已达8590亿美元。在欧洲单一货币的推动下，1999年第一季度的并购交易总额就已高达4680亿美元。在日本，银行间的并购则成为解决银行不良债权、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一种手段。1995年3月8日日本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宣布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1998年5月13日，日本最大的证券行野村证券与日本兴业银行宣布结盟。不久，富士银行与第一劝业银行宣布组成一家新的信托银行。

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业也纷纷展开并购活动，并掀起了一股热潮。发展中国家银行从事并购业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发展速度却相当迅猛，特别是在东盟诸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初到1998年6月，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并购数目已达200多家，并购资产合计已超过3000多亿美元，涉及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20多个发展中国家。

90年代以来，银行并购活动将银行资本的国际集中化程度再次推上了新的高度。如今，跨国银行已成为市场经营主体和金融巨人。它既向全球吸收资金，又向全球贷放资金，成为货币和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无疑会有力地促进银行业务向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方向发展。

八、金融业电子网络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金融服务电子网络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进入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中的电子化、自动化、现代化的金融服务系统基本全面形成，银行活动将先进的电子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存款、提款、转账、汇兑、查账、交换、控制、金融买卖交易和咨询等金融服务领域，并将银行和客户、银行与银行、客户与客户联结成一个电子网络。

伴随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论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实现金融系统的电子网络化，网络银行也应运而生，并成为世界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成因主要是：其一，全球性金融的激烈竞争，西方各国银行都将以优良而高效的电子化服务来争取客户，参与竞争，开拓业务。其二，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为银行实现电子化、自动化、网络化服务成为可能。其三，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联结纽带，成为实现全球昼夜24小时进行金融活动的重要工具。这些因素的有力结合，使得全球金融一体化深深地依赖金融服务电子网络化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各国金融业电子网络化的时代特征。

九、国际货币结构多元化

从金本位到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工；从60年代美国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日趋下降，到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反映了国际货币体系日益趋向多元化格局的发展历程。90年代以前，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美元为主、日元和马克为辅”的国际货币格局；90年代以后，美元地位有所削弱，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地位则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了美元、日元和马克三币并重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

这一格局的产生主要在于：其一，除美元以外，日元和马克是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中使用最多的货币。1988年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总额的货币构成，美元为65％，德国马克为16.2％，日元为7.2％。截至1988年底的5年内，各国外汇储备总额增长48％，其中美元增长34％，而日元增长1.28倍，德国马克增长1.18倍。在1983一1988年期间，24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债权中，美元所占比例已从75.7％下降到57.8%，马克从6.4％上升到10.1％，而日元却从3.4％上升至10.7％。其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的波动风险，在货币的选择使用中，特别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上，美元、日元、马克三币优化搭配组合的战略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国际银行贷款总额中，美元虽占53％，但日元却已占13％。从区域来看，在印尼、马来西亚的外债中日元已占30％，而泰国已占40％。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的一篮子货币—欧洲货币单位分配比例已占34.93％。马克在外汇市场交易和金融业务中的比重已超过30％，成为外汇市场上仅次于美元的重要货币；马克作为投资货币的规模也日趋扩大。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无论从国际贸易结算手段讲，还是从储备货币讲，欧元都将成为美元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目前欧元一路走软，但它必将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伴随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欧元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欧元最终成为欧盟单一货币之后，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必将有所增大，而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相应有所削弱。可见，一个以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正在形成。

十、金融监管国际化

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呈现出蓬勃之势，而银行资本／资产比率却不断下降，金融风险与日俱增。如何做到既不影响创新、效率和市场发展，又能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无疑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1988年，西方十国集团及卢森堡、瑞士的中央银行代表，在巴塞尔共同签署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筒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对资本充足性比率、资本内涵的概念、风险加权的计算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自该协议通过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银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资本／资产比率。实力较差的银行通过销售贷款和减少信贷来提高资本／资产比率，而实力较强的银行则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增加资本，以提高资本／资产比率。该协议的明显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抑制了银行增加资产的冲动；二是促使各国政府去监督银行而不是靠对银行的经营活动施加种种限制去控制它们。

在证券业的国际监管方面，自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暴跌引起全球证券市场连锁反应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除了加强对国内证券市场的监管外，也开始注意到了证券市场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证券市场

『伍』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为什么会发生

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纳起来看，主要有以下 6点原因：
①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次石油提价导致许多国家国际收支出现创纪录的逆差，同时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产油国则出现巨额顺差。
②这些顺差大部分被存入银行用于贷款，或者资金回流。
③受70年代后半期负数实际利率的刺激和被商业信贷人的热情所鼓舞，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借款热潮。
④许多债务国把借入的资金用于（或错误地用于）扩大消费，或投入那些低收益率的项目中（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
⑤借款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几乎贯穿于整个80年代。
⑥为了消除70年代普遍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发达工业国家采取了放慢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利率等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这使债务国的出口机会大大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债务国的还债能力。
这次债务危机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各发展中国家内部因素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为了加快增长速度，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举借了大量外债。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借入的外债未能迅速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高投入，低效益，造成了还本付息的困难。从外部因素看，导致债务危机的原因包括：①国际经济环境不利。8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萧条，是引发债务危机的一个原因。②70 年代后期，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国际信贷紧缩、对发展中国家贷款中私人商业贷款过多，也导致80年代的债务危机。③美国80年代初实行的高利率，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债务危机的爆发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影响。对此，国际金融机构联合有关国家政府和债权方银行进行了多次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重新安排，达成了一些延期支付协议，使危机有所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对国内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并加强了相互间的联合与协调，使危机得到进一步缓和。

『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趋势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世纪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来这种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2%，2014年达到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3%。
不过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欧盟复苏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未来美联储加息等将会进一步收紧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增加其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这些都意味着全球增长格局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此外，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基本金属价格等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各种工业制成品、生活日用品等价格相应疲软。
第二，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剧烈变化，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主要从事低端环节。“十三五”我国制造业如何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对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的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成本国家工业化使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挤压的形势更加严峻。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低成本的初始禀赋条件，以代工方式与国际经济接轨，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将面临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双重竞争压力。
第四，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规则酝酿新变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正发生新变化。
第五，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维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也给我国带来了收入的相对增加。能源领域，主要是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推动了美国的能源自立，其对中东地区的原油依赖进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东的油气资源走向欧洲市场，挤压了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导致了原油价格的暴跌。原油价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资源领域，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国需求减弱影响，以及传统资源大国希望通过资源出口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影响，价格下跌明显。自2014年以来，矿石、大豆、金属、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平均跌幅超过15%。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段时期，将增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同时为我国带来了成本节约的红利效应，提高我国的相对收入。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第三，依靠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成就突出，逐步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然而，2006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工业规模继续扩张的空间将不断收窄。如果继续采取数量扩展的增长模式，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产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规模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将逐步削弱。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长期以来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尽管我国仍属于劳动力总量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十三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且可能呈现加剧态势。这将削弱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经济增长面临需求约束将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3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慢，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于20%的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长速度。展望“十三五”时期，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汇率的升值，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较弱的状态，这也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更加强化，更加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六，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但是维持中高增速仍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可能不是短期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即供给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据估计长期需求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2015年左右将达到峰值；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而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刘世锦，2013）。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仍将存在，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重要问题。
第七，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仍显滞后。从区域发展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态势，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反映区域相对差距的人均GDP对数标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间呈现下降态势，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0.215。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我国区域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八，发展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从可贸易的资源来看，原油、原煤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不可贸易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严峻。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土壤超标点位的数量占调查点位总数量的比例）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2.7%，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仅考虑传统三项污染物，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评价，2013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达标比例仅为60.7%。“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仍较面临较大环境污染压力。

『柒』 什么是国际债券，国际债券有哪些

国际债券市一国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或国际组织为筹措和融通资金，在国外金融市场上发行的，以外国货币为阅值的债券。国际债券的重要特征，是发行者和投资者属于不同的国家、筹集的资金来源于国外金融市场。国际债券的发行和交易，既可用来平衡发行国的国际收支，也可用来为发行国政府或企业引人资金从事开发和生产。 依发行债券所用货币与发行地点的不同，闰际债券又可分为外国债券和欧洲债券。外国债券是一国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或国际组织在另一同发行的以当地国货币计值的债券。如1982年1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东京发行的100亿日九债券就是外国债券。 欧洲债券是一国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或国际组织在国外债券市场上以第三国货币为面值发行的债券。例如，法国一家机构在英国债券市场上发行的以美几为面值的债券即是欧洲债券，欧洲债券的发行人、发行地以及面值货币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 欧洲债券产生于60年代，是随着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而兴起的一种国际债券，6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资金不断外流，美国政府被迫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1963年7月，美国政府开始征收 “利息平衡税”，规定美国居民购买外国在美发行的证券，所得利息一律要付税，1965年，美国政府又颁布条例，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限制对国外惜款人的贷款数额。这两项措施使外国借款者艰难在美国发行美元债券或获得美元贷款。另一方面、在m年代，许多国家有大量盈余美元，需要投入借贷市场获取利息，于是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在美国境外发行美元债券，这就是欧洲债券的由来。 欧洲债券最初主要以美元为什值货币，发行地以欧洲为主。70年代后，随着美元汇卒波动幅度增大，以德国马克、瑞十法郎和日元为计值货币的欧洲债券的比重逐渐增加，同时，发行地开始突破欧洲地域限制，在亚大、北美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发行的欧洲债券日渐增多。欧洲债券自产生以来，发展十分迅速，1992年债券发行量为2761亿美元，1996年的发行量增至5916亿美元，在国际债券市场上，欧洲债券所占比重远远超过了外国债券。欧洲债券之所以对投资者和发行者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主要有以下几方而原因： 第一，欧洲债券市场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债券发行较为自由灵活，既不需要向任何监督机关登记注册，又元利率管制和发行数额限制，还可以选择多种计值货币。 第二，发行欧洲债券筹集的资金数额大、期限长，而且对财务公开的要求不高，方便筹资者筹集资金。 第三，欧洲债券通常由几家大的跨国金融机构办理发行，发行面广，手续简便，发行费用较低。 第四，欧洲债券的利息收入通常免交所得税。 第五，欧洲债券以不记名方式发行，并可以保存在国外，适合一些希望保密的投资者需要。 第六，欧洲债券安全性和收益率高。欧洲债券发行者多为大公司、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它们一般都有很高的信誉，对投资者来说是比较可靠的。同时，欧洲债券的收益率也较高。

『捌』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自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并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为了总结过去6年的历史性胜利，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8)论八十年代国际债券市场的大发展扩展阅读：

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高度地评价了这次大会的历史地位，认为这次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他还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6个部分：

（1）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

（2）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

（3）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4）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5）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6）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新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原因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支出庞大。总统尼克松在咨文中呼吁，应当“使权力和资源开始从华盛顿流回到州和地方，更重要的是回到全体人民手中。我们要使各州和地方担负更多的责任，我们将同他们分享收入”。由此可知，美国联邦政府试图消除国家干预经济的弊端。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二）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为缓和劳资关系所采取的激励制度有职工参与决策制度、职工终身雇佣制度、职工持股制度；（三）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一是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二是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三是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四）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在继续发挥市场机制主导性作用的同时，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普遍走上强化市场调节、弱化政府干预的道路，即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提升经济竞争力，通过福利制度改革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通过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释放经济活力，经济危机呈现新的特点：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财政严重债务化，债务危机频繁爆发；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加剧；经济增长乏力，发展活力不足，周期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交织在一起；金融危机频发，全球经济屡受打击；（五）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趋势，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公民权利有所扩大。

『拾』 国际金融类毕业论文选题理由

这是2个资料，网上找的，这东西没人会写，你修改修改，我看就行了

世界经济可望继续保持繁荣，但高油价、对战略性资源的恶性竞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趋于上升。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和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5％。世界经济在去年第三、四两个季度和今年第一个季度连续三个季度达到5％的年增长率后，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回落到2�5％。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在进入今年第二季度后同时放缓。按年率计算，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今年第一季度的 4�5％下降到第二季度的2�8％。不过，由于消费支出在7月份之后重新出现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美国经济仍表示谨慎乐观，预计全年将达 4�3％。日本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年率均达到了6％，但今年第二季度跌至1�7％，重新唤起人们对日本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复苏的忧虑。欧元区今年上半年的年增长率达到2�3％，尽管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消费支出、出口需求等均停滞不前。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积极动向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避免了硬着陆，在初步抑制了经济过热现象的同时仍保持快速发展；加拿大、印度、俄罗斯等经济增长亦很强劲。总体而言，世界经济这一轮复苏仍有望持续。与此同时，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的作用也在趋于上升，其中比较显著的问题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对战略性资源的争夺引发恶性竞争迹象，贸易保护主义上扬。

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经过结构性改革，对石油危机的吸收能力比20多年前的大为提高，但国际原油价格的过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的抑制作用和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不仅如此，世界各国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力很不均衡。经过 30多年的努力，发达经济体由于替代能源、低能耗的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抵御高油价冲击的能力相对较高。而新兴工业国家如中国、韩国等严重依赖制造业的经济，对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的敏感性则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当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与日俱增，高油价的冲击如转变为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将是沉重打击。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需求上升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直接拉动因素，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来对石油、原材料的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经济层面的供求关系并非解释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惟一因素。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还来自国际战略因素。某些国际势力对于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怀有不健康的心态，试图通过控制世界战略性资源维护自身地位，制约他国的发展。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日本在中俄石油合作问题上搅局，亦有长远的战略考虑。这些因素对国际能源价格的走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加剧了石油产地如中东地区的动荡，直接影响国际石油的实际供给和市场对国际能源供求关系的心理预期，推动国际油价走高。其二，妨碍国际能源合作实现共赢格局，容易在国际战略资源问题上引发恶性竞争，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又一不健康因素。近来世界反倾销浪潮高涨。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并继续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承受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在西班牙还酿成针对中国的焚鞋事件和排华运动。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折射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政治和社会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原因、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的国际传递。生产要素和技术知识一方面作为某种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要素投入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理论还研究经济增长、技术变动与贸易的相互影响，从动态上分析国际贸易变动的原因与结果。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 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 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stry 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