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国债发展的历史
6家银行七一开卖储蓄国债
7月1日起，工、农、中、建、交、招六大银行将开卖储蓄国债。本月20日起，沈阳市民就可以到上述6家银行开立个人国债托管账户。
认购起点为100元
"财政部已经确定从7月1日开始发售储蓄国债，银行也已经做好了发售的准备工作，先行发售的有两个品种。 "昨天，省内某大型国有银行储蓄国债负责人透露。
储蓄国债为记名国债，采用实名制，以100元为起点，以百元的整数倍办理各项业务。上述人士还告诉记者，储蓄国债以电子方式记录债权，通过投资者在承办商业银行开设的人民币结算账户进行资金清算。逾期兑付还给利息20多年的国债发售格局将被储蓄国债打破，与凭证式国债逾期不加计利息的传统相比，储蓄国债到期后，承办银行自动将投资者应收本金和利息转入其资金账户，转入资金账户的本息资金作为居民存款由承办银行按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另外，储蓄式国债业务只针对个人发售的特点将增加普通市民的投资机会。利息收入不用缴税
不收利息税应该是储蓄国债最大的特点，虽然利率水平还没最终敲定，但和储蓄存款相比，收益肯定要高一些，3年期的票面利率有望确定为3.14％。
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要缴20％的个人所得税，目前银行3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为3.24％，缴税后的实际收益为2.59％，没有3年期的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储蓄国债收益高。买债提醒
要先开户
准备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上述六家银行中一家的存折到开户行开户，存够钱带齐证件去认购。
债权查询
到银行柜台打印个人国债账户对账单据；拨打银行客户服务热线电话查询；若对以上两种查询方式得出的结果有疑问，可以再拨打中央国债公司的复核查询电话（010－66005000）查询债权（复核查询只能查询截至上一日的债券余额）。
提前兑取
必须确认债券处于可以提前兑取的期间内。
付息及还本
到期直接支付到投资者资金清算账户，无需任何手续。
希望采纳
② 论述中西方典型理论的发展历程
亚里斯多德指出：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概念不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
一、“摹仿”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是亚里斯多德艺术理论的基础。
二、诗所摹仿的是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不是偶然的现象；诗不能离开具体事物来叙述一般，而是通过特殊的、个别的人物事迹来显露其中隐藏着的必然性与普遍性。
三、摹仿的本质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它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现现象，而且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艺术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 （典型性的最精微的意义 ）
贺拉斯：《诗艺》，古罗马文艺思想对亚里斯多德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合式原则”：从形式到内容都应当和谐统一、合情合理 。
在人物性格方面，要求“自相一致”。如果写传统人物就要切和传统人物性格的特征。人物的语言、行动要切合身份、职业、地域、民族等特点 。（导致人物性格的类型化、定型化。）
布瓦罗：新古典主义，推崇古罗马文艺思想，把理性规定为文艺创作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艺术描写的对象就不是现实生活中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根据冷静的理性原则臆想出来的所谓人类永恒的和普遍的人性。提出性格“定型说”、“类型说” 。
狄德罗：艺术创造的形象不再应该是生活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而应该是一个“典型人物”。
一、艺术描写的人物必须具有时代的特征。
二、艺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应和他们特定的身份相符合，艺术描写必须真实地再现人物在规定情境中必然会有的行为方式。
三、艺术描写必须从本质上去把握人物，应该描写人物身上那些主要的和富有特征性的东西。
（对以后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的建立有深刻的启迪。）
歌德：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从特殊显出一般，这是典型创造中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的反映。
一、在歌德看来，客观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具体的各具特征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因此艺术家要认识生活、反映自然，就必须从认识和把握具体的、感性的、个别的东西入手，从显示特征开始，才能达到美。
二、歌德认为，人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多方面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因此艺术家所精心创造的人物形象，应是多种性格特征的有机统一的活的整体。各种性格属性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的联系，而且是由某种基本性格特征，将其他各种次要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黑格尔：“典型”在《美学》中一般叫“理想”。理想性格就是典型人物。（黑格尔继承吸取了歌德等人的关于艺术典型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辩证地论述了理想性格的基本特征。）
一、理想性格是一个具备各种属性的活的整体。人物性格的整体性，是指人物性格中各种属性，即性格的各个侧面有机地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阿喀琉斯）
二、理想性格是以一个基本突出的性格特征为主导的生动完满具有更大明确性的性格。
三、从性格的发展来看，理想性格应具有本身一贯的坚定性。
四、理想性格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理想的性格，如果没有产生和形成它的社会环境、思想观念、风俗道德、一般世界情况，它就不会成为它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同时，人又能够利用外界事物来满足他的需要，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
巴尔扎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典型人物应当是某一类人的代表，有其普遍性。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二、典型人物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三、文学典型不仅来自客观的生活，而且经过作家的加工综合，渗透了作者的理想与愿望，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更高更理想、更丰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真实性。
四、强调环境的作用，重视典型人物周围环境的描写。他认为性格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性格形成的真正原因，主张把人物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描写。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别林斯基： 把“典型化”提到艺术创作首要地位的第一个人
一、强调“完整的个性化的人物”。只有充分的个性化，典型的本质特征才能有所附丽，典型才不会流于概念化、观念化。
二、典型不是“概念的隐喻和拟人化”，而是“活生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某一种社会力量的普遍性。
三、在典型创造中，理想是根植于现实的一种关系，虽然它只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但却存在于现实沃土中（想象中的现实），因而具有必然性。
四、典型性格与时代环境的关系。“情境”和“生活领域”，都是指围绕着典型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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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是怎样的
演变形式如下：
1、西方经济学说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后，逐步演变为现代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我们一般通称为西方经济学，直接来源于马歇尔创立的微观理论和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理论。
2、自马歇尔提出微观经济学后，已经经历了多次的补充。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的形成，使原来的以完全竞争市场类型为条件的微观理论受到挑战，于是在1933年，英国的罗宾逊、美国的张伯伦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填补了微观研究中的一大漏洞。另外，1930年代以后希克斯、瓦尔拉斯、帕累托等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序数效用论、福利经济学等，进一步补充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者，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思想体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其说法，本身表明理论的演变性质，理论总是要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④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论述）
亚当斯密是西方经济学之父
大卫理嘉图等自由主义西方经济学
再后来经济危机，就有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学~
你可以上网找找具体的~
⑤ 概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及演变过程
自己去看经济思想史
⑥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是怎么样的呢
西方经济学说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后，逐步演变为现代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我们一般通称为西方经济学，直接来源于马歇尔创立的微观理论和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理论。
阿弗里德·马歇尔（英 Alfred Marshll 1842——1924），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18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1890年代，马歇尔综合了这一时期各学家，特别是上述三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成为有代表性的、广泛流行于西方的经济思想。特别是运用一系列数学方法从供求角度分析市场价格，以解决资源配置、资源报酬等问题，主张市场自发调节，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和谐、高效率。
自马歇尔提出微观经济学后，已经经历了多次的补充。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的形成，使原来的以完全竞争市场类型为条件的微观理论受到挑战，于是在1933年，英国的罗宾逊、美国的张伯伦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填补了微观研究中的一大漏洞。另外，1930年代以后希克斯、瓦尔拉斯、帕累托等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序数效用论、福利经济学等，进一步补充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后关于市场失灵与微观政策调节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微观经济学的总结。当然，战后直至当今的由对寡头垄断市场分析引申的博弈论以及与企业产权分析相联系的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微观经济研究的最新发展或成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1930年代大危机使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受到挑战，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并全面论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这既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一大补充，也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问题的不断出现，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出现了对传统宏观理论进行抨击、责难的不同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等。
⑦ 简述西方财政理论发展历程，急急急急
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推进我国财政改革
内容提要：公共财政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进行财政改革既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又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这一实际，建立我们自己的公共财政。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所要建立的公共财政的框架之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本文拟就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改革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在这个过程之中，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调整，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 随着许多经济学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财政学经历了一个从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公共经济学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当然，公共经济学仍然是围绕着财政而展开的，是对公共财政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失灵”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物品和劳务）：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也消费该产品。它由它的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占有，而不能由个别消费者占有，它的使用价值由其使用价值所覆盖的全体消费者共同享有。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和劳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便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从而也就使得这些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提供。另外，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也无法通过市场来有效配置。 第二，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所谓“外部效应”，是指一定的生成者或消费者的行为意外地影响了他人利益，却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来进行调节的情形。单纯依靠市场，无法使受益者付费或使受害者获得补偿，导致了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产生，也就使得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实现这类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周期、经济波动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伴随者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是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而伴随着经济过热的又是通货膨胀，这是市场经济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 第四，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竞争能力的差别，收入分配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缺陷。 第五，垄断问题。市场的有效运行是以自由竞争为条件的，然而许多行业在市场条件下又很容易形成垄断，垄断便会限制竞争，以致于引起产量不足、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 第六，信息不对称问题。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供求双方对同一个产品或服务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很容易造成交易量过小甚至市场消失，引起市场缺陷的产生。 由于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存在失效问题，政府的介入和干预也就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据。答案补充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克服市场失效的问题，而公共财政则是支持政府行使这些职能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他手段的运作也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就可以界定为以下三个：第一是资源配置职能，它是由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所产生的，它的作用和特点是通过本身的收支活动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提供财力，引导资源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状态；第二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通过自身的收支活动进行全社会范围的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第三是经济稳定职能，由于市场在自发运行中必然产生经济周期问题，政府必须推行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经济稳定又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供给收支平衡等多重含义。 公共财政理论还认为，公共财政是为弥补市场失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分配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用的财政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是盈利性的市场运营主体，不能参与市场的盈利竞争，因而也就决定了公共财政的非盈利性。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不能超出这一领域而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答案补充
（三）关于公共财政的争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财政改革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82年关于“大财政，小银行”和“小财政，大银行”的问题曾经进行过激励的争论；83年初提出财政要不要转型，即财政要不要退出再生产领域的问题。90年代初期，有人提出要调整财政的范围，并逐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对于改革的模式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这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公共财政问题。对于公共财政的争论的背后，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的范围要不要变化，要不要继续对国有企业投资，特别是盈利性的行业，是否要从经营性行业中退出来，财政涉及的领域要增加什么，减少什么。而争论中却过多地涉及了阶级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于公共财政，关键不在于其是否在谈阶级性，我们又该如何去批判它的缺点，而在于它对于我们的财政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该如何去学习它的优点，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探索我国财政改革的出路。
答案补充 二、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财政改革的关系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应从我国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一）公共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们对待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态度是，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绝对排斥。因为，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在个人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我们不能照搬；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为此，我们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借鉴其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为我们的财政改革服务。
⑧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和由来是怎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说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后，逐步演变为现代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我们一般通称为西方经济学，直接来源于马歇尔创立的微观理论和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理论。
阿弗里德·马歇尔（英 Alfred Marshll 1842——1924），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人。18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1890年代，马歇尔综合了这一时期各学家，特别是上述三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成为有代表性的、广泛流行于西方的经济思想。特别是运用一系列数学方法从供求角度分析市场价格，以解决资源配置、资源报酬等问题，主张市场自发调节，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和谐、高效率。
自马歇尔提出微观经济学后，已经经历了多次的补充。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的形成，使原来的以完全竞争市场类型为条件的微观理论受到挑战，于是在1933年，英国的罗宾逊、美国的张伯伦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填补了微观研究中的一大漏洞。另外，1930年代以后希克斯、瓦尔拉斯、帕累托等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序数效用论、福利经济学等，进一步补充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后关于市场失灵与微观政策调节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微观经济学的总结。当然，战后直至当今的由对寡头垄断市场分析引申的博弈论以及与企业产权分析相联系的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微观经济研究的最新发展或成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1930年代大危机使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受到挑战，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并全面论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这既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一大补充，也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当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问题的不断出现，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出现了对传统宏观理论进行抨击、责难的不同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者，把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思想体系。
事实上，西方学者的理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其说法，本身表明理论的演变性质，理论总是要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⑨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