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谁能给系统的解释下美国次贷风波是怎么回事
从今年3月份以来，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的新闻一直接连不断，并引起了全球关注。有的学者预言美国经济从此走向衰退，有的则提醒将有更大的金融危机来临，有的也判断所有的风险尽
在掌控之内。尽管旁观者对于次贷市场状况的判断不尽相同，但纽约乃至全球股市的一次次暴跌表明了次贷市场的动荡已逐渐演化为局部市场的危机，重新审视美国次贷市场的经营活动，可以得出些许有益的启示与思索。
一般来讲，美国房地产贷款体系共分为3类：优质贷款市场、次优级的贷款市场与次级贷款市场。第一类贷款市场面向信用额度等级较高、收入稳定可靠的优质客户，第三类贷款市场是面向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因信用要求程度不高，其贷款利率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出2%至3%，其业务量曾一度占到美国整体房贷市场比重的20%，其特点即为利润是最高的，风险也最大。目前出现问题的市场，恰恰就是秉承着“高风险、高收益”理念的第三类贷款市场。
美国此次次贷风波始于全美第二大房地产次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濒临破产。由于2006年以来美国房贷呆账金额不断攀升，2007年初更是达到近年来新高，房地产泡沫化现象逐渐扩散，次级房贷市场由于其客户信用状况不佳，更是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境地。3月5日，新世纪金融股价突然暴跌68.87％，3天后，新世纪金融宣布贷款银行已拒绝为它提供周转资金，公司已无资金偿还债权人，当日其股价再度暴跌48.29％。4月14日，新世纪金融更是申请了破产保护，短短数月，新世纪金融股价就由30美元跌至1美元，投资人损失近10亿美元。
由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一般均经过证券化后在二级市场出售，新世纪金融公司事件导致7月份穆迪、标准普尔等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次级贷款的二级市场出现波动，多家投资其中的基金突然面临回赎风险。8月5日，全美第五大券商、最大的抵押债券承销商贝尔斯登旗下两只投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基金宣布倒闭，公司负责此项业务的共同总裁和共同首席运营官沃伦·斯佩克特于基金倒闭当天引咎辞职，受次贷市场危机所累，今年以来贝尔斯登股票价格已经缩水将近1/3。
美国次贷市场的动荡通过四条途径迅速传播。首先对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带来了强有力的挑战。世界各国均有金融机构投资于美国次贷市场，其投资损失带来的流动性不足导致市场自发进入紧缩状态，严重干扰了各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其次，全球股市大幅震荡。次贷风波不仅引起了美国股市的数次急挫下行，更是由此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大幅震荡。3月14日，美国次贷风险便导致俄罗斯股市下跌2%，7月10日的信用评级调整带来了美、欧、亚三大洲股市的普跌。进入8月份，随着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相继宣布卷入美国次贷风波，全球股指又相继暴跌。第三条传播途径也加速进行，由于公众对于美国次贷风波带来的美国经济衰退预测，金属原油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大幅跳水。第四条传播途径表现为由次贷市场向整个信贷市场蔓延之势。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新世纪金融公司之后美国又一家申请破产的大型抵押贷款机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并非次级抵押贷款商，表明美国的房贷违约现象已波及到信用等级较高的优质房贷客户。由此可见，美国次贷风波已经到了危机行将全面爆发的边缘。
纵观此次美国次贷风波的产生与发展，房地产泡沫的起因，不难看出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强大的房地产营销力度。在美国次级房贷风波中，房地产商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过去的几年中，美国房地产一片繁荣，为了卖掉更多的新住宅，许多房地产公司跟随银行和金融公司，为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然后再将贷款卖给华尔街的金融公司。虽然2006年新建的住宅空置率越来越高，供给已经明显大于需求了，但房地产商仍然不遗余力地为“次级信用”的购房者提供贷款。通过“不查收入、不查资产”、可以随时调整还款比例、前几年还用只付息而根本不用偿还本金等手段来引诱潜在的购房者。房地产商在过去的几年，通过刺激次级贷款的方式，聚敛了惊人的财富。
其二，证券化的双刃剑效应。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资产证券化运作是其关键一环。一方面，以证券化为代表的二级市场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银行的盈利模式，帮助金融机构突破资本的瓶颈，分离存贷款业务，使其可以凭借较少的资本控制大量的盈利性资产，从而推动专业化贷款公司的诞生。但另一方面，证券化的方便融资功能以及直接连通投资人与贷款资产的功能，也确实为金融机构拓展风险边界提供了便利，从而可能引致风险的残留，而这些残留的风险在证券化推动的规模化过程中将以更快的速度积聚，埋下风险的隐患。
其三，投资者风险意识淡漠。专业的贷款公司提供了复杂的，且具有相当诱惑力的金融产品，例如，可同时签订两份利息率相差甚远的贷款合同，且合同还款方式采用递增的方式，一般是购房两年后才进入还款高峰期，因此，缺乏金融知识的贷款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进行房屋购买。由于信贷机构也没有要求购房者提供任何收入证明或存款证明，甚至很多购房者为了申请贷款对收入撒了谎，因此，一些贷款者本身也应该为最近出现的次级抵押贷款风波承担责任。
由于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日前，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日前分别向金融系统注入巨额资金，以缓解流动性问题并稳定信贷市场。8月9日，欧洲央行采取紧急行动，向欧元区金融系统提供948亿欧元的巨额低息贷款。同一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属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增加了240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10日，日本央行也决定向金融系统注入1万亿日元的资金，以缓解信用紧缩问题。虽然各国央行的迅速干预为美国次贷风波的解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其主动甚至过度干预市场的政府行为也遭到了捍卫市场理念的相关人士的质疑。国际金融局势风云变幻，此次次贷风波将进一步带来怎样的影响？人们将拭目以待。
2. 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世界格局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专家指出，美债危机，会弱化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而降低中国所持有美国国债的价值。美债危机，会使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进而增加输入性因素对中国通胀的压力。
美债危机，会弱化美元指数，造成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格局，增加我国出口成本，对出口成本价格形成压力。
美债危机，将影响中国的外需因素，而外部需求的减弱，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力。
美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市场不看好美国举债增长方式
截至今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突破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美债危机浮出了水面。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美债危机问题，不使美国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同众议院和参议院商谈突破举债上限规模问题。在增加债务规模和减少赤字规模计划方面，美政府和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产生严重分歧，直到7月底，美国政府与众议院仍然僵持不下，而美国即将面对新的财政年度，此时若不提高债务规模，美国将不得不债务违约。美债危机的僵局使市场普遍产生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金融市场开始剧烈波动。
几乎是在即将产生债务违约的最后时刻，美国政府与众议院达成突破债务规模和减少赤字规模的初步框架。数据显示，暂时性框架方案允许将债务上限提高至2.4万亿美元，但同时保证在未来十年内削减赤字的数额略大于这一规模。框架协议将分两个阶段来操作：第一阶段，债务上限立即提高1万亿美元；第二阶段将创立一个特殊国会委员会投票表决今年下半年超过1.8万亿美元减赤计划协议的基本框架。
表面看，美债危机随着协议框架的出台而消弭。 但立刻提高1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使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悲观预期更加强烈。8月4日纽约股市恐慌情绪蔓延，道琼斯指数收盘暴跌500点以上，标准普尔指数跌约4.8%，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5%。
8月5日，标普给美国信用降级，美国股市大跌，市场恐慌情绪迅速传导全球股市，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股票市值巨量下泻的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安全性的担心。受此影响，上证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法兰克福DAX指数、巴黎CAC40指数，日经225指数、香港恒生指数暴跌，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一位中国股民形象地说：“美国信用少了一个A，中国A股市值蒸发了1万亿元。”
美债危机其实并不新鲜。自1960年以来，美国曾经几十次提高债务上限。通过举债推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美国习惯的经济发展方式。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美债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两党政治的内讧。从经济意义上看，深度的美债危机表明美元占世界支配地位的货币优势进一步被削弱。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贵州财经学院院长陈厚义表示，从理论上看，美债规模不断扩大，是美国推行凯恩斯主义，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然。从现实来看，美国要维系美元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货币作用，必须在不断输出货币的同时输入商品。所以，美国通过举债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将是长期的。由美债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暴跌，本质是市场不看好美国举债增长方式，并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长持负面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说，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举债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其可持续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美债规模从2万多亿美元扩大到现在的14.29万亿美元规模，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按现在美债扩张的速度，三年之内，美债与GDP的比例就将达到今天希腊危机的水平，必须治疗病根，而非缓和症状。美国债务不会违约，因为美国能印钞票，但将来某个时刻，美国将面对利率飙升、美元危机和恶性通胀。如果它们发生，将是突然、猛烈和痛苦的。
美信用降级短期冲击世界经济
美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待进一步观察
标准普尔是一家标准的百年老店。假使创始人普尔先生再生，他恐怕也绝对不会想到，标普的一次信用评级，会使美国产生巨大的金融风暴，并导致全球期货市场、汇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产生剧烈动荡。
早在今年4月，标普毫不犹豫地把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前景展望由“稳定”下调为“负面”。8月初，美债框架协议达成后，标普再次毫不犹豫地将美国信用评级降级。美国股市应声暴跌，市场恐慌情绪迅速传导全球股市，并引发了人们对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安全性的担心。
张晓晶说，很难想象，一个金融服务中介结构的一次评级，居然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其实，标普这次评级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金融风暴，根本原因不是标普评级本身，而是作为全球经济中心、全球金融发动机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同时，世界经济在复苏通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时刻可能爆发，加剧了金融风暴蔓延趋势。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美信用降级短期内会冲击世界经济。陈厚义认为，首先，美债规模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风险也随之增大。数据显示，美国2010年GDP总量达到14.66万亿美元，现有国债规模14.29万亿元。美国经济的未来偿债能力成为市场一个普遍的疑问。其次，美债规模的扩大，确认了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美元贬值，将对国际贸易和汇率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迫使其他货币升值，从而导致他国出口竞争力降低。
那么，这次美国降级，会不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的专家宋鸿兵认为，这是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宋鸿兵说，金融危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次贷危机，第二阶段是信用违约危机，其主要标志是信用违约掉期（CDS）出现危机；第三阶段是利率掉期 （IRS）市场危机；第四阶段是美元危机，全球美元资产出现信心危机，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动摇。如果把四个阶段做个形象比喻，那第一是次贷地震，第二是违约海啸，第三是利率火山，第四是美元冰河。
事实上，从2007—2008年，美国已经经历了危机的前两个阶段，2009—2010年美国疯狂的印钞计划QE1（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暂时缓解了危机，但债务没有解决，反而在继续恶化。若QE3推出，将触发利率飙升，从而使危机进入第三阶段。
陈厚义则认为，长期来看，美信用降级不能改变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不能改变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所以，既要重视美信用降级对全球经济所形成的冲击，又不能片面夸大美信用降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首先，美国经济表现为缓慢增长。数据显示，美国上半年经济增速虽然比市场普遍预期的1.6%有一定差距，但依然保持0.85%的增长率。美国偿债能力是长期的，但需要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来逆转和消化庞大的国债规模。其次，美元拥有占世界支配地位货币的优势，美联储将通过各种货币政策长期维系美国经济增长。
陈厚义说，从市场对美债态度可以看出，夸大美信用降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够客观。事实上，今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增持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于北京时间8月15日晚间公布，中国6月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57亿美元，较5月份少增持16亿美元，6月份中国持有美债总额达到1.166万亿美元，这已是中国连续三个月增持美国国债。另外，美债在金融风暴中表现出较强的潜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信用评级下调，但市场预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没有因金融风暴而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表明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国债没有遭到抛售。显然，美国降级及美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我国外需将受到美债危机抑制
美债危机不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面
目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局面，但经济增长面临着物价高企和增速放缓叠加的矛盾。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为9.6%，这同去年上半年GDP增速为11.1%相比，是一个明显的回落。6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6.4%，创37个月来新高。
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都显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9.7%，二季度为9.5%。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连续四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都稳定在25%左右，今年上半年达到25.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半年平均增长16.8%，连续四个季度增速稳定在17%左右。从实体经济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是连续四个季度基本稳定在14%左右。从就业情况看，上半年就业的指标持续改善，1—5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500万，二季度外出农民工的人数在一季度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就业稳定增加。从增长质量的指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27.9%。
尽管我国经济面临增速持续放缓、物价高企矛盾，但经济基本面依然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局面没有改变。也要看到，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存在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这次美债危机会弱化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而降低中国所持有美国国债价值。其次，美债危机会弱化美元，从而使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进而增加输入性因素对中国通胀的压力。再次，美债危机会弱化美元指数，造成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格局，增加我国出口成本，对外向型企业出口形成成本价格压力。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11年1至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703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8%。其中，出口8743亿美元，增长24%；进口8293.7亿美元，增长27.6%。累计顺差449.3亿美元，收窄18.2%。彭文生表示，由于中美贸易和中欧贸易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有相当高的份额，目前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外需的未来影响不可小觑。无疑，外部需求的减弱，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力。
张晓晶表示，美债危机不会对我国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产生破坏性影响。从全局上看，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增强，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外需在GDP占比中的份额呈下降势头，所以，这场金融风暴并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面对国际金融风暴，我们要化危机为机遇，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推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的平稳。
当前，要着力解决物价高企的矛盾，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同时，要时刻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3.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 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挑战英国政府，打赌英镑对德国马克及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偏高，历史上一场赌注最大的赌博游戏由此展开。
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一）危机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实体部门中经营水平低下的企业。实体部门的价值损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实体部门在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遭受经济损失了。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中介的贷款风险也在逐步——有时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韩国为例，在发生危机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其他部门的资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机发生前四年间的情形更加令人沮丧，只有电信部门获得的回报高于其税后债务成本，而且这还要归功于墨西哥电话公司（拥有长途业务垄断控制权）的巨大影响。
对此问题，各国政府提升企业业绩的态度一致，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却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改革将市场竞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业绩不佳的企业暴露出来。结果，许多企业陷入了更加急剧的下滑中，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场疗法。而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部分避免了外国企业的直接竞争，但却因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政策不当而遭到损害，这种政策鼓励对关键行业部门进行过度投资，实行的保护主义对国内企业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业进行必要调整的时间。同样，在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几十年的干预，实体部门深受其害。归根结底，实体部门业绩不佳是由经济的封闭性所致，只有这样的经济能够容忍指令性放贷、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及企业智力水平低下等现象。
银行的旧游戏与新游戏。在经济全球化之前，银行业旧有的游戏方式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将资金输送给企业。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对放贷的对象、项目和利率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银行的作用是建立一个存款的基础，将资金借给政府和经济中的战略部门，且经常按照政府或银行所属集团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风险承担者——毕竟它们的债务人极少、甚至根本没有面临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银行都乐于与政府合作，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政府机构。
然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环境。随着进入壁垒的消除和相关法规的修订，银行的放贷限制被大大放宽，可以自行决定对象和金额，同时外资银行加入了对其原有放贷对象的争夺中。几乎一夜之间，银行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机遇与风险同时降临。多数银行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规则。由于信贷技能薄弱、风险管理意识缺乏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对于越来越不稳定的企业实体，银行不仅不停止对其贷款，反而继续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贷款量。有些银行则避开自己具有专门技术优势的领域，转向高风险的对公贷款和消费贷款，导致坏账激增，业绩开始被损害。随着银行业绩不断下滑，海外贷款继续流入，银行体系逐渐变成了纸牌搭成的房子，危机的侵蚀渐渐从实体经济深化到金融层面。
与此同时，危机的跨国传播渠道也开始形成。例如，韩国很多商人银行为高额回报所吸引，利用短期资金积极参与泰国和印尼的房地产投资，但它们缺乏基本的对冲技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隐含风险。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韩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这些商人银行及其海外业务提供了担保，使得风险水平在各部门乃至各国间不断升高，并存在交叉流动的可能。
进退两难的监管体系。危机酝酿时，监管者未能发现金融体系正在出现的失衡现象，抑或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及时阻止灾难发生，这种监管失效的深层根源在于监管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即使是在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监管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监管者按资历而不是业绩获得提升，其薪酬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现。此外，有些国家的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银行领导人属于同一个内部人组成的圈子，监管力量往往被约束。最重要的是，监管者极少由于取得成功而得到称颂，却常因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诋毁。银行系统的持续稳健运行无法诞生英雄，系统一旦崩溃却会使很多人成为祸首。这就导致新兴市场中历来缺乏优秀的监管者。
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危险开始袭来的时候，监管者面临痛苦的两难境地：很多银行通过相互贷款和交叉担保联系在一起，使得联系性增强而实际上的风险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银行倒闭，就有可能搞坏整个银行系统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关闭一家大型银行就等于断掉经济的资金供给，这会扼杀许多要靠贷款才能完成经营预算的企业。此举会破坏这些企业向其他银行偿还贷款的能力。而银行也有压力，银行信心下降导致放贷金额的减少，同时损毁了银行的信誉，这样便会引发监管者极不愿看到的危机。因此在面临危机时，监管者往往顾虑重重，各种利益纠葛使他们左右为难。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危机已经发生了，所以看上去他们的反应就是无所作为。
（二）危机发展的实质性阶段，会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时到来。
宏观经济政策（设定汇率和财政政策）决定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规模，而外部冲击则成为危机的触发因素。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国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漩涡。
钉住汇率与币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风暴的“大气条件”中，汇率也许是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实际上，如果按照货币的定义，任何“有管理的”汇率都是对货币“市场价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钉住汇率的安排，就会加剧扭曲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源配置。在钉住汇率制度下，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在严密关注汇率，试图从中发现疲软的最初信号，以此评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在坚决捍卫货币稳定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管理和公共关系负担，极有可能在不堪重负之际对汇率进行突然的重新定价。
在很多案例中，国内相对疲弱的实体经济无法与货币制度的要求同步，导致货币在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门失去竞争力，不能与选择钉住的货币（如美元）保持一致。维持此政策的时间越长，货币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汇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实际汇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卫汇率：为了捍卫下跌的汇率，大多数政府会首先收紧利率，进而动用外汇储备。此举虽有利于提高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支撑起本国货币估价，但也会产生实体经济部门实际支付提高、经济活动总量减少、投资下滑的负面影响。
这种下滑会给银行带来三个方面的不良影响：首先，经济放缓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总需求，银行新增贷款会发生萎缩；其次，企业和个人投资回报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数量增加，未偿贷款的盈利性也会下降；第三，货
4. 中行在次贷危机中的债券投资遭受了损失，为什么
所购买的债券因发债人倒闭而损失
但损失很少，大约之后17亿元左右，相对于30000亿美元，可为很小。
5. 目前我国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约____万亿，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约____万亿，直接融资规模不足___%
据估算，2010年全年非金融企业新增贷款规模约4.9万亿，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约0.6万亿，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约1.17万亿，直接融资规模不足30%，而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一般超过70%。这个是我能查到的最近日期的数据。
6. 金融危机问题!
★ 一个小故事看透经济危机 ★
看下面一个小故事，3分钟彻底明白经济危机是怎么来的：
从前有两个国家：纺织国和飞机国。纺织国有一亿人口，会织布做衣服，年产二亿条裤子。飞机国也有一亿人口，不仅会纺织，他们还会造飞机，年产二亿条裤子，造十架飞机。
纺织国要卖给飞机国一亿条裤子，才能买回一架飞机。两国贸易之后，社会财富分配如下：纺织国拥有一亿条裤子和一架飞机，飞机国拥有三亿条裤子和九架飞机。纺织国一个人一年只有一条裤子穿，一亿人只能挤一架飞机。而飞机国呢，一个人一年能穿三条裤子，九架飞机随便坐，比纺织国的老百姓坐火车还便宜！两国人民付出了同样的劳动和汗水，飞机国的人均财富竟然是纺织国的3-5倍。
第2年，飞机国改变策略，决定不生产裤子了，因为他们发现只要多卖几架飞机，就能换回几亿条裤子，足够全国老百姓的穿用。从此以后，飞机国的老百姓都解放了，每天泡吧、出国度假旅游、喝咖啡、到纺织国投资。。。。。。而纺织国的老百姓们呢，为了赚更多的钱，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产更多的裤子：三亿条裤子，四亿条裤子，卖给飞机国赚取可怜巴巴一点生活费。
飞机国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滋润，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工人越来越少，喝咖啡的时间越来越长，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发达。而纺织国的老百姓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几乎没有喝咖啡的时间，娱乐业和服务业都是为少数有钱人服务。
几年过去了，飞机国越来越发富了，连穷人，甚至流浪汉都能随便买得起豪宅了，钱多得不得了，可是纺织国还在不断的生产裤子，都快年产10亿条裤子了，飞机国面临危机了，面临钱太多的危机，钱再多也不能都买裤子啊，钱太多花不出去。
看官可能糊涂了，钱太多也有危机啊？当然啊，银行里存了几十万亿美金的钱，对银行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他得想办法放贷出去才能赚钱啊，不然还要支付利息。没办法，银行家拼命鼓励企业和民众贷款，鼓励穷人和流浪汉也贷款买房子，没办法，钱多也难受啊。结果房地产先涨后跌，一些穷人还不起贷款，干脆一元钱卖掉豪宅，继续搬回豪华出租屋。
纺织国越出口越穷，看官更不明白了吧？纺织国并没有因为出口而富裕，却让飞机国越来越富，因为把自己国家生产的50%以上的商品卖到别的国家，换来别人国家5%-10%的商品，结果是飞机国富得流油，纺织国依然活在最下层，最吃亏的是以多换少的纺织国。
纺织国面临更大的危机，本来出口裤子就没赚多少钱，一条裤子才赚1-2元，飞机国一旦减少进口，直接导致纺织国无数人下岗失业。
这个小故事道出了经济危机的最高机密：没有高科技产业，依靠以多换少的出口经济，只能越出口越穷，是制造国家之间贫富分化的危机之源！
一个国家，只有掌握别人没有的高科技产品，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强国富国，让别国为自己打工，而不是为别国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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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于 2008-12-29 09:51:35.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 唐朝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秘密：丝绸 ★
中国的唐朝为什么富强？百国朝拜？因为唐朝有丝绸！
为了得到中国丝绸，在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的时代，当年全世界的商人们骑着骆驼不远万里，把几万里的沙漠戈壁，硬生生踏出一条丝绸之路，用他们国家最珍贵的黄金、珠宝、玉器，换几匹丝绸，带回国就能发大财。唐朝不仅繁荣富强，而且在全世界声名远播。
中国卖给各国商人丝绸、茶叶、瓷器，换来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黄金和白银，造成古代全球经济的巨大贸易顺差，唐朝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欧洲和日本虚心学习的楷模。
丝绸织品技术曾被中国垄断数百年，中国古代各朝一直严密控制着丝绸织造业和养蚕业的技术流传，并禁止其流向外国。唐朝是丝绸生产的鼎盛时期，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了。同时，丝绸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不但"丝绸之路"的通道增加到了三条，而且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看看美国中学历史书是怎么写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问题：书中说，早在中国汉代，东西通商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汉朝把大量昂贵的丝绸输出到西亚。为了保护丝绸贸易，中国人一直保守丝绸制作过程的秘密。中国的统治者历来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只允许他们在广州活动。中国卖给他们丝绸、茶叶、瓷器，换来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黄金和白银，造成巨大贸易顺差。1793年，英国人要求增加贸易权利，被乾隆皇帝拒绝，他说：“西方的东西找不出一件中国用得着的。”
汉朝和唐朝从丝绸贸易获得的经济的空前繁荣，由丝绸之路，国外的葡萄、无花果、黄瓜、核桃从西亚传入中国，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1271年来到中国再到郑和下西洋从非洲带回长颈鹿，书中颇下笔墨。书中摘录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忽必烈皇宫的描写：“宫殿屋顶很高，大厅都由金银镶嵌，墙壁上雕刻着龙、鸟、牧马人和各种野兽以及战斗的场面。天花板上也是如此，满眼都是黄金和图画。厅很宽很长，可以容纳6000人的宴席。” 足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繁华，远远超越当时世界各国的经济水平
正因为唐朝、宋朝始终领先全世界的高科技产品销售全世界：丝绸、瓷器，在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甚至包括俄国，掀起过一场“中国热”。 当时的中国被全世界推举为“模范文明”。 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垄断别国没有的高科技，才能实现经济真正繁荣富强，自然会变成全世界羡慕的“模范文明”
假如张无常、历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回到唐朝，向朝廷献策，主张丝绸做“世界工厂，引进外资”，唐朝的发展会如何？用不了几年，就发现丝绸技术外泄，越南、泰国、印尼都开始大规模生产丝绸，唐朝拼命提高丝绸产量，但丝绸国际价格却越来越低，原本一斤丝绸能卖一斤黄金，最后跌到一斤白银、一斤铜、一斤铁。
原本只有欧洲皇家、贵族、富商才能穿得起的丝绸衣服，到最后变成非洲难民都能买得起的地摊货。唐朝发动全国人民疯狂大生产丝绸，却发现越来越穷，丝绸的利润压到几乎不赚钱，不消10-20年，泛滥的丝绸造成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全世界不再需要那么多丝绸，唐朝大批丝绸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但富裕的是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都有丝绸衣服穿，连路边要饭的都穿丝绸裤子，失业的唐朝人民自己却不一定能穿得起丝绸了。
这就是真正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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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于 2008-12-29 09:51:52.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 日本的强国之路 ★
日本二战之前是世界的纺织工业大国，二战之后转型制造业大国，60-70年代转型高科技大国。换言之，中国还停留在日本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思路！
有人说日本是外向型经济，这显然是一个无知的谎言。人们可以看到这样鲜明的对比：日本外贸小小的（占GDP15％），中国外贸大大的（占GDP60％）；
日本出口是高价出低价进，以少换多。中国出口是低价出高价进，以多换少；
日本外资法第一条，“只准许有利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外资只占1％。中国则门户洞开，来者不拒，外资超过30％，国内28个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
日本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不依赖外国消费，始终国民优先国货优先。中国则没有类似计划和政策，对外依存度高达70％，本国国民是二等公民。
由此可见，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完全是相反的。
世界上只有中国，拿国家有限的资源，人民的血汗，用来为世界服务。
美国用飞机换中国的裤子，日本用照相机和汽车换中国的裤子，中国最后的结局就如同上面故事中的那个纺织国一样，一旦飞机国的消费下降，受伤最深的反而是纺织国。
历史的内容在不断变化，但历史的规律永远没有变过，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制造别国没有的高科技产品，不能制造别国没有的飞机和丝绸，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走向繁荣富强，生产别国都能生产的东西，拼价格，卖血汗，这个国家永远富强不了。
美国、日本、德国为什么富强？单单比较GDP总量，中国可能会在10-20年后超过美国，但是人均财富可能永远也超不过这些国家！因为美国、日本、德国能造现代的“丝绸”：大飞机、高科技设备、电子、超导、液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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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于 2008-12-29 09:52:09.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 重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何等高瞻远瞩！
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水平还是赶不上去？今天的我们还停留在10万个工人姐妹们辛辛苦苦一年做一亿条裤子才能换回一架飞机的科技水平？心甘情愿的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
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都牢牢控制着核心科技机密绝不外泄，中国的卖国经济学家们“市场换技术”理论，不仅没换到什么技术，市场也丢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这两年，美国的前GE总裁杰克韦尔奇很火，带领美国通用电气重新走向辉煌云云，被誉为世界企业管理大师。其实他的核心秘密只有一条：让通用电气放弃做别人一样的产品，做GE独家能做到最好的高科技产品！生产别人不会造的“飞机”和“丝绸”。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是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之后，为了大规模生产电灯而创办，后来逐步退出照明产业，转型生产电冰箱和电视机，后来GE又放弃了这些夕阳产业。在杰克韦尔奇时代，全面转型生产大宗高科技产品：医疗设备、飞机引擎、发电设备等。GE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追求高科技产品，放弃低科技产品的历史。至于他鼓吹的什么管理理论其实大多都是成功之后的吹牛灌水，千万别当真。所谓“真传一句多，假传万言少”，正是此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个成功的企业尚且如此，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欧美国家的科技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最高比例在1.5%至2.6%之间。而中国1950－1979的最高年份是2.32%，平均1.28%。那时候中国自己能造卫星、火箭、高产水稻、大飞机，现在却忙着生产裤子、鞋子、玩具。
我们中国到了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科技投入连年减少，降低到了0.6%。汽车和电脑只能组装和造外壳，贴个牌冒充国产货。到了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的大使馆。我们终于明白了：“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同年，国家召开两弹一星有功人员的庆功大会，持续20年的“造船不如买船”的科技政策才开始慢慢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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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炎炎烈日 于 2008-12-29 09:52:27.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 货币没有战争，战争的是科技 ★
再谈谈货币，中国真的穷么？真的没有钱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货币的本质！
更让我们看看是什么狗屁理论让中国人手上没钱的！
最近有一本很热门的书，叫《货币战争》，说美国放弃金本位是阴谋，美元会不断贬值，鼓励大家收藏黄金保值。这个观点其实是落伍的，黄金只是一种稀有的金属而已，没必要把它的地位抬那么高。
一个国家真正的“黄金”，其实是别人没有的高科技产品。货币只是一种易物贸易的符号，当唐朝能造丝绸的时候，不论唐朝货币是铁币还是铜币，必定是最硬的硬通货，所以，对唐朝和世界而言，丝绸就是黄金货币。当别的国家也能生产丝绸的时候，唐朝的货币立刻贬值，这时如果唐朝还坚持货币升值，脑袋一定进了水。
当年的唐朝和丝绸的关系，宋朝和瓷器的关系，就如同今天的美国和石油、高科技的关系，美国控制了高科技和石油，美元就变成了黄金货币，没有石油和高科技、尖端武器支持的美元，就跟石头一样不值钱。这也是美国为了石油，不惜干掉伊拉克萨达姆的深层原因。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货币发行不受金本位、银本位的限制，每个国家都可以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货币资金，根本不需要依靠洋钱。解决了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钱的问题。
凯恩斯还提出需求拉动理论，说明每个国家只要保护好劳动者，提高劳动大众的消费力，扩大市场消费大盘，企业生产自然水涨船高，哪用得着依靠外需？
美国和西方国家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们放弃金本位，是明智的，是高瞻远瞩的，不是阴谋，是阳谋！一个国家真正的黄金储备，不是藏在银行地下仓库里面的金砖，而是藏在国家专利局里面的知识产权，是实实在在的高科技产品。当美国每造一架波音飞机，就相当于美国多了一吨黄金储备。
我们要搞明白一件事情，货币只是一个易物交易的符号，一个国家能生产多少商品，就应该造出多少货币，鼓励老百姓去消费。
所以，世界上不应该存在缺钱的国家，只存在缺商品的国家！一个国家平穷落后，不是因为他们缺钱，而是他们造出的商品太少，或者科技含量太低。
千万不要相信外国经济学家和卖国经济学家们的狗屁理论，什么股市不能有泡沫，国家要控制货币流通，其实这些理论，反而是让中国陷入经济危机的真正陷阱。
看看美国，一年GDP只有13万亿美金，却有50万亿美金的国债。中国如果有胆子发行50万亿国债，促进内需，这次经济危机也不会受伤这么重。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绝不是为了回到解放前！让我们走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全球化、私有化、自由化、世界工厂、外向型经济、比较优势等，只是这条老路的新包装。
当美国人开动他们的印刷机，源源不断印出美元，就能买走中国的一切：裤子、鞋子、玩具、工厂、房地产、银行、人力，这才是天下最大的滑稽之事，中国人将永无出头之日！
7. 2012当前宏观经济的状况如何,宏观经济对债券的影响
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全年工作的主线。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蔓延，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超过人们的预料。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本身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运行困难急剧增加。特别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一是工业生产显著放缓。去年最后3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同比分别回落9.7个、11.9个和11.7个百分点；能源、原材料和运输需求缩减，钢材、电解铝等产品市场价格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明显暴露。今年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增速虽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近7年来的最低点。 二是对外贸易急剧下滑。去年11、12月份，外贸出口额分别下滑2.2%、2.8%。今年以来，出口下滑幅度进一步加大，1月份下降17.5%，2月份下降25.7%。 三是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企业订单减少、销售不畅、利润缩减状况从沿海向内地、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从外向型行业向其他行业蔓延，亏损企业增加较多。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7.3%，创多年来新低。 受经济增速下滑影响，全国企业用工需求明显下滑，就业形势更趋严峻。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此，必须坚持灵活审慎的调控方针，提高宏观调控的应变能力和实际效果，尽快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在外需显著萎缩的情况下，着力扩大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当前，扩大内需最主动、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 去年11月5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并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推出了两年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相当于2007年GDP的16%。其中，中央政府新增直接投资1.18万亿元，主要用于民生工程、技术改造、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根据预算，今年国家将落实1.18万亿中央新增投资中的5915亿元。 在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国家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通过减税、退税、或抵免税等多种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强微观经济活力。 据初步测算，今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落实已出台的中小企业、房地产和证券交易相关税收优惠以及出口退税等方面政策，加上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受经济增速放缓、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等影响，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出现多年不见的负增长。今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又需要大幅增加投资和政府支出，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 为了弥补财政减收增支形成的缺口，国家今年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同时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券。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虽然增加较多，但仍在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范围。 此外，国家今年将严格控制一般性开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改善民生、基础设施、灾后重建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货币政策的变化，始终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连。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11月我国决定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货币政策近10年来首次提出“适度宽松”。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其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作用，便利、及时、较低成本地供给资金，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去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大幅减轻了企业财务负担。同时，还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流动资金大幅增加。今年，国家继续改善金融调控，保证货币信贷总量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为此，广义货币计划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今年前两个月，银行信贷大规模增长。其中，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62万亿元，2月份增加1.07万
8. 急!!! 次贷危机为什么引发全球资本震荡
你要是高中生的话,简单理解就可以了.
银行利润=贷款利息-存款利息-银行日常的花费.要想取得收益银行作为企业法人就必须向外发放贷款.换个角度想你要银行主管肯定希望自己能发放多的贷款,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政府的鼓励下,美国银行把钱借给了次级贷款者,也就是信誉不太好的以及可能没有多少经济实力来清偿债务的人,这样结果可想而知,次级贷款者贷款买房,一段时间带动了很多部门的兴盛,比如建筑等等,但是象建筑这样的企业把资本都投入了,但是次级贷款着还不起债务.很明显问题就出现了,企业的钱都投入了,不见收益.银行的钱放出去了,不见回来.最终危机就出现了
,全球资本震荡
9. 中国债务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到底是多少？这些债务的风险有多高，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系统性风险或者区域性风险，应对这些债务和风险有哪些应对举措？基于此，日前，国务院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第25次文津圆桌闭门研讨会进行研讨。
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以广义信贷总量的指标，到2016年一季度末，广义信贷为134万亿，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个百分点。以各项贷款比GDP的指标，到2015年底这个指标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些年我国债务总量在持续增长。
不过，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国锋称，相对债务总量增长，债务结构的问题更加需要引起关注。
何国锋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整个融资体系结构不合理，长期依赖银行体系。他说，近年来，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这块发展比较快，但股票融资占比比较低。2015年末债券和股票融资总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14%左右，这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和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业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资本市场解决的一些金融服务，像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兼并重组这些应该由股权融资来做更好一些。
就整个银行体系来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较低。何国锋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同时整个贷款损失准备也比较充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有2.4万亿，今年以来还在增长，拨备覆盖率175%，贷款拨备率3.06%，对于不良贷款仍有充足的拨备。
此外，企业债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4.17万亿元，占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处长关鹏表示，发改委管理的企业债券最大的特色是与投资项目直接挂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政策，资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债券在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各品种中违约数量最少，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另外，财政部预算司债务处处长尹李峰也提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尹李峰说，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4%，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来看，目前债务风险也总体可控，以国际通用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与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加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有所下降、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违法或变相举债担保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规范的PPP模式等新情况和问题，尹李峰称，有关部门正在督促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居民负债来讲，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提到，2013年中国达到55.5%，美国为113%(2007年为143%)，日本是130%。相对来讲，中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曹红辉说，消费的贷款在中国是两倍于经营性负债的，占到整个居民负债的32%，其中居民负债中，80%是用于购买房产，其次就是汽车和信用卡的贷款。另外，中国的居民人口结构中，40岁以下占53.71%，这说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并非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一个显著制约因素，今后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结构没有成为一个约束。按照美国15%的居民负债的边界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新增40.69万亿的居民负债空间。综合举措解决结构性债务问题
在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表示，全球债务同样在增长不能光拿中国说事。他说，从全球来看，2000年开始全球债务87万亿，2007年是142万亿，2014年是200多万亿。在2007年到2014年债务危机债务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对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上升。到现在为止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总体负债水平上升，但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负债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
曹红辉说，2001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达到49.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为14.2万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数量众多的边缘化国家的负债率在下降，少数重要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国2001到2014年负债率从53%上升到100%，日本从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英两国效果最为显著，但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不减反增，比如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债务持续膨胀，荷兰、丹麦、挪威的杠杆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中国的债务状况总的来看有三点，一是赤字总体比较小，二是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政府掌握了很多生产性资源，不大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整体来说，债务水平和状况应该是可控的。但问题是，既然债务实际可控，为什么坊间、尤其外围对中国的债务问题会有这么大的恐慌呢？
她说，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债务总体不透明，除了过去不愿意主动公开债务情况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直接显性的债务，有一些直接隐性和间接的债务没有谈到，隐性债务如何清算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政策的不连续，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转向特别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层后出现异化，再有可能一些可执行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容易招致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总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负债水平较高。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希望地方多花钱，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企业负债很高，跟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有关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资超过了自己的需求，钱到手之后转手倒给中小企业，自己还能赚一笔钱，导致负债率越来越高。如果看这些指标，只能说中国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了马上就要出现危机的地步。
何帆预测，如果真的出现危机，肯定反映在流动性方面。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业的负债，企业到最后还不上钱了。只是目前来看，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另外，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大量被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还债挤占了投资的情况。
何帆认为，债务问题是必须尽快解决的。不过，中国还远远没有到了马上就要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有时候，债务危机是自己吓出来的。
何帆建议，应该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同时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各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鸡尾酒疗法”，各种药效需要配合，剂量需要斟酌，对潜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虑。
何国锋也表示，要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把债务尽可能的降下来，还是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从银行信贷角度，总的思路还是应该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企业负债整体较高，同时企业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暴露。当前，主要以央企作为突破口来研究怎样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债务链，缓解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问题，同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信贷风险。对僵尸企业，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推动其进行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尽量少实施破产清算，对于必须要破产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贷怎么退出来，包括信贷退出的方式、节奏，包括影响，尽量不搞大规模一刀切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