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巴罗内生增长理论
题目改成：巴罗的内生增长理论就好理解了。
理论简介
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编辑本段
概述
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 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 1997, 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现代发展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❷ 什么是李嘉图等价定理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启示
征税和发行公债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两种主要方式。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第17章中表述了这样的论点：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还是发行公债，来为政府筹措资金，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
20世纪70年代，这一原理重新被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所揭示。他发表于1974年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理论因而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嘉图等价定理之所以引起现代经济学家的瞩目，其原因在于对举债的宏观经济影响的重视。在政府举债的情况下，社会总需求发生何种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本文将透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分析举债的经济影响。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内容和意义
“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征税和政府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一次性总付税）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国债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元的税收。
面对税负在时间上的调整，纳税人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税收。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元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俩本息而增课税收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政府债券的期限为N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税收，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定理是成立的。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意义在于，公众是否将政府发行的债券视为财富的一部分，关系动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帕廷金（Patinkin,D）在其1965年的著作《货币，利息和价格》（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中指出，公开发行并已出售的政府债券，有比重为K的部分被视为财富。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就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于是，举债同课税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即K＝0；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系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则0＜K≤1。其结果是，公众会因总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总之，如果政府以公债替代税收，公众将以K倍的速度增加即期的消费数量。由此可见。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对政府财政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坚持
从上面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解释可以看到，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定理都能成立。然而，李嘉图等价定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现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费者在政府偿还公债之前去世，这些人既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须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对于那些减税期间活着，却在政府偿还公债前已经死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负担税款的现值下降了，由于他们不必用公债去支付政府为偿还公债而增加的税收，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会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假如消费者是完全利己的，则上述答案将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
1974年，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在他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坚持和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他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其原因在于，他不仅从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从他的后代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即U[,i]＝U[,i]（C[y][,i]C[o][,i]，U[*][,i+1]。公式中U[,i]表示第i代人的效用，C[y][,i]表示第i代人年轻时的消费，C[o][,i]表示其年老时的消费，U[*][,i+1]表示第i十1代人的最佳效用。由于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自己一生的消费，也取决于他的后代的效用，因而他会像关心自己的消费一样去关心其后代的消费。
巴图认为，代际之间的所有消费者都关心自身及其后代的消费。当政府用发行100元债券来替代100元税收，由此使即期税负减少100元时，消费者知道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将增加100元，因而面对即期税负的减少，他的反应将不是增加自身的消费，而是将购买的100元政府债券保存起来。如果他在债券到期之前去世，这100元政府债券将作为遗产留给他的后代，以支付政府因债券本息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假设在他的后代的有生之年政府债券仍未到期，便可以继续留给他们的后代，以便用以支付债券到期时的税收。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来说，政府为偿付新发行的国债本息而增课的税收，由他还是他的后代来偿付，是没有区别的。在巴罗看来，消费者是否死于债券到期之前，这对于他的即期消费不会产生影响。购买债券与缴纳税收一样，会减少即期的个人消费。巴罗的见解，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在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即使死于债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巴罗认为，既然消费者具有关心其后代效用的利他动机，则消费者就不会将政府为替代征税而发行的债券作为财富的增加，因而即期的消费不会改变。
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维护和发展，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公债的发行，因此，公众在面对政府采用举债还是征税的不同决策时，是否会对消费采取不同的行动，将会对国民收入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三、等价定理失效的原因分析
征税和举债是否等效，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托宾（Tobin,J.）在其著作《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Asset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一书中，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失效，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等价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费者具有利他动机，而且还必须保证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产为正值。而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富并不总是正值。比如，虽然消费者关心其后代的效用，但如果后代比他本人更富裕，他便会认为即使从后代那里获得财富，也不会影响后代的效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留给后代的财富就不一定会是正值，这并不改变消费者的利他属性。
实际上，消费者也许并没有遗赠动机，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子女，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因而，当政府采用公债替代征税时，消费者便不会将债券留给后代，让其用于应付未来税负的增加。相反，由于偿还公债本息所需增加的税收要在他死后才开征，因而他所要承担的税负的现值下降，财富会增加，因而消费者当期的消费支出完全可能会随之而增加。
其次，支撑等价定理的假设是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负的数额相同，并且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差异。这一假设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现实生活中一次性总付的人头税并不存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常常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对每个消费者来说，税收减少的数额不可能相同，并且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为了方便说明，假定政府减税政策的受益者为消费者人数的一半，受益者当期税负减少200元。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要保持不变，因此，减税而引起的收入减少，政府将通过向所有的消费者发行100元的债券来筹措。假如政府债券利息为年息5％，人口不变，若政府在第二年偿还本息，采取向每个消费者征收105元的新税来实现。
公债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范围的不一致性，以及同为公债持有者、税负承担者，其公债持有比例与税负承担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会资源从税负不变的消费者转移到了税负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其结果是，减税的受益者将会增加当期消费，受损者将会减少当期消费。消费结构的这一改变，是否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取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对比。如果二者相等，不会影响社会总需求。如果二者不等，前者大于后者，社会总需求会增加；而前者小于后者，则社会总需求便会减少。消费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的差异，使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
四、李嘉图等价定理给我们的启示<
❸ 巴罗莫角杀人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正常的地磁是北极到南极的磁力变化，人类早已适应。但巴罗莫角地下含有大量导电性能极佳的金属元素，并且紧挨北极，这使得磁力从北极流向南极时会被这座小岛吸走一部分。虽这部分磁力同整个地球磁场相比十分微小，但当它作用在生物身上时则是极强大的。
超强磁场只在地表50米上下内活动，禽类一般不会受到磁场的影响。而大部分陆地动物也有敏锐的电磁感知能力，往往能避开强磁场存在的区域。至于植物不受损害，是因为植物细胞的质膜被坚硬的细胞壁包围，细胞壁有很强的屏蔽磁场的作用，如同避雷针，所以受磁时，植物只是叶体倒伏而已，而人和动物的细胞是没有细胞壁的，强磁场可以直接作用于细胞核，所以导致瞬间毙命。至此，恐怖的杀人角背后的奥秘终于被解开。
❹ 巴罗—李嘉图等价命题指出减税(请选择)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徵税和政府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一次性总付税）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国债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元的税收。
面对税负在时间上的调整，纳税人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税收。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元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俩本息而增课税收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政府债券的期限为N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税收，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定理是成立的。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思想在於：公债不是净财富，政府无论是以税收形式，还是以公债形式来取得公共收入，对 於人们经济选择的影响是一样的。财政支出无论是通过目前徵税还是通过发行公债筹资，没有任何区别，即公债无非是延迟的税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费者眼中， 债务和税收是等价的。根据这个定理，政府发行公债并不提高利率，对私人投资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不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仍然未得到实际经济运行的论 证。
该定理是以封闭经济和政府活动非生产性为前提与条件。
选C
❺ 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
》，对传统“李嘉图等价假设”重新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发现，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居民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同时，居民增加的这些储蓄都购买了债券，使得债券需求的上升刚好等于债券供给的增加，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巨大反响和争论，可以说该定理本身就开辟了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该文也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之一。
❻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现实意义 如何看待我国的公债风险 如何健全国债的流通市场有何意义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现实意义
一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揭示了政府举债的实质，公债无非是以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了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即公债是延迟的税收。公债替代税收，政府支出计划所派生的纳税义务被推迟了，消费者就可能因税收现值的下降，当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因此，分析公债替代税收所产生的财政效果，对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由巴罗提出的当前和未来的每一个消费者都始终关心他自己及后代消费的这一论点，引发出政府是否必须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政府债务的问题。假如政府可以用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方式滚动债务，而不需为偿还公债本息而增加税收，则政府以举债替代课税而产生的当期税负的下降，并不会引起未来税负的变化。消费者当前税负的必然降低，将导致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
三是公债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是通过增加税收而不是发行公债来实现时，人们会减少当期的消费。但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不是通过税收来获得，而是依赖发行公债来维持时，则公众至少不会减少即期的消费水平。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形式不同，将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从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
四是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消费支出，进而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则取决于公众对举债与未来税负关系程度的认识。因此。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被私人部门看作净财富，在政府债券市场转换的真实影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当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采取发行公债而不是增加税收的做法，对总需求施加扩张性影响。托宾认为：“举债筹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排挤了资本存量，凯恩斯主义者和像布坎南那样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们都持有这种看法……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是可以行得通的。这就是说，用发行债券代替目前的征税，将会刺激目前的消费；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由此而引起的总实际需求的扩大，将会增加产量和就业。
❼ 关于哈利波特里皮皮鬼和血人巴罗的问题！
我目前不知道皮皮鬼为什么怕血人巴罗。
不过在哈七的第三十一章，提到了有关血人巴罗的故事，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满身是血。
哈利瞥见一个珍珠白色的幽灵从大厅入口下方漂浮过去，一片喧嚣中他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喊道：
“尼克！尼克！我需要和你谈谈！”
他拼命地穿过学生的浪潮，到达了楼梯的底部。格兰芬多塔里的鬼魂，差点没头的尼克站在那里等着他。
“哈利！我亲爱的孩子！”
尼克握住哈利的手；哈利感觉自己好像是把手浸入了冰水一样。
“尼克，你一定得帮帮我。拉文克劳的鬼魂是谁？”
差点没头的尼克看上去很惊讶，而且有一点不愉快。
“当然是格雷女士；但如果你需要鬼魂为你服务——”
“必须得是她！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让我找找……”
尼克四下寻找的时候，头在圆形领花上轻微摇晃着，他透过拥挤的学生凝视着什么。
“她在那儿，哈利，有长头发的那个年轻女士。”
哈利顺着尼克透明的手指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鬼魂，发现哈利看她，她扬起了眉毛，漂浮着穿过一面墙走了。
哈利向她追过去，走过她消失的走廊门口就看见她在走道的尽头，仍然平稳地漂浮着远离他。
“嘿——等等——回来！”
她听从哈利的话停了下来，在地面上方又飘了几英寸。哈利猜想她是一个有着及腰长发，穿着拖地长斗篷的美人，但是她看上去也很高傲不逊。离得近了哈利就意识到他以前在走廊上碰到过她，只是从来没有说过话。
“你是格雷女士？”
她点点头，没有说话。
“你是拉文克劳塔的鬼魂？”
“不错。”她的声音丝毫不鼓舞人心。
“拜托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要知道关于遗失的金冕的事情，请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全部。”
她的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恐怕，”她边说边转身准备离开，“我不能帮你。”
“等等！”
他并不想喊叫的，但是愤怒和恐慌威胁着要吞没他。她在他面前盘旋的时候，哈利扫了一眼手表，还有一刻钟到午夜。
这很紧急。”他大喊着，“如果那金冕还在霍格沃茨，我必须得找到它，尽快。”
“你并不是第一个垂涎这金冕的学生。”她轻蔑地说，“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企图迫使我——”
“这可不是为了想要多得几分！”哈利朝她喊叫着，“这是关于伏地魔——打败伏地魔——你对那也不感兴趣吗？”
她是不能脸红的，不过她透明的双颊却开始变得模糊，她用激烈的语气反驳道：“我当然——你怎么敢认为……”
“那么，帮帮我！”
她镇定的表情隐去了。
“那——那不是——”她开始结巴，“我母亲的金冕——”
“你母亲的？”
她看上去对自己很生气。
“当我还活着的时候，”她僵硬地回答，“我叫海伦娜•拉文克劳。”
“你是她的女儿？那么，你一定知道她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金冕象征着智慧，”她明显在努力着控制自己，“我怀疑戴上它能大幅提升你击败那个称他自己为黑魔王的人的概率……”
“我说了我没兴趣戴它！”哈利愤怒地咆哮，“没时间跟你解释了，但是如果你在乎霍格沃茨，如果你希望伏地魔倒台，那你必须把你所知道关于金冕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她仍然是静止的悬浮在半空中，低头看着哈利。一种绝望的感觉席卷了他的全身，她如果真的知道些什么，当然会告诉弗立维或者邓布利多，他们肯定问过她同样的问题了。当哈利正准备摇摇头，转身离开的时候，她低声说道：“我从我母亲那里偷到了金冕。”
“你……你什么？”
“我偷了金冕。”海伦娜•拉文克劳轻声说，“我想让自己更聪明一点，变得比我母亲更重要，我带着它离开了。”
哈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到了她的信任，他也并没有问，只是静静听着她艰难地往下讲。
“据说我母亲从来不承认金冕丢了，仍然装作它还在她那里。她隐瞒了她的损失和我的背叛，甚至是对霍格沃茨其他的创立者也是如此。”
“后来我母亲病倒了……病得很重。尽管我背叛了她，她仍然苦苦想着见我最后一面。她派了一个爱了我很久但是多次被我拒绝的人来找我。她知道如果那个人不把我带回去是不会罢休的。”
哈利等待着。她深深吸了口气，把头扭了过去。
“他追踪我到了我当时藏身的森林里。当我拒绝跟他一起回去时，他变得很激动。巴罗一直都是个有着火暴性子的人。他对于我的拒绝十分愤怒，嫉妒我的自由，他刺杀了我。”
“巴罗？你指的是——？”
“是的，他就是血人巴罗，”格雷女士说着撩起了斗篷的一侧，给哈利看了她白色胸口上的深色的创伤。“当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以后，他被巨大的悔恨淹没了，他用夺去了我生命的武器杀死了自己。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一直戴着他的链条表示悔恨……他的确该这么做。”
她苦涩地说。
“那……那金冕？”
“它仍然在当初我藏它的那个地方，我听到巴罗摸索进我藏身的森林时，把它藏进一棵空心的树里。”
“一棵空心的树？”哈利重复道，“什么树？在哪儿？”
“阿尔巴尼亚的一个森林。一个孤独的地方，我认为那里能够远离我母亲的控制。”
“阿尔巴尼亚，”哈利重复道，混乱的思绪中浮现一种奇怪的感觉，现在他理解了为什么她告诉他而不肯告诉邓布利多和弗立维。“你以前对别人说过这个故事了，对吗？别的学生？”
她闭上了眼睛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他在……奉承。他看上去……懂得……去同情……”
是的，哈利想，汤姆•里德尔肯定能理解海伦娜•拉文克劳那种迫切地想要占有不属于自己的神奇物件的欲望。
“嗯，你并不是第一个被里德尔套出话来的人。”哈利咕哝着说，“当他想要什么东西时他就会变得很迷人……”
不错，伏地魔已经从格雷女士这里套出了丢失金冕藏匿的地点。他已经去过了那广袤的森林，而且把金冕从它藏身的地方取了出来，也许就在他离开霍格沃茨后不久，甚至在他开始在博金－博克商店工作之前。
或许这就是皮皮鬼怕血人巴罗的原因吧！
另外，哈七中文版已确定会在10月28日全国发行，目前的翻译工作已完成。
❽ 按照巴罗-李嘉图的观点,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发行债务来支付其开支,有什么不同
这两种属于财政政策，都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税收需要修改法律，过程比较复杂，筹集资金的周期比较长，对经济有持续的影响，不适用于临时筹集资金，这是增加税收的缺点。增加税收的优点在于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
发行国债所需要的手续简便，可以比较快速的筹集资金。缺点是需要归还，造成财政赤字加重财政负担。
❾ 汤姆索亚的纯正巴罗刀哪来的
汤姆不好好背书，玛丽表姐说只要他能背熟了，就送她一把巴罗刀.
❿ 2012年上财经济学考研巴罗和曼昆两本书的区别
看到一票人表示今年考题难，坑爹
分两部分看，客观题中（判断,选择）判断题与往年难度一致，基础知识，简单概念考察，选择题又分宏观微观，今年都体现了与往年的新意。
宏观部分是加入了大量均衡经济周期模型的内容，说白了，巴罗的书，就是这一个模型，余下的都是在各个方面的展开（家庭，政府，海外，从两部门逐步扩展到三部门），这也就是8月份给的参考资料下赫然在列的巴罗书的意义
微观部分在逐渐往中根源的书上选择题的难度靠拢（可能更有甚），往年那种，反复考厂商概念的基本题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计算，理解。
整体上，选择题的难度还是体现在微观，而且，再划分下，主要是5-6道牵扯计算的题目，如果采取抓大放小的方式，果断放弃这些题目，至少时间上，不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分配问题。
简言之，时间上有问题的同学，应该是平时对经济学模拟的次数不够，在经过10次以上的模考之后，把客观题压缩在1小时15分钟左右完成（再加上5分钟涂卡时间）是合适的，超过这个时间，用接近两个小时去做选择题，那后面90分的大题，势必难以完成
说说主观部分，就是计算分析题
很多人说与往年差别很大，微观第一道题考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均衡问题，这是08或者09年微观原题的改变，基本思路一摸一样，如果认真钻研过真题，第一题完全无需思考。
第二题倒是很新颖，两个部门，考要素市场，第三题是公共物品，三问的分析模式，在中根源的辅导书上和课本上都有明显类似的推导（如何去分析福利最大化，如何导致福利损失，什么造成的，如何用矩阵去分析等等）
不得不承认微观的二三大题很有难度，我自己完成的很勉强，这里不班门弄斧
宏观部分如果做得不好的同学，我想是对胡永刚的辅导书和巴罗教材没有达到充分的重视，三道大题，可以说没有一道是明显的哪本书的内容（巴罗，或者曼昆）也因此表现了上财出题的水平（我给你俩课本，给你一考纲，而且两个课本不是一个学派的，那我势必不会去考两个课本冲突的地方——比如增长部分）
第一题是胡永刚的原题，考巴罗的均衡经济周期模型的货币部分，在书本的第九第十章对这一问题（物价为什么逆周期，货币供给为什么顺周期）有十分充分的分析
第二题考消费（不得不说，消费问题的确是重点，这是近三年第二次考消费的大题），但如果同学们看过巴罗教材的最初分析家庭的章节，你会发现这一题的分析模式跟巴罗的分析模式完全一致（巴罗书是上财编译的，你说这种一致是偶然的嘛？）第四问有难度，但如果前三问能顺利做出，相信第四问也不是问题
第三道大题是GDP的构成，巴罗，曼昆都有涉及到，感觉这一题可能也是前面出的难度大了，考试平衡下难度
整体上我觉得，题目很新颖，难度在选择，还在微观部分（这可能也跟我微观部分比宏观差些的缘故）
但，说上财考试没有列示，考了范围外的，绝对是胡扯，上面我分析了6道大题，我可以指出哪道大题考了考纲上的哪个部分
考试是这样子，考完了，结束了。
但，那些继续努力的同学，今年失败了明年还鼓起勇气的同学，我写这些算是给大家分析下今年，乃至于以后经济学考试的走势，相信自己，努力，全面，彻底的复习，才能帮助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