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货币投放

① 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是什么

货币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政策、中央银行贷款、利率政策、汇率政策。

财政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国家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意志，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能自觉地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定财政政策。一方面促进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一方面组织和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为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服务。

(1)非典时期货币投放扩展阅读

财政政策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在资本积累阶段和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统治者一般都推行掠夺性财政政策，以加速资本积累的过程。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政府的经济职能逐渐增强，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财政政策成为调节经济、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常常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加快经济复苏；在经济高涨时期，则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社会总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的来临。

② 非典时期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是什么

1、非典时期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是“人民生活有保障”。
2、2003年的“非典”疫情，国务院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中央财政设立“非典”防治基金，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改善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所起的作用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
财政的这一巨大作用具体体现在“财政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物质保证”上。这一举措，为人民创造了安宁、和谐的生活环境，取得了抗击“非典”的伟大胜利。体现在它是“巩固国家政权的物质保证”和“实现收入公平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

3、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它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制约。

③ 货币供应过程与货币政策的影响

近七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评述

www.cnfol.com 2005年03月04日 10:15 中国经济时报 崔龙
――兼评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参考资料：中金在线

④ 非典时期药品涨价是不是通货膨胀

不是。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发行量多于实际所需的货币量导致的，意思就是钱印多了。而非典时期是由于药品稀缺，是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导致的价格上涨，所以不是通货膨胀。
如果你要是写论文之类的什么的，可以罗列一下通货膨胀的知识并举例，然后分析一下供求关系原理，最后扣题把分析写出来，字数也就差不多了。

⑤ 试述我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近七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评述
——兼评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希望采纳

⑥ 1995年至今货币通涨了多少倍

《新京报》报道；“国金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曾公开表示，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了93.41倍，但从1985年到201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却增长了814倍。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国家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通胀之势改革30多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了多少倍，笔者想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虽然中国多数年份的CPI增长只是保持个位数，但是经过30年时间之后，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中国经济学者时寒冰在《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这本书上说到,“1981年的万元财富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的200倍,折算到现在差不多是255万元。”当年,国家干部月工资二三十元,所以“万元户”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如果月工资二三十元，不吃不喝三十年也未必拥有一万元存款。据2010年12月07日《新京报》报道；“国金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曾公开表示，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了93.41倍，但从1985年到201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却增长了814倍。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国家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通胀之势。”央行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1990年为1.53万亿元，1999年为11.76万亿，2000年为13.24万亿，2001年为15.28万亿，2002年为18.32万亿，2003年为21.92万亿，2004年为25.01万亿，2005年为29.6万亿，2006年为34.55万亿，2007年为40.34万亿，2008年为47.51万亿，2009年为60.62万亿，2011年末为85.16万亿元，2013年3月为103.61万亿元。从这个数据来看，2013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是1990年的70倍。网上有一则“退休后生活30年只吃盒饭需要100万元”的言论。很多人都觉得退休30年只吃盒饭要花100万，这种说法有点不靠谱。不过，如果仔细想一下通胀这一只老虎，就知道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的。要是我们回忆一下30年多前的“万元户”，然后再和现在做一个比较，就觉得一切都有可能。过去30年时间，中国物价到底上涨了多少倍？不同商品，涨价幅度是不同的。以猪肉来计算，上涨了10到15倍之间。蔬菜、鸡蛋等食品，上涨了10到20倍。交通方面，上涨20倍左右。医疗价格，估计上涨了50到100倍。土地价格上涨更是疯狂，甚至达到上万倍。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生活的小镇，面积150平方米的土地，价格是100元，如今上涨到50到200万元之间。这个上涨达到五千到两万倍。当然，当时这些物价都是真实的市价，毕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要买到价格是100元的土地，并非花了100元就行了，这个背后还需要找后门、送礼之类，同时还受到户籍的限制。因此，土地上涨达到两万倍，确实有一些夸大。但是我们从货币供应量角度来看，物价上涨得确实很疯狂。据2013年3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982年，最高等级冬虫夏草（800根级）的价格约为120元/千克，1993年已涨至3000元/千克。而2003年‘非典’时期，冬虫夏草提升免疫力的消息使其价格摸到了1.6万元/千克；到2007年，冬虫夏草的价格达到巅峰，其中800根“顶级王草”在产地就高达20万元/千克，运送到销售地零售价则达到了42万元/千克以上；而2012年，大陆上市的上等冬虫夏草价格已经达到每千克88.8万元，30年内价格上涨了7400倍。”30年之前，没有几个人是“万元户”，但是现在资产超过100万的家庭却不少，甚至超过千万都有很多。之所以这么多家庭成为“百万元户”，甚至成为“千万元户”，这和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有关，但是更和通胀有关。通胀的推动下，让更多人跨入“百万富翁”的队伍之中。特别是很多城市房价10年上涨10倍，所以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成为“百万富翁”。十年前，很多房子只值10几万元，或者20万元左右，但是房价上涨的贡献下，他们很快就身价超过100万元。20多年前，广东湛江市东海岛后边村决定对考上大学或者中专的村民奖励300元。20多年的今天，这个奖学金仍然是保持着300元。我问过该村的村长李明荣，为何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奖学金还是300元。他给笔者回答就是，这是当时规定的。当时，拿着这300元可以在北京买到0.5平方米的房子，如今连千分之五的平方米都买不到。10年前，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房价也就是几千元而已，超过一万元都是豪宅了。如今，我们可以北京五道口附近房地产中介转一下，就发现很多二手房价格都超过10万元一平方了。上个世纪90年代时，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香港的房价贵得要命，每平方米需要几万元、10几万元。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价格很不可思议，可是谁又会想到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实现了这个梦想。30年时间以来，中国多数商品都上涨10到20倍，个别商品还上

⑦ 请问非典又是那一年,宏观调控又是那一年

非典 03年宏观调控 (Macro-economic Control)亦称国家干预，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是一个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它是国家在经济运行中，为了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运行，对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与控制。宏观调控的过程是国家依据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规律，实现定观（总量）平衡，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对货币收支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和主要物资供求的调节与控制。运用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使市场经济得到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过程。
没有具体年分

⑧ 中国自06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2000年以来的我国货币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币管理体制。 为推进我 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 决定自9月21日起实施新的外币利率管理体制。
2、积极推进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实施储蓄实名制。
3、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品种创新。
4、加强信贷政策指导，引导资金流向。
5、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建设。
6、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引导规范民 间信用。
200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上升周期。在"非典"疫情严重、伊拉克战争爆发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信贷扩张压力加大的状况，在2003年4月就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加强预调，启动中央银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于9月份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到7%，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年GDP增速从上年的9.1%提高到10%，CPI涨幅稳定在1.2%。 2007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价格上涨压力加大，上半年GDP增速从2006年的11.6%进一步上升到12.2%，CPI涨幅从2006年的1.5%上升到3.2%。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从2007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开始采取紧缩态势，第四季度继续收紧。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至4.14%，一年期贷款利率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至7.47%。相关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形势，CPI同比涨幅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2008年，国内外形势逐步发生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在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百年难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针对形势变化，我国宏观政策相应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到“灵活审慎”，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一是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二是于9月和10月连续三次下调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三是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四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五是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成果: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逐步显现。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业稳健运行。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对灾区、“三农”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逐步加大。2008年前三个季度，受地震灾害影响较重的四川、甘肃两省合计新增贷款2141亿元，同比多增566亿元，比上年全年多增484亿元。农业贷款增加3188亿元，同比多增129亿元。一些金融机构已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门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普遍反映试点成效良好，正在逐步推广
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一是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启动保障经济金融稳健运行的各项应对预案，加强国际协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不确定冲击。二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五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是密切监测国际资本流动，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08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08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今年采取九大措施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把握好政府调价的时机和力度，防止出现轮番涨价；坚持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08年，防止价格总水平上涨任务艰巨。报告中提到，要把握好政府调价的时机和力度，对此，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定价，只要把价格关系理顺，涨价自然能控制，如果过多干预企业定价权，容易导致供求矛盾激化。
从紧肯定还是08年主基调。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基本形势没有改变，商业银行的信贷还在爆发性增长，会加深中国经济过热的程度，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更加泛滥，进一步推高股市及楼市价格，带动通胀上涨。政府只能进一步落实从紧货币政策，否则，08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会更多。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由于中国目前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尽管受到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仍然会超过8％。我想8％最后是挡不住的，因为经济运行有它的惯性，现在连续几年都在10％以上的标准，一年下来，我认为10％还是可以达到的。

如果说2007年外贸顺差加大是在意料之中的话，那么2007年就有两件事是意想不到的，第一件事是国内猪肉价格会上涨如此之快；第二件事就是美国信用危机引发的次贷危机会如此之严重。就是这两个意料之外和一个意料之中的事件，考验着央行2007年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而这一年正是央行动用货币政策最为频繁的一年，年底中央经济会议定下“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这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仍将在宏观调控中唱主角。
存款准备金——紧缩力度世所罕见
呵呵

⑨ 自2009年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时间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搭配方式 实施年限
2008中--2010中 积极 适度宽松 双松 2年
2010中--现在 积极 谨慎稳健 偏松和趋紧 ——

中国在2010年的宏观政策是一种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直接导致了11年物价的快速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加剧。效果就是老百姓目前怨声载道，以至于国家不得不重新审定目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11年的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八字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