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次贷危机 谁是受益人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考验着全球经济，也考验着中国PE的发展。业内人士在日前举行的“PE北京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PE市场发展前景依然广阔，在国际市场不好的时候，可能正是我国PE快速发展的时机，要抓住金融动荡中的机会。
发展方兴未艾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市场的高成长吸引了大批外国股权投资基金来中国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股权投资基金增速最快的国家。同时，随着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和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也蓬勃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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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度是自救的最后机会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指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很多资金以私募股权的方式进入到中国来。PE在中国发展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基础还很差，中国对私募股权投资有大量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PE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对PE的需求更加旺盛；中国也有很多人对PE行业很有兴趣，但对整个行业还没有经验，PE行业的发展有很大潜力。
在危机中抓住机会
熊焰指出，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华尔街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到欧洲乃至全世界，全球金融产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金融行业虽未受到像美国那样直接的冲击，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深入的今天，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能够顺利度过这场金融危机，成为摆在每个PE机构面前无法回避的严肃话题，如何在危机当前经受住考验并抓住机会取得发展，是中国PE行业必须深思与面对的课题。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创投市场的间接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创业投资专门研究机构EZCapital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中国市场已披露3家投资公司募集设立新人民币基金，涉及金额39亿元，相比8月份资本募集情况，9月份募集基金数量和资本金额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直逼今年最低的1月份；并且，本月没有外资背景的基金成立。
北京PE协会副会长、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指出，在未来尤其是经济遇到挑战时，行业整合会越来越多，PE要承担起整合行业价值链的作用。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很不明朗，但中国未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别人的危险恰好是我们的机会，要抓住机会。PE应与企业一起走向海外参与股权收购，把西方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引入进来，使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
赵令欢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但由于中国仍处于国际化的早期阶段，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中国条件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虽然现在PE在国内融资、退出都变得更加困难，但可能正是投资的好机会，“越是经济下行时，企业定价可能更合理，介入的机会反而会出现；而在市场过热时，由于价格较高反而不容易进入。”很多PE可能会受益于此次市场的修正，冷静看待市场的发展。
促进PE发展
田溯宁建议，要抓住机会推进改革，促进PE的发展，“尽快从政策法规上促进PE的发展，外部困难时正是改革的好时机。”推动保险、社保、企业年金成为合格的有限合伙人。
熊焰指出，为了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内行业自律监管机制，加强业内人士与监管机构的沟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维护行业人士合法权益，加强境内外PE从业者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2008年6月，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正式成立。
而针对业内普遍关心的双重征税问题，北京将出台政策避免对PE双重征税，鼓励和支持PE发展。北京市金融办任雪丹处长表示，北京市发改委、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该政策已准备上报市政府，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
为促进中国PE行业的发展，为境内外的PE机构搭建起一个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北京市金融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主办的“PE北京论坛”将于11月9日至11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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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稳定资本市场将有更多举措“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对此，专家分析指出，在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将更灵活，下一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
财政货币政策或进一步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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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度是自救的最后机会
对于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提出的“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专家认为，受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影响，中央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将进一步放松。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周到表示，“灵活审慎”是在中央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形势恶化的一种灵活应对方式。根据日前央行“两率”齐降，以及财税部门取消利息税政策，说明前一阶段的紧缩性政策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放松。
光大证券策略分析师黄学军对此表示认同。他分析指出，在全球金融形势不断恶化的环境下，国内宏观政策有配合国际政策的趋势，而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所以下一步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有进一步放松的要求。
在黄学军看来，从三中全会对下一阶段的宏观政策走势把握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稳”字当头，提出了要“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因此下一阶段宏观政策将从从紧转变为稳健；二是体现下一阶段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前瞻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下，我国宏观政策将随危机形势发展而相机变动。
刺激内需政策或将陆续出台
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此，专家均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并指出在当前外部需求有可能放缓的情形下，扩大内需有了更为充足的理由，下一阶段政府有可能出台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转移，美国包括欧洲消费市场将可能萎缩，这将大大影响我国的出口。”周到说，因此，我国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内需，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在他看来，我国要促进内需，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拉动农村消费市场，因此政府有可能出台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农村消费。
黄学军也表示，当前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在他看来，我国消费有两个梯度，一个是城乡梯度，一个是东部和中西部梯度。从扩大内需来看，农村的消费潜力比城市大，中西部的潜力比东部大。因此，要扩大内需，农村、中西部地区将迎来更多机遇，未来更多的刺激内需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向这两个梯度倾斜。
稳定资本市场或有更多举措
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三中全会不仅提出要保持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而且还提出要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对此，黄学军表示，这可以看出中央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视，也表明下一步中央稳定资本市场的决心。
在欧美股市风雨飘摇之际，亚太市场包括中国股市也受到很大的不利影响，为此政府各有关部门相继采取了措施稳定股市。“在我的印象中，资本市场在中央全会中提出是很少见的，这次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保持资本市场稳定’，说明中央对资本市场重视的程度进一步提高。” 周到说，这反映出未来有更多的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会出台。
黄学军也表示，事实上，近一段时间以来，对资本市场“稳”的政策措施出台力度前所未有，制度、税收、资金、供求等政策涉及股市方方面面，几乎“要什么给什么”，可以说政策力度已经是相当大了，中央决心可见一斑。但黄学军认为，政策的核心应该落在供求关系上，只有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改变，才能稳定股市，才能使更多的投资关注基本面，从而提升市场信心。
『贰』 如何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升企业竞争力
有两个资料可以参考。
第一个资料是，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年会“企业治理和企业竞争力论坛”实录（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46676/46938/3344876.html）。点击链接，看全文。
第二个资料是《财经》年会“2008：预测与战略”分会“公司治理与企业竞争力”论坛实录。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副局长放生：公司治理和企业竞争力应该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应该追求良好的公司治理。什么是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进一步讨论。再有企业竞争力，理解也不一样，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企业竞争力的内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我的理解，公司治理是一个过程，它的本身不是目的，应该说它是为了追求企业的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是它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叫一个结果。关于公司治理，我一会儿再谈，我首先谈一下什么是企业竞争力。
一般来说，企业竞争力应该是企业各种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它不仅仅表现为企业的盈利水平。一般我们容易理解为，企业盈利水平高，一定表明企业的竞争力强，没有那么强的直接的关系，尤其不是表现为企业当期的盈利水平，关键要看企业长远的表现，而且企业不仅对股东负责，还要对企业利益相关方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
企业竞争力简单地来讲，是否可以这样归纳：别人死了你没死，别人发展了，你也发展了。我觉得这个话虽然不够理论化，但可能更能反映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因为企业的竞争力既表现为企业发展的能力，同时也表现为企业生存的能力。因为宏观经济环境在不断变化，当整个形势好的时候，大家都好，这个不一定说明多大的问题；但如果整个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你的生存能力如何，反而更说明问题。而且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企业的产品、技术、规模、品牌、销售等等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或者说你在这个行业内属于已经前几位水平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硬件能力很强的时候，你的企业竞争力可能更多的表现为企业的软实力。因为我是做过很多年企业的，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切身的体会。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就是要防止企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如果按照统计学的概率来讲，平均的一个失误有多少，你在这个平均失误以下就是竞争力要比别人强。怎么防止企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我认为主要靠两个制度安排：第一个制度安排就是董事会的结构，因为我们讨论公司治理，其实实质问题是讨论董事会，董事会的结构应该是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以这样的结构来运作。第二个制度安排是企业要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我认为这是两个关键的制度安排。
根据科尔尼公司2004年对标准普尔500家公司董事会治理情况的研究表明，董事会治理良好可以为公司带来更好的经济回报，由此可见，公司治理成效的关键在董事会。我觉得中国企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应该更现实。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国有体制的领导企业目前是两种模式，第一，仍然按照企业法规定总经理负责制，也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将企业的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我们通常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第二，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董事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董事会是以内部人为主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高度重合，决策与执行合一，缺乏相互制衡，难以科学决策。我们不能光看这个企业是不是成立了董事会，还要看这个董事会的结构，结构的关键是看内外部董事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改革的关键是要改变董事会的结构，也就是说，要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国际大公司的董事会，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董事会，结构大体上也是这样的，我去过很多国家考察过，问过很多国外家族公司的董事会结构，大概也是这样的规律。
董事会的结构是否合理，责任是否到位，决定了董事会的定位以及作用的发挥是否到位。建立外部董事制度是关键性、支撑性的制度安排，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可以避免董事与经济人员的高度重合，真正实现决策与执行的分权制衡，保证董事会能够作出独立于管理层的判断和选择。如果董事会成员跟经济成员重合的话，董事会本身就是经理层人员，怎么能够独立于经理层作出判断呢？
二是确保由董事会选聘、考核、奖惩经济人员，因为他们是分开的，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避免经济人员，包括内部董事，因为内部董事是跟经理人员重合的，自己选聘、考核和奖惩自己。这个我们目前或者过去很多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是这样的。
三是外部董事不负责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外部董事除了在董事会上行使自己的表决权以外，没有其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就有利于这些外部董事更好的代表出资人的利益。
四是企业在风险管理，在内部审计、税后利益分配上，更应该发挥外部董事在其中所具有的独立的作用。
五是通过选聘具有高水准的专业人士担任外部董事，能够为董事会带来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来自企业外部的专业经验，实践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作用。
进一步需要讨论的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外部董事。我讲的外部董事其实是包括独立董事的。我认为应该选择一些具有丰富企业经历的企业人士，包括已经退休的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历的企业老总，来担任外部董事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一点可能跟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实践跟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现实。这些具有丰富的企业经历的外部董事与具有法律、经济、金融等方面专长的独立董事相结合，就能形成比较好的董事会的结构，我把这些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分开，是因为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与内部董事，包括职工董事的作用应该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目前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来摸索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还需要讨论董事会的功能是什么，除了公司法规定的法律条文以外，我以为董事会的功能主要系以下三方面：
一是把方向。也就是说由董事会决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决定企业干什么不干什么，决定企业在不同时期发展什么、如何发展，决定企业的产业定位、产品定位、边界定位、区域定位，有时候决定企业不干什么比决定企业干什么更困难、更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企业发展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要想放弃什么，可能是很难。
二是选对人。当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成员分开时，应该由董事会选择合格的经理人员，并对经理层人员进行考核、奖惩。这种考核既包括对企业经营目标的考核，也包括对每一位经理人员的考核，我们过去的考核仅考核企业，是对企业的目标考核，而缺乏对企业高管层每一位成员的具体衡量和考核，往往正职定了以后，副职的收入和正职有一个系数关系，这个是需要改变的。
三是控风险。大家知道，随着企业现在的发展，随着市场环境的充分竞争，企业的风险是越来越大。刚才休会时，我们也在讨论，在企业发展好的时候，往往风险更大，因为企业困难时，可能会非常谨慎，企业发展好的时候，往往就会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时候，风险反而更大。
董事会的重大决策和风险管理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想是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的运作，有助于控制和防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但企业的运作又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董事会是处在这个体系的金字塔的顶尖，它是做决策的，决策的基础是不是牢靠、是不是真实、是不是经过科学的程序来判断，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董事会的决策是建立在一个不真实、不可靠的基础上，董事会决策的失误率就会提高。美国的萨班斯法公布以后，规定美国所有上市公司都要按照萨班斯法做内控，我们国内中央企业12家在纽约上市，有的老总跟我讲，签最后财务报表时手哆嗦，为什么哆嗦？因为并没有主观的愿望说财务报表有虚增的利润，我们是希望客观地给公众真实的信息，但这个数据怎么上来的，上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不真实的成分，我自己心里没底，但我签了字是要负责任的。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鲍毅：最近德勤做了调查，对中国各类企业进行调查，因为中国企业都在海外走出去，做一些并购活动，还有考虑到文化的问题，包括在并购之后的文化问题等等，还有竞争力的问题也非常的重要。可以说，中国企业现在面临越来越具竞争力的环境，其中有着很重要的因素，最近我们刚刚检查了一项调查，就是对中国民营企业调查，了解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上面临的问题，今天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包括把中国的民企和外企进行了解。
首先，中国民企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看一下民意调查的结果。首先，中国民营企业的增长非常迅速，从2000年到2006年，企业数量增长了三倍，注册资本增长6倍，企业家数量增长3倍，注册资本从1.33万亿增长到1.75万亿。民营企业和外企之间比较起来有什么对比，民企如何看自己，他们发现自己在拓展方面比较好，拓展市场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在领导力和研发创新方面，觉得自己和外企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老百姓怎么看他们的治理，这是我们采访的老百姓认为，红线和黄线，大概66%的老百姓对企业道德，对他们的信用，对纳税诚信度有比较积极的看法，特别是纳税方面只有20%，觉得不是非常诚实的纳税者，所以形象不是非常好，老百姓对他们总体印象不是非常好。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有非常大的缺陷，像员工培训、薪酬、员工信任、人才方面，不是非常好。在挽留员工方面和外企差不多，因为所有的企业，包括外企在挽留员工方面都面临很大的问题。另外，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民企是很适合工作的地方吗？并不是很好的地方，因为很多人认为工资不高，在员工培训方面不太好，给员工的支持不足。
民企和创新的问题，2006年80%的新产品，70%的技术创新和60%的专利都是民企展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非常大的机遇所在。民企领导人中51%的人增加创新型的投资，34%的人决定投资专利。这是一个不断持续增长的领域。还有一个领域值得关注，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机遇，只有20%的企业决定与研究机构合作，如果看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和大学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这一点在中国来说也算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刚才海航陈总也提到，企业应该增加社会责任感，老百姓对这一点对民企的看法不好，觉得他们应该扮演更大的社会责任，包括环境保护方面、企业的价值观方面不是非常的清晰，老百姓的观点对民企的看法还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民企应该尽快的扩大他们对自己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展望未来，最大的挑战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白热化。企业领导如何应对竞争？64%的企业增加海外介入的数量，54%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三分之一决定进行海外并购，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有66%的并购交易是失败的，所以民办企业要想有效的进行并购挑战非常大。当然还需要更多的外部环境的支持，需要获得更多资本的渠道，包括有更适合他们成长的政府、政策，还需要吸引更优秀的管理人才。
弘鸿毅投资总裁赵令欢：大家好。弘毅投资是联想控股旗下专事并购投资的成员公司，我们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正好赶上中国这一轮发展的大潮，做了一些投资，特别是在国企改制方面。作为一个做股权投资的实践者，大家知道，股权投资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帮助被投企业价值提升而实现我们的回报，股权投资基金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个市场不断地在发展，但了解这个运作模式的人并不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虽然做股东，有的时候做很重要的股东，甚至是控股股东，但基金本身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而是通过董事会、通过公司的架构治理，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从而变成更有价值的公司。
先简短回顾一下我们国家企业的组成架构，我今天的分法不是学术性的分法，只是为了我下面讲话方便，大致用通常的做法，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从一种所有制和架构，比如说国营工厂，通过20多年将近30年的不断改造，大多数已经建立了准或者是类似现代化企业的治理机构，比如股份制改造、董事会的治理，刚才周局已经介绍了引领这个潮流最新的实践。同时，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做公司的时候不讲究治理，讲究做生意，做大做强，如果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里竞争而且取胜，所以，管理的效益和目标变得重要，也需求有符合他们实行的治理结构。
现在我们在实践中经常看到的，首先，国有企业发展得很好，有我们国家发展的基础，但今天主要是想从以后改善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着股东缺位的现象，股东缺位有很多对企业长治久安和竞争力不利的因素，比如说管理层在管理公司时，在中、短、长目标之间的平衡会有问题，如果他只关心他是不是能够下一届连任，他可能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不是企业长期的发展。
治理结构也滞后于市场的一些要求，比如刚才周局长强调的风险管理，现在股市虚高，其中一个贡献力量就是国营企业用他们可以占有的资金进入股市，这个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都有很负面的作用，特别是现在股市一高一低，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给国家做治理带来一些不便的因素。但是就企业本身来讲，这个风险也是十分大的，所以，治理结构不严谨或者不是很规范，会有一些对企业长期的生存和竞争力有影响的地方。
国有企业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出更市场化、更系统的办法，就是企业管理层的利益和股东利益一致化的问题。我以前是管企业的，股东想和管理层博弈，通常股东输。当然，我们可以说，我是国有企业，我可以用组织的手法把你干掉，但是你想想，企业生存的目的是为了给企业的股东、给它的员工，用它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创造价值，带来利益。把企业的领导人更换的过程也可能做了一件事，你要不听我的我可以管你，但是正好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就是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所服务的对象也不应该受到影响，所以，不能简单的从谁管谁的角度，最重要的还是利益一致化。
民企也有问题，比如运作不规范导致的风险管理，现在民营企业发展很快，刚才鲍毅先生也有一些数字。但是民营企业也有很多风险，以前我觉得民营企业的战略管理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董事会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外家的有经验的人做指导，现在渐渐的变好，但是前面有很多兴旺发达的民企，但是很快大家总结出一个规律性的趋势，就是大起之后必有大落，比如挖煤挖出钱来之后想搞投资，但是他不懂得，他可以去搞投资，但是他会请会搞投资的人搞投资，但做老板做惯了，在煤方面投资，精力分散了，所以很多时候大落，随之而来变成规律性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可以归属于治理和结构，从股权投资基金的实践来讲，我介绍一下我们的PE，它的历史也不长，只有30多年，它有一个大的生存背景。上世纪 60年代美国战后一片兴旺，很多企业发展起来挣很多钱，大的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管理层变了企业的主人，但是他们忘了真正的主人是他们的股东，所以，他们没有为回报股东最大化而工作。像AT&T是很典型的例子，管不了企业家，所以这个时候创造了很肥沃的土壤，PE应运而生，PE从一开始的概念来讲，希望集中股东和管理层说明几件重要的事情。刚才周局长讲的我们国家在央企里面做的外部股东的尝试，试图在做这些事情。
简练点说有几件事情：一是管理层经常从结构上能够知道或者有人告诉他你们是股东的代理人，如果不是股东的话，只是执行者和代理人。二是有专业的支持，股东会和董事会起这样的作用。三是在架构设计上力争让管理层变成股东，可以跟股东坐在一个椅子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非金融企业有兴旺的时候，有衰退的时候，我不想说这个贡献完全由PE做成，但是由于PE的做法，包括一些强硬的手段，实际上让所有的企业家和管理更关心他们在那儿为什么。
在中国PE刚刚发展也有很多成功案例，弘毅做国企改制很多，实际上把这几件事，股权基础、董事会治理和股东、管理层的利益一致化，通过股权、期权的方式保持统一，效果很好，现在只用三年做了中国最大的平板上市公司。
总结起来，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从股权的结构多元化做起，因为它会影响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还是企业家控制最大化。不光是要有这样的结构，还要有一个好的董事会，刚才几位嘉宾已经做了很多阐述，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个重点的说明，最终让企业发展能够做的长治久安还是要靠把管理层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试验之后，管理层持股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我讲的是关于竞争力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竞争力？靠什么去竞争？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讨论这样一个题目，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来讨论。我们是在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的前提下，我这里有很多的PPT，实际上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在最近，很多中国企业在上市以后，市值已经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石油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壳牌，再比如说中信证券已经比美林还大，中国工商银行比花旗、摩根、大通加起来还大，中国人寿比我们所知道的安联、苏黎士加起来还大，中国移动，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它的手机，它的市值比整个芬兰的证券市场的市值都大。
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振奋人心的信息，中国企业大起来了，走上了世界。这是不是代表有竞争力了？规模大当然好，有规模效应，有市场份额，但是在我们庆幸中国企业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竞争力不只是一个规模，竞争力不只是说大了就有竞争力，因为竞争力本身是一种表现，表现一个公司的能力，而最终竞争力是要使一个公司基业常青。过去三年中，我们公司在全球研究6000家企业，就是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够基业常青，有持续的竞争力。当然，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出一个排名榜，我们不公开最终我们认为哪些企业是高绩效的，而我们更多的是跟大家分享这些企业在哪些行业为什么是高绩效的。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全球高绩效的企业都有这三个要素：
第一，非常明确的市场聚焦和定位。这一点刚才神华的凌文也讲到了，从神华的角度来讲，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以煤为中心做大能源的定位。还有很多经典的全球例子，比如丰田的市场定位也非常清楚，它要做到一个价格合理、质量一流的汽车制造商。三星做手机，它比谁起步都晚，它做成功也是市场聚焦，要做中高端，不做低端。
第二，有一个独特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简单的让人复制的能力，因为复制了以后，所有人都可以做，比如说本田，我们知道它的汽车，但它独特的能力是制造小型汽柴油发动机，所以，它才能不断的在竞争市场当中取得一个领先的地位。
第三，绩效的底蕴。这个词可能比较别扭一些，实际上是一个软实力，一个公司的软实力包括公司的信誉、文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它的绩效管理和创新能力，这些东西都是不易被人家复制的，可以学它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很难学。我去过海航，跟陈总聊过，他们公司有非常强的公司文化。这三点是对任何一个企业需要能够有持续的竞争力必须考虑的。
我们的研究去年也推广到中国来，也研究了中国的企业，我们的研究范围当然是基于很多历史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够着重看已经上市的企业，而且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的企业。我们发现中国的企业总体讲起来，在刚刚这些方面，不管是高绩效还是普遍或者是一些低绩效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总体来讲，收入的增长都高于全球的同行，这一点大家都能理解，跟中国现在的外部环境或者过去这些年的外部环境有关。但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盈利水平的问题，这个盈利水平不简单是年报上讲的利润率，这是一个投资的回报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差，总体讲起来，不管中国高绩效的企业，还是一般的平均值、低绩效的企业，都是远远的低于同行业的同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中国企业要发展，要有竞争力，不能简单的寻求一个线性的发展历程，中国企业比较多的是先看收入增长，先把市场份额做大，然后再去考虑我怎么样来提高运营的效率、提高利润，再考虑怎么回报股东。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抽象的线性的路径，比较多的企业是遵循这条路径的。我们同时也发现，中国的高绩效企业基本上把这三个东西线性的并行起来，把收入增长、利润增长、股东回报，同时考虑。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企业在过去这些年由于外部的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中国的企业从本地企业变成全国性的企业，变成全球性的企业，经历了大概15年的历程，而美国的企业可能走过一个世纪，欧洲的企业也走过了几十年，日本、韩国的企业都走了二三十年，中国的企业走得非常快。走得非常快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能赢、一定有竞争力，而是我们怎样把这个长跑，接下去跑得赢，怎样在中国的市场以及在国际上，能够在竞争中取胜，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从市场定位、独特能力和软实力三个方面同时着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讲几个观点。第一，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简单的说，企业是要创造价值，任何公司治理的设计必须有助于企业最大化它的价值。但是非常遗憾，现在有关公司治理的好多讨论，甚至一些法律，都集中在怎么分配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包括美国的萨班斯法案，过分的注重分配价值，防止偷钱，而没有多考虑怎么让人赚钱，我想这是不好的。这个观点不是我今天讲的，在这个法律一出来的时候就讲过。
第二，要让一个企业创造价值，从智力的角度有两大问题：一是怎么学好人，也就是领导企业的这个企业家；二是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任何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一个董事会的组成，如果不能够选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执掌这个公司不能叫做一个好的治理结构。非常可惜，现在很多公司治理评比都在一些次要的指标上，包括信息披露是不是准确等等，而没有回归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公司是不是能选出来最好的领导人管理它。
第三，一个好的董事会是合而不同的董事会。“合”指的是这个公司所有的董事会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但是他们的专业素质、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董事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全体一致同意的，如果一个董事会的决议，在投票的时候有60%的人同意，40% 的人不同意，这个董事会如果经常是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董事会。一个有效的董事会运作最后通过一个讨论达成一致。一个好的董事会绝对不能成为一个互相掣肘、勾心斗角的董事会，如果有这样的董事会，也许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挡这个公司，但绝对不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董事会。
第四，董事会的意思是按照一个投票的规则，但是董事会必须有一定的主导力量，谁来主导这个董事会？我想谁在执掌这个公司的运作，谁就应该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导力量。如果在董事会当中，比如董事长或者CEO，如果董事长不在公司的日常运作的话就是CEO，不能够具有很强的领导力，在董事会上说的话，很多事情都没法算数，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董事会。现在公司治理的讨论有一个误区，就是小股东总是对的，这个观点本身是错的，好多的小股东是很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企业，有些企业家看问题比别人看得远，更深谋远虑，更有决策力，如果每一个小股东，或者他的意见都是对的话，确实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企业家也不需要企业，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出了小小的钱，认为自己有很多的发言权，就胡说八道，最后这个公司过分听他们的意见，就没有办法运作。
第五，产权制度对公司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我认为是公司治理的基石，没有一个好的产权制度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公司治理，这一点我仍然认为国有企业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有一个持续、有效的公司治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一下国有企业背后一整套人事任免的运作，大家可能会同意我的观点。
有一个现实的例子，我曾经两次曾经国资委组织的大中企业的高层领导的选拔，主要是公开选择副总。在选中远集团副总的时候，选择委员会里面有中青旅的老总，中青旅的老总问我，张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应该选一个好人还是选一个坏人？我说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选一个好人对不起我的股东，因为他是我的竞争对手，我选一个坏人对不起党，因为党让我们来选人。所以表明我们在任命的过程中，对公司董事或者对选人方面的基本诚信责任的冲突没有认识清楚，一个董事不可以同时坐在与他的股东利益冲突的位置上，但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任命仍然当做干部任命，而不是真正按照公司的有效治理来做。特别是好多情况下，没有办法坚守公司诚信要求，而我并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第六，回归一个基本的主题，公司是一个合同，是一个契约，是当事人为了最大化价值而签订的一个契约。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公司治理的大量问题留给当事人本身，给他们更多的自由的签约权利，而不应该把大量的权力收归于政府和立法机构，但是非常遗憾，现在好多的讨论，好象把公司治理变成政府的问题、变成法律的问题，如果这样下去，我觉得公司可能不是在创造价值。
『叁』 有哪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将参加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中国大陆区域
石油/钢铁/电力/能源/煤矿：
鲍谊安(I. D. Bauert) 中国区执行董事 力拓有限公司
Soumen Bhattacharya 中国区总经理 信实工业有限公司
陈黎明 总裁 BP(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蒋大龙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
金建平 总经理 天津市燃气集团公司
施正荣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邓宁 中国区经理 安赛乐米塔尔公司
贾宝军 总经理 中钢集团
李强 总经理 天津钢管集团公司
马国强 总经理、董事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孙伯全 董事长 天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Isikeli Taureka 总裁 雪佛龙中国能源公司
王旭光 总裁 大连海昌集团有限公司
张铁汉 总经理、党委书记 鞍山宝得钢铁有限公司
张祥青 董事长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张晓刚 总裁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朱继民 董事长 首钢集团公司
张元荣 副总裁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地产/建筑/工程建设：
马骏 董事长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朱梦河 董事长 天津渤海和兴集团有限公司
孙明楠 董事长 大连鹏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孙荫环 董事长 亿达集团有限公司
王健林 董事长兼总裁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奕晓 首席执行官 广东浩和建筑有限公司
周泊霖 董事长兼总裁 大连宏光好运来集团有限公司
徐明 董事长 大连实德集团
许立凡 董事长 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军 首席执行官 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外贸：
孙宏 董事长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王树生 董事长 大田物流有限公司
魏家福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王志忠 首席执行官 天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Richard Zhu 首席运营官、 智傲物流有限公司
Ye Ming 副总经理 天津滨海服务外包产业有限公司
于汝民 董事长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咨询公司/律所/会计师事务所：
彼得•纽曼(Peter Neumann) 股东 GT律师事务所
Alan Cao Runhuan 中国区副总裁 简柏特集团
周浩良 大中华区副总裁 CA Technologies公司
秦敏 政府事务总监 麦肯锡公司
Charles Hunting 亚洲区首席执行官 简柏特集团
谢祖墀(Edward Tse) 大中华区主席 博斯管理咨询公司
吴琪 运输部亚洲主管、亚洲领导团队成员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
Franny Yao 合伙人 安永
谢佳扬 亚太区商业发展和公共事务地区执行合伙人 德勤
赵民 创始人、董事长 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
袁建华 执行董事 上海万宝盛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餐饮/零售/服装：
陈耀昌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沃尔玛中国公司
苏敬轼 全球副董事长、中国事业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百胜餐饮集团
王吉万 董事长 青岛亨达集团有限公司
朱德宇 总裁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金融/保险/银行/投资：
张楷淳 大中华区总经理 Visa公司
陈志宏 大中华区和东南亚首席执行官 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
都特巴耶夫•努尔郎(Nurlan Dutbayev) 执行理事 Samruk-Kazyna JSC主权财富基金
范勇宏 总裁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AMC)
Goh Chye-Boon 首席执行官 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李春津 董事、副总裁 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林清德 中国区执行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渣打银行
马勤 执行董事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潘功胜 执行董事兼高级执行副总裁 中国农业银行
秦亚峰 副总裁 华安保险有限公司
隋运生 执行副总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谭强 代理首席执行官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王建东 总经理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王劲平 行长 大连银行
吴鹰 董事长 China Capital Group
肖钢 董事长 中国银行
朱云来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朱鸿杰 副行长 中国进出口银行
杨戈 中国区首席代表 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集团
赵世刚 首席执行官 渤海银行
赵令欢 首席执行官 弘毅投资
郑伟鹤 董事长 同创伟业
俞熔 董事长 上海天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熊焰 董事长 北京环境交易所
杨松贺 董事长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徐越频 董事长 江苏仁泰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Zhang Zhenxin 董事长 United Venture Group
Zhang Jing 执行董事 United Venture Group
移动通信/电信运营/电信设备/网络设备
郭骅 亚太区副总裁兼总经理 Neustar公司
李刚 高级副总裁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联通)
胡厚昆 董事会成员、执行副总裁、首席营销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蒋亚非 高级副总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拉杰夫•辛格--莫拉雷斯(Rajeev Singh-Molares) 亚太区总裁、执行副总裁 阿尔卡特-朗讯
王红梅 发展战略部总经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王建宙 董事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王翔 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 高通中国有限公司
Morris Zhang Jiahong 中国区执行董事 Kudelski 集团
互联网运营/电子商务
唐岩 副总编 网易公司
王宏 副总编 搜狐公司
王利芬 创始人、总编 优米网
王树彤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敦煌网
朱向阳 总编 优酷网
张朝阳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搜狐公司
计算机软件/信息服务
郭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侯宁 品牌管理和企业文化中心主任 东软集团
Qu Jiadong 执行董事 北京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李开复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创新工厂
林宇 首席执行官 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刘淮松 总裁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刘天文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北京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黄耀辉 总经理 Adobe系统公司
萧洁云 总裁 思爱普中国公司
罗文德(Raghavendra Tripathi) 北亚区域经理 马恒达萨蒂扬公司
Rangarajan Vellamore 首席运营官 印孚瑟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汪旭 首席执行官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王勇峰 总裁 东软集团
黄永恒 大中华区总裁 SAS公司
郑卫宁 董事长 残友集团
张亚勤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长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
徐沛欣 首席执行官 北京红孩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旭光 首席执行官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集团有限公司
电器/家电/电子
郭庆存 副总裁 海信集团公司
李东生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TCL集团
梁启春 品牌总经理 TCL集团
李蔚 董事长 青岛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吴克松 副董事长 海尔集团
肖志国 董事长 路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邢国友 董事长 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叶祥尧 董事长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行业
祁玉民 董事长兼总裁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江靖 董事长 中国南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王鸿康 总经理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温跃忠 GE能源副总裁、GE能源中国总裁 通用电气(GE)
张世堂 董事长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电器设备/自动化/重工/轻工
吕书国 副总裁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穆传江 总裁 大连冰山集团有限公司
彭小峰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赛维太阳能公司
虞成华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虎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化工/生物/制药/医疗/农林/畜牧
秦引林 董事长 柯菲平医药有限公司
陈本洲 副总裁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晓枫 总经理 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施晨阳 亚洲区总裁 QIAGEN公司
石博韬(Peter Sykes) 大中华区总裁 陶氏化学公司
田仁礼 首席执行官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Eugene A. Vivino 战略规划领导人 BD公司
冯纳玺(Michel Vounatsos) 中国区高级副总裁、执行董事 默沙东(中国)有限公司
吴厚刚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大宁 院长 天津中医院
赵立志 董事长兼总经理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
闫希军 董事长 天士力集团
NGO及其他
栗宪庭 艺术评论家、馆长 北京宋庄美术馆
王建盛 合伙人 英联公司（重名的太多，不确定）
汪继云 会长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杭州分会
吴昌华 大中华区总裁 气候组织
杨富强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
章建康 驻华代表 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
张幼云 副会长 中国就业促进会(CAEP)
余隆 指挥、艺术指导 北京国际音乐大师班夏令营(BIMFA)
徐冰 艺术家 徐冰工作室
徐匡迪 会长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CFIE)
张颖 总经理 青蛙设计公司
欧洲嘉宾
佐恩-马哈茂德-阿卜杜拉 首席执行官 百事(欧洲)公司
谢尔盖-柯斯汀 创始人兼总裁 归途公司
约克-门多萨-威尔逊 国际投资者关系主管 乌克兰资本管理系统公司
多尔巴-恰兰-潘达 董事会主席 三角洲维尔马尔独联体有限公司
阿米尔-艾斯多夫 开采及金融业务发展主管 乌克兰资本管理系统公司
马蒂亚斯-克拉姆 摄影师 马蒂亚斯克拉姆AB公司
伊戈尔-阿赫梅罗夫 首席执行官 阿弗拉尔能源集团
内里奥-亚历山德里 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泰诺健公司
卢克-阿尔菲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 英国Oxitec生物技术公司
迪特尔-阿默尔 首席执行官 德国Conergy AG公司
克里斯汀-安格梅尔 首席执行官 安格梅尔布拉姆兰格集团公司
亨利德阿伦贝尔王子 创始人 比利时联赛俱乐部
大卫-阿克雷斯 企业及政府事务总裁 万宝胜华人力资源公司
基斯-阿特伍德 行政总裁 英国E2V技术公司
塔基-阿齐兹 常务董事 达什伍德集团公司
费迪南多-贝加利-法尔科 总裁 GE国际公司
阿列克谢-贝尔斯科夫斯基 系主任 国家科学院信息情报学联合研究所
朱利安-伯格兹 所有人兼首席执行官 法国伯格兹仪表公司
杰欧-贝利玛丽亚 常务董事 儿童社会与金融教育所
米莎-波恩 科学组组长 荷兰一级方程式管理学院
西蒙-亨利 首席财务官 皇家荷兰壳牌公司
安东尼-凡-马里 副教授 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
弗兰斯-亚历山大-奥滕 董事会主席 荷兰Lemnis照明公司
艾哈迈德-奥伦 首席执行官 土耳其伊赫拉斯近控股公司
比伦特-格克图纳 董事会主席 Mineks国际公司
伊恩-戈尔丁 院长 牛津大学21世纪学院
维瓦克-古普塔 常务董事 英国Lab49
埃里克-阿莱 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 Algebris（英国）投资公司
蒂姆-哈珀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英国Cientifica有限公司
马丁-赫尔博 常务董事 瑞士领导力与人力资源管理学院
加文-希尔 财团财务总监 英国联合保健股份公司
劳伦斯-贝恩 首席运营官 英国Premier Farnell集团
拉克什-哈辛 首席执行官 柯尔特技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詹姆斯-卡梅隆 董事会副主席 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
辛西娅-卡罗尔 行政总裁 英美公司
理查德-科斯特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英国科里勃&加文安德森公司
索尼娅-康特拉 联合院长 牛津大学21世纪学院纳米医药研究院
杰夫卡-特莫尔 主持人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安努辛格-胡特 研究员 剑桥大学英国皇家学院
迈克尔-德雷克斯勒 全球总战略、商业投资银行及财富管理常务 董事 巴克莱银行
乔纳森-弗林特 联合院长 牛津大学21世纪学院思维与机械研究院
泰德-弗拉德 常务董事；欧洲金融机构团体联合负责人 德意志银行
马克-福斯特 集团行政总裁；全球市场管现顾问 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
大卫-加拉格尔 高级合伙人兼总裁 凯彻姆利昂有限公司
詹姆斯-吉福德 常务董事 联合国投资规范公司
菲利普-胡贝尔 联合首席执行官 健太朗有银公司
彼得-拉齐 常务董事 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
哈尼-莱兹卡尼 投资总监 奥拉扬欧洲公司
苏迪-马赫沙瓦里 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负责并购业务 安赛乐米塔尔集团
弗朗索瓦-泽维尔-麦尔曼 欧洲金融组负责人 高盛国际
马尔科姆-麦卡洛克 院长 牛津大学21世纪学院低碳节能交通研究院
罗宾-尼布莱特 院长 查塔姆研究院
里德-帕赫特 行政总裁 贝鲁水
史蒂夫-霍华德 首席执行官 气候集团
卡约-科赫-韦泽 副主席 德意志银行
热拉尔-莱昂斯 首席经济学家 渣打银行
约翰-麦纳斯-贝尔 首席执行官兼主编 英国《智能运输》杂志社
大卫-诺瓦克 合伙人 克莱顿，都贝里耶&莱斯有限公司
法比奥-卡瓦利 首席执行官兼首席商务师 瑞士mondo生物技术公司
马里奥-格雷科 教授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何亚菲 大使 中国常驻代表团
让-卢克 产品线管理高级副总裁 库德尔斯基集团
贾米尔-埃尔哈森 首席执行官 Jamyco控股（卢森堡）公司
安德烈-库德尔斯基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库德尔斯基集团
阿德里安-芒克 常务董事；通讯及媒体负责人 世界经济论坛
卡洛斯-莫雷拉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WLSeKey公司
克里斯托夫-尼古拉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库德尔斯基集团
赫伯特-奥博哈恩斯利 经济与国际关系负责人 雀巢公司
史蒂芬-卡特 市场战略及通讯总监；执行副总裁 阿尔卡特-朗讯
休伯特-迪欧 首席执行官 巴黎发展署
托马斯-恩德斯 首席执行官 法国空中客车公司
沃尔夫冈-莱马赫 首席执行官 德普达洲际公司
让-伊夫-纳乌赫伊 高级副总裁 法国阳狮集团
莱纳-欧勒 公共事务与通讯高级副总裁 法国空中客车公司
米舍利娜-鲍萨阿尔特 国际部主管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
埃克哈德-科德斯 管理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麦德龙集团
斯特凡尼-车尔尼 联合创始人兼常务董事 德国DLD媒体及风险投资公司
约翰-卡斯帕-卡梅琳 企业发展主管 赢创工业集团
安德烈亚斯-海拿克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对话社会企业有限公司
迈克尔-英纳克 企业通讯及公共事务高级副总裁 麦德龙集团
梅拉妮-克瑞斯-威尔扎克 执行副总裁 德国邮政敦豪
巴特-马库斯 普通合伙人 惠灵顿合伙人公司
加纳-迈克尔-库恩特 总负责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乌珀塔尔研究所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合作中心
伊戈尔-德古纳瓦 董事会主席 海事银行
奥尔加-德古纳瓦 董事会主席 俄罗斯外贸银行
伊万-叶戈罗夫 总干事 Ak Bars控股公司
安德烈-埃林森 副行政总裁 基本元素集团
佐法-卡拉耶夫 副总裁 Ak Bars控股公司
弗利克斯-哈斯 首席执行官 德国Amiando公司
马丁-海明 副教授 技术中心与创新管理公司
亚历山大-伊夫列夫 合伙人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德米特里-科诺夫 总裁 俄罗斯Sibur控股实业
德米特里-科罗布科夫 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ADV营销传播公司
尼古拉-克位萨温 项目主管 基本元素集团
罗伯特-明尼戈雷伊夫 管理委员会主席 俄罗斯Ak Bars银行
罗伯特-穆辛 董事会主席 俄罗斯Ak Bars银行
艾农麦伽-哈勒拉 院长兼首席执行官 芬兰技术学院
马可-麦格纳尼 常务董事 意大利Mediobanca SpA银行
托马斯-毛罗辛纳托 研究员 帕多瓦大学
穆罕默德-哈桑 执行董事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哈利-大卫 董事会主席 飞格乐思有限公司
塞德-埃尔-扈利 总裁 希腊综合承包商公司
萨默尔-扈利 执行副总裁 希腊综合承包商公司
哈维尔-马丁内斯-莫格尔萨 首席研究员 雷伊胡安卡洛斯大学
马哈茂德-萨夫瓦特-毛希丁 埃及投资部长 埃及
凯文-奥康纳 高级讲师 都柏林大学
中国香港嘉宾
Alice Au 执行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海德思哲国际咨询（Heidrick & Struggles）
高哲铭(Amir Gal-Or) 执行合伙人 英飞尼迪集团/英飞尼迪中-以基金
博泰(Jasjit S. Bhattal) 趸售部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野村控股公司
彼得•查尔顿(Peter Charlton) 亚洲区主管 英国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 LLP)
陈恂 执行董事 银湖投资集团
张志伟 北亚主管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
唐克文（Thomas Crampton） 360度数字影响力亚太主管 奥美公关国际集团
托马斯•伊斯顿(Thomas Easton) 亚洲商业总编 《经济学人》
Masako 叶嘉伦(Karen Fifer) 消费者市场行为地区执行合伙人 海德思哲国际咨询（Heidrick & Struggles）
约翰•弗利(John Foley) 亚洲办事处主管 Breakingviews Ltd
埃里克•弗兰克(Eric Frank) 全球投资和咨询总裁 汤森路透
席伯伦(Rafael Gil-Tienda) 亚洲区董事长 威达信集团(MMC)
高美娴(Michelle Guthrie) 会长 国际计划儿童发展协会
Hans Hickler 亚太地区首席执行官 Agility公司
胡一虎 电视节目主持人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
简碧佩(Deborah Kan) 节目主持人、记者 汤森路透亚洲有限公司
伊利亚娜•李 亚太区执行编辑 美国有线新闻网国际频道
梁锦松 高级执行董事、大中华区董事长 百仕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刘长乐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
菲利普•林奇(Philip Lynch) 亚太和中东地区首席执行官 野村亚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马锦华 执行理事 长者安居服务协会
菲利普•麦克莱伦(Philip McClellan) 亚洲区首席编辑 《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莫昆庭 合伙人 殷拓集团亚洲有限公司
Lou Pagnutti 亚太地区执行合伙人 安永
『肆』 有哪些论坛是讨论企业改善的
工业工程论坛
6西格玛论坛
品质网
等等
『伍』 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我不懂.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的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
『陆』 金融风暴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利弊
金融海啸与救市成本
美国众议院终于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但这个方案已不是7000亿美元了，而是加码成了8500亿美元。上星期众议院第一次投票否决了7000亿美元方案后，白宫将此方案作了修改，加码1500亿美元再送到参议院表决，获得大比例通过后再送到众议院表决，所增加的1500亿美元是向老百姓派糖，果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支持，因为7000亿美元只是用来购买华尔街的不良资产，老百姓分不到甜头，自然有部分议员不高兴。现在争取到的1500亿美元派糖给选民，议员们就改变了初衷，投票赞成了。布什为什么不早点想到“派糖”的方案，导致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被众议院否决，致使道指狂跌777点。
上周五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前，道指回升了300多点，通过后，反而急转直下，收市时下跌了157点，振幅近500点。
大家期待的救市方案获得通过，美国股市反而大跌，这可理解为趁利好消息出货，也可以解释为市场担心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救不了市。
受美股下跌的影响，昨天亚太股市全面下跌且跌幅都很大，恒指跌了879点，跌幅约为5％。众多下跌股市中也包括黄金周之后的内地股市，昨天上证指数跌了5％以上，跌幅超过港股，或许这是继上周周边股市大跌后的补跌。昨天内地股市在政府救市之后第一次大调整，政府是在上证指数最低跌至1802点时出手的，大盘很快反弹了近500点，昨天的下跌可看作是正常的调整。
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但作用也不小，而且也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目前全球金融海啸，归根寻源，是最原始的按揭抵押证券出了事，投资银行将这些按揭抵押证券层层包装，通过杠杆不断放大，终于演变成金融海啸。现在，7000亿美元主要是用来购买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期望能使市场对这些按揭抵押证券所衍生的产品重树信心。
此外，新方案将银行存款的保险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可以避免银行出现挤兑现象。25万美元不是小数目，可以保障绝大多数存户的利益，令这些存户不致一有风吹草动就到银行排队提款。救市方案通过后，美国财长还得进一步制订收购这些不良资产的方法和价格，这才是关键所在。价格太低，银行只能得到一些残渣；价格太高，7000亿美元肯定不够用。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考验着全球经济，也考验着中国PE的发展。业内人士在日前举行的“PE北京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PE市场发展前景依然广阔，在国际市场不好的时候，可能正是我国PE快速发展的时机，要抓住金融动荡中的机会。
发展方兴未艾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市场的高成长吸引了大批外国股权投资基金来中国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股权投资基金增速最快的国家。同时，随着中国民间资本的成长和政策法规环境的不断完善，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也蓬勃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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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上周做空：净流出68.4亿
本周股评家最看好：中国平安
深发展三季度业绩预增80%
地产龙头前三季齐发病危通知书
4季度是自救的最后机会
北京PE协会副会长、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指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很多资金以私募股权的方式进入到中国来。PE在中国发展的势头方兴未艾，但基础还很差，中国对私募股权投资有大量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PE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对PE的需求更加旺盛；中国也有很多人对PE行业很有兴趣，但对整个行业还没有经验，PE行业的发展有很大潜力。
在危机中抓住机会
熊焰指出，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华尔街全面爆发，并迅速波及到欧洲乃至全世界，全球金融产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金融行业虽未受到像美国那样直接的冲击，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深入的今天，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能够顺利度过这场金融危机，成为摆在每个PE机构面前无法回避的严肃话题，如何在危机当前经受住考验并抓住机会取得发展，是中国PE行业必须深思与面对的课题。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创投市场的间接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创业投资专门研究机构EZCapital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9月中国市场已披露3家投资公司募集设立新人民币基金，涉及金额39亿元，相比8月份资本募集情况，9月份募集基金数量和资本金额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直逼今年最低的1月份；并且，本月没有外资背景的基金成立。
北京PE协会副会长、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指出，在未来尤其是经济遇到挑战时，行业整合会越来越多，PE要承担起整合行业价值链的作用。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很不明朗，但中国未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别人的危险恰好是我们的机会，要抓住机会。PE应与企业一起走向海外参与股权收购，把西方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引入进来，使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
赵令欢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但由于中国仍处于国际化的早期阶段，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中国条件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虽然现在PE在国内融资、退出都变得更加困难，但可能正是投资的好机会，“越是经济下行时，企业定价可能更合理，介入的机会反而会出现；而在市场过热时，由于价格较高反而不容易进入。”很多PE可能会受益于此次市场的修正，冷静看待市场的发展。
促进PE发展
田溯宁建议，要抓住机会推进改革，促进PE的发展，“尽快从政策法规上促进PE的发展，外部困难时正是改革的好时机。”推动保险、社保、企业年金成为合格的有限合伙人。
熊焰指出，为了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内行业自律监管机制，加强业内人士与监管机构的沟通，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维护行业人士合法权益，加强境内外PE从业者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促进中国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2008年6月，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正式成立。
而针对业内普遍关心的双重征税问题，北京将出台政策避免对PE双重征税，鼓励和支持PE发展。北京市金融办任雪丹处长表示，北京市发改委、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促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该政策已准备上报市政府，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
为促进中国PE行业的发展，为境内外的PE机构搭建起一个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北京市金融办、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筹）、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等主办的“PE北京论坛”将于11月9日至11日举办。
『柒』 世界金融危机，国家该如何宏观调控
大市分析：专家认为，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中国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来刺激内需，以消费和投资的更高增长来对冲净出口的下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稳定，同时也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
中国如何才能绕过这场金融危机的险滩?专家普遍认为，虽然我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不是很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必须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和防范。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步伐比较稳健，国内各类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投资金额也不至于影响其主要经营业绩，因此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还比较强。”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是当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时，中国经济也同样迎来新挑战。中国社科院专家张明认为，在当前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下，由于中国经济本身也处于一个景气周期下行的阶段，中 国经 济要做到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
“金融危机正影响到出口贸易经营者的信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目前有迹象表明，出口企业投资有所下降，这说明他们不敢扩大投资，这将陷入恶性循环。
受外部需求减少、宏观调控、人 民 币升 值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外贸出口增幅自去年8月份起呈逐步放缓态势。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次贷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中国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另一大冲击是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严重缩水。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8万亿美元，其中有不小的份额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给我国经 济带来的种种不利 因素，我国应该怎样加以应对?专家认为，为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中国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来刺激内需，以消费和投资的更高增长来对冲净出口的下降。
余永定表示，从短期来看，我国很难通过减持美元资产来规避美元贬值以及美元资产违约率上升的风险，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尚未减持美元资产的市场价值下降。
郭田勇认为，基于金融危机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速下滑和信心动摇，中国宏 观 调 控部门应该采取措施，继续出台提升出口企业经营者信心的措施。
张明表示，在劳动 力与信贷成本、出口退税政 策方面，政 府都应该出台更加积极的政 策。在货币政策方面可考虑扩大对出口企业的信贷额度。出口退税应该成为一项中性政策，而非用于刺激或遏制贸易增长的政策工具，因此，可以考虑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出口企业实际承担的国内增值税负担的水平。
庄健认为，除了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以外，中国应该加大财 政政 策的力度，刺激内需，拉动消费，保持国内经济相对平稳较快的发展速度。
在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成当前重要任务。中国 政 府8日打出“降率免税”货币财 政组合拳，下 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专家认为，这一系列政策都是出于防止经济下滑的考虑，意在促进投资，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林毅夫：中国金融有强大“防火墙”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1日表示，尽管中国也受到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三大因素将帮助中国较好地应对这场金融危机。
林毅夫当天在记者会上说，这三大因素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 储备;中国存在资 本 管制，这就为中国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
林毅夫表示，由于有以上的良好基础，中国可以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在刺激内需方面，中国可以增加农村投入、实现产业升级、加强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因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仍充满信心。
外媒：中国从容应对全球金融风暴
法新社：表现出帝国般的镇定
在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恐慌中，中国表现出一种帝 国般的镇定，它在提供援助的同时确信能够应付。
中 国 领导 人连日来发表了令人放心的讲话，而这个国家眼下正准备庆祝经济改革30周年，因为正是改革开放让这个亚洲巨人保持了超过9%的经济增长速度。
温 家 宝总理上周日说，“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他还表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充满信心”。
分析家强调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特色性使得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受到了保护，如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出口支持了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个亚洲巨人有能力弥补美国和欧洲的需求放缓。她认为，“中国现在的处境十分有利于刺激国内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世界经济衰退的消极影响”。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让-弗朗索瓦·于歇指出，中国“近两三年来已动用了大量的税收储备”。他指出中国通过支出来重新推动基础设施计划。
《时代》周刊：中国警惕但自信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对金融混乱的观点：警惕但自信”。文章中称，如果担心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可能严重削弱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这可能就过虑了。本周早些时候，北京发出了明确信号，尽管美国和欧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中国仍将努力——缓慢而稳步地——建立一个更加复杂的资本市场。
中 国 国 务 院批准融资融券的时机很不寻常，应该被视为中国比较自信的一个迹象。
当然，中国市场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像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市场一样对全球资本流动开放。但是中国管理者相信，渐进而慎重的改革帮助中国避免了当前市场混乱中最糟糕的一面。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在尚未受到危机的影响。中国已经受到了影响。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的风险更多地与二级影响有关——即危机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次贷危机本身。
路透社：中国可发挥重要作用
据路透社8日报道，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也许会在平息全球金融风暴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总理温 家 宝承诺将与其他国家携手应对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中国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本国经济保持活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已经下调利率，而且估计会再次采取这一举措。
研究人员建议，北京应该提醒华盛顿进一步向中国企业开放美国的市场，采取切实措施稳定美元，帮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迄今为止，全球危机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很小。官 员称，中国具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不过，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以免为时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