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货币贬值

Ⅰ 汉武帝时的古币<五诛钱>价值多少

两汉五铢钱

(1) 西汉五铢

(西汉五铢)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但是由于三铢钱与四钱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从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银）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这次改革仅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规定，钱文“五铢”从此启用。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金五铢等等。

五铢钱诞生前夕，因半两钱濒临崩溃，市场一片混乱，各级政府与商民争利，都拼命铸钱，使得通货过度膨胀，钱币的购买力急速下降，物价飞涨。民众无法生存，相继放弃生产，流亡他乡，靠出卖劳动力来糊口；或者是铤而走险，加入私铸行列，期图赚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铸而死亡的近万人，而私斗殒命的、畏罪自杀的都无法计算，可见问题非常严重。

汉武帝元狩五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郭俱备。钱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头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紫绀钱之称。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汉武帝采纳了公卿们的建议，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统一货币发行，从而防止了另一次恶币的泛滥。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以后，由汉武帝中央政府统一铸钱。三官五铢就是这个时候铸造的。该钱制作精美，边郭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为钱中楷模。三官指钟官、辨铜、均输（技巧），统指政府铸钱的机构。中央为推广均输法，新设水衙都尉一官，在长安上林苑办公。上林苑是政府铸钱的机构，是汉初在原秦代旧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皇家园林，规模宏大，有离宫70所，周围面积达300余里，包括现今的西安、周至和户县。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特点如下：

一、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二字修长秀丽，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四点方形较短。“朱”字头方折，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

二、钱型整齐，直径25-25.5毫米，穿直径约0.97厘米，郭厚0.15-0.2厘米，宽0.1-0.14厘米，比郡国五铢的郭略宽，且深峻平整，连接钱肉的一面垂直。背有内外郭，个别内郭四角微凸。

三、重量以3.5-4克者为多，少数的超过4克。

四、铸工精细，面背比较平整，内外郭宽窄均匀，规矩整齐。

五、记号有穿上横和下半星两种。

六、三官五铢币材的颜色为红色，含铜量在70％以上，含铅量约20％，比郡国五铢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铸造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细的泥范所造。三官钱形制及“朱”字头方折的特点，系由三铢钱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此后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特征。上林三官五铢是西汉五铢钱中比较容易见到的一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洛阳烧沟和洛阳西郊先后发掘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铸币，上林三官五铢在两处汉墓中都有出土。

钱币业务由三官署统一办理，有许多好处：第一、使钱币标准化，规律化；第二、提高铸钱技术水准；第三、增加了生产量；第四、有效防止私铸；第五、容易控制发行。

三官钱初期重量超过五铢，制作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铸钱技术采用铜范法，铸出的钱币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绝对合乎标准，铸出的钱边缘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新钱铸成后，政府用以收兑郡国钱，一枚兑劣钱5枚。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劣钱已经大部分收回，后明令禁止郡国钱永不许流通。

五铢发行三十一年后，汉武帝崩殂。在此期间，铸成的钱数量很多，钱的范式也有变化。比如文字的大小、书法结构都有出入，至于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横、星月文、四决文等可能是炉别的标志。

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6年－前74年），一切以谨慎守成为主，对外战争大致已结束，对内则鼓励生产，经济状况比武帝末年还要好。昭帝五铢大小和武帝时三官五铢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铢轻，一般又比宣帝五铢略重。从书法上看，钱文“五”字变化较大，一般字形瘦长，“五”字两边交笔已变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而接于外郭；“铢”字“朱”字头方折，“金”字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面文外郭较高窄，但比郡国五铢及三官五铢略低，有穿上一横或穿下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三官钱略显粗糙。

继昭帝之后，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73－前49年），吏治清明，四海无事，国泰民安，物阜年丰，是西汉的黄金时期。同时国际贸易也很发达，也是西汉的最高峰。因此年年铸钱，很快发行出去，又很快回流到国库中来。宣帝末年，库中存钱八十多亿。宣帝五铢是汉宣帝在位期间铸行的。该钱铜质、形制、书体、铸造均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的“金”头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于“朱”字。此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该钱的外郭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钱直径有2.5和2.6毫米两种，最常见的郭厚1.5厘米，穿宽10厘米，重3.5克左右，面郭约厚1.5－2厘米。在两汉五铢中这种钱的面郭最宽。其形制整齐，肉面光洁，钱内外郭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宣帝铸钱以工整敦厚著称，在西汉钱中地位极高。

小五铢约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铸，俗称“鸡目钱”、“鹅眼钱”，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汉钱币中，有汉代文献记载的小型五铢钱，这种钱及钱范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其中，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确切纪年的一例。

小五铢面文“五铢”，铸造精美，面有周郭，无好郭，背侧肉好，周郭俱备，文字清晰。钱直径在1.15-1.2厘米之间，重约0.62-0.65克。钱文书体亦与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区别。“五”字交股有的较直，有的略弯，也有的弯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横画如三官钱式，也有如五铢最常见的面内无郭的一种。这说明小五铢并非一朝所铸，也同普通五铢一样，分别铸造于武帝以后的西汉各个时期。就出土情况，尤其是从汉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况看，小五铢是成串地乱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间，说明这是冥钱而非行用钱。

剪轮五铢钱又称“磨郭五铢”、“剪郭五铢”。武帝初铸五铢时“周郭其质”，以防止奸民从钱背面磨铜取熔。可是西汉后期竟出现另一种磨边的剪轮五铢，是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鑢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实际上这种五铢叫磨边五铢最为贴切。

西汉后期成帝、哀帝之世，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币制也随之混乱，剪轮五铢就势此时开始出现的。

剪轮五铢是币制混乱时代的产物，洛阳烧沟及洛阳西部发掘的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陕西省咸阳市土原下发现金质五铢一枚，钱直径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较背部稍宽，面穿方正，上有横画。“五铢”二字小篆阳文工整，“五”字交叉处弯曲，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朱”字头方折，“金”字头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诚为罕见的稀世珍品。

西汉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至隋朝的隋五铢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 东汉五铢

（东汉五铢）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都城洛阳，是年为延武元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动荡。半两钱、西汉五铢钱、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等，杂混在民间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铸五铢钱。自此以后，东汉各帝均铸五铢钱。不过，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五铢钱没有显著变化，古钱学家将东汉前期铸行的五铢钱称为“延帝五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东汉后期特别是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贫困，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在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铸“四出文”五铢钱。更有甚者，在献帝时，董卓铸无文小钱，致使原本混乱的币制越发不可收拾。

《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东汉初恢复的五铢钱亦称“延武五铢”，是延武年间采纳马援之议而铸行的。

建武以后各朝五铢钱比西汉各朝五铢钱轻薄，钱径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约0.1厘米，一般为3克，外郭较窄。“五铢”二字宽肥圆柔，笔划较粗且浅，面文“五”字中间交笔弯曲，上下两横不出来，“铢”字“金”字头呈三角形，比西汉五铢金字旁大，“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端较细；制作精致，文字书体规范。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各种记号，如星、横画、竖画等。“星”有一星与多星之别，或半圆点，或三角点等。依其位置而言，则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横、穿下星。多星者多横排成列。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要比不带记号的轻薄，铸造工艺也比较粗糙，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东汉中后期铸造的。

建武年间铸造的五铢，有纪年铜模盒传世，可以为证，从此时起，东汉五铢的“朱”旁，上横圆折，已经成为明显特征。东汉五铢的断代，除 “建武五铢”有传世的铜模盒以断定外，明帝以后，则难以区分具体年代。幸好通过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五铢钱的分期，可以认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铢（称为“平当五铢”）也应该属于这个时期所铸。但它的时期较晚，下限可能已经进入三国。“东汉五铢”是五铢钱中遗留较多的一种。

“四出五铢”又称“四出文钱”。所谓“四出”，是指钱幕从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阳文直线到达外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锉磨钱背盗铜用的防范技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的“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五铢”铸造得要好，钱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径为2.5厘米，穿径约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汉灵帝性极贪婪，“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后汉书·张让传》）。堂堂一国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还嫌不够，还要卖官揽钱以充金库。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老百姓哪还有好日子。

横遭汉灵帝宰割的广大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四出五铢”铸行后，人们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钱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董卓本一凉州豪强，汉灵帝时曾任并州牧。黄巾起义，他借何进征召之机，带兵入洛阳。他先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后焚烧洛阳，挟天子，自封为太师。董卓生性贪婪，为了搜刮民财，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毁“金人”，秦始皇所铸十二金人（铜人）中的九个，铸成小钱。这种钱直径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无内廓又无外廓，“五铢”二字模糊不清，很难辨认，世人讽刺为“无文钱”，董卓这种无文小钱，钱体轻小，制造粗劣。以一个“金人”重量十二万斤计算，董卓少说也可得钱七八万亿枚。这是东汉朝廷的最后一次铸钱，流通地区狭小，只限长安、洛阳一带。他以此在离长安一百多里的现陕西户县，建造了一个称作郿坞的城堡，城内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单是粮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这种小钱的流通必然会加剧通货膨胀，很快就出现了“谷石数万（枚）”的情形。用一担钱去换一石谷，贫苦百姓哪能吃得起。当时民怨沸腾，饥民蜂起，汉五铢制度被董卓彻底破坏了，东汉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于是曹操趁机取汉，不久时代就进入了三国时代。

东汉磨边五铢和剪凿五铢 磨边五铢，亦称“磨边钱”，即磨去外廓、边缘之钱。磨边五铢始见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东汉中晚期常见，东汉末年更多。磨边的方法，据说“多数是用一根木质或金属的方棍穿进钱的穿孔，每次约百枚或更多一点，然后两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钱币的轮廓。通过加工，磨边钱要比一般的五铢钱的钱径小0.15-0.2公分。钱重减轻1克左右，就是说五铢钱经过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减轻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磨边的目的在于取铜，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为此五铢钱大幅度地减重贬值。剪凿五铢，或称剪凿钱，是剪边钱或綖环钱的总称。其法是将一枚钱凿成内外两枚。剪凿钱西汉时期已出现，到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达到泛滥的地步。

剪边五铢钱就是被剪凿了外围或冲凿了外廓的钱。钱文“五铢”二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对文五铢的钱径大小不一，经过测定，钱径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对文五铢的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剪边五铢钱据认为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又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工整，钱的直径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钱直径多数为2.05-2.2厘米之间，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区别磨边钱与剪边钱的主要依据是边缘加工的痕迹与钱的直径。

綖环五铢钱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内圈的钱，钱仅剩边缘，呈环状，钱文“五铢”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无论磨边五铢、剪边五铢还是綖环五铢，都不是法定货币。它们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经济的混乱，币值不稳，物价昂贵，惟利是图者剪凿五铢钱，一个钱当两个钱用，谋取私利。这是当时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与货币流通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

东汉晚期的剪凿五铢曾大量发现。其中剪轮五铢比较多，綖环五铢较少。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轮）五铢1858枚，綖环五铢8枚。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21017枚，其中剪轮五铢594枚，綖环五铢1枚。1973年，江苏丹徒出土东晋窖藏铜钱140余公斤，其中剪轮五铢约有90公斤左右，綖环五铢仅20余枚。1975年，陕西扶风段家小寨汉墓出土西汉綖环五铢，钱文余有“铢”、“五”各一半，有的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东汉磨廓五铢72枚，东汉剪轮五铢967枚。

东汉五铢从文字上看，“五”字交笔处略圆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呈圆折形，比西汉五铢钱略显圆折。以上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汉五铢钱。

Ⅱ 汉武帝经济上实行的货币政策是什么

他汉武帝的是统一的，那个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收回了，就是那个诸侯的造币权，鼻塞鼻血收归国有。

Ⅲ 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现在能卖吗

要看是什么年代，哪个皇帝发行的，我同学去考古的时候，在墓里就有五铢钱，但是这东西，说白了，没有特殊意义的话，根本就是到处都是，我同学在考古时还跟当地农民以100元的价格收购了一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秦半两”，固然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一枚铜钱重达半两，于携带和使用来说都是十分不便的。这就为“五铢钱”后来得以行世提供了机会。
“五铢钱”的问世历程也是颇不平凡的。汉承秦制，在货币政策方面沿用金钱本位，但黄金只表示财富，并不在市场流通，铜钱是市场流通的主货币。此外，汉以前，货币铸造权一向由政府垄断，而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初，以“秦钱重难用，曾更令民铸钱”，为民间私铸钱币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显然是严重的：由于铜钱的重量减轻，成色降低，不仅名不副实，也引起了流通中货币的不断贬值。据记载，吕后二年时，名为半两的汉铜钱重量实为八铢；到汉武帝五年，已减至四铢；至于民间大量私铸的铜钱还有一铢以下的，因其轻薄如榆树荚儿，故有“荚钱”之称。一铢是多少呢？古时候，人们发现粮食种子的大小比较统一、均匀，遂以一定数量的谷物种子作为货币重量的计量标准，一铢相当于144粒粟（小米）的重量，而十二铢才当半两。同一种钱币之间的重量与价值竟有如此大的差别，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当时货币管理和流通之混乱局面了。
西汉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在国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均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代，除了政治上反对分裂，不断强化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外，在经济上统一币制，稳定物价，也是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但这一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吕后、文、景以至武帝，经过八九次的改制曲折，历时近百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朝才终于建立起统一的“五铢钱”制，从而再次结束了中国钱币大小、轻重不一的混乱局面，在货币改革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汉书·食货志》所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即指这一段历史。
“五铢钱”吸取了秦半两的形制特点，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是中国货币史上以重量名钱阶段的典型钱币。它在形制上的先进性除大小、轻重适宜而外，还表现在钱的正面和背部有外郭，且外郭同文字一样高低，可以保护钱文，不易磨损。这是“五铢钱”和前代钱币最明显不同之处。从汉代五铢钱币质量、铸造技术等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汉代社会的历史风貌以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驾驭能力。
从汉武帝开始，“五铢钱”一直沿用了700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币型。此后，东汉、蜀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历代都有铸造，虽重量形制大小不一，但都保留了其基本风格。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铢钱”废止，行用开元通宝钱，但旧五铢继续在民间流通。以后各代铸铜钱无不以五铢为标准，离开这个标准就意味着无法长期流行。
参考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691/81719.html

Ⅳ 汉武帝时期统一使用的货币是什么

汉武帝时期统一使用的货币是五铢钱。

五铢钱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在我国五千年的货币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从此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除了中间有些小的变动之外，西汉、东汉上下四百年内，五铢钱一统天下。

五铢钱奠定了中国圆形方孔的传统。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

(4)汉武帝时期货币贬值扩展阅读：

汉武帝元狩年间，面对巨额的财政亏空，面对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亟须巨款赈贷，中央政府决定进行币制改革。

元狩四年初，采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币。所谓白金，实际上是银和锡的合金，皮币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养的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作钱40万。

与此同时，销毁了文帝时的半两钱，另铸重如其文的三铢钱，严禁私人铸钱。由于白金币定值过高，三铢钱较轻，易作奸诈，盗铸仍然盛行。

因此，西汉武帝元狩五年罢三铢钱、半两钱，首次行用五铢钱，因于元狩五年诏令郡国铸行，所以，将历史上这第一代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或 元狩五铢。

五铢钱的出现，是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又一次重大货币改革，这种钱已趋向成熟，面、背均有外廓，穿孔背有廓面无廓，而在五铢钱尚未出现以前的三铢钱。

有些面背均无内外廓，因此容易被盗磨，即被人磨取铜屑另行铸钱谋利。而五铢钱的铸行则大大避免了这些弊端，这一先进的形制是经过长期的探索才逐步完善的。

Ⅳ 关于汉武帝对经济方面的措施的认识

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还有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当时的货币进行统一。

摘要：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励精图治的大有为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政策无不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放弃了对汉武帝最为卓著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探讨汉武帝时期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通过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分析来探讨汉武帝时期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背后经济背景，厘清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措施及其实施的原因和实施的效果及影响。

关键词：汉武帝 经济政策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有为的君主，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外完成了对匈奴讨伐使得长期危害边疆的匈奴势力被瓦解，对内完成了对诸侯王的削藩，文化上开始了向儒家大一统的靠拢。汉武帝所取得成就可谓是极大的，然而关于汉武帝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争论主要集中在汉武帝的对外和经济政策之上，汉武帝自己在晚年也颁布了《轮胎罪己诏》来检讨自己在早年的政策失误，并宣布重新实行汉初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汉武帝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而他成就背后所造成的汉朝的统治危机都源自他在位初期实施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为汉武帝的对内对外的政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但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后患，本文就旨在分析汉武帝时期各项政策背后的经济政策，厘清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它们的影响。

一．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原因与背景

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经济财政政策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都具有紧密的联系，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从政治上来说，汉武帝时期的汉朝对外面临来自匈奴的威胁，对内面临着诸侯王的威胁；从经济上来说，汉初推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民间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则面临着严重财政危机；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地方豪绅巨富的垄断和土地兼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来分别论述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背景。

（一）政治形势

汉武帝时期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对内各地的诸侯王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阻碍，对外来说一直存在的匈奴势力威胁着汉朝的边疆。匈奴是从西周末以来就成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民族，以骑见长，英勇善战，除了战国时期赵国的李牧，秦王朝时期的蒙恬，曾战胜过外，其余时代，中国大都是战败方^【1】。对此拥有雄心大略的汉武帝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强硬措施，对外用兵打击匈奴，对内压制诸侯王。对内对外汉武帝进行招东瓯、事两越，通西南、定东北和抗击匈奴等一连串不同规模的战争^【2】。为了对匈奴形成钳制之势，汉武帝还派兵进入西域地区，对不肯服从者也进行了武力镇压^【3】。对内的诸侯王问题，是汉代开朝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部分采用了分封制，产生了一大批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与地方的好身巨贾结合形成了对中央政权极大的威胁，当时的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已经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参与倾向。例如在平定吴楚七

国之乱的过程中，他们就和地方诸候王串通一气，共同与中央抗衡^【4】。可以说汉武帝在此时面临着严峻的对内对外的政治形势，为了平定内外的困境而展开的战争成为了汉武帝展开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形势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形式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汉初的修养生息政策为汉朝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为汉武帝后来的集中社会财富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经济基础；其次，汉武帝时期汉朝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危机；最后，汉武帝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威胁到了小农经济，而豪绅巨贾的出现产生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垄断。

首先是汉代初期积累的经济基础，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债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

後绌耻辱焉”。正是这样丰富的社会财富为后来汉武帝实行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时期的汉武帝的财政支出巨大，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最大的财政支出包括：战争开支，安置灾民和招降少数民族开支，水利工程开支以及戍边开支。从战争开支来说，。如《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其费发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可见当时汉朝巨大的军费开支。而汉武帝时期还大兴水利工程，修通灵渠、漕渠等，耗费二十余年治理瓠子口决堤。戍边开支也是耗费巨大，如元鼎二年，“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中国缮道魄粮，远者三于，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元朔二年(前127)，武帝为加强北方防御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在安置灾民和招降少数民族方面，例如浑邪王投降后，武帝赐降汉之匈奴浑邪王及有功之士“凡百余巨万。”这些都给汉朝的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压力，直接造成了汉朝的财政危机，而同时汉武帝在位时期的奢侈生活和巡幸等活动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最后我们谈论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商业，汉武帝时期商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巨贾和豪绅的大量出现不仅造成了土地兼并垄断，造成了社会经济凋敝，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对传统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大量的冲击，动摇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由于商业丰厚利润的吸引，导致人们纷纷弃农从商，“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5】

（三）社会形势

汉武帝时期社会形势的尖锐主要是有地方豪绅与巨贾造成的，汉武帝时期的富商大贾制造出不少社会问题，他们兼并土地、经营高利贷、扰乱市场，使“黎民重困”，从而造成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尖税矛盾。

正是上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原因最终促使了汉武帝采取了从藏富于民向取富于民的经济者政策的转变，利用重税以及工商业国营等措施来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简析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高度集中国家垄断经济，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盐铁酒专营打击重农抑商，增加税赋，推行均输平准，颁布算缗、告缗，统一货币收归货币制造权到中央，我们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分别讨论汉武帝的经济政策。

货币，收归货币铸造权：汉初，中央政府推行“无为”这一财政管理政策，

纵民铸钱，各地制造的货币很不统一，“钱文大乱”，减重现象非常严重，从而引起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元狩三年(前120)前后汉武帝开始废止四铢半两钱,铸造新的三铢钱,并相应制订了皮币(方一尺的白鹿皮定价四十万)以及白金货币.然而,这一政策也失败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诞生了五铢钱. 五铢钱,顾名思义重量为五铢,约3.5克.五铢钱成为了后来七百多年中国货币的主体,一直到唐朝的开元通宝出现(公元621年)后才被取代.，此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稳定了货币流通，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存在的货币贬值问题^【6】。

盐铁酒专营：这是汉武帝经济改革政策当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汉武帝重农抑商政策的代表，通过对盐铁酒的专营，打击了大商人，又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始，盐业收入拨归大农令以助国库，并设立大农丞，开始对盐业进行管理。自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开始垄断铁业的生产和流通，生产规模也由此逐渐扩大。，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韦昭日：“谓禁人酤酿，独官开置
，独取利也。”从此汉武帝的经济改革完成了对盐铁酒的专营，开创了封建王朝完备的专营制度，三种专营之中，酒相对前两者来说利润较少。

均输平准：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开始,均输法,平准法的实施，两条法律以国家统制物资的搬运和物价的调节来抑制大商人的利润,并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均输法的内容并不明确,综合<<史记>>平准书,<<盐铁论>>等文献,大概是以下的内容:政府需要的物资从民间购买,但输送到中央没有质量保证.因此在各地设立均输官专门从事物资的购买和运输.很显然,平常由商人进行运输的利润也消失了,政府开支得以削减.五年后,在这一基础上更实行了平准法.平准的具本内容是：“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日平准”由于中央对物资需求扩大以及各个部门竞争造成了物价波动剧烈.为了防止这一现象,事实上掌握这一政策实施的桑弘羊在物价低迷时买入并储存,在物价疯涨时卖出平易,两相结合防止物价剧烈波动,并杜绝大商人投机获利的可能性。

算缗、告缗：算缗、告缗是针对大商人的一种经济剥夺行为，算缗是西汉武帝时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当时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开始实行对商人及手工业者征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赋税。并针对商人隐藏财产、规避税赋的现象，武帝又颁布告缗之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7】

增加赋税：汉武帝时期在原有税收基础上，除了前面所说的算缗、告缗，还增加了税收的征收幅度，首先是调整提高农民负担的税赋，农田收入仍按“三十税一”，但将原来的实亩实收改为三十亩按一百亩标准收，无形中农民增负担三倍多。口赋由原来的七岁起收改为三岁起收，提前了四年，并由人平二十钱增为二十三钱，增加了三钱。农民和商人、宫吏承担的更赋由三天增加到三个月。对富人的税收改革就是前面所说增加的财产税，直接打击了当时的巨贾豪绅。

通过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财富由社会向中央政府转移，中央政府控制国家经济的命脉，同时打击商业，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成为了后来中国封建专制经济国家垄断专营的代表，它开启了一个国家垄断专营的时代，这些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对当时的国家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然而在后期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从经济思想来看，汉武帝的经济改革是藏富于民向藏富于国的转变，是汉初放任自由的经济思想与严格的封建经济管制思想之间的转变。

三．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所采取的国家垄断经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从长远来看，他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后果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为此汉武帝在晚年颁布《轮胎罪己诏》改变了自己的统治政策以其化解统治危机，了解这些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对我们现代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积极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政府的军事政治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对商业和市场的管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豪强巨贾，规范了社会秩序。

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汉武帝经济政策最直接的目的。

极大的支持了汉武帝的军事政治和社会行动：丰富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的战争提供了资金，保卫扩宽了汉朝的边疆，稳定内部的局势，同时汉武帝还利用充足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兴水利工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打击了巨贾豪绅，稳定了市场秩序，遏制了土地兼并：汉武帝的盐铁酒专营以及针对富人的财产税等都极大的打击了豪商，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问题。

打击了地方豪强，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通过盐铁中央专营直接打击了地方豪强，行盐、铁专卖，断绝了豪强大贾对盐、铁的专擅，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势力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再与国家政权抗衡，从而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削弱了地方势力，增强了中央实力，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为后世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开创了封建社会官营工商业传统。从此，官营工商业在中国封建工商业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特点^【8】。

（二）消极作用

在取得了巨大的辉煌的同时，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也暗含了危机，高度国家垄断的经济和重税导致了市场和社会的凋敝，对西汉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导致了官商一体化阶层的兴起，在汉武帝打击商人阶级的政策下，商人阶级通过捐资等方式获得爵位或者与官员勾结，形成了官商一体化的进程，反而加剧了对底层人民的盘剥和对市场的破坏，同时还造成了严重贪污腐化问题，官商一体化阶层的兴起对民众的盘剥更加严重，反而造成了经济的凋敝。

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严重打击，社会经济失去活力，一步步走入凋敝，最后导致了西汉经济的萎缩，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抑商政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而在长时间来看却带来了严重后果。

沉重的税负和徭役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使得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农民生活困难，加之官商的盘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影响了汉武帝后期的统治造成了统治危机。

四．总结

汉武帝出于增加财政收入和政治市场秩序的经济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央集权的官营工商业这样的抑商政策和过重的赋税，都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汉武帝经济政策中的政府控制思想和汉初实行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之间，必须取得一种平衡，就是通过政府的有限的参与保证市场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发挥市场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向汉武帝一般一味的发展垄断的国营工商业，这对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

Ⅵ 上古到隋唐时期历朝历代的货币究竟是什么样的

只要有人生存的地方，必定要有交易，“以我所用换我所需”就是最基础的交易形式。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以物换物的交易形式，当物资丰富的时候，以物换物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再适合了。于是就需要一种可以和货物价值挂钩的媒介来作为交易物，因此货币应运而生。

在距今两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了文明的雏形，有文明就会产生交易，在以物换物变得不现实的时候，远古先民就在思考着寻找一种合适的物品作为交易媒介。既然是交易媒介必定要易于储存和耐用，又不能随处都是，这就难倒了先民们。直到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海边的海贝具有便于储存和耐用的优点，而且当时的文明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海贝只有海边才产，因此稀少的要求海贝也符合。于是乎，古代先民们就将海贝作为货币用来和货物等价挂钩。

东吴时期的“大泉当千”铜钱

货币的种类以及历史太繁杂，下文再讲述唐朝时期至明清的货币变化。

Ⅶ 如何理解“汉武帝时的经济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轨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

简单来说：
财富由社会向中央政府转移，中央政府控制国家经济的命脉，同时打击商业，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成为了后来中国封建专制经济国家垄断专营的代表，它开启了一个国家垄断专营的时代，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轨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

详细分析：
一、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简析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高度集中国家垄断经济，这一政策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盐铁酒专营打击重农抑商，增加税赋，推行均输平准，颁布算缗、告缗，统一货币收归货币制造权到中央，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分别讨论汉武帝的经济政策。
1.货币，收归货币铸造权：汉初，中央政府推行“无为”这一财政管理政策， 纵民铸钱，各地制造的货币很不统一，“钱文大乱”，减重现象非常严重，从而引起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元狩三年(前120)前后汉武帝开始废止四铢半两钱,铸造新的三铢钱,并相应制订了皮币(方一尺的白鹿皮定价四十万)以及白金货币.然而,这一政策也失败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诞生了五铢钱. 五铢钱,顾名思义重量为五铢,约3.5克.五铢钱成为了后来七百多年中国货币的主体,一直到唐朝的开元通宝出现(公元621年)后才被取代.，此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稳定了货币流通，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存在的货币贬值问题。
2.盐铁酒专营：这是汉武帝经济改革政策当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汉武帝重农抑商政策的代表，通过对盐铁酒的专营，打击了大商人，又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始，盐业收入拨归大农令以助国库，并设立大农丞，开始对盐业进行管理。自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开始垄断铁业的生产和流通，生产规模也由此逐渐扩大。，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韦昭日：“谓禁人酤酿，独官开置 ，独取利也。”从此汉武帝的经济改革完成了对盐铁酒的专营，开创了封建王朝完备的专营制度，三种专营之中，酒相对前两者来说利润较少。
3.均输平准：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开始,均输法,平准法的实施，两条法律以国家统制物资的搬运和物价的调节来抑制大商人的利润,并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均输法的内容并不明确,综合<<史记>>平准书,<<盐铁论>>等文献,大概是以下的内容:政府需要的物资从民间购买,但输送到中央没有质量保证.因此在各地设立均输官专门从事物资的购买和运输.很显然,平常由商人进行运输的利润也消失了,政府开支得以削减.五年后,在这一基础上更实行了平准法.平准的具本内容是：“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日平准”由于中央对物资需求扩大以及各个部门竞争造成了物价波动剧烈.为了防止这一现象,事实上掌握这一政策实施的桑弘羊在物价低迷时买入并储存,在物价疯涨时卖出平易,两相结合防止物价剧烈波动,并杜绝大商人投机获利的可能性。
4.算缗、告缗：算缗、告缗是针对大商人的一种经济剥夺行为，算缗是西汉武帝时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当时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开始实行对商人及手工业者征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赋税。并针对商人隐藏财产、规避税赋的现象，武帝又颁布告缗之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5.增加赋税：汉武帝时期在原有税收基础上，除了前面所说的算缗、告缗，还增加了税收的征收幅度，首先是调整提高农民负担的税赋，农田收入仍按“三十税一”，但将原来的实亩实收改为三十亩按一百亩标准收，无形中农民增负担三倍多。口赋由原来的七岁起收改为三岁起收，提前了四年，并由人平二十钱增为二十三钱，增加了三钱。农民和商人、宫吏承担的更赋由三天增加到三个月。对富人的税收改革就是前面所说增加的财产税，直接打击了当时的巨贾豪绅。
通过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梳理，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财富由社会向中央政府转移，中央政府控制国家经济的命脉，同时打击商业，汉武帝的经济政策成为了后来中国封建专制经济国家垄断专营的代表，它开启了一个国家垄断专营的时代，这些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对当时的国家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然而在后期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从经济思想来看，汉武帝的经济改革是藏富于民向藏富于国的转变，是汉初放任自由的经济思想与严格的封建经济管制思想之间的转变。

二.汉武帝时期所采取的国家垄断经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从长远来看，他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后果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为此汉武帝在晚年颁布《轮胎罪己诏》改变了自己的统治政策以其化解统治危机，了解这些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对我们现代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积极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政府的军事政治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对商业和市场的管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豪强巨贾，规范了社会秩序。
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最直接的效果，也是汉武帝经济政策最直接的目的。
极大的支持了汉武帝的军事政治和社会行动：丰富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的战争提供了资金，保卫扩宽了汉朝的边疆，稳定内部的局势，同时汉武帝还利用充足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兴水利工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打击了巨贾豪绅，稳定了市场秩序，遏制了土地兼并：汉武帝的盐铁酒专营以及针对富人的财产税等都极大的打击了豪商，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缓解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问题。
打击了地方豪强，加强了中央集权：汉武帝通过盐铁中央专营直接打击了地方豪强，行盐、铁专卖，断绝了豪强大贾对盐、铁的专擅，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势力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再与国家政权抗衡，从而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削弱了地方势力，增强了中央实力，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为后世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开创了封建社会官营工商业传统。从此，官营工商业在中国封建工商业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特点。
（二）消极作用
在取得了巨大的辉煌的同时，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也暗含了危机，高度国家垄断的经济和重税导致了市场和社会的凋敝，对西汉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导致了官商一体化阶层的兴起，在汉武帝打击商人阶级的政策下，商人阶级通过捐资等方式获得爵位或者与官员勾结，形成了官商一体化的进程，反而加剧了对底层人民的盘剥和对市场的破坏，同时还造成了严重贪污腐化问题，官商一体化阶层的兴起对民众的盘剥更加严重，反而造成了经济的凋敝。
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的严重打击，社会经济失去活力，一步步走入凋敝，最后导致了西汉经济的萎缩，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抑商政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而在长时间来看却带来了严重后果。
沉重的税负和徭役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使得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农民生活困难，加之官商的盘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影响了汉武帝后期的统治造成了统治危机。

三．总结
汉武帝出于增加财政收入和政治市场秩序的经济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央集权的官营工商业这样的抑商政策和过重的赋税，都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汉武帝经济政策中的政府控制思想和汉初实行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之间，必须取得一种平衡，就是通过政府的有限的参与保证市场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发挥市场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向汉武帝一般一味的发展垄断的国营工商业，这对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

Ⅷ 五铢钱在汉武帝时期的价格

不清楚。
五铢钱是我国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在我国五千年的货币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中原开始发行五铢钱，从此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除了中间有些小的变动（例如王莽统治的时期）之外，西汉、东汉上下四百年内，五铢钱一统天下。五铢钱奠定了中国硬通货铸币圆形方孔的传统。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铢”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因此所谓“五铢”实际上很轻。

Ⅸ 汉武帝各采用了怎样的货币政策

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年－公元前87年），是汉初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文治武功，显赫一生，与秦始皇同被后人并称“秦皇汉武”，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汉武帝的思想积极进取，具有前瞻性，为朝廷、社会带来了新思维，进行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也包括对货币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汉初郡国铸币出现失控，放民铸钱成为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登基时，虽然延续“文景之治”有过的一段“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短暂丰盈时光，但是由于社会财富逐步集中到少数从事冶铁、铸钱、煮盐的富人手中，富商大贾囤积财富、奴役穷人，以至国家财政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困局。出于中央政府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汉武帝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打击大贾商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由此他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
武帝刘彻登基时，正在继续流通文帝时推行的四铢半两钱。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就当时流通的半两钱名不符实，实际重量仅三铢左右，以实现秦汉时期常称钱币“重如其文”为由，下令销毁四铢半两钱，新铸“三铢”钱。这是汉武帝的第一次币制改革，虽没有取得了多少成就，但这次成功地突破了自秦始皇推行“半两”以来凡钱称“两”的规矩，开创了钱币称作“铢”的新时代。
三铢钱推行不久就感觉到这种钱太轻，造成钱轻物贵，汉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又将三铢钱废掉，重新推行四铢半两钱。这不能认为是倒退，而是汉武帝的又一次钱币变革，是汉武帝看到了简单地推行“重如其文”三铢钱行不通，暂时再重行半两钱，以求更符合社会需要的钱币。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军资耗费巨大，国库严重亏空，而那些富商大贾却无关痛痒。据《汉书》记载：豪门富室“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种困”。于是汉武帝与朝廷公卿官员们研究决定改换钱币策略，打击那些为富不仁、兼并土地、不顾天下安危的豪富，以此来充实国库财政。由此武帝施展了第三次钱币改革措施，即造皮币和白金币。皮币是用一种珍贵的白鹿皮作币材，一尺见方，四周绣有彩边，值40万，用于王室朝觐聘享。这种大额虚价的皮币，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先驱。白金币是银锡合金，分为圆形龙币、方形马币、椭圆形龟币，分别值三千、五百、三百，是我国历史上由中央王朝铸造的最早的银铸币。
但是，货币品种的众多和复杂，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所以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又下令郡国铸造五铢钱，废除了实际重量仅三铢的半两钱，展开他的第四次币制改革。五铢是在摒弃以前行三铢钱、四铢半两钱的弊病中推出的。为免去流通中钱币仅重三铢的不便，在传统的“重如其文”的理念下，将法定钱币提高到了五铢。而且基于冶金技术的提高，在钱面置外郭，将平背改变为背置内外郭形式。目前已经得到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凡金属货币的重量，在4克左右是最适合使用的。可见这次币制改革的意义所在。这次改革只是规定了钱币的名称和基本形制，依旧由郡国铸造，一般称之为郡国五铢。郡国五铢沿袭半两的加工程序，钱币铸出后只是简单的掰断钱树，或者只用简单工具清除一下毛边。郡国铸钱，必然参差不齐，容易发生盗铸。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为避免伪钱泛滥影响国家的税赋收入，汉武帝又进行第五次币制改革，命京师钟官专门铸造一种边缘磨砺成色泽紫红的精美五铢，史称“赤仄五铢”。经过精加工的赤仄五铢很容易与郡国五铢区分，朝廷硬性赋予了赤仄五铢高昂的币值，以一枚赤仄五铢当五枚郡国五铢，并规定凡缴纳税赋和官府用钱一定要用赤仄五铢。虽然朝廷赋予了赤仄五铢高附加值，但磨边的技术含量并不十分出众，引发民间将郡国五铢旋边改造，充当赤仄，造成赤仄难辨正身之态，因此不久便也废除了。
西汉王朝的屡次改币，始终不能达到禁止私铸伪钱的效果，特别是汉武帝即位以来的几次改币，商人们利用币制改革之机囤积取利，严重影响了西汉王朝的财政收入，使货币铸造权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在“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情况下，西汉王朝又急需设法开辟财源以应付其大量财政开支，于是控制货币铸造权便成为西汉王朝的当务之急。

Ⅹ 汉朝的货币

西汉时期的货币

三铢钱：中国货币史上流通时间最短的货币。铸于汉武帝建元元年上有“三铢”二字故名。三铢钱重8铢，铢字金旁从王，背无轮廓。三铢钱刚铸一年，武帝又令停铸三铢，改铸五铢，钱背增加了轮廓，重5铢。

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四铢半两因顺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

五铢钱：五铢钱轻重适中，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

皮币：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皮币，用宫苑中的白鹿皮制成。

白金币 ：亦称白金三品”。西汉的银锡合金币。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铸造。当时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獒如龟,故用为白金币花纹。

东汉时期的货币

铁钱：公元30年，公孙述在四川铸造铁钱，历史上第一次用铁作币材。

五铢钱：公元40年，光武帝从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 。

(10)汉武帝时期货币贬值扩展阅读：

汉初铸造的铜币比较轻，重三株，后来越来越轻。文帝时期，三铢钱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于是文帝下令使用四株钱，重四分之一两，可是币值标的却是半两。汉朝的货币危机其实源自于朝廷放任民间私自铸钱的政策，原本意欲加速货币流通，好改善财政收入。

可是这项政策的弊端远远超过利处，钱本来用铜铸造，但铸币者掺杂了价值低的铅和铁之类的金属，货币渐渐的贬值，民间的经济逐渐紊乱。许多人趁此机会铸造货币发财，如文帝的宠臣邓通依靠铸铜币家产超过王侯。

另外诸侯们都开挖矿山铸造铜币，吴王刘濞凭借铜矿铸币富比天子，他也因此有发动“七王之乱”的底气。汉武帝由于对匈奴的连年征战耗资巨大，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也逐渐用完，财政危机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建元年间开始，武帝开始对货币动手，期间把四株钱改成三铢钱，后来又改回来。来回一改相当于没变，问题自然没解决。元狩四年，一次规模较大的货币改革出现。汉朝发行了白鹿币和白金货币。下令严令禁止民间私自铸造钱币，违者死罪。

元狩五年，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铸币技术上也有了改进，有效防止私铸造货币的发生。此后经历一些探索之后武帝决定一劳永逸的解决，下令严禁各个诸侯国私自铸造货币，把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政府所有，此项政策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