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启示
你知道《商业银行学》吗，那个上面有。
Ⅱ 发达国家财政宏观调控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美国财政政策及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美国的联邦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由财政部起草，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也参与制定预算、税收和财政等政策。美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经验：
1、主要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每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就实施减税政策，减税的手段包括降低税率和缩小税基(如提高起征点、增加免税额等)。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实施了大幅度减税措施；小布什执政以来，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10年内的减税总额高达15000亿美元。每当经济增长过快出现过热苗头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或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就实施增税政策，增税的手段包括提高税率或扩大税基(如降低税收起征点、减少或取消免税额)。克林顿执政时期，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曾将应纳税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的夫妻联合申报家庭(单身纳税人应税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上)的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6%，同时规定应税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部分适用39.6%的最高边际税率。此外，为了支持某个产业发展，美国也会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美国政府通常不用税收优惠来招商引资。
2、严格依法管理财政预算。美国的联邦财政预算由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编制，报经国会批准。财政预算经国会批准后，财政部可根据经济情况进行微调，但是财政预算支出结构的任何调整都由国会决定，无权变更。
3、政府对发行国债持审慎态度。美国政府对发债很审慎，主要根据财政收支预期进行，每年三月份公布政府的发债情况。美国决定发债是自动形成的，经济好时政府就少发债；经济不好时政府就多发债。不管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如何，当政府财政紧张时，总统必然要求发债，国会只要求财政部为满足一定支出而融资，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4、财政政策长期发挥作用。在美国，不管是增税、减税还是调整预算收支的规模和结构，都要启动繁琐、严格的司法程序，必须经国会审批。因此，美国财政政策是长期的供给型政策。
5、面向全球发行国债，靠外国资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维持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多数年份美国都有财政赤字，美国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就是面向全球发行国债。目前美国40%的国债由外国投资者购买，日本和中国是主要的购买国。面向世界发行国债，美国不仅弥补了巨额的财政亦字，还通过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二、美国货币政策及其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
美国货币政策由美国中央银行——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独立制定和执行，美联储的决策机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它每年召开8次会议，研究通过货币政策调节需求，保持物价稳定。美国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的经验：
1、货币政策目标明确。虽然从理论上讲，美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等五个方面。但在实际宏观调控中，美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预防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
2、主要使用利率杠杆进行调节。美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调息。经济过热就加息，经济疲软就减息。比如，1994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美联储在一年内连续7次提高利率，把联邦利率从3%提高到6%，迫使当时的美国经济降温。1998年为防止世界金融动荡造成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分别在1998年9月、10月、11月连续三次降低利率。2001年至2004年6月，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尽快恢复增长，连续10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将其调至美国46年来的历史最低点(1%)。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约翰·泰勒教授所说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近年来美国情况特别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带来的价格稳定本身大概就使生产率得到提高……”。
3、建立灵敏高效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美国的利率调节之所以有效，首先是因为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机制健全有效，利率的升降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其次是美国信贷市场健全有效，金融机构向居民家庭发放了大量的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降低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益，还可以通过“借新还旧”维持高消费；提高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损，消费需求马上下降。
4、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1968年美国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贷款债券。1983，年又设计发行了抵押保证债券。1990年美国3万多亿美元末偿还的住宅抵押贷款中，50%以上实现了证券化。信贷资产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不仅沟通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疏通了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还有效解决了银行“短存长贷”的矛盾，分散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信贷风险，维护了金融稳定。
三、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协调配合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实施作用大、速度快和预测性强，但决策时间比较长，必须经过立法和国会审批等程序，有时候其决策的时滞会使政策实施赶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货币政策决策快、独立性强，受政治干扰小。财政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是消费支出，特别是税收政策主要影响消费；而货币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则是资本支出，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方面。所以，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搭配、协调配合，才能取长补短，实现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比较好，二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财政政策主要解决经济长期增长问题，货币政策主要调节短期经济波动。解决经济萧条问题，通常以财政减税政策为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通常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主。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之间建立有协调机制，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经常会面共商经济大计，财长提出货币政策建议很慎重，以使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美联储尽管独立性很强，在决策时也要考虑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2、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同向搭配，包括“双松”搭配和“双紧”搭配。另一种是逆向搭配，包括“松紧”搭配(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配合)和“紧松”搭配(即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搭配)。在美国宏观经济调控中，“松紧”搭配的政策是经常被采用的。
四、美国宏观调控对我国的启示
1、根据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制定宏观调控目标。美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核心依据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转移。如在1945年至1968年，针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政府把充分就业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1969年至1980年，针对当时主要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物价攀升，美国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定为当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采取了紧缩银根等金融货币政策和法律措施；20世纪90年代，针对财政赤字严重，物价上涨较快的现实，美国把消灭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确定为宏观调控目标。2001年以来，针对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以减税为主要手段，以促进经济尽快恢复增长为主的宏观调控目标。借鉴美国宏观调控经验，首先应该根据我国各个时期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相机制定宏观调控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宏观调控目标，既要考虑当前经济调控的需要，更要考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要求。
2、适当把握国债发行政策。不仅是美国，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都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发行长期国债并不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税收才是克服经济衰退，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最长期的财政政策手段。每当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时，美国历届政府首先采用的财政政策手段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减税。反观我国自1998年开始，已经实施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拉动政府投资为主要政策工具。在当时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投资需求特别是民间投资已经启动，还出现了钢铁、汽车、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过热现象；而且连续6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已使我国财政风险有所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可考虑减少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3、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搞好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当务之急是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与国外实践，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搞好宏观调控的要求，深化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一是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二是要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特别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税收制度。三是要改革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四是要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简化税率级次。五是要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4、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有利于增加技术开发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财政支出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注重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教育的投资，增加对新生产能力的投资，并运用竞争机制改善国家创新机制，取得了全球竞争优势。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因此，借鉴美国、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宏观调控要特别重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作用。当前，一要加强财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要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修路、治理环境等。三要增加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支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四要增加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5、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国应该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同时，着重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一要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我国分设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中央银行不再直接监督管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经营。由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中央银行协调难度较大。因此要明确中央银行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导地位，金融监管机构也要考虑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革，减少业务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调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体系，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快发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种，从总体上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发展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减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压力。三是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重点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发展利率套期业务，以减轻利率市场化后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压力。四是按照市场原则，相机抉择，扎扎实实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五是深入研究我国当前条件下，利率、汇率和准备金手段的优点缺点，取长补短，搞好三者的协调配合，共同搞好宏观调控。
6、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首先，要充分认识我国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重要意义。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银行总体盈利水平；改善信贷结构，优化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开拓银行业与证券业合作的新领域。其次，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抓紧出台《证券法》、《公司法》的实施细则，对资产证券化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制定相应的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第三，科学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正确选择能够进行证券化的资产。可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住房贷款，大型公用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及其他期限长、流动性差但具有远期效益的贷款，银行不良资产等。第四，在法律没有修改前，金融监管部门要准许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第五，支持发展为资产证券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如特设载体(SPV)等。第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有关部门要在强化监管的条件下逐步允许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进入资产证券化市场，使机构投资者成为该市场的主体。
Ⅲ 中翻英：浅谈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谢谢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若干启示2008-11-22 12:24摘 要:美国次贷危机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我国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监管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一、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房价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资金供应方降低信贷门槛、忽视风险管理,需求方过度借贷、反复抵押融资。尽管这种风险基本上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了,但是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一旦条件具备,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风险通过证券化的渠道影响更为广泛。著名金融学者易宪容认为,中国按揭贷款实际上比美国次级债券的风险要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肯定会比美国次级债券出现的危机要严重。[ 1 ]可以说,完善房地产信贷及其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 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 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 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 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 (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 2 ] 。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 3 ] 。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 4 ]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 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 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 5 ] 。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 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论文网 www.LunWenNet.Com]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 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 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 2004 年6 月28 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 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 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 6 ] 。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 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 II、基金系QD 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 5 ] 。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 1 ]易宪容.“次贷危机”对中国房市的启示[ J ]. 人民论坛,2007, (17) : 32 - 33.
[ 2 ]付敏. 我国资产证券化问题讨论综述[ J ].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6, (4) : 75 - 79.
[ 3 ] [芬兰]大卫·G·梅斯等著. 方文等译. 改进银行监管[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4 ]徐孟洲,徐阳光. 论金融机构破产之理念更新与制度设计[ J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6, (1) : 26 - 32.
[ 5 ]祁敬宇. 金融监管学[M ].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 6 ]巴曙松. 美国“次贷危机”的三大悬念[ J ]. 人民论坛,2007, (17) : 28 - 30.(论文 www.LunWenNet.Com)
Ⅳ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
我国资产证券化现状与问题分析
[摘要] 本文简介了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和基本交易结构；从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分类、发展动力、银行动机、产品定价、发起主体和基础资产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统一资产证券化法律和交易规则，扩大投资人范围，增强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并注意控制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现状和问题
一、资产证券化概念和基本交易结构
早在1977年，美国的投资银行家维斯·S·瑞尼尔（Lewis S.Rainer）就已使用了“资产证券化”这个用语。但是至今，各种定义解释仍未统一。美国杜克大学西瓦兹（Shwartz）教授定义为：“在证券化中，企业部分的分解自己，把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从企业整体风险中隔离出来，随后以该资产为信用基础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融资成本比起企业的直接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来的要低”。这一概念非常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资产证券化实现的两个目标，一是降低融资成本，二是分离那些“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较为复杂，但是基本结构不变。如图1所示，在典型的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通过创设金融资产，然后选择资产汇集成资产池，并通过两种方式转让这一资产池：一是发起人向信托受托人转让该资产池，换取基础资产所有权权益的转递凭证;二是发起人向商业信托受托人或特殊目的载体（SPV）转让资产池，后者发行以该资产池为担保的债务工具，并用所募集资金向发起人支付转让资产的价格。
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和问题
1.发展历程
我国资产证券化起步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亚市丹洲小区将800亩土地作为发行标的物，以地产销售和存款利息收入作为投资者收益来源而发行的2亿元地产投资券。
而对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而言，资产证券化真正开始于2005年12月两项试点交易的成功发行。这两项交易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和国家开发银行的现金流抵押贷款证券(CLO)。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等数家政府机构的多年努力，上述两项涉及总额约人民币72亿元证券化资产的交易成为可能。之后，国内各家银行纷纷试水资产证券化。2008年，建行发行了国内首只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建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
非金融机构方面，中国联通作为发起人于2005年8月完成了首个企业资产管理计划交易。担任计划管理人的证券公司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了不同系列的资产支持受益凭证。这是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标志性事件，之后一年中，另外8个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陆续诞生，“基础资产”的范围扩大到与高速公路收费、设备租赁、电力销售、基础设施建设和股权转让等相关的各种应收账款或未来现金流（对应收益权）。
我国的信用风险与流动资本高度集中在银行业，据统计，约90%的融资来自于银行。企业从国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并未完全畅通（例如发行企业债或股票），况且企业直接融资的金额与银行贷款的规模相比还是远远不够。帮助降低信用风险在银行界的高度集中和减少社会流动性过多的问题，使得资产证券化成为重新分配风险和资本的必要手段之一。
2.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分为企业资产证券化（也叫专项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资产证券化（即狭义的资产证券化）。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资产证券化兵分两路，银行间债市与证券市场天然相隔。受分业监管体制的限制，资产证券化被割裂为两块，一是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二是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资产证券化产品各自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审批，在不同的交易场所上市流通，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
证监会将企业资产证券化完全消化在证券行业内部来运行和管理，银行信贷的资产证券化只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和交易，造成与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并不在统一的市场上交易的局面。面对的投资者结构单一，数量有限，证监会对企业的会计和法律界定不够明确。而银监会对证券化产品审批手续复杂，节奏缓慢。
(2)流动性整体过剩，银行缺乏实施动力。关于资产证券化，国内目前有很多关于增加了流动性的讨论，大概是指，将未来现金流转换为近期的流动性。事实是，由于投资途径有限而导致的高储蓄率，使国内银行的流动性过于充足。且存额与银行贷款总额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资产证券化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对银行业整体来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大行来说，有的是刚刚为上市进行过资本注入，有的存款本身过剩，但是对于很多规模相对较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他们的需求很迫切。一家快速成长的银行必须不断有资金寻求新的市场，像民生、浦发和兴业这样的银行需要提高信贷资产的流动性以支持更多的新客户开发，追求新的利润。我们看到，2007年9月11日浦发银行推出“浦发2007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产品，其他几家也已准备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3)利差盈利长期主导，不舍放弃既得利益。对于占融资比例绝对多数的信贷资产，目前国内银行的盈利模式主要就是利息差，目前存贷利息差近400个基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以上，资产证券化卖掉之后，200点没了。中国贷款是23.6万亿元，200个基点相当于4720亿元收入，银行当然不大乐意。商业银行不实行资产证券化，也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即便是把现金拿回来，也很难找到比贷款更好的收益率项目。用交通银行副行长钱文辉的话说，“我们目前对资产证券化肯定不感兴趣。”资产证券化的开展对很多银行来说，首先是一种金融创新的尝试。
(4)交易体系构成缺陷，证券化定价存在问题。资产证券化面对一个资产池，其中的基础资产尽管被要求是同质的，即在收益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上比较接近，同时，资产的数目要足够大才符合风险分散的原则。事实上，国开行发行的2005和2006开元信贷资产支持的证券中，基础资产的构成是多元的，涉及电力、通信、基建、运输和传媒等各个行业。这样一来，在定价的时候就问题多多。
与一般的企业债、国债、金融债等固定收益类产品按季付息、本金最后结算的方式不同，资产支持类证券采用的是本息按季结算的方式，由此导致同样面值的债券随着时间推移，所代表的债权数额将逐步递减。由于资产池中的客户可能出现提前还款的情况，导致每季支付给所有者的本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一笔回购横跨两个结算周期，就会出现对于债券的定价难题。
另外，市场定价要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则，由于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投资者比较少，对于资产支持的证券发起人来说，面临价格大打折扣的威胁。今年以来不断上扬的利率环境给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造成了较大的压力。比如浦发银行，就在首次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只落得保本而归。从前面几期资产支持的发行情况来看，银行机构相互持有对方资产支持证券的情况比较突出。风险转移不可实现，原有资产的风险仍然留存于银行业内部。
(5)一级市场投资受限，二级市场尚未成形，资产支持证券流动性差。相较于理论上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增加资产流动性等对于证券化的诱人表述，信贷证券化试点的尴尬不断，先是国开行，后是浦发，关键是投资者太有限，而各家的资产证券化纷至沓来，势必抬高收益率水平，导致银行亏损。对于即将展开试水的工行、中信、兴业、民生、招行等来说，浦发的尴尬可能继续上演。
从二级市场的情况来看，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投十分清淡，少有机构通过交易进行转让，大多数机构投资者选择持有到期。如图3图4所示，到2006年信贷资产支持的证券只有6次交易发生，交易额仅为总发行额的2%，企业专项资产支持证券虽明显优于信贷资产支持的证券，但仍显示资产支持证券二级市场流动性的不足。一方面出券方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交易的对手，另一方面资产支持证券本身尚不具备回购功能。因此，目前的流动性是无从谈起。
2008年的1月11日，中国保监会向各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下发《关于保险机构投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稿》要求，保险公司投资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只能是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且暂限AA级或相当于AA级以上的优先级证券，投资额度则限于上年度末总资产的2％。虽然，开始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于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但有限的额度和有限的产品供给使保险机构普遍反应平淡。
(6)基础资产供需矛盾，市场运作出现瓶颈。按照基本理论，拟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一般应为未来带来稳定预期收益的正常资产，目的是用市场化的方法调控流动性风险。但在实际情况中，发起人更倾向于证券化产品结构中以不良资产为基础资产。如果资产自身偿付能力存在问题，将不仅影响资产证券化的效果，还很可能大大增加其自身运营成本，甚至影响产品证券的如期全额支付。
当然，市场的认可和证券化的步伐都是渐进的，经过，继2005和2006两次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后，2008年建行又发行了国内首只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建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越来越多的证券化产品，面对有限的投资人，对收益率和期限的要求都会越来越苛刻，发行证券难度增大。
(7)资产证券化发起主体垄断，资产证券化优势无存。理论上的合格发起人与实际差异很大，只有规模与资产质量处于领先地位的机构和企业才会在第一轮或第二轮的申请中进入被考虑的范围，而资本市场中迫切需要通过资产证券化解决流动性和资本需求的不是这些大型的机构或企业，那些急需资金流动性补偿的企业和机构仍然无法获得实际的好处，资金的流转仍然是在银行系统内部或少数的几个贷款本就容易的大企业。
3.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展望和建议
总体上，目前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创新和学习多于其功能和实效。但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仍有可能累积风险、创造投机、限制创新，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的三点建议：
(1)对资产证券化进行专门立法，确立统一的发行、上市、交易规则，建立资产证券化专门统一的法律体系；适应混业经营的新格局，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形成发展资产证券化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资产证券化被割裂为两块。而我们所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无论是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还是企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都是利用信托的基本原理，在同一种机制下应该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统一规则。比如说，会计处理、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交易规则和交易市场的统一问题，其所反映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混业金融新格局下的监管协调问题。
(2)扩大投资人范围，增强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中，交易手段缺乏，投资品种单一，造就了高储蓄银行高风险股市，大量的资金和投资者只拥有少数的投资品种，势必导致金融结构进一步恶化，风险在银行的大量积聚。资产证券化是上个世纪最伟大金融创新之一，如果没有广泛的投资者，即便是各家银行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各家企业都开辟资产证券化专项，风险不但不能分散和化解，反倒会因为个别大型资本占有者相互持股而累积加剧。没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充分的一级二级交易市场和交易流程，资产价格不能正确估计和实现，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以及储蓄机构的变化，利差空间逐步缩小，不合理的交易会带来更多的经营风险。
(3)美国次级贷危机在目，我国在体制和流程都不够不完备的时候,目前流动性整体过剩,理应减少不必要的不良资产和利率敏感性风险扩散的可能，渐进化的实施各种级别和类别的资产证券化过程。
（4）相对于大型国有股占主导的银行企业，更多的融资需求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但成长性较好的银行和企业。证监会和银监会在审批核准时，应以风险收益权衡考虑，公平合理的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整合优质资产，构建合理规模的银行信贷和企业专向资金证券化业务，切实地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改善金融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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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06年第1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信用评级报告》[R]. 2006年4月
Ⅳ 资产证券化带给我们的投资机会是什么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1980—2010年，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存量规模由1108亿美元增加到10万亿美元，其占同期信贷资产余额的比重也由5%上升至62%。2012年，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2.2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6.9%，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9.9万亿美元，占全部债券余额的25.8%，仅次于美国国债。
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仍然存在诸如产权制度、监管效率、市场基础、税收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制约因素，目前资产支持证券规模占GDP比重只有0.5%左右，低于日本的3.6%，更远低于美国的60%，2012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存量规模占债券规模的比例仅为0.12%，与国外成熟市场有着巨大差距。
银监会创新监管部主任王岩岫此前在2015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年会上透露，“目前我国总的银行业资产有160多万亿，可以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将达到90万亿。”
财富证券预计，若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占比规模达到1%，以目前约90万亿元的贷款余额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可达9000亿元;若达到10%时，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可达9万亿元。因此，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空间很大。
此外，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市场进一步成熟，资产证券化中中小企业证券化发行占比也持续增加，财富证券预计未来符合条件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经清理合规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节能减排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等多元化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将成为未来几年发展的重点，其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Ⅵ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启示有哪些
次贷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此次次贷危机所产生的影响与潜在的影响使得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做的不是危机爆发后才对银行进行救助，而应该事前做好准备以防止危机的产生。 第一，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起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降温。美国成熟房地产市场都会引发次贷危机，何况我国的新兴市场。目前我国房地产投机行为尤为严重，使得楼市不断飙升，房地产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泡沫。泡沫的产生缘至于投机者没有得到有效的规制，现有的规制对他们投机带来的成本远远小于其将获得的利益。长此以往，也许数年后等到泡沫破灭的时候，受害的讲是广大有房贷的市民。由于我国抗危机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因此危机的爆发不论在我国经济上还是在社会稳定上所产生的影响程度都将是无法预测的。因此我们不论是出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还是出于防止类似危机在我国爆发的目的，我们都应该防止房地产市场巨大泡沫的产生。 第二，由于我国贷款主要来自商业银行，我们应加强商业银行对住房贷款申请者信用和还贷能力的审核。建立信用评审机制并非一朝一夕的问题，在我国个人消费信用评价系统还处于初级阶段、个人信用的数据储备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贷机构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贷款者的还贷能力的审核。而在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有很大比例，银行业也必然想从中分享利益。这就需要尽量避免商业银行或信贷机构因为利益的驱使而放松借款者的资格标准，或对其有可能虚假的信息不进行必要的审核。甚至有职员为了业绩的提高，帮助那些条件不合格的申请者伪造信息或想办法规避银行现行的规制。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职员职业操守的培养，从前台开始培养风险的防范意识。与此同时，我国应该建立个人信用评级制度，给商业银行评价消费者信用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 第二，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银行的本质是风险经营，要减少危机对银行本身的冲击就必然要求银行有抵御风险的能力。而有效的金融创新已被证明不仅能为银行带来直接的收益，也能为银行化解风险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工具。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还不成熟，放贷风险基本集中于银行本身，银行应该积极开拓新的金融产品以到达转嫁风险的目的。 第四，完善监管体系。银行经营应保持其安全性、流动性，之后才是盈利性。由于银行本身资产结构的高负债比例，容易使股东或管理者从事高风险业务。为了，保障广大债权所有者的利益，必须对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管，使其从事业务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外部监管应该与银行内部监管部门同心协力，对商业银行进行有效监管。外部监管体系的完善，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监管机构的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应该对银行的高风险业务经营进行有效的约束，而监管机构应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银行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应有的惩罚。外部监管应该引导银行业的稳健运行，从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内部监管部门应对本行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客观的风险评估，从根本上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 第五，培养住房贷款居民的风险意识。不可避免的是有些居民对自己以后的还贷能力没有进行有效的估计，为以后的无力偿债埋下了隐患。在这方面就要求银行职员应该让消费者充分了解其中的风险，帮助其分析各种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第六，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房地产上市公司市值占我国证券市场很大一部分比重。其股价波动很大程度影响着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否。房价的飞速增长，将间接拉大了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中获得房地产公司股票价格之间的差距。而这大大增加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风险。 总之，为了预防类似危机在我国爆发，我们应该在各个层面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经济的稳步发展。
Ⅶ 结合美国次贷危机，谈谈对资产证券化的认识
资产证券化产生的初衷是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考察，采用资产证券化这一融资方式，银行可以将缺乏流动性的贷款转换、分割为标准化、单位化的有价证券，将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分散到众多投资者的身上。贷款类信用衍生工具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地转移贷款所蕴含的信用风险，在不影响客户关系的情况下灵活地改变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承担状况，且不用改变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构成。作为美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在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资产证券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毋庸置疑，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但资产证券化是否必然会制造风险？到底是资产证券化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资产证券化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命运，也决定了其未来的中国之路。
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人对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金融创新产生了怀疑，认为是资产证券化制造了巨大的风险。但实际上，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关键不在证券化，而在于证券化背后的信贷资产，正是因为次级贷款的大量发放导致了金融体系承担的信用风险总量显著增加，而次贷证券化又导致这些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移到资本市场。
由次级贷款证券化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促使我们对其功能、风险以及未来的发展作进一步的反思。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资产证券化是金融创新的基石。正是资产证券化改变了风险的生存状态，使风险由存量化变成了流量化，而风险从存量化到流量化的转变是金融创新的巨大成就，是金融体系由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证券化在金融体系的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资产证券化是实现现代金融体系风险配置的工具。资产证券化正是通过风险定价和转移技术实现了风险配置的功能，成为金融功能从资源配置到风险配置转型的有力工具。
但是资产证券化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中会加速风险和危机的传播和扩散，而这显然有可能加大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从而有可能使局部性金融危机或个案性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我们注意到，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大部分金融创新产品受到重创之时，贷款交易作为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前端产品却始终保持着稳步增长的势头。其主要原因有二：贷款交易本身属于资产证券化初级产品，只是将风险在不同的机构投资者之间重新配置，并没有放大原有风险或增加新风险；美国贷款交易市场是相对集中的场外交易市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美国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LSTA）作为这个市场的行业组织，在市场交易流程的规范性和交易协议的标准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设计了对进入交易的贷款的逐日盯市制度，使得交易品种、交易价格和清算结算都具有较好的透明性。这对于我国现阶段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Ⅷ 拜求毕业论文细方向和提纲！关于 次贷危机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启示
总结六年的小学生活，谈谈
Ⅸ 国内外对资产证券化的难点的研究进展
入世：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催化剂
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对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讳地将不受限制的、动荡的资本流动视作引发和延长危机的主要因素（克鲁格曼1998，斯蒂格利获1998）。亚洲危机及其后的学术争论显然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不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设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汇率和资本管制的目标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国政府从此不愿公开谈及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许多分析家由此认为中国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似乎遥遥无期。
笔者却认为：尽管没有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比目前广泛预期的提早很多。这一目标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发挥的强有力的催化作用。
入世对资本项目的影响
与入也相关的贸易自由化受到众多关注的同时，入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
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更为重要的是，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如限额、执照和许可证将被取消。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入世所要求的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年均贸易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
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尽管资本帐户并未开放，依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资本外逃却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贸易瞒报（特别是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不遵守结售汇制度，逃避官方对对外借款的批准和监督（如广国投的破产案例），走私、猖撅的骗税及贪污等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来关于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的努力显然未能减少错误与遗漏的数额。
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笔者认为，这一明显的事实将促使政府决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确地放宽甚至取消资本项目管制。他们将认识至办此全面的资本管制，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大量扭曲和无效的资源分配。
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资保险公司将获准经营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寿险业务和财险业务，同时现有的地域限制将在入世五年内逐步取消。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同样，外国证券公司也将获准同国内的机构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经营国内人民币证券的发行、销售和交易。这些旨在部分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措施，将对资本项目产生深远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向居民如中资企业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国公司提供在岸和离岸的金融服务，将不可避免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致使现有的管制过时或失效。
除了这些开放措施，入世还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商品贸易多边协议（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h）最为人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知识产权中与贸易有关部分的协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禁止成员国对与提供协定中规定的服务有关的资本交易施加限制。尽管这些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资本自由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区域的范围，如经合组织或欧盟），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定，要求取消部分资本管制。服务贸易总协定因而敦促像中国这样的新成员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
最后，中国对入世所做的一揽子承诺也要求开放曾～度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这些新开放的行业将包括电信科贸和国内零售及批发。外国投资对其它行业的参与将进一步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农业，也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在开放程度方面已经优于很多国家，入世之后将更加开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资预测可达到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将大大增加相应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与债务融资、跨国公司为对冲风险要求进行的利率与货币互换，以及盈利、红利、利息收入、资本增值和本金的汇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
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
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经验对管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中国入世之后，将采取重大措施放开商品及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的贸易。届时，维持资本管制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此外，继续实行资本管制与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为资本管制引起扭曲，诱发资本外逃，降低透明度并因此增加系统的腐败，同时限制了有效的定价及资本配置。因此，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尽早自由化将促进国内的结构改革，保证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在入世之后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
为迎接入世，中国已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步伐，其中民营化是改革战略的核心。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选择了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石油及中国联通等等。但是，将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意味着中国不能仅仅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资本市场，以成功地实现民营化目标。
民营化带来的是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与减员增效，由此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及支离破碎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压力。为了对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会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方面进行了改革。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金完全有保证的民营养老体系，辅之以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以此为退休人员提供最低的养老金。为了向养老金制度转换提供资金，中国将寻求民营化收入与发行长期公债相结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环是发展一个有深度、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以此吸纳新的民营化，并允许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业已部分民营化）公司的股权。
中国的股票市场尽管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市值已达5900亿美元。中国股市令人惊异的发展得益于个人高储蓄率及公众对持有高风险证券的“好胃口”。不过，中国股市主要为零售投资者驱动，因而流动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动性大。国内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大量等待发行的股票可能带来市场巨跌甚至崩盘的威胁，并引发政府所担心的社会不安定。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向市场引入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随着国内基金管理行业的发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国投资者通过“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计划进入国内市场。
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计划有望在今后的18－24个月内引入，这将成为迈向更为自由的资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将首次允许外国资金——尽管是受控制的——进入国内人民币证券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无疑将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推进若干重大改革，包括民营化和养老金改革。
此外，放松资本管制也将帮助中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其刚刚起步、经历了飞跃发展并具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同样地，放松资本流动也有助于作为中国政府另一个战略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正如在中国沿海省市经济起飞所显示的那样，外国投资将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追赶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成功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
如果中国入世将最终削弱其资本管制，同时中国认识到资本自由化将大大有利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问题，即中国能否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可能的风险。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分析家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好迎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准备。
这一观点存在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夸大了封闭的资本项目保护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远不如广泛认为的那样有效，这有大量的有关资本外逃的文献为证。中国得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恶性传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此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中国政府在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政策有效治理了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同时抑制了经济过热及房地产的投机泡沫。1994年以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及财政整顿恢复了宏观稳定并扭转了外部失衡，经常项目稳步改善，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正是这些经济基础性因素，而非资本管制，使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亚洲危机中应对恶劣的外部冲击，并避免了人民币贬值（胡祖六，1998a，1998b）。
中国顺利过渡到开放的资本项目需要同样的宏观条件。坚实的基础及良好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充分享受资本自由流动的益处，同时避免自由而多变的资本流动的潜在不稳定效果，至关重要。
脆弱的国际收支状况通常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碍。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目前与中期展望均显稳健。尽管经常项目的盈余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入世之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的前景，意味着中国在中期内不可能经历大规模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适度的外债规模及充实的外汇储备也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保障。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实力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成功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放开资本项目的第二个条件是良好的国内金融体系。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改革。中国已经迅速关闭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如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和一大批面临困境的“小国投”。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些大银行的坏账。中国政府还为处理大量有问题的农村信用社制定处置预案。此外，中国政府还表明了国有银行民营化的意向，目的是强化其资本基础并改善其经营。中国人民银行也努力完善其审慎监管的能力。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里放开国内利率。入世之后银行部门的逐渐开放将引入竞争和国际经验，促进国内银行系统的重组。尽管要使银行部门恢复健康耗时而费力，但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段时间（如3－5年）内持续努力改革国内的金融部门将强化其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成熟度。
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中国已经开始从目前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国际经验表明，僵化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下是不可持续的。灵活的汇率及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大大减少在开放资本帐户条件下货币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将有利于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结论
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不过，资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续5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自由化也不意味着各种类型的资本自由流动同时实现，而可能是先放开流入本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次是逐步开放外商对国内人民币证券投资，再次是本国具备条件的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然后是本国对外借款举债，最后延伸到国内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
尽管中国争取入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中国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使资本自由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对中国尽早放开资本项目而言，入世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领导层对待资本流动更加慎重。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密切关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的顺序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就不成熟。同时，还应强调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货币和汇兑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向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转换，以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及变化不定的资本流动。
入世之后将实施的大规模的贸易改革和早于一般预期的资本自由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推进其经济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显然，中国采取一个更为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也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