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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关于股指期货论文
看来你只能写关于股指期货的定义及其应用 以及期现套利的方式和风险分析 由于期货的套利分析用的上的就是期现套利和跨期套利 可详细分析
关于股票与期货交易的情况有些不同，股票是买入后上涨就赚钱，反之就赔钱，盈利是单向只能做多的，亏损了你可以长期拿着不卖；而期货则是双向的盈利模式，你可以做空和做多，10%的金额能够买到100%的市值，能实现以小博大的杠杆原理，但亏损了到期就必须平仓的，虽然有双向赚钱的功能，但如果判断失误，其损失远大于股票；这是二种不同的投资方式，各有所长和不足，要根据投资者的资金和承受能力来选择用哪一种方式进行投资，不能一概而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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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管理风险的最核心是在于你对期货交易头寸的管理。
金融市场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博弈场所，投资者如欲在金融交易中获得稳定持续的盈利表现，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交易理念和风险控制模式，一般来说一个较为完备的交易系统主要包括以下部分：入市法则、盈利退出机制、止损技巧以及头寸管理方式。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头寸管理，因为头寸的数量直接影响潜在损失的大小，其次是止损技巧，再其次是有盈利时的退出机制，最后是入市方式。
⑸ 融资融券、股市期货，证券方面论文
你可以用论融资融券、股市期货的关系来写吗，以下是给你点资料 直接抄也可以啊 希望能帮上忙 2010年1月8日，证监会正式宣布国务院已原则上同意推出股指期货和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试点。股指期货是一种以股票指数为标的物远期交易，而融资融券是一种以普通股票为标的现货信用交易。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两者最主要的共同点在于给市场提供了“做空”的方式，可以预计，两者推出后将会对股票市场波动性产生交互影响。
一、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推出后对市场波动性的交互影响
在特定市场微观结构条件下，证券价格波动性由信息流动和市场参与者相互作用、相互反馈共同形成。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作为杠杆交易工具推出后，短期来看：首先，理性的市场参与者能够以基本面信息为决策依据，结合自身风险偏好及风险容忍水平选择相关工具进行交易并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其交易行为产生的波动性反映了股票基本面价值的变化。其次，目前股票现货市场上的参与者仍然以中小投资者为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众多噪声交易者（指那些错误地认为自己拥有对风险资产未来价格的特殊信息，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而进行非理性交易的市场参与者），增加了现货市场的额外波动性。另外，从监管层目前出台的相关规定来看，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市场参与者相对理性，能够利用做空机制进行绝对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水平的套利来有效降低噪声交易行为带来的额外波动性。具体而言，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推出后对市场波动性的交互影响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市场消息到达前后的交互影响分析
在市场利好消息（反之亦然）到达前，先知先觉的参与者会提前行动，由于股指期货具有交易成本低、流动性高的特点，他们更可能首先选择在股指期货市场上进行做多并产生相应的波动性。另一部分市场参与者会对期货市场的这种波动信息做出反应，以直接买入、杠杆融资方式在现货市场买入相关股票（组合），形成期现货市场的互动。当市场利好消息到达后，其他市场参与者会立刻在期货或现货市场进行买入操作以分享市场上升的好处，促使股票价格、股票指数与股指期货价格迅速上涨以反映基本面价值的上升。
但是由于噪音交易的存在，股票价格和股票指数很可能先是表现出反应不足，促使部分投机者在证券价格接近或达到合理价格时继续买入进行短线操作，这种投机行为带来的持续上涨信号可能进一步引发噪音交易者大量跟进，导致股票价格和股指偏离基本价值，其结果就是市场反应过度。
如果没有做空机制，股票市场此时很可能会因过度上涨而形成泡沫。在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推出后，由于噪音交易会引起股票价格、股票指数以及股指期货的非同步上涨，导致个股与股指期货出现定价偏差。当股指期货的偏差超过交易成本时就会引发大量股指期现货市场的无风险套利，将期现货价格的基差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避免市场过度上涨。与此同时，这种无风险套利行为能够进一步降低股票现货市场上通过融券对高估个股进行套利的风险，从而引发更多的融券行为，加速股价向价值回归，减小个股的额外波动性。显然，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这种互为补充的双重套利机制有效地降低了单个股票和股票市场的额外波动性。
2．特定公司消息到达前后的交互影响分析
如果特定公司（假定公司股票属于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利好信息（反之亦然）只对个股产生影响，先知先觉的市场参与者更可能首先选择在股票现货市场上对特定股票及其高度相关股票进行直接买入，或者融资买入操作并产生相应的波动性。当特定公司的利好消息到达后，如果股票价格过度上涨，融券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并向市场传递做空信息，促使该股票价格向基本面价值回归，减小个股的额外波动性。
如果特定公司股票属于较大权重的指数成份股，其利好消息（反之亦然）将会引起股票指数的变动。现货市场的交易行为促使波动性由现货向期货传导，类似于市场消息到达后的影响，股指期货与融券机制的双重套利能够有效降低个股和市场的额外波动性。
二、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推出后有利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波动性是证券市场与生俱来的特性，关键是要确保市场的波动源于正常的、合理的投资行为。上述分析表明，理性投资行为特别是期现货套利交易对于快速降低个股和市场额外波动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推出的配套措施，管理层在强化理性投资理念的同时，可以考虑对既提供流动性又减小定价偏差的期现货套利者适当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进一步降低市场短期内的额外波动性。
从中长期看，融资融券交易能够集中反映特定股票（组合）及其对应公司的信息，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分散特定股票（组合）风险的杠杆投资工具；股指期货交易能够集中反映市场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等信息，可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低成本快速对冲系统性风险的杠杆投资工具。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信息与工具，有利于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收益管理能力，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的发挥，降低市场波性，从而提高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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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市场是黄金生产者和供应者同需求者进行交易的场所。世界各大黄金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系统。其构成要素，从作用和功能上来考虑，可分为：
（1）为黄金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和场所
欧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市场里的黄金交易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比如伦敦黄金市场，整个市场是由各大金商、下属公司相互联系组成，通过金商与客户之间的电话、电传等进行交易；而苏黎世黄金市场，则由三大银行为客户代为买卖并负责结帐清算。伦敦和苏黎世市场上的买价和卖价都是较为保密的，交易量也都难于真实估计。
美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市场实际上建立在典型的期货市场基础上，其交易类似于在该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其它商品。期货交易所作为一个非赢利机构本身不参加交易，只是提供场地、设备，同时制定有关法规，确保交易公平、公正地进行，对交易进行严格地监控。
亚式黄金交易：这类黄金交易一般有专门的黄金交易场所，同时进行黄金的期货和现货交易，交易实行会员制，只有达到一定要求的公司和银行才可能成为会员，并对会员的数量配额有极为严格的控制。虽然进入交易场内的会员数量较少，但是信誉极高。以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为例：其场内会员交易采用公开叫价，口头拍板的形式来交易，由于场内的金商严守信用，鲜有违规之事发生。
（2）黄金市场买卖参与者
国际金商：最典型的就是伦敦黄金市场上的五大金行，其自身就是一个黄金交易商，由于其与世界上各大金矿和黄金商有广泛的联系，而且其下属的各个公司又与许多商店和黄金顾客联系，因此，五大金商会根据自身掌握的情况，不断报出黄金的买价和卖价。当然，金商要负责金价波动的风险。
银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仅仅为客户代行买卖和结算，本身并不参加黄金买卖，以苏黎世的三大银行为代表，他们充当生产者和投资者之间的经纪人，在市场上起到中介作用。也有一些做自营业务的，如在新加坡黄金交易所(UOB)里，就有多家自营商会员是银行的。
对冲基金：近年来，国际对冲基金尤其是美国的对冲基金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在黄金市场上，几乎每次大的下跌都与基金公司借入短期黄金在即期黄金市场抛售和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及黄金期货交易所构筑大量的淡仓有关。一些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利用与各国政治、工商和金融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较先捕捉到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利用管理的庞大资金进行买空和卖空从而加速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而从中渔利。
各种法人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这里既包括专门出售黄金的公司，如各大金矿、黄金生产商、黄金制品商(如各种工业企业)、首饰行以及私人购金收藏者等，也包括专门从事黄金买卖的投资公司、个人投资者等。从对市场风险的喜好程度看，又可以分为避险者和冒险者：前者希望黄金保值而回避风险，希望将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如黄金生产商、黄金消费者等；后者则希望从价格涨跌中获得利益，因此愿意承担市场风险，如各种对冲基金等投资公司。
经纪公司(Brokerage Firm)：是专门从事代理非交易所会员进行黄金交易，并收取佣金的经纪组织。有的交易所把经纪公司称为经纪行(Commission House)。在纽约、芝加哥、香港等黄金市场里，有很多经纪公司，他们本身并不拥有黄金，只是派出场内代表在交易厅里为客户代理黄金买卖，收取客户的佣金。
（3）有关的监督管理机构
随着黄金市场的不断发展，为保证市场的公正和公平，保护买卖双方利益，杜绝市场上操纵价格等非法交易行为。各地都建立了对黄金市场的监督体系。比如：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英国的金融服务局(FSA)、香港的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
（4）有关的行业自律组织
世界黄金协会：是一个由世界范围的黄金制造者联合组成的非赢利性机构，其总部设在伦敦，在各大黄金市场都设有办事处。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引导黄金市场上的结构性变化(例如：消除税收，减少壁垒，改善世界黄金市场的分销管道等)来尽可能提高世界黄金的销量。对世界黄金生产形成稳定的支持，并在所有实际和潜在的黄金购买者之前树立起正面的形象。
伦敦黄金市场协会(LBMA)：成立于1987年，其主要职责就是提高伦敦黄金市场的运作效率及扩大伦敦黄金市场的影响，为伦敦招商，促进所有参与者(包括黄金生产者、精炼者、购买者等)的经营活动。同时与英国的有关管理部门，如英国金融管理局，关税与消费税局等共同合作，维持伦敦黄金市场稳定而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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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
[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E.J.kane）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13.5%，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7915.08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71.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44.86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7854.49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10.4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1143.9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0.7%。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7.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62.7%。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1043.2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3%。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93.5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4%。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11.6%，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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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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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期货行业的政策抑制，发展方向上去做文章。尤其CPI狂飙的时候中央觉得是期货作怪，抑制了好一段时间，其实都是不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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