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2007年12月31日）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顺应时代要求，遵循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加强“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强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不断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坚持改善民生，不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出难得的好局面。粮食连续4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加快改善，社会事业发展和扶贫开发迈出重大步伐。农村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农业和农村形势好，为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作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村生产要素外流加剧，缩小城乡差距难度加大，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兼顾各方利益和搞好社会管理难度加大，要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全党必须深刻认识“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全面把握新机遇新挑战，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感，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绷紧，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
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加快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
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农业的多种功能日益凸现，农业的基础作用日益彰显。必须更加自觉地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
（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切实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强化农业基础，必须引导要素资源合理配置，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切实向“三农”倾斜，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要坚持并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做到县级以上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增长幅度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2008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维护建设税政策，各地预算安排的城市维护建设支出要确定部分资金用于乡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从2008年起，国家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等公益性强的基本建设项目，根据不同情况，逐步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下配套。加强农业投入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农业投入立法。
（二）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按照适合国情、着眼长远、逐步增加、健全机制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不断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认真总结各地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和做法，稳步扩大试点范围，科学确定补贴品种。全面落实对粮食、油料、生猪和奶牛生产的各项扶持政策，加大对生产大县的奖励补助，逐步形成稳定规范的制度。根据保障农产品供给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需要，统筹研究重要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强农惠农政策要向重点产区倾斜，向提高生产能力倾斜。继续对重点地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三）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良性互动格局。要通过结构优化增收，继续搞好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和建设，支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和特色农业发展，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要通过降低成本增收，大力发展节约型农业，促进秸秆等副产品和生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要通过非农就业增收，提高乡镇企业、家庭工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返乡创业环境。要通过政策支持增收，加大惠农力度，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合理调控重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
（四）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着眼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业和农村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动互促。切实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完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职能设置，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统筹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
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必须立足发展国内生产，深入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全。
（一）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切实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积极发展稻谷生产，扩大专用小麦播种面积，合理引导玉米消费。继续实施粮食生产各项工程。根据粮食产销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粮食战略工程，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生产水平高和调出量大的粮食核心产区；在保护生态前提下，着手开发一批资源有优势、增产有潜力的粮食后备产区。扩大西部退耕地区基本口粮田建设。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要稳定粮食自给水平。支持发展主要粮食作物的政策性保险。大力发展油料生产，鼓励优势区域发展棉花、糖料生产，着力提高品质和单产。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支持农垦企业建设大型粮食和农产品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切实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继续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菜篮子”产品生产稳定发展。积极推动蔬菜等园艺产品的规模化种植。加快转变畜禽养殖方式，对规模养殖实行“以奖代补”，落实规模养殖用地政策，继续实行对畜禽养殖业的各项补贴政策。完善原料奶价格形成机制，严格执行液态奶标识制度。推行水产健康养殖，强化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落实禁渔休渔制度，加强渔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远洋渔业。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和精细农业。建立健全生猪、奶牛等政策性保险制度。
（三）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加快农业标准修订制定工作。继续实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扶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科技示范户和种养大户率先实行标准化生产。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依法开展质量安全监测和检查，巩固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成果。深入实施无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农产品标识和可追溯制度。强化农业投入品监管，启动实施“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示范工程。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培育名牌农产品，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继续实施农业产业化提升行动，培育壮大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开展技术研发、节能减排和基地建设等。探索采取建立担保基金、担保公司等方式，解决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抓紧研究完善农产品加工税收政策，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健康发展。允许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券。龙头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与农民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化经营成果。健全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龙头企业。支持发展“一村一品”。
（五）加强和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适应生产方式、产销格局和资源环境的变化，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和生产发展。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农产品价格保持合理水平。加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完善吞吐调节机制，引导企业建立商业性储备。抓紧建立健全重要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监测预警体系。鼓励优势农产品出口，推进出口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农产品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完善大宗农产品进口管理和贸易救济预警制度。探索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有效手段，调节农产品进出口。驻外机构特别是我驻农产品主要贸易国使领馆要加强国际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和农业合作交流。
三、突出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农业基础的紧迫任务。必须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尽快改变农业基础设施长期薄弱的局面。
（一）狠抓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抓紧编制和完善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整体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大幅度增加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将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改造和小型排涝设施建设纳入补助范围。以雨水集蓄利用为重点，兴建山区小型抗旱水源工程。采取奖励、补助等形式，调动农民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性。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非经营性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办法，明确建设主体和管护责任。支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发展，提高服务能力。
（二）大力发展节水灌溉。继续把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作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农业综合开发要增加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和大中型灌区田间节水改造资金投入。搞好节水灌溉示范，引导农民积极采用节水设备和技术。扩大大型灌溉排水泵站技术改造规模和范围，实施重点涝区治理。对农业灌排用电给予优惠。
（三）抓紧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幅度增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资金投入，健全责任制，加快完成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各地要加快编制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规划，增加建设投入，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给予适当补助。引导地方搞好河道疏浚。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库区移民政策。加快西南地区中小型水源工程建设。扩大实施山洪灾害防治试点，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四）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协调机制，切实控制建设占用耕地和林地。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的投入，要重点支持基本农田整理、灾毁复垦和耕地质量建设。继续增加投入，加大力度改造中低产田。加快沃土工程实施步伐，扩大测土配方施肥规模。支持农民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加快实施旱作农业示范工程，建设一批旱作节水示范区。
（五）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机械化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迫切需要，也为振兴农机工业提供了重要机遇。加快推进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稳步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机械化。加强先进适用、生产急需农业机械的研发，重点在粮食主产区、南方丘陵区和血吸虫疫区加快推广应用。完善农业机械化税费优惠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实行减免税，对从事田间作业的拖拉机免征养路费，继续落实农机跨区作业免费通行政策。继续实施保护性耕作项目。扶持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加强农机安全监理工作。
（六）继续加强生态建设。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立健全森林、草原和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多渠道筹集补偿资金，增强生态功能。继续推进山区综合开发，促进林业产业发展。落实草畜平衡制度，推进退牧还草，发展牧区水利，兴建人工草场。加强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体系和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搞好长江、黄河、东北黑土区等重点流域、区域水土保持工作。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加大坡改梯、黄土高原淤地坝和南方崩岗治理工程建设力度，加强湿地保护，促进生态自我修复。加强农村节能减排工作，鼓励发展循环农业，推进以非粮油作物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质能源研究和开发。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抓紧制定规划，切实增加投入，落实治理责任，加快重点区域治理步伐。
四、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
加强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建设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必须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农业社会化服务迈出新步伐，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实现新提高。
（一）加快推进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切实增加农业科研投入，重点支持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强先进实用技术集成配套。加强产学研密切结合，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活动。推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提升农业区域创新能力。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实施种子工程和畜禽水产良种工程。继续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深入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加大重大技术推广支持力度，继续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切实加强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对国家政策规定必须确保的各项公益性服务，要抓紧健全相关机构和队伍，确保必要的经费。通过3到5年的建设，力争使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具备必要的办公场所、仪器设备和试验示范基地。国家可采取委托、招标等形式，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形成多元化农技推广网络。充分发挥气象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职能和作用。
（二）建立健全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加快构建网络健全、队伍稳定、保障有力、处置高效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抓紧落实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制度，继续加大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投入力度，扩大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范围。对重大动物疫病实施免费强制免疫，完善重大动物疫病扑杀补偿机制。加快研制高效安全农药、兽药。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基础工作，健全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并给予必要的经费补助。继续实施植保工程，探索建立专业化防治队伍，推进重大植物病虫害统防统治。
（三）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组织实施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重点培训种养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等。加快提高农民素质和创业能力，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创业富民、创新强农。继续加大外出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加快构建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中等职业教育。支持高等学校设置和强化农林水类专业。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助学金对在高等学校农林水类专业就读的学生给予倾斜，对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农林水专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毕业生，实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助学金政策，对农林水类专业学生给予倾斜。
（四）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全面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抓紧出台配套法规政策，尽快制定税收优惠办法，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各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申请承担国家的有关涉农项目。支持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代耕代种、用水管理和仓储运输等服务。鼓励发展农村综合服务组织，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建立便民利民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和公益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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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我国农村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85%。在我国的经济成分中，农村经济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巨大风险，保护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成果不遭受意外损失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目前农村的自然灾害补救渠道主要依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商业保险补救占比非常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商业保险尚未涉及。自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农业保险就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最近这些年，我国的保险业蓬勃发展，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即日渐凸显。1992-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8.17亿元下降到3.96亿元，到2004年，人均保费还不足0.5元。1985-2004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综合赔付率高达120%，远远高于保险业界公认的盈利临界点70%。在这种情况下，为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强调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重要性。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形势严峻，已经到了非加快发展不可的地步。
二、农业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有关政策因素和地方政府、保险企业的态度及农民对此的认识程度。
（一）农民收入低，缺乏参保的积极性。
过去几年中，由于不少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以农为主的纯农户的收入增长尤其困难。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2003-2009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在这种收入低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扣除必须要缴的各类税费、生活必须开销、子女教育费用、购买化肥农药饲料等必需品的支付外，真正可以支配的收入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再要支付一笔农业保险费，显然这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农业保险规模控制较严，操作复杂，赔偿估价时双方意见往往分歧较大，一些本想参保的农民往往因此最终选择了放弃。另外，20世纪80年代，农民在社保站交养老金，但是最终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这也使得部分农民对保险缺乏信心，因而参保积极性不高。
（二）保险公司实力不足，传统农业险难以为继。
农业保险是一种靠天吃饭的险种，往往是一个灾年就能吃掉以往数年的基金积累。中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以上，天下论文比一般发达国家高出10%-20%。近几年来，中国农业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约为125亿元，而全世界平均每年也只有5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占了1/4的比例。农业保险是一种收费低、风险大、赔付率高的险种，盈亏平衡点是65%~70%保本。自然灾害、疫病突发的大面积、不可预期性，使保险公司从技术上无法回避风险，所收取的保费不足以维持赔付。因此，经营农业险的风险远大于目前其他财险产品。如果保险公司实力不足，则很难操作农业险，所以开发农业险的保险公司屈指可数。目前只有人保财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开办农业险，而由于常年亏损，它们的这项业务也在急剧萎缩。 （三）国家财政给予的支持不够。
农业保险不同于民政部门的灾难救济，也有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它不仅涉及到农村的收入再分配，还要求与政府的政策目标相吻合。目前，政府对农业保险仅予以免营业税的优惠，这显然是不够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提高财政补贴，让各保险公司真正看见其中的利益所在。只有商业保险公司看到了农业保险的利益，它们才可能自发地去开发其中的市场，而目前的农业保险市场是无利可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较高的政府补贴，财产保险公司是不会自愿进入的，已经进入的也会逐渐产生抛弃这部分业务的想法。农业保险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其基础应是政府行为。中国农业保险已经发展到了很“尴尬”的地步。商业保险被证明并不适合中国比较分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方式，因而国家必须“兜底”。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否则，发展农业保险就只能停留在“呼吁和呐喊”的阶段。
（四）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较大。
我国农业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经营比较分散，而且较易发生道德风险。因此，农业保险的承保手续也比较复杂，调查、索赔成本较高。保险公司在赔偿入保农户损失前，调查程序繁琐，耗费的人力与财力相对较大。保险公司稍有疏忽，有的入保农户就可能虚报损失，获取额外利益。 （五）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分散。
保险公司独自经营、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办、保险合作社经办等现行农业保险组织构成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是分散的，无法充分调动政府、保险人、被保险人三者的积极性。同时，政策性的保险机构不健全，使得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的主体作用很难体现。这些都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六）农业保险专业人才匮乏。
人才的极度匮乏，已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保险涉及农业经济管理、商业保险、农业财政预算、农业气象、农田水利、畜牧兽医等多个学科，涵盖面较广，需要多方面协作。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从业人员大多没有受过专门的保险教育，又由于农险业务分散，查勘定额、赔付兑现工作量都较其他险种大，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工作环境差，很多保险从业人员对农险都是敬而远之。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农业保险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特别是核保、理赔、精算等技术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保险业的快速发展。 （七）保险险种少，研发能力弱。
虽然农业保险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目前保险产品的结构还不合理，产品数量少、质量低，更新速度慢，缺乏针对性。真正根据农民收入水平、风险状况量身定做的产品少之又少，不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这也与农业保险专业人才匮乏、保险产品研发能力较弱直接相关。
三、加快发展我国农业保险的对策
（一）加强农业保险立法。
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农业保险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更有赖于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给予支持。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许多国家都很重视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并制定实施细则，以确保农业保险体系顺利、健康运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但是，我国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针对农业保险的法律。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尽快对农业保险进行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的目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还应该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机制。
（二）成立综合性农业保险公司。
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保险公司无暇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的保障作用，因此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险的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现实社会的需求。应当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再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一并考虑在内，成立政策性综合性农业保险公司。逐步形成以国家农业保险公司的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方向，以各省农业保险公司的区域性管理为业务主导，以县乡两级的农业保险合作社为经营主体的健全的组织体系。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农业政策，而且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三）政府应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与商业性保险一样。要发展农业保险，仅靠保险公司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配套政策予以支持。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世界其他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表明，政府积极的政策性运作是农业保险得以发展的重要保证。农业政策性保险就是由政府来主导农业保险的供给，政府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特殊的准公共物品给予经营性补贴和其他扶植，并负责提供或指定机构经营。经营机构以对农业生产的风险损失提供经济补偿为宗旨，不以赢利为目的。针对中国农村范围辽阔、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应对保险公司开发的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保险产品给予政策倾斜，如优先给予申报这类产品的企业以开设保险公司的牌照。同时，对保险业为“三农”服务采取分类指导的办法，譬如经济发展速度慢的地方，就要优先开发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防灾防损产品。
（四）设定农业法定险种。
根据保险大数法则的原理，保险参与率越高，稳定系数越大，越趋于合理，但由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各地保户的参保能力差距较大。针对地区差异，可设定部分法定农业保险，就如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一样。这将有助于提高保户的保险意识，增强保险公司的资金积累，稳定农业保险的经营。法定保险的保险费在初期可由财政提供，或从扶贫款中拨付，也可以如捐赠“希望小学”一样发动社会捐助。
（五）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
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农业保险属于高风险险种。农业保险要能可持续发展，则必须有完善的再保险机制支持。中央政府应该强力推行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农、林、牧、渔等产品的生产，应由政府牵头，组织国内具有再保险经验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进行分保，分散农业保险风险，降低农业保险的风险责任。
（六）建立多渠道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风险差异性较大。现阶段，要设立一家全国性（政策性或非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市场条件、管理水平、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的道路。可以建立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来决定。要鼓励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引进在农业保险方面有专长的外资保险公司，形成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七）加强保险人才培养。
我国目前保险人才缺乏。据统计，全国每年需要增加的保险人才上万名。因此，要发展农业保险，还必须注重人才培养。应加大保险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扩大高校招生人数。同时加强保险从业资格管理，开展多种形式的保险职业培训，为我国的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总之，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又是最困难的时期。随着各项支持“三农”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以及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落实，我们相信，我国农业保险必将打破“坚冰”，出现新的局面。
Ⅲ 谈谈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关改善建议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常被看作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是将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对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分散农业风险的政策。农业保险按性质可分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
Ⅳ 农业保险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
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逐步展开，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识不够明确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展开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地方政府及参保农户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这体现在：一是地方政府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它的方向发展、最终的目标，说法不一，存在诸多疑问。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征收农业保险费看成是乱收费，因此对其缺乏积极性。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方式不够明确。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政策性保险”和“商业化经营”相结合的的运营模式。商业性保险公司也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但是如何判断保险公司的盈亏是由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所致还是由经营商业性敬业保险业务所至以及政府的补贴力度如何，难以确定。这都将成为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2.法律法规不健全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将起到促进和保护的作用。它应该成为一种制度而保留下来，这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而我国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到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出台[2]。相关的农业保险的法律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简单的提到：“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而经过改版后的现行的《保险法》也主要是针对商业性保险，对农业保险没做具体规定，只是提到“国家支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我国至今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还是一个空白，现在诸多问题的解决措施一直无法可依。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
3.低收入和高保费率的冲突
我国目前农业种植主要是人工耕作，生产力低下，人均耕种面积小，年收入很低。一年除去必要生活开支，生产成本几乎没有剩余。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其成本较高，这就决定了高保险费率。据统计，一般农作物的保险费率在2%—15%之间，与其他保险相比，保险费率要高出十几倍。这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费率即使能高达50%，广大农民仍交不起保费，这结果造成投保需求不足，影响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4.缺乏农业巨灾保险项目近几年来我国多地遭受了大范围的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农民几近颗粒无收，损失惨重。而我国政府并没有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各级政府在财政上也没有专项补贴。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往往要超出当年收缴的农业保险费十几倍。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甚至保险合同难以履行。因此如何分散风险，以确保农业保险继续发展下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5.监督管理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的监管主要是由保监会来执行的，而从历史上来看，保监会主要是从事商业性保险的监管，而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盈利的，具有公益性质，而商业性保险和前者正相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二者的目的不同，经营理念亦不同。对于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要考虑保险公司的盈益，也要确保被保险人的权益，力求二者的利益兼顾，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部门主要任务是将其作为一种政策进行推动，以达到最终政策想要达到的目标。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目标理念不同，由同一部门监管，你然要产生多方面的矛盾冲突。这样，必然要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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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我国农业保险供给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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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保险供给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保险供给的因素主要有：
（1）保险资本量。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经营资本。在一般情况下，可用于经营保险业的资本量与保险经营供给成正比关系。
（2）保险供给者的数量和素质。通常保险供给者的数量越多，意味着保险供给量越大。在现代社会中，保险供给不但要讲求数量，还要讲求质量，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保险供给者的素质。保险供给者素质高，许多新险种就容易开发出来，推广得出去，从而扩大保险供给。
（3）经营管理水平。由于保险业本身的特点，在经营管理上要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及人事管理和法律知识等方面均要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任何一项水平的高低，都会影响保险的供给，因而这些水平高低与保险供给成正比关系。
（4）保险价格。从理论上讲，保险商品价格与保险供给成正比比：保险商品价格愈高，则保险商品供给量愈大；反之，则愈小。
（5）保险成本。对保险人来说，如果保险成本低，在保险费率一定时，所获的利润就多，那么保险人对保险业的投资就会扩大，保险供给量就会增加。保险成本高，保险供给就少；反之，保险供给就大。
（6）保险市场竞争。保险市场竞争对保险供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保险竞争的结果，会引起保险公司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从总的方面来看会增加保险供给；同时，保险竞争使保险人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开辟新险种，从而扩大保险供给。
（7）政府的政策。如果政府的政策对保险业采用扶持政策，则保险供给增加；反之，若采取限制发展的政策，则保险供给减少。
Ⅵ 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有哪些
1、 我国农业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年-2003年）。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业务发展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92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同时，赔付率也大幅上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达到119%。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又减到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保费不足1元。据统计，1982年-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仍有经营，但品种、规模很小。这一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后快速发展到萎缩低迷的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由于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入世过渡期终结的日益临近，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伞作用日益突出，农业政策性保险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目前，国内已设立了4家农业保险公司。今年，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扩大试点范围，通过试点探索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同模式，并制定政策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事业。为此，有人乐观地称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春天即将来临。
2、 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分析
农业和保险业是我国两个典型的弱势产业，风险大、成本高、盈利低的规律特点，使农业保险成为“弱弱结合”产业。10多年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商业性运营已经进入了“供给不足，需求乏力”的困境。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四个矛盾”：
第一， 农业保险的外部性与商业运营的趋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单一依靠市场机制的配置会造成市场的失灵，要求政府履行其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农业保险的商业化运作，趋利性的目标追求，偏低的边际收益，会导致农业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程度来选择保险险种，从而降低农业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因为农业保险经营者不会主动为政府或社会承担外部性造成的经济损失。矛盾的结果，必然是农业保险业发展，特别是外部性突出的农业险种发展的萎缩，乃至消失，农业保险供给不足。
第二， 农业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农业产业的高风险性之间的矛盾。农业产业是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产业，由于产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生产经营设施条件的缺乏，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产业发展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危害程度会更大，并且有逐步加重的趋势，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居高不下。但作为农业产业发展“保护伞”的农业保险业，由于受自身收益和险种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对农业灾害的补偿水平却很低，远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据测算，1998-2000年需要补偿的农业损失平均每年为1681.59亿元，通过农业保险平均年补偿为4.5亿元，仅占0.27%。
第三， 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之间的矛盾。农业保险以大数定律为基础，投保多则保费低、保障足。农业产业的高风险、空间的分散性、时间的季节性、定损的复杂性，造成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性，农业保险需要比一般城镇保险付出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决定了农业保险实现正常运营必须要有高费率作保障，一些地区农作物保险的费率高达10%。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由于我国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从而导致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缺乏。
第四， 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与法律制度缺失之间的矛盾。受农业经营者自身属性、小农意识和文化素质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监督控制成本难以降低。据统计，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作物保险赔偿的20%。而地域和个性的差异导致的逆选择性，更使得农业保险经营者赔付率居高不下。问题的原因除了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有关法律制度的缺失是重要矛盾之一。《保险法》是我国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对农业保险不适用。《农业法》也只是泛泛谈及，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二、 国外农业保险发展借鉴：政策性与商业性有机结合
农业保险具有管理风险、收入转移等功能，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并作为重要手段实现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其中，既有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菲律宾、毛里求斯、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各国根据自身国情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政策。
从各国农业保险的模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政府依据颁布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等4大险种，将农作物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还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他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联邦政府成立了农作物保险公司，委托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具体经营。政府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20%-25%费用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险补贴平均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为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实行强制保险制度，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其他都是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以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0-1999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50亿美元，1999年达到22.4亿美元。
Ⅶ 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理论
目前，财产保险无论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考查，还是从业务规模、险种结构等方面衡量，其发展的总体水平都不高。究其原因，既有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风险意识不强等原因，也与保险功能认识不充分、外部环境有待改善等因素有关。深刻剖析制约财产保险发展的各种因素，不难看出，供给的合适与否是决定财产保险发展快慢的主要因素。
按照古典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只要有合适的供给，就会有相应的需求。从保险发展的矛盾体系分析，供给是影响发展的内因，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这充分说明供给的合适性对保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前，供给不合适是制约财产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
供给不合适的根本原因是保险公司体制机制落后。一是体制性障碍。保险公司尤其国有保险公司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责权利等激励约束机制缺位，致使非理性和机会主义动机严重。二是经营管理机制存在问题，致使管理粗放、内控执行不严；分支机构短期行为较强、持续发展意识淡薄。
供给不合适的直观表现是有效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一是险种单一，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企财险、货运险等很多险种的条款费率老化，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难以满足社会经济日益丰富的保险需求。多年来，尽管各家公司都推出了不少产品，但是，在产品的开发方面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子，能够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不多。各家公司都将大部分资源配置到车险的竞争上，使得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和工程险等发展缓慢。各家公司的产品同质化明显，条款相似，结构雷同，毫无特色，缺乏吸引力。二是风险管理技术落后。多数公司拘泥于传统的风险承保理念，缺乏对高风险、高技术业务管理研究，在风险管理技术方面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常常面临想承保而不敢承保的尴尬局面，使得某些投保人的特殊保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三是销售渠道单一，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善，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中介服务缺乏个性和特色，使保险供给市场和保险需求市场的有效链接中断，无法有效解决保险市场存在的供需“瓶颈”矛盾。四是保险服务水平亟待提高。促进财产保险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供给的合适性。首先，要加快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管理机制，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其次，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鼓励偿付能力充足、管控能力到位以及依法合规经营记录良好的保险公司下设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支持发展窗口服务功能强、管理规范的兼业代理机构；通过优胜劣汰，规范有序地发展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第三，优化险种结构，积极开拓新产品市场，寻找财产保险新的业务增长点。各保险公司要从组织架构出发，对非车险业务，特别是与教育、旅游、房地产等有关的市场热点业务加大投入；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将利润与保费规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以及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通过激励措施的改进来优化业务结构；加强产品创新，提高风险管理技术水平，针对不同的客户群，开发个性化的产品，满足多层次的保险需求，真正形成有效的市场供给，激发潜在的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涵，把服务渗透到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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