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风险减量管理

A.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怎么划分业务归属领域

一、防控金融高杠杆风险

（一）防范金融产品风险。组织开展金融产品杠杆风险排查，确保金融产品风险指标满足监管要求。加强银行理财资金对接资产管理类产品的监管，规范资金投向、限额和交易对象，严控通过夹层投资、“名股实债”、“抽屉协议”、回购协议等方式进行高息融资操作。规范开展票据业务，严防套取、挪用票据资金。加强对各类股市杠杆融资的风险防控，确保证券期货资产管理业务杠杆率合规。高度关注保险公司“万能险”等投资型产品风险。（牵头单位：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重庆证监局、重庆保监局）

（二）加强银行业风险防范。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的管控能力，强化对地方政府性债务、房地产业等重点领域和行业的风险防范，确保银行不良贷款率稳定在合理区间。探索建立金融创新备案管理和台账监测制度，加大统一授信、名单管理等制度的落实力度，从源头上加强信贷管理，预防多头贷款、过度授信，强化风险动态管理。加强过程行为监管，全面推进理财产品和代销产品的录音录像和网点专区建设，严肃查处员工销售“飞单”、参与非法集资等行为。（牵头单位：重庆银监局）

（三）加强证券市场风险防范。督促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完善客户分类制度和动态评估机制。强化上市公司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督促私募基金管理人诚信守约、依法合规经营，严惩承诺保本保收益、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高度关注公司债券、银行间市场融资工具、企业债券等产品可能存在的兑付风险。（牵头单位：重庆证监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人行重庆营管部）

（四）加强保险行业风险防范。持续抓好保险机构满期给付和非正常退保风险防范，防范和化解发生保险欺诈等案件的风险。推动保险反欺诈中心建设，完善筛查欺诈线索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密切监测互联网等新技术与保险融合可能带来的风险，严厉打击误导销售、非法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等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牵头单位：重庆保监局）

（五）建立高杠杆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按照“透明、隔离、可控”的原则，重点关注银行、证券、信托、互联网金融等机构跨行业跨市场经营风险。强化交叉性高杠杆金融业务风险防控，健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信息共享、重大风险事件报告等机制，严防隐匿、转嫁和放大风险。研究制定高杠杆风险应急处置措施，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建设。（牵头单位：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配合单位：市金融办、重庆证监局、重庆保监局）

二、防控地方金融风险

（一）防范要素市场风险。严格要素市场机构和业务审批，严格实施“五个不准”，即不准开展期货交易等高杠杆业务，不准高息揽储，不准无固定对象的乱集资，不准违规建立“资金池”，不准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或业务。关闭高风险非主营业务，开展展业代理机构风险排查。加强合格投资者管理，强化投资者的准入资格管理和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审查，加强资金运作全流程的杠杆测算和风险研判，切实执行产品销售录音录像制度，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和风险警示。加强交易保证金监控，限制过度炒作，鼓励商品合约类交易场所扩大现货交收比例。（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国资委、市工商局）

（二）防范新型金融机构风险。加强对小贷、担保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推进行业减量增质，提高风险拨备覆盖水平。盘活小贷公司抵押资产，防范化解流动性风险，守住“三条红线”，即不准非法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不准发放利率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贷款，不准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非法收贷。加强互联网小贷公司监管。利用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换证的契机，推动机构退出，促进政府性担保公司整合重组，加快市场出清。组织实施融资租赁、典当、保理行业风险排查。对申报从事金融活动的投资咨询类公司等非金融企业，加强源头管理和动态监控。（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商委、市外经贸委、市工商局）

（三）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全面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坚持“打击非法、保护合法，积极稳妥、有序化解，明确分工、强化协作，远近结合、边整边改”的原则，通过摸底排查、甄别分类、清理整顿，切实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确保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十不准”负面清单管理政策落实到位。对风险事件，督促落实涉事机构主体责任，通过诉权、债权、股权转移，实现风险有效缓释和化解处理。规范清理各类新型金融机构互联网业务。（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四）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提高打非工作常态化、信息化、社会化水平。加强基层网格化管理，督促各区县（自治县）全面开通投诉举报平台，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建设风险预警平台系统，加大群防群治力度。推动建立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制度，加大积案清理力度，提高案件结案率。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自觉防范和抵制非法集资意识。落实维稳属地责任，制定非法集资信访流程管理制度，完善案件进展定期通报制度。（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三、稳妥化解不良金融资产

（一）加强风险协同处置。督促银行、担保、小贷等机构加强沟通协调，完善银担协同风险分担机制。对债务规模较大并有3家以上债权银行或5家以上债权小贷公司的信用风险违约事件，以及同时涉及债权银行、小贷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重大信用风险违约事件，成立债权人委员会，集体研究确定增贷、稳贷、减贷、重组等处置措施。对已经形成的不良贷款，加大核销力度，做到“应核尽核”；对存在潜在风险的贷款，要提前介入，盘活资产，提升贷款质量。支持金融机构组建各类企业信用风险缓释平滑机制，为去产能去库存服务。妥善处置各类信托产品、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完善风险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

（二）提高信用违约案件依法处置效率。推动诉讼案件加快审理、判决和执行。探索在信贷业务中引入公证、仲裁等机制，提高依法清收效率。推进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提高处置抵押物与不良资产效率。强化打击骗贷和逃废债行为。（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重庆银监局；配合单位：市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三）拓展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支持国有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我市民营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推动市属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不良信贷资产收购、托管、转让、处置等业务。积极探索不良贷款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拓展批量处置、代理处置、委托处置等新渠道和新方式。（牵头单位：市国资委、市金融办、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

四、降低企业财务杠杆

（一）支持企业置换高息债务。摸清企业高息债务底数，抓住“债转股”等政策机遇，多渠道支持企业降低过高融资成本。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订单、有效益的企业承担的非银行不合理高息债务，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构建风险补偿和信用增进等配套机制，引导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协助企业进行债务置换。积极做好债务置换统计分析工作。（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中小企业局、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

（二）完善企业资本金市场化补充机制。大力推动国有和民营企业上市融资，加强拟上市企业资源培育。做好股票市场改革对接和项目储备，利用好新加坡、香港等资本市场，拓展海外直接融资渠道。持续扩大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融资规模，加大永续票据、定向可转换票据等可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创新产品推广应用。推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公司（OTC）争取新三板挂牌推荐试点资格，尽快实现与全国市场互联互通。发挥好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作用，发展重点行业和区县引导性基金。积极探索开展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业务试点。（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证监局）

（三）加强监管引导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统筹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监管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导改变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经营行为、资金配置和收益成本测算。完善重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督促金融机构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链条”，规范服务收费和销售行为管理；将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小贷公司融资中心、再担保体系等风险分担补偿机制落实到位。规范评估、登记、审计、保险等中介收费行为。改革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的盈利考核方式。（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金融办、市中小企业局、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

（四）发挥要素市场平台降成本功能。进一步强化要素市场降低交易成本、价格发现、优化资源配置、规范市场秩序和实现金融结算等五大核心功能，加快建设集交易、物流、结算和信息四大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提高要素市场交易平台的信息整合功能，帮助交易各方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强化要素市场仓储物流、质量监控等服务配套，减少交收成本。做强要素市场结算功能，为交易双方提供便捷结算服务，支持要素市场降低交易手续费用。（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国资委）

B. 庄稼减产利好什么

可以推高粮价，造成粮食价格走高。

C. 加强安全生产风险源头管控主要有哪些措施

一是加强规划设计安全评估。因规划设计把关不严，造成严重后果，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山东省青岛市“11•22”输油管道泄露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区在规划和管线设计中存在隐患和风险。突出表现在部分城乡规划和管线工程设计对安全生产要求考虑不充分，产生安全隐患；违反已批准的城乡规划进行设计、建设，产生隐蔽致灾隐患。为此，《意见》明确要求高危项目必须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防控风险论证，明确重大危险源清单。职业病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近年来，我国职业健康监管工作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发展仍不平衡，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意见》要求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要求，严格落实规划审批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规划、同设计、同实施、同考核评估。

二是科学规划城乡安全保障布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长期积累的安全生产矛盾正在集中显现，部分城区与工业区相向发展形成粘连，尤其是城乡建设中安全规划不到位的问题日益凸显，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相关标准，形成了新的隐患。如重庆天原化工厂“4•15”事故、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给规划安全敲响了警钟。为此，《意见》强调各地区城乡规划布局、设计、建设、管理等各项工作必须严把安全关，科学设定安全防护距离、紧急避难场所和应急救援能力布局，同时要求明确安全管控责任部门及责任人。鉴于化工园区的特殊安全要求，《意见》要求加快实施人口密集区域的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企业生产仓储场所安全搬迁工程。

三是严把工程管线设施规划设计安全关。当前我国部分已建油气管道存在着占压、安全距离不足、不满足安全要求的交叉穿越等突出问题。《意见》要求工程管线规划布局、设计与敷设要依法依规，并完善相应的建设规范，健全油气管线安全监管措施和办法，从严控制人员密集区域管线输送压力等级，鼓励各地区按照安全、有序原则建设地下综合管廊。为确保各地、各单位将加强安全管控贯穿于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意见》提出建立地下综合管廊安全终身责任制和标牌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四是严把铁路沿线生产经营单位规划安全关。铁路沿线的生产安全不仅关乎生产经营单位自身，更与铁路正常交通运输及旅客人身安全息息相关。2016年济南联华恒基经贸有限公司“11•29”爆炸事故，致相邻的京沪高铁桥接触网断电，多趟列车晚点，部分列车停运。据调查，发生爆炸事故的厂房离京沪高铁桥仅50米左右，不符合《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为此，《意见》要求铁路沿线生产经营单位的规划与建设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并严控安全防护距离。

D. 求问结构怎么调 发展非车险需要行业共识

“调结构”对于财产保险业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了，每每在行业经营，特别盈利压力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但坦率地讲，长期以来结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否则，也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这个问题。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个“路人皆知”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呢？我认为：原因是我们并没有解决好调结构的许多基础性问题，特别是认识问题，导致人们往往是流于空谈，或是盲目行动。
解决调结构的关键是回答什么是结构？我们许多人常常把业务结构简单地与险种结构划等号。在财产保险领域，人们谈到业务结构调整，甚至马上就反应为车险与非车险的结构调整。于是，调整结构工作就自然而然地等同于调整险种结构，继而就等同于车险与非车险的结构调整。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公司在进行业务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就提出要大力发展非车险业务，更有甚者，采取刚性措施，严格限制车险与非车险业务的比例。其实，当我们顺着这种思路走下去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调结构，调结构的目的是什么？毋庸置疑，调结构是为了改善经营，提升盈利能力。那么，险种是盈利能力的决定因素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始终认为：车险本无罪！车险是可以盈利，非车险也不一定盈利。从保险公司经营的角度看，业务结构的核心维度，应当是盈利性结构，而不是险种结构。否则，我们就可能陷入一种经营的误区。
把握盈利性结构、
渠道结构是关键
那么，什么是盈利性结构？就通常而言，盈利性结构包括了盈利业务、微利业务、保本业务和亏损业务。车险是这样，非车险也是这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保险业而言，合理的盈利性结构应当是：确保具有一定量的盈利业务，而大多数的业务属于微利业务和保本业务，同时，严格控制亏损业务的量。在这样的盈利性结构下，就能够确保保险企业总体盈利，并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
把握盈利性结构，而不是险种结构，是解决业务结构的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牢牢把握经营的关键，否则，我们就可能陷入为了调整而调整的怪圈。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公司为了大力发展赔付率相对低的业务，如货运险和家财险等，不计后果地盲目降价，加大的各种投入，导致成本陡增，使得原本盈利得好业务也就不再是好业务了，违背了调结构的初衷。正如近年来流行的“蓝海战略”，其实也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个世界本无绝对的蓝，也没有绝对的红。心悟，秉持价值经营理念，脚踏实地，精耕细作，“红海”中也能看到蓝天白云。心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违背规律，“蓝海”用不了多久也会被整得血淋淋的。要知道“欲得净土，先净其心”。心中有“蓝海”，则处处是“蓝海”。
接下来的问题是结构怎么调？或者说，结构是如何形成的？首先，结构是选择出来的。风险单元是差异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盈利的可能，因而，对风险的选择决定了盈利的结果。实现选择的关键有三：一是观念，即经营中的风险选择意识；二是技术，即具有风险识别和定价的能力，包括“ABCDE”分类，包括“红黄蓝”模式；三是机制，即与风险选择配套的资源分配机制。我经常将其比为“买苹果”，一是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既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二是要学会透过表象看本质，知道哪个是好苹果，哪个是坏苹果；三是对于好苹果，要能给出好价钱，更重要的是给买回好苹果的人以足够的奖励。其次，结构是经营出来的。风险选择更多的是从相对静态的观点看问题，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角度看，从价值经营的角度看，就会说：没有不好的业务，只有做不好的业务。保险业作为管理社会风险的行业，其专业价值在于能够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有效地改善风险水平，为社会带来福祉。因此，保险业不应当被动和消极地接受和管理风险，而应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风险管理中去。通过奖优罚劣的核保和定价体系；黑灰名单制度；集中采购制度；对相关行业，如制造业、修理行业、医疗行业的监督制约机制；打击各类欺诈活动；创新各类风险管理应用技术等，实现从静态的“存量分配”到动态的“减量管理”的转变。
除了盈利性结构外，渠道结构也是保险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些年，我国的车险之所以被界定为“坏孩子”，背后的原因是保险供给增加得非常快，新公司，新开张，民以食为天，公司以业务为天，加之我国汽车保有量突飞猛进，抢抓车险属于来的容易，上的快，解决“穿衣吃饭”，能够立竿见影，所以，这似乎也无可厚非，也顺理成章。但问题出在怎么抓，没有自己的销售力量和渠道，就不得不依赖外部渠道，甚至是单一的外部渠道，在“双高”，即高折扣和高手续费的胁迫下，定价权形同虚设，保费充足率无从谈起，入不敷出，亏损就是必然结局。因此，公司的经营要健康，不是不要与外部渠道合作，但渠道太单一，受制于人，甚至仰人鼻息，最终必然导致丧失经营的主动权，稳健经营就没有了基础。
发展非车险需要行业共识
当然，这么说调结构，并不是说就不要重视发展非车险问题。发展非车险的目的更多的是解决行业的发展问题，解决服务社会问题。近年来，保险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自身发展与社会需求双重压力同时存在，一方面，行业自身的发展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发展的空间没有得到拓宽，就不得不在车险领域拼命厮杀；另一方面，社会的保险需求得不到很好满足，保险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政府和老百姓都不太满意。解决之道就是大力发展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但众所周知，发展非车险并非易事，它需要一个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保监会与部委合作推动相关领域的工作，为行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一个好的政策环境如何转化为一个好的经营环境，需要行业的共识、共同努力和维护，否则，就可能把保险业搞得“灰头土脸”，搞得“里外不是人”。发展非车险还需要投入和创新，特别是需要一个对投入和创新的保护机制，否则，就可能是一个人开发，其他人看着、等着，一旦“瓜熟蒂落”，就纷纷通过打折等手段“分享”开发成果，结果是没有人再愿意投入和开发。与此同时，使得原本可以盈利的新业务也被搞得“面目全非”，远偏离了本来目的。当然，发展非车险最重要的是行业要从根本上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树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经营理念，懂得把握根本，才能把握未来的道理。安身，才能安心；安心，才能立命。所以，调结构，与其说是调外在的业务结构，不如说是调内在的经营理念的“结构”。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有人反思性提出了“有益的深度衰退”的命题，中国文化也讲“有退有进，以退为进”的哲理。关键是我们能否把握好机会，把握好根本，彻底解决那些行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古人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将调结构的目的落到实处，使其成为蓄势再发的新起点，去迎接中国保险业更为美好的明天。

E. 下半年厦门垃圾收集、处理将如何分类

厦门市人民政府去年4月25日印发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通知里面明确生活垃圾分为四类：本市生活垃圾分以下四类：
(一)可回收物。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包括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和瓶罐等。
(二)厨余垃圾。指居民在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包括丢弃不用的菜叶、剩菜、剩饭、果皮、蛋壳、茶渣和骨头等。
(三)有害垃圾。指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垃圾，包括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电池、灯管和日用化学品等。
(四)其他垃圾。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废弃物。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可回收物投放至可回收物容器或者交、售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二)厨余垃圾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三)有害垃圾应交给有害垃圾回收点或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四)其他垃圾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其中体积大、整体性强或需要拆分再处理的家具等大件垃圾应预约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或环境卫生作业单位上门收运。

F. 推行什么是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有效手段

推行绿色生活是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有效手段。条例从源头减量工作机制、包装物减量、绿色消费、绿色办公、推行净菜上市等多个方面对源头减量管理作出规定。

生产者、销售者和经营者应当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用品。住宿经营者应当优先采购可重复使用、可再生利用产品，不得在经营活动中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单位应当设置提示牌，提醒适量点餐。

(6)保险风险减量管理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吃：多一点节俭，少一点浪费；减少或不使用一次性用品，打包食物时请带上自家餐具，不使用泡沫餐盒盛饭菜。

用：节约每一张纸，节约每一支笔；如废弃的纸张可以用来打草稿，尽量做到资源节约。

住：将垃圾分类，尽可能的回收利用，物品进行多次利用，增加物品的利用率。

行：常备一个购物纸袋，购物时尽量不用塑料袋；拎上你的菜篮子，千万不用塑料袋。

G. 矿产资源权益管理

我国《宪法》和《矿产资源法》都明确规定，矿产资源是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行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权益。对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权益的管理，可以分为实物形态管理和价值形态管理;实物形态管理主要是矿产资源的质量，价值形式管理主要是矿产资源在被使用之后的收益管理。除此之外，如果矿产资源的勘查是由政府财政直接出资(不经过国有企业或国有股权)，对其勘查收益(价款)也要实行权益管理。

一、对矿产资源的实物形态管理

由于矿产资源绝大多数埋藏在地下，在没有进行勘查之前，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是不知道它的实物形态埋藏在哪儿，数量和质量如何。只有经过勘查之后，才能掌控它的实物形态。因此对矿产资源实物形态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矿产资源探明储量的管理，以及这些储量逐步被利用情况的管理。

矿产资源的储量是根据一定的技术经济指标计算出来的，而这些技术经济指标是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制定的，从时间上说它是动态的;同时每个企业在具体运用这些指标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时，由于其技术与管理水平不同，所采用的技术经济指标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在确认自己所有的矿产资源储量时，必须确定一个公正的指标，以此维护自己的财产所有权。这就是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边界。

国家根据工业指标确定的资源储量边界，对矿产资源实物形态进行管理，首先是对探明储量进行管理，也就是增量管理。对任何单位在国土范围之内探明的矿产储量，都要由国家确认，属于国家所有;其次是对矿产资源被开发利用进行管理，也就是减量管理，重点监控被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是否有损失浪费，包括是否存在采富弃贫、探大弃小，是否达到了国际规定的“三率”;再次，运用各项奖励政策，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对通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交，扩大了矿产资源利用范围的，给予优惠政策;对缩小了矿产资源利用范围的给予惩罚。

二、对矿产资源价值形态管理

矿产资源的价值，是指天然形成的矿产资源价值。它也是代表矿产资源所有权的权益价值。当前，这个权益价值的实现是通过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的形式来体现的。但必须明确，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不是一般性的税费，而是一种财产权的收益。这个财产权对所有者是资源性资产，对使用者是一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出让这个资产时，必须考虑这个要素在矿业生产中的作用来评估其价格。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而当前在矿产资源资产的价格形成中，恰恰忽视了这个资产中最核心、最稀缺的矿产资源净价值的合理价格。所以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管理，必须正确、合理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为此建议:①把现行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改成“资源收益金”，明确其相当于绝对地租的定位，提高收缴标准，使其到位。同时，将其由原来的按矿产品销售收入计提，改为按实际消耗的矿产资源储量从价计收。②明确资源税就是矿产资源由于自然丰度的差异而收取的级差收益，相当于级差地租，从价计收。但不能由资源所有者独自享有，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者在探采级差收益中也有贡献，应当参与分配。除此之外，还应当探讨资源资本化的收益管理问题，要跳出税费管理的圈子。

三、对矿业权有偿取得的管理，政府必须准确定位

首先，要明确“矿业权有偿取得”所出让的只是矿产资源的使用权，而绝对不是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矿业权的价值是出资者为获得矿产资源使用权所付出的资本收益，当这个出资者是国家的时候，国家实现资本收益就是矿业权有偿收得，其收益称为“矿业权价款”。所以矿业权的有偿取得，不是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而是矿产勘查资本所得。

除此之外，在新形势下“矿业权有偿取得”还有另一个情况，即有些可供勘查的区块，国家虽然没有出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区块与纯粹的“空白地”存在显性极差收益，如果按照“登记在先的原则”批准给谁都难以体现公平，所以实行竞标有偿出让。然而，即使这样的矿业权，出让的也不是资源，而仍然是资源的使用权。它的价值便是获得这样的矿业权，比获得“空白地”所节省的投入成本。所以购买这种矿业权投入生产之后，仍要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四、对矿山生态环境价值的治理恢复，政府主要承担监督管理的责任

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价值与前两个价值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出资者不直接受益，即矿山企业出资治理恢复生态环境，并不能直接增加其收益;而受益者不出资，即享受治理恢复后的生态环境的当地社会，并不承担治理成本。这就形成了一直困扰我国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对已经形成的欠账，集中各方面财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对今后的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形成“谁破坏，谁治理”的责任制度，预付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并且建立强有力的监督管理制度。由于这项工作存在着出资者和受益者的不对称，政府的监督管理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H.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重要意义

一、巴塞尔委员会相关工作回顾

巴塞尔委员会近年致力于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表1列出了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有关信息披露的主要文件。

表1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有关信息披露发布的主要文件

1955年5月，巴塞尔委员会透明度小组与证券委国际组织技术委员会 （IOSCO Technical Committee）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关于银行和证券公司衍生产品业务的监管信息框架”，提出了有效监管银行和证券公司衍生产品业务所必佑的信息框架，“该信息框架由两部分组成，一份数据目录和一份公认的最基本的信息构架。这是委员会关于信息披露及透明度方面的第一份报告。该报告主要以巴塞尔委员会 1994年7月 ”衍生产品风险管理指导“、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的OTC衍生产品业务的操作和金融风险管理控制机制“（1994年7月）、”费雪报告“以及 ”巴塞尔资本协议“等为基础，提出了与风险管理指导相配合的监管信息采集框架。

同年11月，两委员会又联合发布了另一份重要报告：“银行和证券公司交易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公开信息披露”。该报告考察了十国集团一些活跃的大型国际性银行和证券公司交易和衍生产品业务的信息披露情况，阐述了公开信息披露对于金融市场稳定和经营决策之意义。报告吸收了“费雪报告”和前述 “监管信息框架”报告中的概念，并对今后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自这份报告开始，两委员会每年都要对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年报进行一次调查。调查从 1993年年报开始，最近一次为1999 年年报。调查共形成了6份报告。

1997年，在许多非十国集团国家监管当局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之下，委员会制定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1998年，随着各方对透明度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委员会于9月份颁布了“增强银行透明度”报告。该报告阐述了透明度在市场约束、增强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定中的作用，分析了公开信息披露的潜在弊端，确定了透明度信息质量特征，并就如何提高银行透明度提出了一整套建议。该报告是委员会关于信息披露方面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公开信息披露和监管信息规则的制定均具有指导意义。

在提高银行透明度思想指导下，考虑到金融体系己发生了巨大变化 （金融机构的增多、衍生产品的运用、各种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披露标准和实务的变化等），委员会与证券委国际组织一道，修订了1995年5月和11 月颁布的“监管信息框架”和“公开信息披露”。1998年10月，两委员会给出了新的监管信息框架：“关于衍生产品和交易业务的监管信息框架”。1999 年2月，两委员会又联合发布了“关于银行和证券公司交易和衍生产品业务公开信息披露建议”征求意见稿。同年10月，公布了“公开信息披露建议”正式报告。上述两份报告是委员会有关信息披露方面的两份核心报告。

1999年6月，也正是在透明度思想指导下，委员会对资本充足率再次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薪资本充足率框架”文件。银行监管的三个支柱 （即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概念被首次提了出来。

在200l年1月发布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委员会特别强调了信息披露，认为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可以达到强化市场约束的目的。因此，在新协议中，委员会就 “适用范围、资本结构、风险暴露与评估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员和定性信息披露要求，并提出了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和建议。至于披露的重要性，委员会的看法是，信息披露会影响对银行资本的要求。因为新协议允许银行采用内部方法计算风险资本要求，即对资本要求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而适当的信息披露则是监管当局准许银行使用内部方法的前提。对于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认为应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合作，以保持两个披露框架之间的一致性。为了避免过多信息给市场造成的混乱，委员会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和补充两类。此外，委员会还就专有信息 （proprietary information）的披露问题、监管当局对不披露情况应采取什么措施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可以说，薪资本协议给信息披露确定了一个总体方位。

2001年4月，一个信息披露多方联合工作小组向巴塞尔委员会、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 （CGFS）、国际保险监管委员会 （IAIS）和证券委国际组织提交了一份 “最终报告”。该工作小组与44个国家的叫个金融机构进行了合作，通过它们提供的数据，研究金融风险披露问题。该报告的结论是：要加强定量信息的披露，披露应与内部风险评估实务相一致，期间披露比期末披露能提供更好的风险信息。

二、信息披露的宗旨与原则

关于信息披露的宗旨和原则，主要体现在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四份文件中：2001 1年1月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1999年10月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交易和衍生产品业务公开信息披露建议”、1998年9月的“衍生产品和交易业务监管信息框架”以及198年9月的“增强银行透明度”，其中以及2001年颁布的新协议为主。

1.宗旨

促进有效监管、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根本宗旨。从这一宗旨出发，委员会确立了由三个“支柱”构成的监管框架：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信息披露是第三支柱“市场约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约束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及行为来实现。当市场参与者可以及时获得诸如银行财务状况、经营战略、风险、风险管理能力、收益等方面的可靠信息时，市场参与者将减少决策的盲目性，他们将通过减少业务或要求更高的资金回报等方式，更有效地配置资本，从而促使银行实行有效的和审慎的管理。同时，在出现市场风波时，他们能够甄别经营良好和经营不善的银行，从而减轻和防止市场的盲动。也就是说，市场约束发挥作用是以有效信息披露为前提。

2.信息特征

要发挥市场约束、促进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信息披露必须是有效的，符合一定要求的。表2给出的是四个信息披露基本文件对信息特征总体要求。从四个基本文件对信息特征的要求来看，信息的及时性 （披露频率）、可比性、相关性（有用性）、重要性和全面性是最普遍的。

表2 信息披露四个基本文件对信息特征的要求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辅助文件 “第三支柱 （市场约束丫的第I部分第4章节总第17-19节段为”核心和

补充披露“，给出了信息披露的一个特征。

3·披露内容

关于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巴塞尔委员会在几个相关文件中有详细规定。表3给出了信息披露内容梗概。

从表3中可以发现，三者对披露内容要求的共同点是，强调定性和定量信息的平衡，且均按风险类别划分。不同点是：

（1）所要求披露的风险类别不同。“第三支柱”还强调了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增强银行透明度”和 “公开信息披露建议”

没有这方面要求，但有流动性风险。其原因可能是，操作风险越来越重要，利率风险管理技术也已趋成熟，而流动性风险

信息可从其他地方获得，如流动性风险中的“融资风险”已被资本方面的信息所涵盖；（2）“第三支柱”考虑了内部风险计

量方法对信息披露的影响，但前两者没有。例如，信用风险的披露就与所采用的风险计量方法有关，采用 《内部评级法

（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PA）的银行披露的信息将涉及计量模型参数、模型假设等内容，这是“标准法”（即通过

信用资产风险加权方法估算信用风险）中所没有的。与新协议的总体精神相一致，“第三支柱”要求的信息披露更多地与

银行实际管理技术和水平有关，即更突出“个性”，而不强求统一。

表3 信息披露内容梗概

三、国内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现状

从2000年商业银行年报来看，目前对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进行规范的主要有《商业银行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金融企业会计准则》等。对于股份制银行，还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扒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要遵循《城市合作银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对于上市银行，则还要求遵循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如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等。上述规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给出了具体的要求。特别是关于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规定得很详尽。在我国所有商业银行中，对上市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是最高的。证监会对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一系列规定，大大提高了其披露质量和水平。

为了了解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与巴塞尔委员会要求的差距，我们将证监会的规定与巴塞尔的新协议 （第三支柱）进行了比较。发现与巴塞尔的要求相比，证监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

（1）资本结构和资本充足率。这大概是证监会要求中最薄弱的部分。除了在董事会报告的“前三年财务数据”披露要求中有一个“资本充足率”指标外，在报表注释中就再没有关于资本结构和资本充足率方面的要求。尽管我国银行没有复杂资本工具，但就核心资本、补充资本以及其扣减量进行披露还是十分必要的。

（2）市场风险。关于市场风险，国际上的做法是区分两种情况，两种情况下的披露要求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是采用了VaR等风险计量统计模型，第二种是未采用统计模型而是采用标准法 （即风险权重系数）。对于第一种情况，关于统计模型的假设前提、模型参数、模型测试等有很高的披露要求。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实际运作看，VaR在一、二家银行试点，普遍运用尚需时日。因此，当前应当以第二种方法为主，即侧重对风险权数计量下各类风险敞口、风险管理业绩的揭示。但是，在证监会的要求中，关于市场风险权数、标准法适用的投资组合以及不同风险资产对应的资本要求等均无披露要求。

（3）利率风险。这是“新协议”中特别强调的一部分。国际上对利率风险的管理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期限法、缺口法、风险收益法 （VaR）、统计模型、敏感分析、情景分析等，因此，到期日、期限、重新定价 （repricing）、基点价值、利率冲击结果等均成为利率风险披露的对象。证监会要求中有关于到期日方面的披露要求，仅够巴塞尔要求的“底线”。

（4）信用风险。证监会要求在这一部分对上市银行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非上市银行，尤其在信贷资产质量、信贷风险（包括信贷集中）、呆帐准备金计提等方面。但是，“新协议”关于信用风险评级 （特别是内部信用评级方面）、信用风险敞口计量、各种信用风险缓解技术 （如抵押、担保、保险等）等方面的信息披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证监会有关规定中尚未见有这方面的要求。

（5）操作风险。这是巴塞尔新协议中的新提出的要求。尽管证监会在《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中提出了，商业银行应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做出说明，且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评价报告，但就操作风险本身，证监会并未要求上市银行做出披露。

从我国三家上市银行 “浦发”、“深发”和“民生”2000年年报内容和格式看，三家银行都符合证监会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除个别项目如 “短期债券发行”、“衍生工具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外，已披露的项目均达到95%以上。这说明，证监会对上市银行年报信息披露的规范执行效果不差。可以推测，证监会若适当提高披露要求，将促进上市银行披露质量的改善。

与这些上市银行相比，非上市银行，包括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在年报的披露方面则存在较大缺憾。主要体现在：第一，无论内容还是格式都不规范。如关于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国外商业银行通常将之放在“董事会报告”或“管理讨论和分析”（即MD$A）中。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没有这方面内容，仅有的几家中也很不规范，有的放在 “发展报告”中、有的则放在“业务综述”中；第二，对会计报表附注不重视。许多银行附注只有十来项，有的银行 （其中就有“四大”商业银行）也只有1、2项，有的如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则干脆就没有。报表附注的披露不充分将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导致信息披露存在巨大 “缺口”；第三，对风险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得非常少。不仅定量信息完全没有，而且定性信息也很少。有的风险管理定性信息差不多就是 “名词堆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阐述，有的则 “文不对题”。

国内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是年报披露与国际通行惯例存在很大差距。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银行间竞争加剧，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总体水平势在必行。

四、巴塞尔原则对我国的指导意义

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巴塞尔原则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便于我们找出与国际银行业最新发展的差距，跟踪发展新动向

巴塞尔委员会12个成员国的银行在全球金融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代表着整个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方向。同时，委员会与其成员国银行业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进行经常性的调查、面谈和沟通。这样，委员会不断保持与世界银行业发展同步，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国际银行监管方面的有关规定。因此，其原则必然折射出世界银行业的最新发展动向。对照这些原则，可从中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同业之间的差距，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与国际同业先进水平的差距突出地表现在各种风险管理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上。以市场风险管理为例，国际上这一技术巴比较成熟了。除了一些国际活跃银行运用外，许多非成员国银行也都运用了v讯一类的技术，如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南非、墨酉哥等国的一些大银行也都采用了此类技术。在信用风险方面，国际上正在向运用统计模型方向发展，有的正在建立相关数据库。同时，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倡建立内部评级体系，或充分运用外部评级。在这些方面，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都有很大差距。

由于在制定有关披露规范时，必然有一定的超前性，因此对国际新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还是必要的。从“新协议”透出的新动向看，今后披露的信息将更多地来自银行内部系统，对信息披露的规范也将更多地侧重于对内部系统的描述和评价。此外，操作风险在银行业和监管部门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且这一趋势还有继续之势。关注这些问题，并研究其未来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有一定的主动权，避免始终处于落后的局面，盲目跟着他人走弯路。

（二）阶段性推进

对于一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信息披露采用渐进式也是巴塞尔原则所倡导的。这一精神在 “新协议”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相结合的方式，二是区分不同发展水平的银行，提出不同的披露要求，前述的市场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即为一例。我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最宜采用“阶段性推进”的策略。

关于阶段性推进，具体可分三个方面。第一，视不同银行的具体情况分先后走。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规模、业务发展、管理技术方面差异很大。有条件的可以要求高一些，如上市银行。美国也是如此，即使进人世界前100家的银行，也不是个个都能达到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以市场风险管理技术为例，缺口管理和敏感分析较容易，但VaR要求有较强的支持条件，如需要时期较长的、真实、可靠的业务数据。我国有些商业银行近年来较注重这方面的数据建设，但大部分尚未意识到、或正处在发展初期，长期数据根本无法获得。因此，对不同银行视其具体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披露标准是切合实际的。第二，区分核心披露和补充披露，且时间上有先后。在巴塞尔新协议中，“核心”披露为基本披露要求。委员会区分“核心”和“补充”披露主要考虑到重要性原则，因为有的中小银行业务比较简单，复杂程度低，有的银行某类业务即使存在也占很小比例，对银行整体风险和收益的影响微不足道。对这些银行来说，将所有信息不分主次地披露是很不合理的。与国际大型活跃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及复杂程度都相去甚远。因此，近期应当以巴塞尔“核心”披露要求为基本目标，以后再逐步提高。第三，由于多方面原因，包括对披露效应的担心，银行对披露某些信息，如贷款分布、不良资产、呆帐准备金计提、利息与非利息收益、表外业务损益影响等非常敏感。我们认为，对于敏感信息，特别是定量信息，目前披露有一定困难的，可以先从定性信息开始。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定性信息披露好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了解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状况。定性信息是信息披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应当加以重视。

（三）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别要求

考虑到一些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家的情况，巴塞尔委员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即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约束作用微弱，公开信息披露并不能促进市场监督发挥作用。因此，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以弥补公开信息披露的不足。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尚处在发展初期，市场结构、投资品种和监管技术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强化监管当局的监管作用，建立相应的监管信息系统，对减少金融体系风险是很有必要的。

总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披露水平离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如何缩短距离，改善形象，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这在我国当前是非常紧迫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