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索罗斯操作亚洲金融危机时，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如题 谢谢了
首先是针对泰国 危机爆发以前慢慢用美元买进泰铢，1997年7月 泰国受本国经济影响，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以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此时把手中的大量现货泰铢卖出，同时在外汇市场上做空。由于外汇市场是保证金市场，所以在现货市场上亏损是1的话，那么在外汇市场上就赚取了10倍的利润（保证金为10%计算，实际上比这个还要低）。冲击泰国后，马来西亚、印泥、菲律宾也相继造到冲击。香港随后也受到冲击，此次冲击对香港造成巨大损失，虽然索罗斯在冲击港元汇率失败，但是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力趁香港政府在外汇市场上和索罗斯鏖战的时候，在股票市场上大幅度卖出股票现货，同时在恒生指数期货上大幅度做空，由于大量的股票抛盘引起恒生指数大跌1万多点，此投行赚取了大约3.6亿美圆。对冲基金又冲击了日本 韩国 造成了亚洲金融危机。 此后还有再次冲击印泥，形成第2阶段 再次冲击香港形成第三阶段，我要多说一句的是在这一阶段，香港政府吸取了上一阶段的教训，在金融管理局的管理下（此时是98年7月左右，香港回归已经一周年了，个人怀疑有中国政府背景，不然哪儿有这么多外汇储备），香港政府在外汇，股票，期货市场同时发力，把对冲基金的头寸统统接下，稳定了汇率和股票市场，使对冲基金损失惨重。后来对冲基金转战俄罗斯市场冲击卢布，走完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全程。 个人凭印象所写，如果想了解具体手法，还要买本书看。
❷ 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为什么选择做空港币
因为港币容易操纵，再加上当时香港刚回归中国，局势还不稳定
❸ 有哪些详细介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港府与对冲基金对决的书
这种不需要看书的，我简单的跟你讲下，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操盘手是索罗斯，就是量子基金合伙人，索罗斯在泰国得手以后，把战场转向港府，当时港府的财政司司长是前香港特首曾荫权，曾荫权当时为了对抗索罗斯强大的资金，他动用了专项资金，当然最后港元没有贬值，索罗斯见势不妙，就撤出了，但是索罗斯一直对此事不满，他在虎视眈眈中国的经济，其实朋友呀 ，书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好看的，关键是实践呀。
❹ 97年金融风暴时，香港对索罗斯的对冲基金，是赢了还是输了
输了 1997年，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掀起了对东南亚各国的连番狙击，震惊全球。在横扫东南亚各国之后，索罗斯把目光移向了中国香港。那么索罗斯是怎么做的呢？？？
索罗斯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突然在半夜12点，索罗斯在纽约卖空港币。{我们的股市当年5.30好像也是半夜12点宣布提高印花税的}。什么叫卖空？就是今天我向一家证券公司借出一张股票，在今天以100元的价格先卖掉，明天等股价跌到60元在买回来把股票还给证券公司，由于我是100元卖，60元买的，所以我就赚了40元。我们的股票是要涨才能赚钱，卖空呢？必须股价跌了才能赚钱。
因此索罗斯要卖空港币的目的就是狙击港币，赌港币下跌！和卖空股票一样的，只要港币跌它就能赚钱。但索罗斯这么做一点都不合理，因为香港的汇率制度非常奇怪，他不是简单的固定汇率，而是联系美元汇率。
什么是固定汇率？固定汇率就是政府定一个外汇价格，比如一美元换七元人民币。如果美元价格高了，政府就要抛美元来打压美元价格，买人民币拉抬价格来调节，政府通过买卖美元外汇来维持这个汇价，保持一美元换七元人民币。
但香港不是，香港是联系汇率，那什么叫联系汇率呢？它和固定汇率不一样，那就是香港的三家发钞银行，包括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只要他们想发行港币，就一定要先存美元到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就是说我必须存100美元去金融管理局，银行才能发行750元港币。如果不存美元进去，就不能发行港币，这就是联系汇率。这几乎是全世界唯一的。和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发行人民币是不需要存美元的，理论上来说中国政府想怎么印人民币就能印多少人民币。但香港不是，香港是必须存入美元，才能发港币。这样港币实际上就是美元的代用券。
既然港币就是戴着面纱的美元，那索罗斯怎么可能去卖空呢？他怎么会去和美元对抗呢？那有用美元狙击美元的呢？除非索罗斯不想活了，那样美国政府必然会逮捕他。这样你看就不合理了，你索罗斯总的用不同的货币来狙击才行呀？对不对？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但结果把我们吓坏了，天呀！完了，完了，索罗斯要狙击我们了！
所以香港金融管理局当场就做了个决定，说不准拆借能。也就是说索罗斯今天高价卖空港币，明天他也就要买回港币还回去。对不对，但是他今天卖了港币叫他明天还的时候买不到港币了，还不了了，他索罗斯不就是违约，就要交罚款了吗？那你狙击港币不就失败了吗？我们不就把它打败了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让索罗斯借不到港币，叫他还不了钱，还不了钱他就是输！
好，香港金融管理局为了让索罗斯拿不到港币，所以大量抛出美元收购港币，把市面上的港币都买回来，就叫你索罗斯买不到港币还不了钱。所以港币没有了，对！索罗斯也买不到港币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港币没有了，那港币的利率怎么办？肯定会上涨对不对，因为没有港币了，我需要港币怎么办？我就只得用高利率来借港币是不是，好了我告诉你，你把港币回收的结果就是市面上缺港币，因此港元的利率立刻狂涨，知道涨了多少吗？一天的利率就涨到了百分之280的天价。
那这时的香港股市会怎么样，不用说了二个字；狂跌！索罗斯在狙击港币之前，他就已经卖空了8万个恒生指数的合同，赌的什么？赌的就是恒生指数的暴跌。什么叫卖空？就是他先借8万个恒生指数高价卖出，等明天恒生指数跌到低谷在买8万张合同还回去，所以索罗斯真正是靠什么赚钱？是靠股价大跌卖空赚钱的，而不是外汇。
结果，在1997年10月23日利率提高到百分之280的时候，我们的股票价格暴跌，400亿美元的股票市值烟消云散。索罗斯的狙击，1997年以后，恒生指数从16673点的高峰一直跌到6660点，跌去百分之60，就这么一招，我们就彻底的失败了。
❺ 索罗斯在1997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是怎么赚钱的
1997年7月，乔治.索罗斯利用其量子基金，大量卖空泰铢，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从而引发了一场泰国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后危机很快波及到所有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港元便成为亚洲最贵的货币。其后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试图狙击港元，但香港金融管理局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加上当局大幅调高息率，使对冲基金的计划没有成功，但高息却使香港恒生指数急跌四成，他们意识到同时卖空港元和港股期货，前者使息率急升，拖跨港股，就“必定”可以获利。1998年8月索罗斯联手多家巨型国际金融机构冲击香港汇市、股市和期市，以惨败告终。然而，香港政府却在1998年8月入市干预，令对冲基金同时在外汇市场和港股期货市场损手。其利用手中的大量资金，大肆向亚洲国家借入本币，然后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本国货币，使得本国货币贬值，然后还贷时就只需要更少的外币，利用次机会大肆获利！
主要3个方面，股市、期市和汇市。
先在期市做多、汇市买进泰铢，再在股市大量吃进造成跟风，等股市升到外资机构都看空的时候再在期市反向做空同时大量抛售股票和泰铢造成恐慌性抛售。
其实那次金融危机主要是泰国奉行的金融和货币政策造成的索罗斯只是一个导火索和助推器，泰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300个亿却一心想发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先向泰国政府借泰铢，比如借了1000泰铢，假设此时1美元=10泰铢，然后再用量子基金做空泰铢，使泰铢不值钱，假设此时1美元等于100泰铢，那么原来要还100美元的，现在只要还10美元了，赚了90美元。
1.
索罗斯从美国政府借进泰铢（这种投机行为往往是借钱进行的），然后大量抛售手中得泰铢，于是很多在泰国的外资企业受到影响也跟着抛售（泰国经济是外向型的，外资很多），卖泰铢的人多了，根据供求原理，泰铢急剧贬值，然后，索罗斯趁泰铢贬值在大量买入泰铢，还美国政府钱，从中大赚一笔。当然，美国也赚钱了。
除了索罗斯个人的才能之外，美国政府的纵容也与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在有就是泰国政府本身外汇储备不足，外商企业很多。
在金融危机时，亚洲国家外汇纷纷贬值，使我国出口面对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一旦人民币宣布贬值，就会市靠出口维持经济发展的其它东南亚国家雪上加霜，处于人道主义想法，人民币承诺不贬值。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即使人民币贬值我们所获得的收益也没有多大，于是中国就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2.
通过股市、期市、汇市交易赚钱
用自己的钱买股票，付5％的现金，另外95％的资金从银行抵押借的；同时用债券做抵押，以借更多钱，用一千美元，至少可以买进价值五万美元的长期债券……”。它们以自有资本做抵押，从银行借款购买证券，再以证券抵押继续借款，迅速扩大了债务比率。
不仅如此，还将借款广泛投机于具有“高杠杆”特点的各种衍生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杠杆比率。据《经济学家》的报道，量子基金确实早在1997年3月就
大量买入看跌期权，以掉期方式借入大量泰铢，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
因交易对手要抛出泰铢现货为衍生合同保值，轻而易举地借他人之手制造泰铢贬值压力。
尤其是在香港，首先在货币市场上，拆借大量港币；在股票市场上，借入成分股；在股票期指市场累计期指空头；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利用即期交易抛空港币，同时卖出港币远期合约；迫使港府提高利率捍卫联系汇率；在股票市场上，将借入成分股抛出，打压期指……。
综合看来，基于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立体布局”使投机家的风险暴露相互加强的同时更令杠杆投机威力和收益大增。
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在股市和期市制造经济危机，货币贬值，赚取利润
抛售泰珠使其贬值，同时购买泰珠的看跌期权，泰珠跌的越多他赚的越多。
❻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前后后 索罗斯所做的一切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乔治 • 索罗斯挑战英国政府，打赌英镑对德国马克及其他欧洲货币的汇率偏高，历史上一场赌注最大的赌博游戏由此展开。
在投入了100亿美元之后，索罗斯胜出，英镑被迫贬值，而索罗斯则从中赚取了9.5亿美元。
至今索罗斯仍以“能够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而闻名于世，然而他那次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围。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世界各大中央银行的储备足以抵御货币价值的任何波动。然而索罗斯却证明，日常货币交易的强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实际上，这种力量对比从有利于政府向有利于个人金融市场的转化，早在1986年就发生了，并且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没有哪里的变化会比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变化更富戏剧性。曾经由银行（经常还有政府）主导的那种封闭的、严密控制的金融体系，已经被资本跨境自由流动所取代，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场取代了封闭的国内市场，人们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划分的市场和产业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中。英格兰银行领悟到，决策权已不再把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万个企业及投资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市场经常是由索罗斯这样的特立独行者所引导，在奖励优胜者的同时，无情地淘汰失败者。
虽然这一新的金融格局带来诸多好处，但我们更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已向全球资本开放了金融体系，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标准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实行开放的。银行监管、会计和治理及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均不充分，难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结果，金融危机随之而来。
一、概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定义。金融危机被公认为难以定义，如果仅以现象和观点看，其开端和终结也是难以准确认定的。世界银行官员在一份报告中将金融危机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们认为，危机涵盖了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对银行流动性、支付系统与偿付能力的沉重打击而导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机的显著特点；其二，恐慌呼啸而来，存款人和投资人的信心急转直下，不仅使银行体系的形势更加严峻，也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金融危机正在频频爆发。1970年代，危机表现为拉美债务危机，对拉美的银行造成了冲击；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机；1980年代末，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S&L）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90年代初，危机登陆瑞典、芬兰、挪威以及大多数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1994年至1995年，危机席卷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多个亚洲国家也爆发危机；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震荡，影响之广甚至波及到遥远的巴西。
在过去的20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有增无减，而近10年间这一趋势更加猛烈。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80年代共发生了45起系统性的重大银行危机。到了90年代，重大银行危机增至63起，增幅超过60%。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危机发生次数的激增更是为这一趋势火上浇油，这在拉美、亚洲及正从国营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转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尤为严峻。
我们目睹了危机中的众生相。在厄瓜多尔和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而银行却因遭到全国性流动危机的打击而关门歇业。2002年的阿根廷，不仅金融系统崩溃，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们亲眼目睹了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我们眼见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机会在几年后逐渐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偿还能力的银行，将破产银行清盘，存款人得到担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提供短期贷款。按照常理，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指的是正在发生的新增成本，但实际上并非经常如此。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把损失当成“沉入”成本，并把所谓的直接损失看作在银行危机中纳税人对存款人的转移支付。从这一角度来看，危机就是政府在全体公民之间分配损失的过程。然而，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形势已经趋于正常，报纸上有关危机的大字标题也逐渐消失，或者至少从头版退到了商务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机是这样发生和收场的。
金融危机的代价。危机对各经济体而言均意味着巨额损失，因为挽救金融系统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担保和为银行系统注入资本金），而增长受挫还会造成更为重大的代价。在瑞典和美国，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该国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应成本接近750亿美元，约相当于GDP的20%。
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韩国，据英格兰银行研究，韩国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亿美元用于稳定金融体系，约为该国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国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则达到50%以上。英格兰银行的研究显示：过去25年间，银行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平均相当于GDP的15%-25%。
在亚洲，潜在的损失十分惊人。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亚洲地区不良贷款总额在危机发生后的短短2年时间里便增长了约1/3，高达2万亿美元。
还有更加重要又鲜有人论及的代价，即机会和增长的损失。这些代价是随着现金流枯竭、贷款停发、存款交易冻结、不动产价格剧烈动荡而出现的。例如，韩国因为危机所丧失的经济增长机会约相当于其GDP的17%，这一比例在墨西哥约为10%，在瑞典则为5%。
逐步扩大的风险。金融危机通常旷日持久，过去20年间，半数以上的金融危机持续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买加在金融危机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亚深陷危机的第5个年头。1998年金融危机和货币贬值后，俄罗斯的银行在4年后才有能力再次发行国际债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缺乏解决危机的政治意志，危机久拖不决。
有些金融危机则周期性地爆发。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额财政赤字及对未对冲的短期外币贷款的依赖引发了危机。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态度犹豫不决，平息事态的措施力度不够，无法解决其经济和银行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甚至是在掩盖问题。结果到2001年，区区一家中等规模的德米尔银行（Demirbank）倒闭，就引发了危机卷土重来。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为了争取达到欧盟的入盟要求，才开始处理其银行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对股东和社会来说，金融危机堪称重大事件，决不能放任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常蔓延过政治边界，一些附带效应逐渐显现，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国家会出现较高的风险溢价，而且政府最终也可能倒台——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俄罗斯和阿根廷，危机就引发了政府倒台。
最近几年的新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危机经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场。1998年8月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全球几乎每个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涨，结果导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个基点的利率。同时在美国，新设立的公司发现，无论利率开出多高都无法发行债券。
二、解析爆发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影响也更为广泛？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运行不佳的市场能够滋生出危机，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真切。回顾过去，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向外资流开放的时机不够成熟，无法有效质询和监督管理层。而国外投资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钱撒向这些国家，指望获取高额回报。结果是，这些资本流产生了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越“利好”，资本涌入量就越大，导致了宏观经济游刃有余，微观经济却不堪重负，困境重重。
金融市场正在进入新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资本缺乏流动性、标准不统一和技术限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构筑起了地域壁垒。经济主要是在各国境内运行，国家间交换的主要形式是货物贸易和贸易融资所需的货币。由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和汇率，战后还未发生过全面金融危机，特别是蔓延到其他国家市场上的危机。即使出现问题，通常都仅限于个别银行，而且多是因为贷款不够审慎而导致的。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开始开放资本项目，允许跨国金融投资，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机构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资本流动稳步增长，但主要局限于各工业化经济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金融市场的新时代的开始。国家丧失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权，数字通信的飞速进步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前苏联集团的转型经济体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明确支持。资本流动迅速涌向全球各地，深入各个偏僻角落。
跨境资本流动的激增生动地显示出这一变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和债券的年交易总额只有区区515亿美元，到20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与此同时，跨境银行贷款也从4165亿美元增长到近1.8万亿美元。在国外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公司数从1990年的242家发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筹资额也从160亿美元增长到3160亿美元，约增长了20倍。
新兴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新兴市场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以吸引外资潮，始于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在1990年代日渐兴起。这给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兴市场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充分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存在内在风险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动汇率和固定利率的长期贷款。在许多新兴市场中，当银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币借款形式吸纳资金，而后对外提供长期本币贷款的时候，将会出现资产和负债期限错配，以及货币错配的问题。银行的企业客户有时为追求较低的利率而甘冒货币风险，后来往往会后悔不迭。
由于银行承担着每一个借款人的全部违约风险，因此是在集中风险，而非分散风险。1980年代，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架构就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了双向风险：新兴市场要立即应付来自世界金融中心强大力量的挑战；而发达市场的金融体系则不得不应对和消化此举带来的更大的波动性。
银行贷款过热引发波动。毋庸置疑，国际资本流动确实波动性强，是诱发众多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但令人惊异的是，一直以来，外国银行贷款比跨境股票债券投资的波动还大。例如，1996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5个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亿美元。一年以后在俄罗斯，外国银行贷款再次成为逃离最快的资金。1990年代晚期，外资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变化幅度远远大于债券和股票资金流的变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很多人以为银行贷款是长期专项贷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通过价格而不是数量来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当危机发生，为避免损失立即化为现实，投资者不可能大举抛售。但银行贷款则不同，它不具有流动性，且利润固定，因此银行通过贷款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当问题出现苗头时，银行只要减少贷款就能够避免出现贷款违约，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个撤走，这种一致的行为更加大了波动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银行越是大力贷款给新兴市场，以获取潜在高回报。面对本国堆积如山的坏帐和极低的总体回报率，日本的银行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贷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贷款总额已达到972亿美元。但同时，外资银行贷款又对潜在的损失高度敏感，当危机刚刚发生，就大量抽走资金，1997年6-12月，东南亚的贷款总额大约下降175亿美元，其中有105亿美元是由日本银行抽走的。当一个国家像泰国那样在仅仅3个月内便有81亿美元资金抽逃时，当地本来就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便出现崩溃，银行和企业大面积倒闭。
发生整体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当今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根源，还包括大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日益密切的联系，表现为回购协议和贷款担保。以俄罗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为例。在连续几年获得惊人的回报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过40%）后，它的对冲基金增加48亿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基金16位合伙人的19亿美元。LTCM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借款，加大在市场上的赌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账面金额估计高达1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后，各大债券市场的债券收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开始缺少补交准备金的资金，并且很可能会被迫中途平仓。
面对LTCM将被迫抛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贷款人和投资者开始焦头烂额，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国际投资银行。除了巨额损失外，他们还担心LTCM的平仓会使更多的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为此一批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利用私人资金的解决方案，对LTCM加大资金投入，取得控股权。这样，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门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和其主力参与者之间联系日益复杂，个体主力参与者的倒闭可能会给远在其他地区的参与者造成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三、危机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众多案例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惊人地相似，大多为同一模式，即发端于实体部门的薄弱环节；银行贷款投向错误使问题更为严重；监管体系失效使危机进一步蔓延；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
以泰国为例。早在1992年，泰国实体部门就已经业绩欠佳了。随着泰国实行金融体系自由化，使国内投资者可以获得海外资金，引发危机的因素开始形成。这个过程中，政府让泰铢钉住美元，刺激了外国银行向该国投放大量短期贷款，造成经济过热。由于当时基本不存在贬值风险，泰国的金融机构轻率地大举借入美元、发放泰铢贷款，没有防范货币错配问题。这些贷款很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常见的特点，由此导致经济最终崩溃并发生危机），不久房地产价值迅速上升，由于监管松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贷技能，金融机构将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新发贷款的依据，股市也在国内外投资者的合理推动下扶摇直上，国内外投资者都忽略了企业已经出现问题这一明显的信号。然而，对泰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悄然丧失。1997年春，投资者开始撤走资金，随后银行挤兑耗尽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随着政府在7月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风暴正式袭来。
瑞典的危机与此类似。1985年，瑞典告别了银行业严格监管的历史，对金融部门放松了管制。贷款限制的取消引发国内外银行大举放贷，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不久房地产价格猛涨。1989年，瑞典解除对资金的限制，允许国民投资海外资产。很多人在国外购置了房产，以较低利率借入外币。随着这个问题逐渐严重，瑞典经济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的不良影响，部分原因是实际汇率上升。此外，政府钉住汇率的政策也鼓励贷款人发放未经对冲的外币贷款。由于钉住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汇率风险，因此借贷人获得看似“便宜的”外币贷款，却很少考虑瑞典克朗也会贬值。1992年，为了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维护汇率，政府实行了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并推出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措施导致通涨水平急剧下降，税后实际利率大幅飙升，结果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贬值25%，外国资金纷纷逃离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则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开始经济改革进程，金融部门实行了自由化，并向外国竞相开放，18家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银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许多经验不够丰富的，支付了很高的价格：平均达到账面价值的202%（当时美国的银行是以账面价值120%的价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过快速扩张收回投资。与此同时，由于对准备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现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外借款也推波助澜，银行帐面资金十分充裕。
此时墨西哥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绝大部分的国外借款以美元计算，这使得银行极易受汇率变动和外国投资者看法变化的影响。银行对潜在的威胁毫无察觉，反而向许多没有美元收入的企业提供美元贷款，还在不具备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况下贷款给那些低信用客户，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事实上许多墨西哥公司已经陷入困境，1994年危机前夕，墨西哥的银行以市价评估的贷款组合价值，损失达到250亿美元——足以抵销银行系统的全部净资产。随着政局不稳定和美国利率上升削弱投资者对墨西哥的信心，钉住汇率最终瓦解，危机正式爆发。
1994年墨西哥还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显然不是一个竞选的好年头，竞选期间一位支持率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遭到暗杀，同时恰帕斯地区还爆发了叛乱，进一步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债还款飙升，信贷枯竭，大批公司破产。
四、危机的一般规律
按照传统认识及众多学术文献的观点，许多人认为金融危机难以预测。由于引发金融危机的原由有多种，因各国国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异，因此应对危机的生存战略也难以预先制订。上述结论使货币管理官员以为，在金融风暴爆发前，我们根本无法对其各项因素进行认识、防范和管理。
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根据经验，我们认为对各国而言，危机的征兆是相同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个经济部门年复一年地始终在破坏股东价值，结果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祸根。我们也经常发现银行系统在基础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动性较小的资本市场相比，则过于突出。这些脆弱的国家金融体系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连接效率经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资金成本。我们经常会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会计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我们总能发现金融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独立性，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各国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即与全球资本市场接轨，大量资金在误导的假定条件下流入，加大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地区之间或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然而兴衰之势还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能够洞察危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危机爆发前后从战略高度管理危机。
（一）危机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可以从三方面分析：
实体部门中经营水平低下的企业。实体部门的价值损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情况下，实体部门在危机发生多年前就遭受经济损失了。同时，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中介的贷款风险也在逐步——有时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韩国为例，在发生危机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其他部门的资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机发生前四年间的情形更加令人沮丧，只有电信部门获得的回报高于其税后债务成本，而且这还要归功于墨西哥电话公司（拥有长途业务垄断控制权）的巨大影响。
对此问题，各国政府提升企业业绩的态度一致，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却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经济改革将市场竞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业绩不佳的企业暴露出来。结果，许多企业陷入了更加急剧的下滑中，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场疗法。而在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企业在政府的庇护下部分避免了外国企业的直接竞争，但却因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政策不当而遭到损害，这种政策鼓励对关键行业部门进行过度投资，实行的保护主义对国内企业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业进行必要调整的时间。同样，在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几十年的干预，实体部门深受其害。归根结底，实体部门业绩不佳是由经济的封闭性所致，只有这样的经济能够容忍指令性放贷、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及企业智力水平低下等现象。
银行的旧游戏与新游戏。在经济全球化之前，银行业旧有的游戏方式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将资金输送给企业。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对放贷的对象、项目和利率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银行的作用是建立一个存款的基础，将资金借给政府和经济中的战略部门，且经常按照政府或银行所属集团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银行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也是风险承担者——毕竟它们的债务人极少、甚至根本没有面临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银行都乐于与政府合作，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政府机构。
然而，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环境。随着进入壁垒的消除和相关法规的修订，银行的放贷限制被大大放宽，可以自行决定对象和金额，同时外资银行加入了对其原有放贷对象的争夺中。几乎一夜之间，银行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机遇与风险同时降临。多数银行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规则。由于信贷技能薄弱、风险管理意识缺乏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对于越来越不稳定的企业实体，银行不仅不停止对其贷款，反而继续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贷款量。有些银行则避开自己具有专门技术优势的领域，转向高风险的对公贷款和消费贷款，导致坏账激增，业绩开始被损害。随着银行业绩不断下滑，海外贷款继续流入，银行体系逐渐变成了纸牌搭成的房子，危机的侵蚀渐渐从实体经济深化到金融层面。
与此同时，危机的跨国传播渠道也开始形成。例如，韩国很多商人银行为高额回报所吸引，利用短期资金积极参与泰国和印尼的房地产投资，但它们缺乏基本的对冲技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隐含风险。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韩国的许多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这些商人银行及其海外业务提供了担保，使得风险水平在各部门乃至各国间不断升高，并存在交叉流动的可能。
进退两难的监管体系。危机酝酿时，监管者未能发现金融体系正在出现的失衡现象，抑或未能迅速采取行动及时阻止灾难发生，这种监管失效的深层根源在于监管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即使是在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监管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监管者按资历而不是业绩获得提升，其薪酬与其提供的服务并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现。此外，有些国家的监管者与被监管的银行领导人属于同一个内部人组成的圈子，监管力量往往被约束。最重要的是，监管者极少由于取得成功而得到称颂，却常因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诋毁。银行系统的持续稳健运行无法诞生英雄，系统一旦崩溃却会使很多人成为祸首。这就导致新兴市场中历来缺乏优秀的监管者。
当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危险开始袭来的时候，监管者面临痛苦的两难境地：很多银行通过相互贷款和交叉担保联系在一起，使得联系性增强而实际上的风险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银行倒闭，就有可能搞坏整个银行系统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关闭一家大型银行就等于断掉经济的资金供给，这会扼杀许多要靠贷款才能完成经营预算的企业。此举会破坏这些企业向其他银行偿还贷款的能力。而银行也有压力，银行信心下降导致放贷金额的减少，同时损毁了银行的信誉，这样便会引发监管者极不愿看到的危机。因此在面临危机时，监管者往往顾虑重重，各种利益纠葛使他们左右为难。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危机已经发生了，所以看上去他们的反应就是无所作为。
（二）危机发展的实质性阶段，会在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来冲击引发危机时到来。
宏观经济政策（设定汇率和财政政策）决定危机发生的时间和规模，而外部冲击则成为危机的触发因素。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国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机的漩涡。
钉住汇率与币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风暴的“大气条件”中，汇率也许是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实际上，如果按照货币的定义，任何“有管理的”汇率都是对货币“市场价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钉住汇率的安排，就会加剧扭曲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源配置。在钉住汇率制度下，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在严密关注汇率，试图从中发现疲软的最初信号，以此评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政府在坚决捍卫货币稳定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管理和公共关系负担，极有可能在不堪重负之际对汇率进行突然的重新定价。
在很多案例中，国内相对疲弱的实体经济无法与货币制度的要求同步，导致货币在危机发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门失去竞争力，不能与选择钉住的货币（如美元）保持一致。维持此政策的时间越长，货币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汇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实际汇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卫汇率：为了捍卫下跌的汇率，大多数政府会首先收紧利率，进而动用外汇储备。此举虽有利于提高对货币的需求，进而支撑起本国货币估价，但也会产生实体经济部门实际支付提高、经济活动总量减少、投资下滑的负面影响。
这种下滑会给银行带来三个方面的不良影响：首先，经济放缓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总需求，银行新增贷款会发生萎缩；其次，企业和个人投资回报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数量增加，未偿贷款的盈利性也会下降；第三，货
❼ 97 年亚洲金融风暴是怎么回事啊
亚洲金融风暴对经济的直接影响
1.股市价值下滑2成至5成
由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间，亚洲各国及地区，除了中国外，都面对股市的大幅下跌。日本及台湾下跌约2成，余下的地方都超过4成；马来西亚更下跌超过5成。在短短期间，各国及地方都损失四成多的资产，情况实在令人惊心。
2.汇市价值亦出现贬值
经过金融风暴，各国及地方的币值都相继下调。四小龙，除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免去贬值可能性外，其余亚洲国家及地区的货币〔中国除外〕有30%至80%的贬值。印尼的贬值更高达340%。这些都对整体资产价值做成庞大的打击。
3.贬值后出入口不升反跌
有些政策人士，特别是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贬值会有助于出入口的竞争力，刺激经济复苏。但事实却刚巧相反，1998年的预测，除了印度外，其余各国和地区都出现负增长。出口下跌的估计达5%至10%。而入口更出现大幅减少。除了台湾和香港只下跌6%至10%，其余下跌超过12%以上；泰国和印尼更大幅减少3成。显示贬值不一定可以增加出口，减少入口也只能延缓而已。
4.经济前景都出现相当负增长
结果，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由高速增长突然转为负增长。除中、印、台外，余无一幸免。韩、马、泰估计负增长6%-8%；印尼则出现可能18%的大幅负增长。
5.失业情况急趋恶劣
当整体经济呈现负增长时，失业问题肯定急趋恶劣；所有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失业率都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表5显示除台湾及新加坡能维持低于4%以外，余下都超过5%；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地被估计其失业率急升10%以上。
6.工资下降、楼价下跌
由于失业人员大增，造成劳工市场供大于求。企业雇主乘机调低工资，减少成本。例如香港的工资普遍下调1-2成。同时，因消费力减弱，销售市场欠佳，用者无法负担高昂楼价或租金。造成楼价及租金也下跌。香港的情况尤为厉害，楼价下跌达3成。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
1.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回报遭受大损
退休保障，特别是个人帐户形式的公积金制度，积累庞大的社保基金；有关当局必须想法投资以保值增值。但投资往往带有极大风险，特别是投资于股票及汇率市场，价值涨落波幅很大。这次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导致股市汇市相继大幅下调，将令很多社保基金损失惨重。这里尝试看看香港情况。
由于香港已决意发展强制私营公积金，这里将分析对其可能影响。首先，我们发现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差不多每十年发生一次。投资回报须以周期性来分析，不能断章由某高峰期来估算。例如上一次股灾是1987年，便不适宜用1983年来估算，应从股灾后起投资至另一次大股灾如97年为一周期，才能较准确估算投资的真正确实的回报。
就现时强积金草案纵容高风险投资策略，容许以百分之百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以最后一年才以百分之百资产投入股票市场，并只以现时香港的金融风暴的影响来计算（若用东南亚情况计算，灾害更大），一旦出现问题，非同小可。
在过去十年投资周期，香港私营的整体退休基金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只有6%（假设股票损失3成）。这估算低于年均通胀率8.8%。换言之，强积金草案的高风险投资策略易受金融风暴摧残。
强积金办事处回应1997年投资回报只损失7%；但参考香港上市公司10大家族的资产变化，即可见1997年大多损失30%至50%不等，可见笔者的估计准确可信。换言之，私营强积金的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不能抵受金融风暴的打击，导致市民极大损失。
若以土地基金的稳重投资策略（即30%股票40%债股和30%银行现金），即使遇到相同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1988至1997的周期年均回报率粗估有9.5%（假设股票损失30%）。换言之，对比年均通胀8.8%，仍能保值及些少增值。但据最新1998年6月底结算，土地基金的投资也难以保值。可见亚洲金融风暴的杀伤力。相信现时亚洲大多数采用公积金制度的国家，其基金的损失会是惨重的，将严重削弱回馈能力。
2.失业人数增加，供款缴费雇员减少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失业率急剧趋升，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达10%。这表示有1/10的雇员不能供款缴费，而其雇主供费缴费部分，亦相应损失。那么供款缴费总金额肯定损失了那年度的1/10基金。假若这些情况延续3年，情况将更为恶劣。因为大部分国家的估算很少预测失业率达10%以上的，这将造成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精算测算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3.工资下降，供款缴费金额减少
避过失业的雇员很可能会遭雇主减压工资。因经济不景，失业大军增长，雇主会趁机减工资，以降成本，增利润。当工资下降，自然在供款缴费率不变情况下，雇员雇主双方的缴费金额数目相应减少，导致社会保险总金额也会下降。当然这会影响其财政稳健性。
4.企业困难增多，撇帐和不缴费上升
由于经济不景，很多企业会出现倒闭、裁员、减薪或迁离。结果企业负责供款缴费部分减少。另有些企业勉强维持运作，但难以兼顾雇员福利，于是剥减员工福利。首当其冲当然是社会保障利益：志愿性质的企业退休金，医疗保险等会取消或削减；国家立法规定的社会保障计划，也不一定能应付；不能供款缴费比率会相应增加，直接影响社保基金的财政稳健性。
5.失业人数增加，失业保险及社会援助财政负担加重
由于失业人数增加，自然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多，直接加重失业保险金的支出，导致财政负担加大。另由于失业保险金一般只提供6个月至1年的保障，领取完毕后仍在失业的只能转向领取社会援助金。西方国家例子可见一斑；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金占其总数的4成至6成。现时香港失业人士领取社会援助占社会援助个案总数超过10%，正在走向西方情况。这造成政府财政重担。
亚洲金融风暴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启示
1.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
从上表1至表6的分析结果，投资股市的风险是极高的。即使依国际惯例限制少于30%投资于股市，其后果一如香港土地基金，难以抵御金融风暴，要蒙受损失。故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市。近期美国秘密式的对冲基金的违规做法，亦暴露其缺点及风险，损失过千亿美元，产生国际银行体系的连锁影响，导致美国政府也介入干预及挽救。相信，若没有其他更好的监管方法，这类隐蔽式的危险投机团体，还会是无日无之，在背后操纵金融市场。对于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社保基金，实不宜冒这些风险，以免伤及受保人士的福利。
2.社保基金宜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可保值及创造就业机会
社保基金不投资股市，可转移投入社会服务及基本建设。不但稳健，而且有很大的界外经济效益。现时很多亚洲国家，尚未依政策规划，提供足够的服务，满足不同对象的需要。因此，可以借此机会，增加发展社会服务速度，满足社会需要，从而可即时创造就业机会，聘请人手，提供服务。
投资发展社会服务来增加就业机会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为很多低技术的中年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在一般情况下，低技术的中年人士，不论男女，都是较难与年青有技能的人士，竞争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上年纪的人士亦较难接受技术培训，较难提升技能。但社区服务，如个人照顾、家务助理、家居维修等便民服务，是颇适合中年非技术人士来但任的。因此，这些社会服务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
在较高层面来看，社会服务的发展如公共房屋、教育及医疗等将更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减少贫困。下面以香港情况来说明论点。
现时轮候公屋人士超过15万份申请表。假若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每年兴建5万个公屋单位，将大大减少轮候人数，缩短轮候时间；且能满足未来香港人口的增长，达至800万人。除了较快地满足住屋需要外，其创造就业机会及功能效果是显著的。建造公屋可为建造业带来生意，聘请建造业工人；入伙时，住客需要装修设计，增设家用电器、家什杂物等，产生连锁性的经济效益，使整个销售业、百货业兴旺，自然增加就业机会。在公屋户区内的大型商场会增加零售业的发展。
同样，为了改善教育质素，有必要修建和加建现时的中小学。现时的教职员办公室是非常挤迫，难以发挥老师辅导学生的能力。现时师生比例太大，有减少每班学生人数的需要，以增加老师对学生的关顾。
同样，改善医疗设施也发挥相同的效果。现时报章常有报导医院病床不足，常要加设帆布床；医院人手不足，特别是护士及护理人员等。这些都有必要增加分区医院，招聘更多医护人员，以维持及改善服务质量。加建医院，增设医学科技设备，加聘人手等，将有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因此，发展整体社会服务，不但能改善社会工作服务、教育、房屋和医疗的设施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要，也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也许政策制订者会问：究竟投资入社会服务建设可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且以北京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为例来分析。“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对象是城市的中低收入家庭，希望他们靠自己的经济收入，用10到20年时间，拿出20%到30%的家庭收入，买下这样的一套房。且以北京近郊区县近北京地段：每平方米2000元到4000元可买商品房。若以1997年北京市政府规定的购房成本价，城近郊区为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左右。以一间50平方米小房计算，造价是72500元。若分25年期付款，每月平均要供240元，这供款如同交租，占现时三人家庭平均入息1200元的20%。若订在25%，中下层人士每月供300元，那么有60元或20%的利润。可见投资社会服务基本建设是可保值增值的，还可带来相关社会经济效益。
3.应以基本保障为主，维持低水平的社保金额
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导致股市市值下调，相信不少社保基金损失两成以上。甚者，更会影响基金财务健全性。因此，社会保障金额水平应维持于低水平和保障基本需要为主；不宜过分扩展，来保障社会中产阶层人士。这样会使社保基金保持稳健，即使受金融风暴打击，亦能保证融资充裕，有足够基金提供社保金给予基本需要人士。换言之，在世界金融体系未完成改革之前，甚或改革之后，仍恐怕会有很多隐蔽组织如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等趁机炒卖，应把“维持低水平社保金额以保障基本需要为主”的政策订为长期国策，不宜修改。即使国家经济蓬勃发展，也不宜提高保障金额水平。一则可避免如金融风暴的突如其来的破坏，同时可采用丰富资源用在社会服务式的社会保障，三则更可维持市民工作动力，不因社保金额水平过高而挫伤劳动积极性。
4.不应设立失业保险，造成财政负担
应否设立失业保险常常成为改策的争议。但经亚洲金融风暴一役，其后遗症显然导致大量失业。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仍可维持失业率在5%以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都接近10%或以上。试问要为这么庞大的失业大军提供基本的失业保险金，所花费的财政将会是天文数字。一下子要拿出这笔金额，将会对已备受冲击的经济不景下的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此，制订稳健的社会保障政策适宜避免设立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可改由社会援助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不会跌穿社会安全网。对应付诸如金融风暴的危机，这种社保安排会较为妥善。
事实上，一般西方国家的失业保险安排，都是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半年至一年后，届时若还未能找到工作，只能转移申请资产入息审查的社会援助救济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因此若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根本无须为有一定资产储蓄的失业者提供过渡性质的失业保险金。
即使以没有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中国来说，为所有非自愿性失业者包括那些有一定资产储蓄的中产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将造成很多后遗症。
(1)失业保险财政易出赤字。自1986年建立失业保险以来，1992年失业保险支出，因失业人数增加，便达到前来年总和；1994年的失业保险支出，又是前7年总和的1.2倍；有些地区已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余的基金只能维持200万人一年的基本生活，但据预测，从1995年到2000年，由于企业破产解雇，减产裁员的职工将达1800万人，年均300万人。加大10倍失业保险基金也不一定足够应付（《中国再就业工程实施指南》，1998年）。
(2)失业保险制度名下出现各种开支，包括医疗费、丧葬补助费、亲属抚恤费、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等，难以监管审计。故有提出建立由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会和公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机构，其实效有待证实。
(3)现时适用范围限于国有企业，若推广至各种企业制和打破城乡界限，承担的责任将超越数亿人，包括1.2亿的乡镇企业工人。是否可以承担，实成疑问。
较可行的办法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为失业者提供“安全网”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而有关资源则可用作再就业服务资金，提供职训津贴，以鼓励改进本身技能、转业准备、寻找职业和生产自救。这比设立失业保险金为佳。事实上，现时中国国策也是把失业保险的救济功能放在首位。因此，精简正名，倒不如选用最低生活保障和职训津贴补助来得更直接有效（详尽分析日后可见莫泰基等编，《香港劳资关系与社会保障》，2000，中国劳动出版社）。
5.制定贫穷线，作为社会援助金的安全纲水平
不设立失业保险，则必须有一个妥善社会援助制度。但很多社会援助制度都是因随政治争执而改变，未能有效地提供一适当保障水平，照顾最不能自助者的需要。较有依据的做法是选择适当的方法，制定官方贫困线，以此为社会援助制度的基本保障金，以社会安全网形式，成为社会最后防线，保障市民。这样会有效率地照顾最有需要的人士，并保证社会安定，维持良好治安法纪。
【责任编辑】郑菁
【参考文献】
1 李罗力主编，1998，《第二冲击波——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全球经济大变局》，贵州人民出版社。
2 姜建青主编，1998，《海外金融风潮评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 王航等编，1998，《阻击风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狙击与阻击》，贵州人民出版社。
4 莫泰基，1993，《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香港：中华书局。
5 莫泰基，1999，《消灭贫穷的政策构思》，中华书局。
6 莫泰基等，1996，《扶贫与就业》，理工大学与香港社保学会。
7 《中国再就业工程实践指南》，1998，工商出版社。
8 Asian NGOs,1998,Financial Crisis: Our Response,Hong Kong:Clear Cut
❽ 7月2日“第一财经”报道了量子基金操盘手琼斯在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中详细的经过，在哪里找到具体是什么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070704/02403750337.shtml
前索罗斯基金操盘手：如何制造的亚洲金融危机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4日 02:40 第一财经日报
前索罗斯基金操盘手琼斯：我们如何制造亚洲金融危机？
禹刚
作为索罗斯当年亚洲战营里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琼斯在谈及最终不得不从香港撤退的失败经历时，语调平静地说，“我们(当年)犯了错误”；而对于外界质疑港府干预市场之举，他反为其辩护，“如果港府再有迟疑，整个金融市场很可能全面崩溃。”
1997年7月2日，依照罗德里·琼斯(Rodney Jones)和其他同事的侦查报告和作战计划，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带领和其同样凶悍的其他对冲基金发起了对泰铢的猛烈冲击，泰铢兑美元汇率当天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亚洲金融危机序幕由此拉开。
10年后的今天，罗德里·琼斯在向《第一财经日报》描述起当年情景时，仍然长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那十几个月，历历在目！”
琼斯是索罗斯基金的高管之一，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他以中国香港为中心，并深入到东南亚各国研究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基于他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索罗斯开始注意到又一个令他心驰神往的攻击目标。琼斯随后还向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冲击亚洲货币提供详细作战计划。
作为索罗斯当年亚洲战营里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琼斯在谈及最终不得不从香港撤退的失败经历时，语调平静地说，“我们(当年)犯了错误”；而对于外界质疑港府干预市场之举，他反为其辩护，“如果港府再有迟疑，整个金融市场很可能全面崩溃。”
琼斯日前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细解当年如何为偷袭亚洲货币而提前准备，如何在汇市、股市和期市与香港特区政府展开攻防战的经历，并给出他对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以及索罗斯撤离香港等事件的评价。
1 提前6个月建泰铢沽空仓位
1996年泰国股市依旧低迷，房地产市场则风生水起，不过这其中海外资金和国内的银行成为背后的推手。
琼斯当时驻扎在香港，不过大部分时间是马不停蹄地造访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为索罗斯基金的大举进攻寻找突破口和准备作战计划。“那一年我们在这一地区飞来飞去，我们直接与开发商见面，也与银行甚至当地记者交流。”他发现整个楼市泡沫已经很多，部分开发商支付利息都有困难，“但银行还是帮开发商找来很多美元贷款”。
资产泡沫堆积、外资不断涌入、银行短期外债高筑、开发商勉力支撑但已开始摇摇欲坠，“这些信号综合起来后，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仔细研究，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局势如何发展？”
研究的结果是，这一局面难以维持，琼斯于是向索罗斯建议，沽空泰铢。“为了这一仗，我们提前6个月准备，逐步建立起沽空仓位”。他还补充道，“10年前亚洲地区的央行官员们还没有如今这样的开放态度，我们也跟他们有过交流，但他们并不以为然。”
“我们是1997年初开始行动的。”1月份，索罗斯基金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是大肆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在对冲基金气势汹汹进攻面前，泰国央行入市干预，动用约120亿美元吸纳泰铢，一方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另一方面大幅提高息率，三管齐下，泰铢汇率暂时保持稳定。
“5月份的时候，资金大量流出泰国，泰国开始资本控制，”琼斯表示，“不过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泰铢挺不住了。”
6月份，对冲基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冲击，泰国央行只得退防，因为仅有的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此时已经弹尽粮绝。6月30日，泰国总理在电视上向外界保证：“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不过两天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随后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陷入崩溃。
在此期间，对冲基金还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发起冲击，最后包括新加坡元在内的东南亚货币一一失守。
“不过我们在印尼遭受了一些损失，”琼斯谈起第一波战役中唯一的“不完美”时仍有遗憾，“原因是我们高估了政府的承受力，我们的空仓建得有些保守。”
2 “我们认定香港特区政府挺不过去”
横扫东南亚后，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将目光投向了香港。“香港基本面当时没有泰国那么糟糕，但是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不少。”琼斯分析当时为何选定香港作为第二波冲击的主战场。
在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前的几年中，香港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隐现泡沫，加上长期实际利率为负，导致房地产投机盛行。1984至1997年，主要物业价格上涨12倍，由此造成的经济过热又导致工资水平和股市飙升。恒指在1997年上半年由12000多点升至16800多点，而在7月，恒指更是在一个月内，11次创历史新高，香港出现“全民皆股”的狂热。
琼斯认为，“香港股市，房地产公司和银行的股票占到很重要地位，一旦这两方面泡沫破灭，股市随时会出现危险。”事实上，房地产泡沫还造成经济环境恶化，使得生产和销售成本上升，香港通胀压力逐步累积，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港币在未来有贬值趋势。
“而且我们当初认为维持住联系汇率制度的成本高昂，我们认定香港特区政府挺不过去，”琼斯指出当时决定出击港元时，不看好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住联系汇率制度是主要原因之一。
随后，对冲基金开始了对港币长达十几个月的持续进攻。是役，宏观对冲基金在汇市、股市、期市联动造市，全方位发动了对于港元的立体式袭击：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然后在股市抛空港股现货，并于此前后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量沽售期指合约。
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又分别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香港金融市场惊魂八月
不过，进入1998年8月，情势发生转变，外汇市场对港币的炒卖气氛积聚，各种谣言四起，市场信心岌岌可危。到了8月5日，在美国股市大跌、日元汇率重挫的配合下，对冲基金发起对港元的第四次冲击。
这一次，港府通过出手干预市场令对冲基金铩羽而归，不过也招致外界的批评，认为其破坏了“自由市场的原则”。
时隔多年后，谈论其精心设计的作战计划因港府出手干预而泡汤的这段经历时，琼斯反为战场上的对手辩解，“对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做法的指责是不恰当的，”他表示，“在市场信心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提振了市场信心，避免更大危机的发生，也使得市场免于最终的崩溃。”
那场几乎使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制度陷于崩溃的战役在8月5日打响，5日至7日，对冲基金抛售的港元高达460亿，香港金管局奋起抗击，动用外汇储备接下240亿港元，其他银行也接下46亿港元，金管局还将接下的港币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缓解同业拆息率飙升，保持了港元及利率稳定。
据测算，防守战的头两天，金管局承接了约300亿至400亿港元，远远超过当年财政年度预计的214亿港元财政赤字，而对冲基金抛出的港元，也接近头一年10月冲击港元时的规模。最初几日，对冲基金在汇市上未曾得手。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在股市上也燃起战火，由于投资者忧虑港元继续受冲击，港元拆息扶摇直升，加上已公布中期业绩的蓝筹股公司表现不佳，恒生指数8月6日一开市就下跌近100点，随后一路走低以全日最低位7254点收市，下挫212点，跌幅近3%。随后几日，对冲基金借机猛砸股市，恒指最终跌破7000点大关，至8月13日跌到6600点，大量沽空期指合约的对冲基金斩获不少。
“香港特区政府出手时机选择非常好”
1998年8月10日至13日这四天，对冲基金继续在汇市冲击港元，同时又大肆沽空期指，抛出股票，借市场恐慌之际从资本市场牟取暴利。但这一阶段，表面看起来疲于应付的香港政府却正在计划着一场大反击之战。
由于准备拿出来反击对冲基金的是约960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这是全体香港人多年辛勤劳作积攒下的家产，被看作是保住香港经济的最后屏障，所以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反复衡量。
终于在8月14日，这一场攻防战中一直处于防守的香港特区政府最终选择反击。
“要问香港这一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当时一度怀疑香港特区政府的干预是否能有效，因为时机和战术的选择至关重要。现在看来，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出手的时机选择非常好。”十年后，琼斯回忆起那一天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决出手时，仍表示出相当的敬佩。
14日是周五，一周来连泻不止的股市到周四已经跌近6500点，处于近5年来的历史新低，市场极度沉闷，投资者在无奈中猜测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还会创出什么样的新低。但这一天一大早，一项经过周密计划的反击行动却已悄悄铺开。
股市开市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期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集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
当天上午，港股继续低迷；但至午间，市场传出“政府外汇基金将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港府出手干预股、期两市，正式打响了反击之战。
在恒指跌到6500点的瞬间，特区政府果然持巨额资金入市，通过中银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地吸纳大蓝筹和期货，恒指全天上升564点，升幅达8.47%，为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高达85亿港元，大大超过平时30亿至50亿港元水平。与此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短期融资补充血液。当日，外界估计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超过40亿港元。
港府14日出手的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接下来的3天是周末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休市安排。再开市时，美国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干预的情况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也因此开始反弹。随后，在诸多外围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恢复稳定。
据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在8月14日至28日的两周内，政府吸纳的股票约有1200亿港元，相当于当时整个市场7%的市值，这些股票后来全部交由香港特区政府的“盈富基金”管理。
“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非常坚定，他们的时机选择得很好。”琼斯总结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时称，“我们当时犯了错误，我们必须快速纠正。”
❾ 为什么说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叫什么索罗斯基金的啊
乔治·索罗斯是华尔街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索罗斯家族的资产管理公司就位于纽约最繁华的中央公园附近，这家成立于1973年的公司的核心就是"量子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这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家对冲基金，主要投资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说具体点，就是从事市场投机。上世纪90年代是索罗斯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最"红火"的年代，该公司当时的资产已超过200亿美元，而索罗斯本人也因为在此期间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多次成功投机获得了"国际金融炒家"的称号。他的成功战例有很多，例如1991年，索罗斯断定柏林墙拆除后的德国马克一定大幅升值，遂进行德国马克投机，结果大获全胜；1992年，他再次利用英国退出欧洲一揽子货币后英镑走软之际进行投机，结果又进帐10亿美元……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很多亚洲国家的股市产生了大量的泡沫, 国家的债务结构严重失衡, 为很多国际投机基金所乘....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财政部长塔隆宣布放弃执行了13年的固定汇率制, 一夜间,泰铢贬值20%;
7月11日, 菲律宾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菲律宾比索暴贬;
7月14日, 印尼政府面对不足200亿美圆外汇和1000亿美圆外债,宣布印尼盾失守;
8月8日, 马来西亚政府在国际投机基金的强大攻势下,放弃了捍卫马币吉林特的努力.
国际投机基金在击溃当时号称亚洲四小虎后，转向亚洲“四小龙”
7月中旬新加坡股市汇市跌入深渊;
8月15日, 台湾地区在拥有830亿美圆外汇储备的情况下突然放手,使台币跌破30兑1的心理大关(为政府避免损失, 采取逃避行为);
10月20日国际投机基金登陆香港,5天激战,港圆守住. 但香港恒生指数跌破万点大关,与两个月前相比,港股总市值(4.3万亿港圆)跌去一半,损失2万亿港圆;
11月7日国际投机基金登陆韩国汉城.作为全球第十一大经济实体的韩国仅仅坚持了10天,韩圆失守,跌幅达20%, 12月2日,韩国央行外汇储备仅剩60亿美圆,而此时外债高达1100亿美圆, 其中一年到期的短期外债达800亿美圆,20天内必须归还的高达200亿美圆. 当时韩国总统金泳三悲伤地说:'韩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12月3日, 签署IMF援助协议, 被称为'国耻日'.
以上就是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主线历程，之后亚洲金融风暴波及世界各地, 引起了全球性经济衰退.....
国际投机基金的操作手段一般都为：
1：大量购入该国货币，在汇市大量抛售，迫使政府为维持本国汇率的稳定，动用美圆储备接盘，外汇储备耗尽，政府短期外债到期还本付息压力增大，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
2：作空。 在作空的金融交易中，尤其是期货（股指期货，外汇保证金）交易中，通过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以少量资金进行巨额交易。
3：中国之所以没被波及，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没有开放资本市场让外资进入；中国也没有大量的短期外债；且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基础。
所以国际投机基金没有可乘之机， 不过发生在香港的投机行为就是因为在港上市的大陆企业出的问题。
之所以要把97亚洲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归罪于索罗斯基金是因为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投机基金总量竟达1000亿美元之多。前文说过“索罗斯家族的资产管理公司就位于纽约最繁华的中央公园附近，这家成立于1973年的公司的核心就是"量子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这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家对冲基金，主要投资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说具体点，就是从事市场投机。”...由此我们能了解索罗斯在国际金融界的影响力及号召力，而索罗斯资产管理公司只动用了9000万美元，短短几月时间盈利20亿美元之多。输赢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以上资料大多摘于中体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