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产能合作基金项目

⑴ 中非产能合作需注意哪些法律问题

劳资关系法律问题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遇到的最大法律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中资企业在非洲遇到的劳资关系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地劳动法律要求对当地工人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了用工成本。非洲许多国家的劳动法都要求用工单位对工人进行技能培训，而进行技能培训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培训费用，导致用工成本上升。由于一些非洲国家教育、培训水平较低，当地十分缺乏有相应技能的人员，即使法律没有此项要求，很多中资企业也不得不自掏腰包对员工进行培训。二是当地劳动法过于保障工人的工作自由，导致工人随意旷工现象严重。东非三国的劳动法都非常重视保护当地工人的工作自由，例如，允许工人在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允许工人与用工单位谈判约定工资支付方式，等等。这就导致中国企业经常出现人手不够，不得不临时招聘人员的情况，而对于新招聘的员工不得不重新进行培训，导致用工成本增加。三是当地劳动法规定的假期较多，再加上当地员工缺乏加班意识，导致工程进展关键时期缺乏必要人员。四是当地员工法律意识较强，当地中资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劳资纠纷。在上述三个非洲国家中，当地人也有非常强的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由于有些中资企业对当地劳动法不了解，再加上一些当地员工出于故意敲诈和刁难中国企业的目的，导致中国企业不得不经常应对劳资纠纷。
作为在东非三国投资所遇到的最大法律问题，一些中资企业对如何处理当地的劳资关系法律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些值得推广和借鉴的经验。归纳起来，中资企业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严格遵守当地劳动法规，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劳动规章制度，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减少用工法律风险。很多非洲当地的中资企业都专门将当地劳动法规翻译成中文，供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学习、适用。在了解当地劳动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单位的用工管理制度，以减少在招聘或辞退环节出现的法律风险。
二是采取激励奖赏措施，提高当地员工薪酬水平，提升当地员工技能水平，稳定员工队伍，保障企业用工需求。为了能够稳定员工队伍，防止员工为更高的薪酬跳槽，留住一批熟练的技术人员，一些当地中国企业给当地员工发放的薪酬远远高于当地企业的薪酬水平，并且经常免费提供一些技能培训项目，使当地员工既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也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样他们就会安心在中资企业工作。
三是实行本地化管理，聘请当地律师或与当地法务公司合作，依法应对各类劳务诉讼。一些中资企业为了更有效地依法处理日益增多的劳务诉讼，防止一些当地员工利用中资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而有意进行敲诈或刁难的现象，很多中资企业开始改变观念，聘请当地人员担任人力资源主管，这样便于他们与当地员工的沟通与交流。此外，他们还专门聘请当地律师或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合作，积极依法应对劳务纠纷，维护企业权益。
四是主动与当地员工或有关团体进行沟通交流，改变他们的劳动观念，使他们自觉接受必要的加班，实现双方共赢。在东非三国的劳动法中有很多假期的规定，而当地员工又没有加班的意识，为了保证中国企业的用工，一些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与当地员工或团体主动沟通交流，现身说法，说服他们自觉接受必要的加班。

⑵ 海外舆论如何评价2017年中国经济

全年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增速在经过近7年调整后首次回升……中国经济2017年的优异表现可谓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一抹亮色，海外舆论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对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意义。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大卫·蒙亚耶教授对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6.9%的增长惊叹不已。大卫认为，这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能够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大卫还表示，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西方国家唱衰、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论调并不成立。许多西方机构、媒体和专家学者看待中国的眼光并不客观，他们的论断往往缺乏科学分析，掺入了许多主观色彩。今年，南非将主办金砖峰会，中国则将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大卫相信，一个经济上更有活力的中国将为金砖机制和中非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民营银行——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大卫·萨姆阿尔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市场预期，表明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势头强劲，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复苏和亚太地区保持增长的主引擎。他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稳步推进，经济运行情况与决策设计目标越来越契合。他表示，在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积极效应带动下，印尼经济转型的外部环境更趋稳定；中国连续多年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稳居印尼第三大投资国地位，这些对印尼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扩大就业、技术创新均有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资本有力支持了印尼旅游业、创意产业、数字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表明中印尼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潜力无限。

⑶ 程诚：中国援助非洲，和西方有哪

中国无疑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令人激动人心的案例：它不仅通过40年的市场化改革让7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把自身从一个受援国转化成了全球发展资金的最主要提供国之一。

然而，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并不是依靠外部援助取得的，而且中国在持续提供对外援助的同时，仍然坚持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立场。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以及大量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中国不仅在理论上对于“外国援助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而且在实践中也开始对作为主流国际发展理论核心的官方发展援助提出了挑战。

与西方的官方发展援助严密的制度设计、精密的技术定义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不同，中国与非洲的发展合作更多的是“在干中学”，从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操作模式。

根据中非发展合作数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总结，结合西方的国际发展理论，中国的学者和发展从业人员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以此来解释中国对非援助和其他各种合作方式。

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尝试针对原有援助项目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对于对外援助体系的彻底变革，中国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非援助与发展合作道路。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9、捆绑问题

援助的捆绑（Tied Aid)是指援助国在对外援助物资与服务的采购过程中，使用行政手段要求受援国采购援助国国内产品的。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样数额的援助预算所能采购到的发达国家（援助国）产品远远少于在发展中国家（受援国）所能够采购到的同类商品，因而捆绑比例是影响援助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逐渐从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援助物资主要的生产领域）调整到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传统援助国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已经大规模降低了ODA资金的捆绑比例，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等国都已经实现了对外援助“零捆绑”。

尽管如此，ODA的各种规则仍然使得援助项目多被援助国承包商所获得。直至2007年，一些南欧国家的援助捆绑比例仍然较高，比如意大利的援助捆绑比例为36%，西班牙为30%；即使标榜无私援助的美国，其捆绑比例竟然高达33%；连全球人均收入最高国家之一的奥地利，这一比例也达到了22%。[6]

中国为发展合作所提供的资金捆绑程度也处于较高水平：赠与和无息贷款采购捆绑了百分之一百的中国产品，而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信贷则维持了从90%到70%不等的捆绑比例。这些捆绑条款一般都会在援助与合作项目资金协议中明文列出，获得双方的认可之后再在项目招投标中实现。

近年来，非洲国家和中国之间经济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的捆绑政策已经遭到了国际社会和非洲合作方的较多批评。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在中非发展合作项目中采购更多非洲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降低捆绑比例的要求。

10、援助的融资设计问题

从支持项目融资设计的角度来看，除去技术援助以外，财政援助仍然是当代ODA的主要方式之一，亦即援助国直接为受援国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要求其在满足如民主、善治等要求的基础上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发展项目中去。

虽然ODA为此设计了大量的监管制度（见第8点），但是对于援助资金的贪墨和挪用仍然屡见不鲜，刚果（金）前总统蒙博托就被爆出过贪污十几亿美元援助资金存入海外银行账户的丑闻。相比之下，中国在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中采取了“资源换基建”的融资设计，较好地控制了资金被贪污挪用的风险。

应该注意的是，以上十点是ODA模式与中非发展合作模式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差距。对比ODA模式，中非发展合作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甚至代表着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ODA模式当中也有着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虽然说两种发展合作方式——发展援助与南南合作——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改善，但是二者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所选择的资源却是大相径庭。

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比较复杂，涉及到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历程和由此形成的对于发展问题的不同看法，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对自己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自我认定，以及对于国际关系中平等互利原则的坚持。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ODA是一种受援国依赖援助国的不平等合作模式，关系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不平衡；而中非发展合作则是平等的合作方式，互利共赢是其本质属性。另一方面，本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发展程度高于大多数非洲国家，但是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自身发展任务，需要在国际合作中较多地顾及自身的利益诉求。

近年来，虽然OECD一直尝试劝说中国等新兴市场援助国加入传统援助国的集团，但是中国对此一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中国对于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或者接受ODA范式的拒绝态度不仅仅是出于保持自身独立性的考量，更是因为ODA从本质上就不符合中国方面对于非洲、对于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如果应用其理论框架来理解中非发展合作，结果注定是水土不服。

⑷ 现在的澳门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

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格局看，在国际经贸合作领域中，香港为处于世界经济体系项端的具较强竞争力的既是国际相互联系，又是内地对外双向联系的“超级联系人”；广州与深圳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贸联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澳门虽没有香港、广州与深圳三个核心城市在金融、航运物流、贸易、商务与专业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力，但其在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却有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所没有的对葡语国家进行沟通与联系的“精准联系人”的资源优势。

表1 葡语国家经济比较

4 分步骤推进

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不能急于求成，必须进行系统的规划，明确其总体战略目标及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并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以使建设工作能适时有条不紊地推进并获取预期成效。

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依托粤港澳大平台的建设，不断推进澳门经济建设与繁荣，才能激活珠江西岸经济，加快世界大湾区的形成！

⑸ 非洲欠中国多少钱

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为确保“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实施，中方决定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提供35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信贷额度，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为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各增资50亿美元；设立首批资金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⑹ 谈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1、世界和平建设者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庄严承诺：“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从亚信上海峰会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认同，并多次被写进联合国重要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2、全球发展贡献者

一花独放不是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中国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意在自身实现发展的同时，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联互通的合作平台。6年来，“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从愿景变为现实，推动了一大批项目落地生根，已经成为一条造福共建国家的繁荣之路。

3、国际秩序维护者

从亚信上海峰会到APEC北京会议，从博鳌亚洲论坛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金砖领导人厦门会晤，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到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在一系列多边场合，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加合理、均衡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推动全球增长开出了“中国药方”。从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到设立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从设立丝路基金，到推动人民币正式“入篮”，中国以坚定的信心和雄厚的实力，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方案、贡献智慧、落实行动、留下印记。中国用正义的主张、有担当的行动，将一个一个“不确定性”的问号逐渐拉直。

(6)中非产能合作基金项目扩展阅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从“中国之中国”走向“世界之中国”的国际胸怀，为人类发展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