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管理漏洞堪忧

① 咨询基金的问题

你说希望风险利润都比较一般，那这个基金不符合你的要求，它是股票型基金风险是比较大的。
建议你还是拆分一部分钱去买点债券型或货币型的基金，这样更保险一点。毕竟今年的基金市场不会太牛

② 信托基金的相关疑问

2011年是整个中国信托业最风光的一年，资产管理规模轻松跨过4万亿，成为银行、保险之外的第三大行业。超速发展的背后，是显而易见的刚性兑付压力。
根据数据测算，信托公司今年三季度前面临集中兑付，行业风险加大，甚至可能引起监管收紧。但，信托公司已经预先考虑到这些情况，并作出了反应，就是信托基金化，以达到风险可控目的。这是条创新之路，是否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兑付问题，是否能被市场广泛接受，依然疑窦丛生。
占集合信托发行总量70%以上的房地产信托是信托业兑付压力的主要来源，其2012年全年兑付量为2010年的18倍。而最近的兑付高峰即为3月和6月，其中3月份到期兑付的房地产信托产品规模总计为154亿元，仅此一个月的到期兑付量就为2010年整年兑付额度的2倍有余。
如此巨大的兑付压力，其实更多地植根于一个现实，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信托采用融资性安排，且投向一个固定项目或单一公司。
其具体流程为，信托公司与某一项目公司签订固定收益协议，投入资金并控制相关权证，根据具体协议分批回收或到期一次性回收资金。这种事实上的“类贷款”使得兑付风险集中在一家公司和单一时点上。而一旦遭遇宏观调控，行业整体不景气，兑付风险即成倍放大。
基金化的信托产品之所以与现存的产品不同，是它在发行设计上抛弃了面向单一公司、固定收益的模式，而是允许信托公司对募集来的资金组成一个资金池，进行主动管理，以不同形式投入不同类别的混合资产，同时用开放式的计划，允许投资者中途回购份额。
而在兑付压力的最大来源地产信托上，特色基金化信托产品存量截至2011年年末约为325亿元，占地产信托业务余额的比重仅为5%左右。
在融资类信托受限的情况下，2012年全行业基金化信托产品的比重会有大幅度上升，乐观估计今年全年会接近全部信托产品规模的30%至40%，基金化产品似乎成为了信托公司的救命稻草。
现在发行的基金化产品只是减低了产品本身的风险，对信托公司来说作用不大。因为信托公司的兑付压力更迫在眉睫的是前几年留存下来的产品。如果原有计划对应销售不畅，没有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该由公司承担的代偿还是得做。
银监会早有规定，同一家公司不同的信托计划不能相互接盘。这就使得用新募集资金来接盘旧的项目成为不可能，否则会触及红线。
不仅基金化信托产品对于缓解兑付压力的效果不明显，还有被市场接受的程度实在堪忧。客户对固定收益、看起来比较有保障的类贷款地产信托都已经不接受了，很难说服他们去投一个浮动收益的产品。
把单个项目的信托做成投资于多个项目的基金，其结果是单个信托计划的规模更大，会达到10亿级别。而期限也由2年左右拉长到5年上下。这对信托公司主动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大部分信托公司在运行基金化产品方面不仅缺乏经验，而且缺乏人才。
以地产信托为例，大多数的信托公司熟悉如何控制权证、如何控制风险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特别了解房地产行业跟项目前景判断的人不多，因为他们习惯了看担保、看质押、看项目背后公司的实力。
自2010年年末以来，银监会数度表态，鼓励信托公司研究创设中长期私募基金型信托计划，但市场响应不大。

③ 基金经理频繁跳槽,长期来看基金公司会面临什么问题

手下人跳槽， 无非就是待遇不好，或者内部冲突。 留不住人才 自然很明显这个基金公司出了问题， 就很容易出血一拖五这种， 拖6 7的都有。 整个公司的几只基金就会出现大同小异，没有差别化，一损俱损。 前景堪忧

④ 公积金贷款今天漏洞全部4999

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
贷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需到银行提出书面申请；
对资料齐全的借款申请，银行及时受理审查，并及时报送公积金中心；
公积金中心负责审批贷款，并及时将审批结果通知银行；
银行按公积金中心审批的结果通知申请人办理贷款手续，由借款人夫妻双方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及相关的合同或协议，并将借款合同等手续送公积金中心复核，公积金中心核准后即划拨委贷基金，由受托银行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发放贷款；
以住房抵押方式担保的，借款人要到房屋坐落地区的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抵押合同或协议由夫妻双方签字，以有价证券质押的，借款人将有价证券交管理部或盟中心收押保管。

⑤ 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⑥ 社保基金如果被挪用，谁来补上这个漏洞

国家承担

⑦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存在的问题
1. 对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管力不够
无规矩不成方圆，要使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得于正常化、规范化发展，就需要有特定的法律法规去约束和规范，可是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监管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在基金业发达的美国，对共同基金的规范和监管，不仅有证券法、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而且有基金行业的自律。而国内目前基金监管所依据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投资基金法》还没有出台，行业自律和基金管理人的自我监控尚处于探索之中。这无疑使得我国很多证券投资市场的问题无法得到法律依据，无法可依，这同时给了一些不法份子，利用法律的漏洞，从中牟取利益，投机现象极其严重，违规资金在证券市场兴风作浪，一些机构操控股票，大肆炒作，这严重影响了广大的投资者的合法权利。
2. 证券市场还不够完善，上市公司质量不够高
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比较晚，虽然在1998年之前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即存在少量的证券投资基金，但是证券市场的设立和运作的非规范性，使其大多沦为了以基金的名义募集资金进行股市“坐庄”炒作的工具，已无证券投资基金之实质。而从1998年开始，在“调整投资者结构，稳定市场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发行、托管和运作等方面都符合国际惯例的 现代 意义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才引入中国证券市场， 所以相对来说还不够成熟。
再者，由于管理经验，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的不足，我们国很多上市公司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能完成进入成熟阶段，比方说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畸形表现在国有股权的高度集中和国有股“一股独大”。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公布的统计结果，截至2001年7月30日，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的66%，其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以及政府机构持股数占总股本的51.16%，国有股所占比例居绝对统治地位。由于国有股和法人股都不能上市流通，这种畸形的股权结构便固定化了。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它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控制权方式、运作方式乃至效率等都有重要影响。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国有股股东行为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这一些，都是我国上市公司不成熟的表现。
3. 基金市场的风险过高，缺乏规避风险的方法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基金市场，也一样存在着风险。基金虽然是以投资组合的方式来分散资金，进而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但毕竟任何投资工具都无法免除风险，证券投资基金也自然不能除外，一般来说，有流动性风险、拆价风险、管理风险、贝他风险。利率也是基金的潜在风险，因为利率直接影响着国债的价格和收益率，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基金投资于国债和股票，其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 同样的，政策也会对基金造成巨大的影响，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指通过国家宏观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发生的变化，从而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风险。
正由于我国的基金市场不成熟，导致缺少规避风险的办法，对于存在的许多风险，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投资者对所要投资的基金不了解，盲目投资，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4. 缺乏公众认可的评价体系
我国证券市场缺乏的是全面而准确对基金进行评价，而这是是基金市场的公正与稳定的理念在基金交易中的体现，公正、稳定是基金市场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也是人们对基金市场的终极企盼和最高的要求。对于何为基金公正，理论界和实务操作以及广大的股民的通说，认为基金市场的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方面的内容。但是，这种基金市场公正观念的界定，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基金市场正的一个侧面，即从基金市场公正的内部构造来解释公正本身，而忽视了公正含义的外部揭示，从而使得基金市场公正呈现单面向运行势态，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基金市场没有达到人们希望的公正稳定，这是因为缺乏公众认可的评价体系，广大的股民，上市公司，政府部门，都是基金市场的调节者，需要齐齐参与，共同参与到基金市场的分析，而正是缺乏这样的评价体系，导致很多基金参与者盲目投资，不能客观分析，容易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 这也给一些不法份子一个可乘之机，很多不法份子利用这个基金市场的弱点，用违法的手段诱导投资者，从中牟取不义之财。

⑧ 距离国考24天，最近刷题质量堪忧，求拯救

一、做题过度贪多但不求甚解要不得，做会一类题比做会很多题更重要
目前市面上以公务员考试模拟题预测题形式出现的辅导资料很多，建议考生不要因贪多而购买很多版本的题目来做，这很容易造成做题疲倦，也会因埋于题海导致手忙脚乱，选择一套权威度高的题库来做，专心吃透，通过题目来掌握答题技巧，训练做题速度和准确率，这就够了。要知道做会一类题永远比做对很多题重要。
二、充分利用好历年公务员考试真题是取胜的法宝
模拟题可以做，但绝对不能代替真题，因为没有任何习题可以超越真题的价值。考生在做历年公务员考试真题时，不仅仅要做题，更要把真题当成教材来使用，以真题为轴心，来展开复习，会事半功倍。把真题当作自己的复习指导材料要做到如下几点：
(1)通过查看历年真题题型题量，了解公务员考试题型题量;
(2)总结历年真题各模块考查知识点，在复习中重点复习那些高频考点;
(3)通过历年真题做模拟练习，把握真题的难度，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
三、准确阅读公务员考试题目的题干，快速理解题意
题目做的多了，不少考生就会发现不少题目自己做错了，并不是因为自己不会做，而是因为理解出了错。很多考生在笔试的时候，因为要抓紧时间答题，于是对题目就一眼扫过，然后就迅速判定答案，这样盲目做题，连题目都没有看清就直接答题，错误率肯定很高。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理解不出偏差，快速理解题目问题指向呢?答案就在于准确阅读题干，搞清楚题干要求的是什么，然后再动笔答题。由于公务员笔试时间分秒必争，快速理解意显得尤为必要。
1、常识部分：看清题目就可以了，这种题目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直接选，不要过多纠结。
2、言语理解与表达：关键词、句识别法是最基础的技巧，可以解决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的各类题型，考生阅读题干时要学会找关键词句。下面是常见的关键词句，考生注意查看：
(1)从逻辑层面上：表示重点的词汇(特别是、尤其是...);表示转折的词汇(然而、但是...);表示并列的词汇(又、还...);表示总结的词汇(因此、总之...)
(2)从内容层面上：表示观点(指出、强调...);表示对策(建议、应该...);表示原因(由于、因为...);表示影响(意义、有利于...);指示代词(这些、那些...);动词，表示做法(举办、修订、开展、公布...)
3、数学运算：对于这一模块来说，只有真正掌握了各个考点的答题方法，才可能快速解答，从题干出发解题难度大，考生还是安安心心先学习答题方法，然后在做题中慢慢巩固吧。
4、判断推理：以定义判断和逻辑判断题为例，要先看清问题，带着问题阅读题目，提取出有用的信息。这类题型考生很容易因为失误丢分，在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结束后都有不少考生反映不是不会做，是看错了题目，如题目问的是“不能削弱"，看成了"能削弱"，如果因为这样失分就太可惜了。
5、资料分析：重点要掌握专业术语，如果考生连基本的专业术语都不懂什么意思，就更不谈解题作答了。
总之，题海战术绝不仅仅是多做题，还要针对不同的模块和题型，掌握解题方法，以正确的方法和策略去做题。

⑨ 民间互助理财49800漏洞

民间互助理财一般指1040阳光工程。1040阳光工程是新式传销组织，其活动方式明显符合拉人头、交纳会员、发展下线牟取非法利益的特征，被确认为传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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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时间：2020-12-28，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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