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捐赠基金管理研究

① 请问从那里可以得到《美国基金会研究》这本书

中国非营利组织：定义、发展与政策建议

王 名 贾西津

一、非营利组织的定义与分类

讨论“非营利组织”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及相关的分类问题。这两个方面又都容易引起歧义，故这里首先分别作较详细的阐释。

1.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非营利组织是英文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的中译，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与非营利组织类似的词汇还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第三部门”(third sector)等。1998年国务院将设于民政部的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一词从此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中国官方用语开始被正式使用[2]。这些词汇的含义大同小异，这里不作深入探讨，本文所称“非营利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和上述词汇是相通的，可互换使用。

那么，如何理解非营利组织呢?国际社会对这种社会组织的关注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关注中国的类似组织。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较为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 · 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所谓五特征法，即将具有以下5个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1)组织性；(2)非政府性；(3)非营利性；(4)自治性；(5)志愿性。这一定义被用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后来常为人们所引用。在这一定义的5个特性中，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性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但对非营利组织的其他特征，有人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了修正。

日本的重富真一提出结合亚洲国家的国情，可将上述定义修正为如下6个条件：(1)非政府性；(2)非营利性；(3)自发性；(4)持续性/形式性；(5)利他性；(6)慈善性[3]。他强调亚洲的多数国家属发展中国家，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救助弱势群体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特殊背景，因而应将利他性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以区别那些以相互扶助为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进一步来看，具有利他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其开展活动的主要资金不能来自受益者，而应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和受益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换言之，是否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其资金是否来自向受益者收费之外的其他来源，即慈善性。重富真一的标准比流行的非营利组织定义严格，突出了发展中国家非营利组织扶助救济的重要属性。

在我国，完全符合西方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几乎不存在。但又确实存在一些从行为和运作机制上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因而中国学者大多更倾向于从推动和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将定义限制得过于严格。比如康晓光认为，只要是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即可称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4]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非营利组织都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但这一概念总体上强调的是类似的属性，即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非政府组织被称之为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第三部门”。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在观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时需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地位与实际属性不完全对等。在中国，与萨拉蒙的定义最为接近的法律实体，是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为《民法通则》所承认的社会团体，以及按照有关行政法规所定义的民办非企业单位。[5]但它们并不代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全部，也称不上是典型。这主要与中国民间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登记困境和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公益不足相关。如一些从事非营利公益活动的组织不得不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存在，而一些营利性的培训机构等也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名义上成为非营利组织。同时，社会团体大多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而许多未经注册的组织却在不同程度上合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在国外，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一般依据税收情况确定，如美国非营利机构在国税局申请，大量基层组织并未经过国税局登记而存在，虽不享有免税待遇但具有合法地位；日本除正式登记为NPO法人之外，存在大量的任意团体；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许多合法的“非法人”非营利组织。

第二，处于转型中的事业单位可以被纳入观察视野。由于计划经济下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不仅缺乏独立于政府运作的民间组织，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国家概念下的“单位”。[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这些“单位”逐渐分化成为市场体系中不同运作机制的部门。事业单位正处在转型的时期，一部分已经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实体，更多的还在转化的过程中。而从发展的角度看，事业单位今后必将趋于分化，除少量重要者由国家财政支持成为国立的非营利机构，大量的事业单位或者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独立运作的经济实体，即企业，或者成为社会中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如目前医院的非营利、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已经实施，体现了卫生事业单位转型的思路。

第三，政治性自治组织属于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概念。萨拉蒙在其早期研究中，对非政府组织的界定还有“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限制，但后来特意去掉了这两个条件，扩大了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有人认为在中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以及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也应被包括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中[7]。我们认为，在广义上，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也合乎非政府组织的属性，但其产生背景较特殊，且是一个数量众多的同质群体，因此在研究时需要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开来。

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定义中国非营利组织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但并非面面俱到，需要客观而动态地加以观察和理解。在当前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较宽泛的界定标准将有利于更好地推动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和管理，应当细致分类，以便针对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按其特性区别对待。真正较严格地满足上述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理解为狭义的或典型的非营利组织。

2.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非营利组织分类标准。现行法规体系中只将其划分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对于完善税收与管理体系显然不利。从长远看，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只为会员服务的互益型组织虽可享受免税待遇，但接受捐赠时要计算所得税；只有那些为公民服务的公益型组织不仅享受免税待遇，且其接受捐赠时会得到优惠的扣税待遇。参照这一思路，可将中国现阶段的非营利组织大体上分为会员制互益型组织、会员制公益型组织、运作型组织和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等，其中各种类型下还可以再作细分。另外，人民团体、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团体)，都可依照其组成分别划入这些组织形式中。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事业单位，它们是使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各种非营利性活动的组织，其中包括各种国有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等，这类事业单位在登记管理上属中央编制办。许多事业单位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型过程，部分也将逐渐分化成不同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图1概括了中国现有的各种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图1 中国非营利组织基本分类

与现有法规框架下的分类标准相比，上述分类体系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公益性和互益性作为基本区分标准。“公益”是指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互益”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内的互助性利益。将单纯互助性的社团与公益性社团区别开来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制定。这里侧重说明一下互益型组织，它们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的互益型组织，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其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活动和企业等营利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类组织通常被称之为“经济团体”、“产业团体”、“劳工组织”等，而区别于通常所说的社团。我们称之为经济性团体，由于其与市场经济结合最紧密，在运作机制、管理方法上都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团体。互益型组织的另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如各种学会、同学会、联谊会、兴趣团体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属性。

第二，将基金会单独列出。目前我国的法规体系中将基金会同其他会员制社团统一归为社会团体，而实际上基金会与会员制社会团体的组织性质与运作模式均有很大不同，将会员制组织与运作型基金会区分是当今世界常见的做法，如我国台湾地区分别用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来规范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基金会又按照资金运营方式分为自行运营资金的“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undation)”和专门用于资助的“资助型基金会(Grant-making foundation)”。

第三，将实体型社会服务机构进一步细分。由于学校和医院在满足公益需求中的特殊性和专业属性，一般均被单独列出，并通过特别立法加以规范，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学校法人和医疗法人)等。这类组织因其实体性和服务性的特点，通常不列入所谓狭义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只有1998年公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能够对这类组织加以规范，但即使按照上述条例等级确认以后，也因没有明确的法人地位而在税收上难以定性。因此，我们主张：将非营利医院和非营利学校单独列出实行特殊政策。

第四，给各种非营利组织以更大的法律生存空间。如“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其中大量的是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去民政部注册登记，它们采取多种变通的方式以便生存和活动，包括注册为工商企业等。对于这类组织，不应一概视为“非法”而加以取缔，应依照法律允许它们生存和开展必要的活动。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特征

1.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机遇

截至2001年底，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类社会团体12.9万个，重新登记确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8.2万家。[8]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种状况体现了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主要包括如下6个方面：

第一，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了生存空间。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蕴涵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的能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了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整个社会走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逐步走向深入的政府改革将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政府改革在90年代通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部分资源，政府改革的深化将会进一步触动原有单位体制的核心，政府将从更多的直接控制的领域退出来，将更多更具体的职能转移给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社会中介组织，地方政府创新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加速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进程，这一切都将大力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第三，随着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善，一个法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探索一条走向分类管理和逐步实现法制化的道路，1988年和 1989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又发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国务院在对原有条例作了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时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999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法案《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目前，重新修订的有关基金会登记管理和海外驻华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也有望在近期内出台。同时，要求从法律上明确定位民间组织的修改民法或制定基本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之举[9]则推动着整个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社会转型和多元化的趋势愈渐明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趋向多元化，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宰，单位制度在逐渐瓦解；以基层政权选举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化正在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尽管起步较晚，但它们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已经积极介入并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展开，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冲动推动着中国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种社会事务及其决策过程中，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加入世贸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加入世贸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主要的机遇是拓宽了国际视野并打开了争取更多外部资源的可能性，同时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加快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走向联合与合作的过程；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海外的竞争者出现了，对专业化能力的要求提高，必须适应国际惯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转型需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走向彼此联合与互律等等。

第六，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公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中国自古有着社会自组织和自愿结社的传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改革，随着政府逐步退出许多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行政限制越来越少，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过程的机会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自由权力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推动着整个社会资本的建设，从而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在转型时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面对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际等各方面的环境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充满了机遇；反过来，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将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2.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政府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无论政府也好，公众也好，乃至企业等市场力量，都在推进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被称为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它们与政府改革相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社会化的产物，因此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等受权力控制的垄断领域；另一种是被称为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经济、社会民主化进程有关，是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经济过程、社会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产物，所以他们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和相应的组织资源等，主要来自市场、社会、海外等开放的竞争世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源来源及其所形成的非营利组织，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第一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政府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社会化，表现为：在政府周延出现一大批不以党政面目出现的机构，它们通常登记为独立的法人，往往行使着原由党政机构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补充形式，即在外交、农业、环保等一些政策领域，主要作为相关公共政策的补充形式发挥作用；二是协调形式，即在如冶金、纺织等一些行业管理领域，主要作为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管理的协调形式发挥作用；三是执行形式，即在如妇女、劳工、残疾人等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领域，主要作为政府特定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形式发挥作用。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模拟政府的行政性或自上而下的官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强的自治性，以及基于不同利益形成的面向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维护、自我主张、自主决策的冲动。这样双重属性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回归政府的行政化倾向和走向民间的自治化倾向。前者表现为这类组织对于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包括编制、预算、职能、地位等，有着依然强烈的执念，会在各种适当的场合努力靠近党政机关并积极谋求来自上面的庇护和特权；后者则表现为随着这类组织的成长，他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干预过多及其严重的束缚，会积极谋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权，并努力争取来自政府之外的各种有利的资源。

第二条道路可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自主化道路”，其基础在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民主化和广泛的公民参与，表现为：在党政权力不及、政策失灵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往往依靠精英人物发起成立一定的组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他们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利用来自民间的各种资源，瞄准一定的社会问题开展积极的活动。具体形式体现为8个方面：(1)出现一批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精英组织，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2)出现如天则研究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独立的思想库；(3)出现一批依托城市社区的志愿者组织；(4)出现一批依托大学、开展公益咨询的专家组织；(5)出现一批主要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福利组织；(6)出现以大学为背景、面向社会的大学生组织；(7)出现市场经济孕育的自发性行业组织；(8)出现深入农村基层的民众组织。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转型时期典型的多样性、自发性和随意性，具体表现为：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这类组织的发展，使其在组织的规模、绩效、影响、社会公信度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上述两种类型的组织和相应的两条道路，其实衬托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艰难处境及其还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过渡性或转型期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还很难真正成为独立于政府的自治组织，尤其进入法律登记体系的非营利组织，许多还保留着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色彩；而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非营利组织的营利行为，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三、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困境的分析

尽管总的来看，非营利组织已经并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就其能够和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和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相比，和正在兴起并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和改革开放中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需求相比，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显得明显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它们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像我们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 (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无法开展正常的活动，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也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性活动或者违法活动。在人力资源方面，绝大多数受到政府支持的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中，基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机构，其中有许多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很多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没有或几乎没有固定的人才渠道，定员和编制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志愿者开展活动，这导致了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家长制等问题。

第二，能力不足。资金、人才等资源不足之所以制约组织的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限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这里所说的能力是综合来看的，包括一个组织的活动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扩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资金筹措能力比较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比较弱，加上组织管理不规范、不透明、不民主，又缺乏评估和社会监督，使得它们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普遍的社会公信，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国内外无数成功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领导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但我国现行组织人事制度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非营利组织，使得其中难以产生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优秀的领导人。

第三，缺乏自治。从前述非营利组织的五个特征属性看，无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还是自治性、志愿性或组织性，在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身上都表现得不鲜明。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缺乏自治。中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由各级党政机构所直接创办，或者本身就从党政机构转变过来，或者由原党政官员及与党政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所创办。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即使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在业务主管单位上，也会受到政府各方面的限制和干涉。这种状态随着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仅束缚了自身的手脚，也严重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解决这种政社不分的问题，需要实现体制的转变和观念上的革命，充分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使其成为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自治组织。

第四，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呈现巨大的差距。就区域不平衡来说，不仅东西相比西部发展严重不足，沿海和内地相比内地发展严重不足，而且同为东部和沿海，区域之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很大差距；就城乡不平衡来说，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非营利组织发展得较快，开展的活动较为集中，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和公信度也较高，但是在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扶贫开发的少数外来的非营利组织之外，真正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很少，社会对这些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也很少；就不同领域之间的不平衡来说，非营利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营利组织进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整体部门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以上简要概括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由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和能力建设不足所造成的。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处在转型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价值观念、治理模式与体制的根本转变。

第一，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构建的双重缺陷。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相比社会经济的迅速变迁，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空缺。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而言，首先面对的是来自现行法规和政策上的严格的制度限制。当前我国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10]、分级管理原则[11]和非竞争性原则[12]，都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它们设置了一个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高得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非营利组织通过登记注册来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一旦登记成立，除了象征性地接受财务管理方面的“年检”之外，没有任何日常性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约束，同时也难以落实有关公益事业的减免税待遇。其结果，使得整个第三部门内部良莠皆存，实际上损害了真正的公益组织。近来频频出现的公益腐败现象，包括挪用巨额善款进行非正常投资等问题，其根本原因也在于非营利组织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国外一般按照宗旨、收入分配及其开展的活动严格划分营利和非营利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并对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给以不同的税制待遇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国内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和明确规定，比如把本来就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两种类型的民办学校全部规定为非营利，对

② 中国有名的“铁公鸡”富豪，向美国高校捐6亿，如今怎样

2020年的开始并不那么美满，发生了很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国爆发了一场疫情，规模十分庞大，这次的疫情对于我国的影响非常严重，人们大多失业只能待在家里，连门也不能走出，还让很多人没了工作。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因为没办法继续挣钱，但却要持续性地缴纳租金，加上各种资金问题因而宣告破产。

人看待事物时不要太过主观，就事论事的话，潘石屹也并没做错，他挣的钱想怎么花是他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他为国外大学捐款就指责他做错了。不过话虽然这么说，但潘石屹前后的两种行为，似乎也令他时常处在风口浪尖上。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③ 科学家杨振宁的夫人翁帆图什么为什么她向清华大学捐献200万美金

硕士研究生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读博士学位，商贾世家出身的翁帆，也是身出名门，但这一切光辉在“杨振宁”三个字的辉映下，所有人都选择性失明了。

让她的名字名扬四海的不是她突出的工作贡献，是她与世界顶级物理学家杨振宁相差54岁的老少恋。

很多人说翁帆顶着压力陪杨振宁走过十几个年头，如此安排实在不值，说出这种话的应该和当初骂翁帆的是同一批人吧？

翁帆作为曾经历过婚姻的高级知识分子，出于爱情也好，出于崇拜也罢，对于婚姻的决定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甚至当年二人就约定了今日的遗产分割问题。二人的结合不违背道德法律，也没有影响他人，那就是值得祝福和理解的。



④ 代表建议建立国内外高校学分互认机制，对留学生来说都有哪些便利

我觉得建立国内外高校学分互认机制，对留学生来说，可以为学生在国内外高校间转学提供便利，更好的解决归国留学生学籍问题 。回想之前，因为疫情，很多在外留学生不能入学，如果有了这种国内外的高校学分互认机制，我国在外的优质生源也就能回国借读或正式入学。

⑤ 向耶鲁大学捐款的大学生张磊的个人资料

张磊，男，中国国籍，美国耶鲁大学2002届毕业生。是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ilhouseCapitalManagement）的创建人。2010年元月初，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宣布，耶鲁2002届毕业生张磊已经承诺，将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888.8888万美元。这是目前为止，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中文名：张磊 籍贯：河南省驻马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72年 职业：商业 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耶鲁大学
张磊（音译），1972年出生在中国河南省驻马店，于1989年考进大学，当时中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高考那年张磊所在的省有10万考生参加考试，而张磊一举夺得第一名。后来，张磊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张磊选择的专业是国际金融。
1998年，张磊申请到美国的大学读研究生，而那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到海外学习。他可以到很多相当优秀的学校就读，但是张磊选择了耶鲁大学。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国际经济专业，同时攻读国际关系和工商管理硕士。回到中国后，他以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作为初期投资，以3000万美元开创了高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如今（2010年1月初），他的运营资产已达到25亿美元。
另据相关媒体在网站上搜索到《湖南日报》2007年1月15日的一篇报道说：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周强前一天会见了耶鲁基金中国投资机构总经理张磊和网络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一行。[1]
张磊[耶鲁大学毕业生] - 捐款事件
2010年1月4日，据耶鲁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网站消息，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宣布，耶鲁2002届毕业生张磊已经承诺，将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8888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捐赠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张磊称：之所以选择捐赠888.8888万美元，是因为数字8在中国文化中有特别含义，其发音类似“发”，代表了财富和运气。据悉，这笔捐款将主要用于耶鲁管理学院新校区的建设。另外一部分作为奖学金，提供给“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国际关系计划项目，以及资助耶鲁各种和中国有关的活动。
张磊[耶鲁大学毕业生] - 相关评论
批评
网友就张磊为何捐款给耶鲁大学而非中国大学展开激烈争论。不少网友对此事表示不满甚至气愤。网友“独钓寒江”发表博文说，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校友，给人家捐那么多，特悲哀。“这些钱能盖多少希望小学？能救助多少有需要的人？洋人挣咱们的钱还挣得少吗？”他称张磊此举是“数典忘祖”。

⑥ 人大代表杨松建议建立国内外高校学分互认机制，这种机制有何优缺点

优点就是能够让海外的学生在疫情期间能够尽快回归到国内生活，但是缺点就是国外回国的人多种多样，教育程度不一。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些职业正以空前的速度出现或消失。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的学术和发展计划的指导一直无法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学校，教师和父母都需要改变传统的职业教育观念。同时，国家要重视对职业生涯规划人员的培训，通过校企联动等方式积极调动社会资源，促进青少年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同时杨松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大学捐赠基金管理制度，创建大学捐赠基金良性循环生态的建议。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我国的教育经费来源正在逐步趋于多元化，但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社会教育潜力尚未得到有效挖掘。她建议国家应制定和完善有关大学接受捐赠的相关政策和制度，鼓励和支持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加强大学校友会的建设，增加非校友个人，公司，组织的社会捐赠。

⑦ 众美向浙江大学捐赠的基金主要意义是什么

众美捐赠此项基金的主要用途：
支持浙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支持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新发展。

⑧ 为什么美国的著名大学越来越富

虽然美国的经济每年只以百分之三的速度在增长，但是美国各著名大学的捐助基金(Endowment Fund)都是年复一年地以两位数的高速在增长。虽然美国大学的捐助基金都是以非营利(not-for-profit)组织形式管理，但是它们的收益率却让一些盈利公司也望尘莫及。虽然美国的很多小型学院仍然为紧张的预算而挣扎，但是美国的著名大学确是越来越富。去年，哈佛大学的捐助基金以23%的增长速度接近350亿美元，耶鲁大学的捐助基金去年以28%的增长速度达到225亿美元，斯坦佛大学的捐助基金去年以23%的增长速度达到172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的捐助基金去年以25%的增长速度达到158亿美元。庞大的基数以及快速的增长使得这些学校的捐助基金雄踞美国四千所高等院校之榜首。从历史上讲，美国的大学捐助基金平均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作为一项慈善事业，美国的大学捐助基金为何有如此优良的表现？美国的著名大学为何有如此突出的业绩？

慷慨的校友捐助。捐献给学校，捐献给自己的母校是美国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成功人士来讲尤其如此。捐助基金的最大来源是校友。这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遗产。 1996年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现任行政主管斯蒂弗"鲍尔默为其母校哈佛大学捐献了两千五百万。 2007年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为其母校斯坦佛大学捐献了7500万美元用以建立斯坦佛环境大楼。 2000年国际数据集团的创始人Patrick McGoven为其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捐献了突破历史纪录的三亿五千万美元用来建立脑研究院。 2007年Koch工业公司的副总裁David H. Koch为其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捐献了一亿美元用于建立癌症研究中心。每次大的校友捐献活动总是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并且进一步推进美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 每所大学也定期地推出大型募捐活动。去年斯坦佛大学发起了43亿美元的募集活动，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各自发起了40亿美元的募集活动，耶鲁大学发起了30亿美元的募集活动。宾夕法尼亚大学最近发起了35亿美元的募集活动。教育界正在预测哈佛可能很快会推出50亿美元的募集活动。

良好的基金管理。捐献基金保值或者增值并且服务于大学的长期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基金管理方式来保证。大部分大学雇用外部基金经理来管理捐助基金。哈佛大学是少有的学校之一拥有自己的投资队伍。美国著名大学都创建了管理自己的捐助基金的独特方式。哈佛大学的捐助基金由哈佛管理公司来管理，并且以政策资产组合(policy portfolio) 而著称于世。在2002年度的哈佛捐助基金政策资产组合分配比例中，国内股票占15%，外国股票占10%，新兴市场占5%，私募基金占13%，绝对收益基金占12%，高收益证券占5%，商品占13%，地产占10%，国内债券占11%，外国债券占5%，通货膨胀指数化的债券占6%。耶鲁大学的捐助基金以首创绝对收益基金而著称。在2006年度耶鲁大学的捐助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绝对收益基金高达25%，国内股票占12%， 固定收入投资占4%， 外国股票占15%，私募基金占17%，实物资产占27%。在耶鲁大学捐助基金的绝对收益投资项目中，基金管理者使用事件驱使战略(event-driven strategy)在公司兼并，公司购买，破产重组，公司派生方面投资，使用价值驱使战略(value-driven strategy)在对冲资产与证券中投资。正是这些创造性的投资战略使得哈佛捐助基金从1990年到2005年以21%的速度增长，耶鲁捐助基金在过去二十年间以16%的速度增长。普林斯顿大学捐助基金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以16%的速度增长。斯坦佛大学捐助基金在过去十年间以15%的速度增长。

规范的专项使用。捐助基金为大学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保险。在哈佛大学的三十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有31%是来自于捐助基金的贡献）。在斯坦佛大学的三十二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有18%是来自于捐助基金获得的收入。美国著名大学都谨慎地使用捐助基金。预算使用捐助基金一般不超过基金总量的5%。11%的增长速度（著名大学的增展速度更高），5%的使用限制，另外结余的资金就年复一年地累计在用以再生的本金上了。尽管每个大学的捐助基金数额庞大，但是捐助基金品种更是繁多，如哈佛捐助基金有接近一万一千个。每项捐助基金有非常明确的用途。捐助基金多用于教授位置的设立，奖学金的建立。用捐助基金设立教授位置会减轻大学财政预算的负担同时也提高教授位置的声誉。无论对经济需要的学生还是对学业突出的学生，奖学金的设立都为学校选拔优秀学生提供了可能。对大部分美国优秀大学来说，用捐助基金设立一个教授位置需要一百万到三百万美元的捐赠。用捐助基金设立的教授位置或奖学金不是一年，也不是五年，而是永远的。规范的专项使用捐赠是管理捐助基金的一项重要原则。Patrick McGoven为麻省理工学院捐献而建立的脑研究院设立十六个McGoven研究学者，其中包含十个跨学科的McGoven教授位置，并且要求脑研究院的预算的75%应该来自研究基金支持，剩下的25%由McGoven捐助基金支付。捐助基金既受到基金规则的约束也受到捐助人或者其后代的监督。1995年耶鲁大学在如何使用捐助基金问题上与捐助人发生了分歧致使耶鲁大学为捐助人赔赏了2000万美元。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捐助人的后代起诉普林斯顿大学，声称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按照他们父母的旨意来管理和使用捐助基金。此案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如果一旦普林斯顿大学在此案中败诉，普林斯顿大学将面临着赔赏八亿八千万的危险。这些案例都为大学规范地使用捐助基金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⑨ 知乎· 在美国大学的捐赠基金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其实大部分美国大学基金会就是一种FOF （Fund of Fund），只不过没有直接客户的压力，而程序上只需对董事会负责。至于内部工作如何，基本上每家学校各不一样。在我知道范围内，大概介绍下。
首先，分两类：一， 公共的-大多是公立大学的基金会，如加州大学，德州大学。这类基金会需要向公众定期报告。几个特点：
1. 由于需要公开很多信息，这样子学校基金可能会丧失一部分的超额收益，因为不共享仓位的投资经理会被排除。从投资配置的角度讲，这样就有了偏见。如果你不是因为认为不透明的经理比透明经理表现要差而做这样的决定，理论上你的配置不是最优的。
2. 公共的大学基金管理人员的薪水要公开，如果完全市场化的薪水结构，会受到很大的公共压力。
3. 会收到很多公众的质问，需要PR部门支持。公共关系很重要。
二，私有的-大多是私立大学基金会。如哈佛耶鲁。
1. 由于是私有化的部门，这类的大学基金会不需要公开太多信息。
2. 基金管理人员薪金可以完全市场化，只要董事会批准。之前有新闻爆出哈佛的交易员几百万美金薪水遭到董事会质疑。

3. 投资也更自由，工具更多，可投资的范围更广。大学基金会是非盈利组织，从公司本质上就决定了整体工作节奏跟各大对冲基金投行肯定是要慢些。而且大学基金是买方，各大基金经理，咨询公司，资管公司，软件公司都会到你办公室来揽生意。另外，个人觉得，由于跟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的大学基金的学术气氛浓厚，有很多高级经理同时也是教授，也经常会有学术大牛来探访。我曾经打开过一个“古老”的EXCEL模型是由William Sharpe（诺奖得主，Sharpe Ratio公式发明者）亲自编写，蛮惊讶的当时。这些人都是慢性子，所以大学基金大都是四平八稳的。
现在把题目延伸出去一下下，从投资角度来讲，大学基金的两个主要特征：
1. Allocation 比 Selection 重要！大学基金其实就是allocator。 资产配置对总体收益的影响比选择出好经理人影响要大的多。毕竟大学基金讲究的是Diversified，表现再好的经理，在整个portfolio下不见的占比能超过个位数百分比的。
2. 大学基金是长期投资者。捐赠金从技术角度上讲是最追求长期收益的一种资本，因为捐赠金没有obligations。如果学校没有财务上的需要，理论上捐赠金是不用考虑“赎回”的。所以如我之前答的一贴里问的，这就是为什么VC/PE拿了很多养老金捐赠金的投资。因为长期投资者可以拿流动性缺失的超额收益，这正是VC/PE提供的。也正因为是长期投资者，所以在大学基金里的人都有很长的工龄，流动性较低，这也复合了整个基金的格调：长期稳定的增长。稍微讲下耶鲁和张磊，据我所知，张磊只在耶鲁实习过，但是这就够了，因为结识了David Swensen，当代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或者没有之一）。而且张磊本身当时能力就很突出，已经够格可以当基金经理了。Yale给了第一笔钱，也带动了其他几所学校基金。加一句，现在前10大美国大学基金，有6家还是7家的首席投资官都是David Swensen以前的手下。

⑩ 美国本科申请捐赠入学的学校有哪些

美国人向来有捐赠的传统。许多美国私立大学因捐赠而起源，因捐赠而发展。大学对捐赠很看重。许多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是以建校早期的主要捐赠者命名的。许多大学的建筑上，只有两类人的名字会被铭刻在大理石上：为国捐躯的校友和重要捐赠者。
为什捐赠对这些大学如此重要？有别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著名大学大多数是私立。私立大学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直接的财政资助。大学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学费，捐赠和向社会（包括政府）承担的研究项目。其中捐赠占了很大的份量，越是有名的大学越是如此。以哈佛大学为例，2009年哈佛大学校务支出总共是35亿。35亿是个什么数量？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全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其中33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5亿。而哈佛大学支出的35亿中，近17亿来自它的捐赠基金。
请注意捐赠基金（endowment）和捐款（donation）是相互关联的两个不同概念。捐赠基金来源于捐款和投资，是大学多年接受捐款的总和，以基金形式存在，投资组合由股票，债券投资，风险资金，房地产等形式组成。全美国的大学2007年一共收到295亿美元的捐款。收到捐款最多的是斯坦佛（8.3亿）和哈佛（6.1亿）。近十几年许多大学捐赠基金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比如哈佛大学在2007财政年度收到的捐款为6.1亿美元，但捐赠基金却增加了57亿。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80所大学的捐赠基金超过10亿美元。2008年哈佛的捐赠基金为365亿美元，耶鲁紧随其后，为228亿美元。为了保证大学的持续发展，一般情况下每年从捐赠基金中仅抽出5%作为大学当年的运行支出。
形形色色的捐款动机
向大学捐款的人包括校友、公司、非盈利组织，甚至包括外国政府。通常校友捐款占了很大的比例。据2008年的数据，大学捐款30%直接来自校友。即使其它来源（如公司或非盈利组织）的捐款，常常也有校友在其中起促进作用。大多数参与捐款的校友，属于中产阶级的芸芸众生。捐款额不大，不会在学校的大楼上留名，也不会上报纸。他们的捐款动机很单纯，只是出于对母校发展的关心。校友参与捐款的比例以PrincetonUniversity和AmherstCollege最高，达61%左右。
为什么美国大学能吸引这么多校友的捐款?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对母校的家族感。许多大学，尤其一些私立大学，对学生的关照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如果你申请大学之前想到该大学看看，招生办公室会有专人接待，安排你直接体验学生生活，在学生宿舍住一晚上，在学生食堂吃饭，到教室旁听课程，到图书馆和实验室参观等等；你刚收到录取通知书，你所在地的校友联谊组织马上会组织聚会，安排与当地校友见面；上大学后如果你设想将来学医，学校会安排你假期在某位当医生的校友家住一个星期，白天带你到诊所旁听，到医院参观，晚上带你去听音乐会，去游览；毕业后找工作，学校会鼓励各地校友会协助；如果你毕业后从事低收入的社会公益活动，你的学生贷款可以延期回付甚至被减免；你毕业后无论到哪里工作，校友联谊会无处不在；甚至将来你的子女申请你的母校，还会有特别的优待，即所谓Legacypreferences。经过这种长期的感化和洗脑，自然而然会对母校心存感激，待机回报。
这种家族般的依附感加上社会上对名校的追捧，自然会派生出一种精神贵族的感觉。美国没有皇室，没有世袭贵族，但从私立名牌大学那里，看得到社会上对于欧洲传统文明的向往。校园建筑总是古色古香，庭院和图书馆总是充满贵族气息。在私立名校中占主流的通识教育（generalecation)更是继承了古希腊培养贵族的博雅教育（liberalecation）的传统，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甚于专业训练。受这种气息的熏陶产生的荣誉感和母校的兴衰直接相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的金融风暴虽然重创了大学的捐赠基金（大学捐赠基金普遍缩水20~30%），也让许多校友囊中羞涩，但一些名校参加捐款的校友人数反而有所增加。这使得这些学校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经济资助不减反增。
所以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不论是读本科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在关注综合排名、专业排名之外，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校友和捐赠。因为校友是学生未来就业和发展的潜在人脉资源，而校友的捐赠则为大学的硬件软件带来了有利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