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股票

A.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企业家是谁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张謇在当时对南通的建设已经有很清晰而前卫的规划理念，包括与西方建筑理念相结合的花园城市。这些理念的实践使得南通被现代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1)张骞股票扩展阅读：

黄金时代：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

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

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B. 甲牛战争后,张謇创办实业情况如何

兴办实业
张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20]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14]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20]

大祐垦植公司棉行旧址 (46张)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21-22]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23-2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25]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26]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27]

张謇 (3张)
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26]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28]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东台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

黄金时代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政治共舞
张謇塑像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来临
张謇铜像
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C. 张謇有什么朋友

沙元炳

沙元炳与张謇的出身不同，一个出自书香门第，一个起自田舍小户。但两个人经过各自的不懈努力，沿着科举的台阶不断攀登，同时金榜题名，一个进士及第，一个大魁天下。他们都进入了当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翰林院，一个被授修撰，一个受任编修。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们一起辞别朝堂，开始了共同合作的创业之路。

沙元炳（1864-1927），字健庵，别号䃣髯，江苏如皋人。父亲沙宝臣（字瀛仙），母亲孙濂贞，博学多才，教子甚严。沙元炳自幼好学，手不释卷。光绪七年（1881)院试录为附生，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中举。沙元炳与张謇相识，是“执徐之岁，邂逅京师”。“ 执徐之岁”即为辰年，亦即光绪十八年（1892），他们都参加了这一年的会试，于是“邂逅京师”，结果沙元炳中式贡士，而张謇名落孙山“乃弃其试具”。 光绪二十年（1894），两人“再就公车，遂同庭试”，经殿试，沙元炳择为庶吉士，而张謇则成了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七月八日，沙元炳返乡；而张謇这个六品京官则卷入了帝后党争，直到九月十七日父丧丁忧南返回乡。这以后，两人过从甚密，时有书信往来，也利用一切机会相见。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张謇往东台时往返途径如皋，就曾两次拜访沙元炳，沙元炳专门设宴招待。他们也曾讨论过“通、海、如、泰合练乐舞事”，张謇还为沙元炳的父母七十寿辰写了寿序和寿屏。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已经投入实业的张謇进京向翰林院去销拖了很久的丁忧假，与沙元炳京师相遇，一起住进会典馆，一起参加了保和殿散馆试。之后，他们目睹了自己的恩师、帝党首领和戊戌变法枢纽的相国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以后，“忧心京京，朝局至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痛失信心。沙元炳“以二亲年高，谒告归养”，六月三日，他与张謇一起离京南返。张謇自嘲说：“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沙元炳回家后名其书斋曰“志颐”，决心“读书养志，以终其身”。此次两人弃官回乡，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气，从此一心一意致力于兴办实业和教育，造福桑梓。

沙元炳为发展通州及如皋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与张謇一起兴办学校，改革教育，实施教育救国，“启迪民智，御侮图强，洗雪国耻，振我华夏”。

沙元炳参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张謇集通、如、泰、海士绰议设师范学校，沙元炳参加了会议。二月下旬，张謇去江宁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首先兴办师范，一年后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三年后各府立中等学校，五年后各省设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大学校。此举受到刘坤一周围守旧官员的攻讦，刘坤一则暮气渐增，下不了决心。于是张謇回到通州自行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三月十九日，沙元炳等陪张謇于城西京江公所等处勘定校址，最后确定利用城东南濠河外千佛寺废址建校。四月二十一日张謇将拟定的《通州私立师范学校公禀》寄给沙元炳等人，经会商修改后，由沙元炳寄送刘坤一批准。五月十三日，张謇与沙元炳、范当世等会商开办师范学校的具体事宜，并拟定《通州师范学校开办章程》。十月，沙元炳与张謇一起应移督两江的张之洞之邀去江宁议商教育，又一起参观了拟改新式学校的文正书院。返抵通州后，沙元炳又马上到通师拜访张謇。次年四月一日，我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师建成开学。通师虽然主要培养小学教师，但师生的程度都非常高，最初聘任的一批教员中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共十八人，学生都是原来的秀才，由于报考的科举士人很多，学校不得不宣布“学生遵旨不取举人”。学校后来又陆续创办了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还建立了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博物苑、测候所（气象台）等，超出了中级师范的范围，显然是想往大专学校发展。

沙元炳还参与了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江苏省南通中学）的创办。有资料显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日，沙元炳作为如皋代表参加了张謇在通州南门外濠河边通海五属学务公所召集的通州视府、海门厅、如皋县、泰兴县、静海乡五地士绅商议设立中学事项。此次会议提议事件六项：定名、校地、校舍、名额、筹费、筹备。会后形成了《通海五属公立中学集议要略》，从而奠定了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的基础。

几乎在此同时，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沙元炳创办了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乙种商业学校等新式学校。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创办之初，沙元炳为总理，张藩、马文忠为副办。校址用的也是近于废弃的庙宇，即南东岳庙和常胜庵，拆庙搬掉了偶像。次年，附设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兼办附属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兼办中学，易名为“如皋初级师范兼中学附属两等小学堂”。1912年更名为“如皋县立师范学校”。在办学中，沙元炳以“贵全”为教育宗旨，立“沈笃醇和”为一代学风。在建校的过程中，沙元炳满腔热忱，全力以赴，邀请张謇、李审之等知名人士商讨办学事宜。他四出奔波，勘察校址，筹措经费，规划校舍，延聘教师，可谓事必躬亲。光绪二十九年（190 3）校舍全部建成后，计有楼房和平房174间，教室、会堂、讲台、饭堂、操场等均可适应需要。师资建设方面，沙元炳举贤任能，不论亲疏，不分畛域，南至福建，北达直隶，旁及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广揽人才十余人。他苦于国内缺乏理化、教育学、外国史地教员，就委派协办张藩到日本一面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师范教育，一面聘请日籍教员。同时又选派教员任为霖、姜渭璜等和学生邹土冕等赴日本留学，学成回校任教。教学改革方面。沙元炳要求教员钻研教材，认真备课，按学科采取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做好课前预习，课堂练习，课后复习，以体现如皋师范的教学特点，“贵使学生于受业之际，须会教授之有法”。在教学改革中，着力于教材建设。沙元炳提倡自编教材或对原有教材进行增、删、改。不论自编还是修订教材，他主张“中西结合，讲求实益”。当时开设的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外国历史、外国地理、教育学、体育等学科，属于新学范畴的课程，占总课时的一半以上；“讲经读经”课程，开始作为必修科，旋改为选修科，进而只在国文课内安排一些章节。沙元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中国，培养具有“事事之实”的专门人才。沙元炳在他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和实践环节。他仿照日本建立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三个教育体系以刷新教育的做法，先在如皋师范学堂内附设了中学堂与测绘专修科，后又创办了“如皋乙种工业学堂”和“如皋县乙种商业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将如皋公立高等小学堂改为如皋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堂，给师范生提供实习场所。三年后又将附属高等小学堂扩充为附属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应如皋知县周松孙和沙元炳之邀到如皋高等小学演说，张謇说，“江北学校，通、如最先而最多。如皋设无健庵倡之，焉能如此？校之规模稍逊于通，然非扬属所及，可喜也！”，对沙元炳的在教育方面的杰出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了推进教育，成立了通海五属学务公所的地方自治组织，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沙元炳和张謇、孙宝书一起出任议长，议员十三人（通州、静海五人，海门、如皋各三人，泰兴二人）。通海五属学务公所成立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州金沙、如皋石庄之初等小学校及泰兴高等小学校，先后为愚民所毁，均维持之”； 陆续在各地兴办了一批中学和小学，“先是通州已成立初等小学校五所，是年力增九所”；九月，清廷诏废科举，“遂主张进行之法，为齐一课程，综核教法，议设初等小学调查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日，张謇邀集士绅四十人在通海五属学务公所议商设立公立中学校事宜，沙元炳出席会议。会上讨论了学校定名、校地、校舍、名额、筹费、筹备等六件大事，形成了《通海五属中学集议要略》的文件。以后围绕办学问题又先后进行过两次会议。是年八月，校舍兴工；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工竣；宣统元年（1909）二月十六日正式开学。从而诞生了南通历史上第一所中学，这就是现在江苏省南通中学的前身。

作为张謇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沙元炳积极支持张謇“舍身喂虎”，创办实业的壮举。他除了投资张謇的一些实业外，还直接与张謇合作创办实业，甚至主持实业的经营活动。

沙元炳与张謇一起创办了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创办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动议，最早发轫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大生纱厂已经建成，其他企业亦相继兴办。“民船转运迟而偷漏多，难济厂需，故议购小轮拖运”。是年正月，张謇结识了在上海开办永安轮船公司的浙江人朱葆三，议租他的“济安”小轮，为突出大生纱厂标识，改名为“大生”。因租价低廉，又允许搭客。朱葆三见有利可图，于是提出通沪合股经营，通股一万二千元，沪股二万元，定由朱葆三负责经营管理，从此“大生”轮开航于通州、海门、常熟、上海等地。但是，通沪合作之初纠纷即起，而两年后通州股东既没看到一张股票，也没见到任何账目。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十六日张謇日记记有“叙小轮事”，很可能便是计议自办的开始。次年五月，张謇与沙元炳于唐家闸北川桥“议商股本，创设大达内河小轮公司”，重新集股二万六千元，改订章程，实际接手续办，从此与朱葆三无涉。初创时定名为“通州大达小轮公司”，后改称“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原计划集资本40万两，但实收不足12万两，其中大生纱厂投资18500万两。公司由张謇任总理，首任经理顾莼溪，仅数月病故，即由沙元炳任经理。在开辟内河航线过程中，公司曾受到盐运使和盐商的百般阻挠。公司特别与受盐官、盐商控制的木船运输业的利益直接冲突。木船运输商深恐小轮代替了木船，影响其特殊权利，便以河道狭窄，小轮要碰撞木船；掀起水浪会冲坍河岸，阻塞运河；小轮烟囱的火星会引起草船火灾；轮上炉灰将污染饮水等种种理由，先后通过盐运使和常镇道进行反对。张謇曾愤慨地说，他们把“水火、盗贼、瘟疫世间一切大患，悉归狱于小轮，多方阻抑”。经据理力争，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得到了两江总督的支持。这时公司拥有“达淮”、“达湖”、“达江”、“达河”、“达海”、“达泰” 6艘小轮。到光绪三十年（1904），航行于通州、如皋、泰州、扬州；东路有通州、金沙、余东、余西、吕四。公司以后续有发展，全盛时期曾有小轮20艘、拖轮14艘，开辟航线10条，沿途56个码头。

沙元炳又与张謇一起创办了广生油厂。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宣怀的华盛纱厂准备与外商在通州、海门分别合办轧花、榨油厂。南洋大臣魏光焘认为有违成约，遂令盛宣怀不得与洋商合办，要求他将榨油机器并设于大生纱厂。次年三月二十一日，沙元炳抵达大生纱厂与张謇商议创办油厂事宜。经华盛与大生协商，所购榨油机器价1万两，由双方各认一半，在唐家闸筹建广生油厂；初步测算，共需资本5万两，除双方各认5000两外，需另招新股，此事由沙元炳“帮同招集料理”；并决定“其管理重要厂事之人”，“由通厂与沙（元炳）编修商酌分派”。沙元炳开始了负责广生油厂的集股筹建的工作。后在招股基础上又由大生纱厂投资，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成开车。广生油厂由沙元炳任总理，张詧、张謇任协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华盛将股权全部让给大生，大生共投资5万两。广生油厂以大生纱厂轧花下来的棉籽为原料，产品主要是棉油和棉饼。由于棉油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生产规模过小，容易造成亏损，于是又在原厂东边另建了东厂，并增购了机器设备。到宣统元年（1909），第一次股东会议决定继续增加资本，筹办新机，其时股本达到21.3万两。以后又陆续增资，到1914年，资本已达30万两以上。1921年以后，因资金周转不灵，两度由金融界维持，最后由上海银行单独放款，监理账目。

沙元炳还和张謇等人一起投入了收回与自办苏省铁路的运动。“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益亟，侵略之策，以揽办铁路为先”，这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怵目惊心，而刚刚萌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内市场，尤感忧虑。其中“沪宁筑路，倡于盛宣怀，……方从事淞沪工作，而英声请承办，宣怀与订草约。二十九年，正约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五十年为期”，“而糜费之巨尤为各路所无”，“五十年后万无收回之望。为中国自削其主权，则为外人益固其基础”。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开始建造，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表示抗议。次年秋，形成了斗争的高潮。九、十月间，张謇偕王清穆、沙元炳等向商部呈文和联电两江总督周馥“言沪宁路事”，痛陈路权丧失的危害，反对盛宣怀将铁路主权出卖给英国银公司（即中英公司），表示“欲责成收回，亦必自逐款钩勒始”，综核路政，以清积弊，“拟公推监督二人，实行逐款钩勒之法”。张謇还主张苏人自筹路基地价25万镑，以减少借款和多少收回一些主权（地权），希望早日将路权赎回。在张謇等人致商部头等顾问官黄慎之的电函中，告诉他“津镇铁路苏省辖境，拟地方筹款自办”，并请他明示“沪宁铁路是否官款收赎，抑俟核减后仍由地方筹款”，“苏省路政紧要，应如何保护地方主权之处”。在这场由张謇领衔的斗争中，沙元炳坚决地站在张謇一边与之并肩作战。

沙元炳十分赞赏和积极支持张謇创办的文化事业。民国元年（1912），张謇利用南通岳庙原址创办图书馆。规模颇为宏大，“先后凡用银二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元，岁用之银二千四百元或强”，“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两廊办事室十间，道故斋上下六间，燕息亭三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等十三间，共六十七间”，“书橱二百架，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图书馆建成后，沙元炳担任了馆长。张謇创办伶工学社，延请梅兰芳、欧阳予倩为南通培养戏剧人才，沙元炳非常支持，他在《梅欧阁诗录序》中说的“梅欧二生，伶之极工者也。啬庵既建伶学于南通，延欧阳主之，并招梅生歌，各尽其艺。广场既开，万掌竞拊，赞不尽辞，多寓于诗”，极具赞赏之情。

沙元炳深爱家乡如皋。他说，“吾皋处长淮之委，南滨江，东北滨海，宛然交通之会”，“水土沃衍，半耕而倍获”；他决心通过努力，“更始自新，强立不反，以善其群，以厚其力，以阜其财，充之以学，而纳诸法度”；他认为“有天有人，安在百里之县不能起而争天下之先耶”？沙元炳在如皋，一心一意，埋头苦干，除了老友张謇外，他很少与士大夫们交往，“当代公卿大夫邮筒时至，常不见省答”，“平生知交姓字，大率为乡里布衣、诸生”。沙元炳在如皋，也像张謇在通州、海门一样，苦心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几乎无所不做。他先后倡导和集资创办广丰腌腊制腿公司、广生德中药铺、鼎丰碾坊、裕如钱庄、皋明电灯公司，主持创办如皋公立医院，出任县中医医学公会名誉会长、如皋医学研究社社长。光绪三十年（1904），沙元炳被推为如皋县商务分会会长。辛亥革命爆发，沙元炳对革命军给予了经济支持。如皋光复后，沙元炳出任县民政长。1913年，沙元炳被选为江苏省议长。不久沙元炳以“自审病躯万万不足以任事”为由辞职，他认为“天下之患，莫大于任事者仅居其名而无事事之实”，而“议会者，固吾江南北六十县之人所托以表示其意思者也；议长者，又国会百数十君所认为首事者也”，他不愿因为自己耽误了大事。1914年沙元炳任县水利会会长、清丈局局长。1915年主持编修《如皋县志》，测绘如皋县境图，病中还叫来朋友兼助手金鉽“坐卧榻旁商量文字”，然而《如皋县志》“久而未就，遂抱遗恨以终”。沙元炳“虽当百事倥偬之时，不废吟咏。而于乡邦文献，探讨尤勤。晚年探研内典（佛经），修持净业”。1927年1月29日病逝后，其遗著由门人项本源、姚祖诏等编辑成《志颐堂诗文集》。

沙元炳与张謇的友谊至深至厚，他们经常相聚，并有许多诗词唱和。沙元炳的医术十分高明，堪称一代名医，而张謇每请必到。例如，从1920年年初开始，刺绣艺术家沈寿病情恶化，直到五月三日逝世，张謇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沙元炳应张謇之邀为沈寿诊治的记载。而在张謇临终前，沙元炳也为挽救这位终生知已尽了自己的心力。

D. 张謇为什么放弃经商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40]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41]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E. 谁有张謇的事例啊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 张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启蒙，5岁入塾，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聪慧过人，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 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蟾宫折桂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兴办实业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 张謇（前排右三）与暨南学生合影
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张绪武说。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F. 张謇创办的企业为什么会被吞并

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38]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39]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39]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40]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G. 清末张謇是什么阶级代表人物他主张政治改期吗

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主张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属于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中状元而挂冠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个是对官场的腐败与朝廷的媚外的不满，二是对富国的希望，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是颇有眼光的，看到了什么才是新生力量。其次，也说明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如一定程度上的办厂热，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在此，他是封建官僚转变的代表商人，也侧面说明了在那个年代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H. 张謇是中国近代名人。近年，他在经济领域的活动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阅读下列图像资料，完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