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灵新三板

⑴ 2015年中国外汇政策改革有哪些举措

1. 存款利率上限放开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兑现了他在两会上关于存款保险制度于今年上半年出台的承诺。国务院周二发文称，《存款保险条例》将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央行此前测算，这一标准可以覆盖99.63%的存款人的全部存款。
周小川在两会上还表示，今年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可能存款利率上限就放开了，这个概率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事实上，中国去年已经将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至20%，而在今年又将这一区间进一步扩大10%，至30%。
存款保险制度正是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做的一次重要准备。存款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业竞争加剧，经营不善的银行甚至可能出现破产。存款保险制度意味着将过去政府的隐形担保变成商业保险的显性担保，一方面保护储户的利益，同时也增强了储户的风险意识。
2. 民营银行设立加速
同样受益于存款保险制度的还有民营银行，因其变相提高了民营银行的信誉度。
目前，去年首批的5家试点民营银行中，微众银行已于今年1月进入试营业期。如无意外，首批民营银行都将于今年正式开业。
全国政协委员、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还表示，目前在银监会排队审核的民营银行超过二三十家。
目前来看，监管部门对于民营银行的设立持积极态度。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两会期间表示，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民营银行的设立，不设数量目标，成熟一家审批一家。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存款保险制度是民营银行在一旦产生对社会和公众利益带来危害的外部性风险的兜底措施。如果没有了存款保险制度，肯定是不会产生大批量的民营银行。
3. 注册制初现端倪
此前有报道称，证监会发审会将于今年5月解散，IPO受理和审核下放到交易所。但证监会本周对《新京报》表示，“尚不知情”。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在今年两会上表示，审核权下放到沪深交易所是目前注册制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也是主流意见。
事实上，注册制需要解决的是法律依据的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透露，按正常进度，《证券法》修订案有望4月底上会初审。初审之后修订案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求完毕之后，最快8月二审，10月完成三审。
不过她还表示，若在这个过程当中，注册制改革有需要，在立法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安排”。
目前，新股发行的审批权已经开始转移。国务院本月中旬宣布取消证监会9项行政审批，包括取消证监会对于证交所上市新的交易品种，以及新三板上市新交易品种的行政审批。
4. 深港通启动 外资投资门槛降低
今年，无论是证监会主席肖钢还是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都已经在公开场合表示，深港通有望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深交所也与近日开会，将启动深港通列入2015年重点工作安排。
同时，深港通或比沪港通更加开放。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上表示：“沪港通从去年设计、论证、准备的角度来讲，因为新鲜事物不太有把握，所以设计时保守了一点，出台了一段时间后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进一步搞得更好一点，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所以这方面是有所探讨的。”
事实上，启动深港通是中国开放A股市场的重要一步。
目前境外长期资金投资A股的渠道主要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以及沪港通。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26日，外汇局累计审批QFII额度增至721.49亿美元，获批机构增至267家;RQFII额度增至3298亿元，获批机构增至111家。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表示，在今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预期下，除了启动深港通，QFII和RQFII的额度限制或将取消。
5.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放开 推出QDII2
除取消QFII、RQFII额度外，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额度放开也传来信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近日表示，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个人对外的投资制度QDII2正在研究。周小川行长也在前不久表示，北京或扩大QDII的主体资格。
事实上，松绑境内外投资的限制是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重要步骤。而在今年10月，IMF将审议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目前包括美元、日元、英镑和欧元。人民币是否能成为篮子里第五个货币，关键就在于人民币能否“自由兑换”。
周行长称，做出资本账户自由化承诺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IMF审议时被接纳的几率，“即使那时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账户”。
6. 设立更多自贸区
继上海自贸区之后，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已于上月获批。
上海自贸区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申万宏源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粤津闽更多的是推广上海自贸区已经获得成功的政策内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将成为四大自贸区主要的竞争领域，特别是“负面清单”管理方面的试点和突破，将成为自贸区主要的竞争手段。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各地自贸区都有基于其地理位置的不同功能定位。上海作为自贸区样本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打造对外资本账户通道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天津定位于离岸金融和融资租赁，辐射京津冀，对接中韩自贸协定。福建主要发展对台湾地区和东盟贸易，广东对接港澳服务业。
自贸区的扩容，意味着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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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民间资本的开办民营银行

一个更令民间资本振奋的迹象是，中国人民银行已在开办民营银行的问题上有所松动。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在中国：资本之年论坛上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吸收民间和外国资本发展中小银行。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谈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可以成立独立的商业银行，在这种重组后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国有资产可以完全退出。浙江省8家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发起宣言，要求改变地方商业银行由国资（地方财政）控股的股权结构，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浙江省政府明确表态，同意调整城市商业行的股权结构，使分散的民间资本合计达到总股本的51%。
央行某司负责人则更加明确地表示，希望民间资本充分进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允许在没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兴办资本金在1亿元以上的由民间投资为主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各级政府的肯定态度，使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前景逐渐明朗起来。被海内外誉为中国民营银行积极倡导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透露，首批民营银行极有可能在2003年出现。中国十家筹备试点的民营银行开业申请报告先后七次报批，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期。如果一批民营商业银行得以建立和发展，鉴于它们同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天然联系，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将可以得到部分缓解。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放开民间资本办银行的限制仍然不足以充分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还要进一步从政府的政策导向、法律体系的建设、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的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投资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进行配套的改革。就直接融资渠道而言，当前最迫切的金融创新是建立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国内俗称三板市场）。

⑶ 如何看待民间资本的触角向更多限制性领域的伸展

真是好到极点，她甚至懂得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思考自己在对方的

⑷ 金融监管领导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说了啥

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改革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和金融监管框架，消除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维护金融稳定；将稳步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股权市场，注重遏制过度投机；期货市场对分散金融体系风险和管理企业风险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将大力发展；抓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规范互联网股权融资活动，防范私募基金、股权众筹等领域风险。
银监会副主席郭立根：近期由于经济增速的回调，部分行业经营压力较大，银行业不良贷款出现持续上升的势头，但总体看银行业风险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加强内控合规管理，推动票据、理财、信托等业务规范发展，积极防范打击非法集资。
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仍是保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市场定价改革；完善保险公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及在新三板挂牌。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僵尸企业”不能市场出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障碍；对有价值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实施“债转股”，要防止出现“免费的午餐”；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对明显缺乏拯救价值和市场前景的僵尸企业则应直接进入破产程序，加快市场出清。
吴敬琏：证券市场监管存极大缺陷，监管部门没有把主要工作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质性的审批上，使得证券市场变成了寻租场；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为抑制系统性风险，短期政策仍需要采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由于“一行三会”的职能设置导致监管分割，政策多有矛盾，进而使得一线金融企业利用监管进行套利；而实体经济却无法得到资金支持，长此以往将积累系统性风险。
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动力在逐步衰减，对于金融市场的结构来说，也必须进行大调整；新三板应放开做市商主体，加大投资者的保护，提高违法成本，对借壳也要进行限制。
关于金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加强区域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指导；加大对京津冀区域在金融创新发展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强京津冀三地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建立金融信息的共享平台，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和配置创造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要想京津冀协同发展，需做好四个方面，包括京津冀之间的产业布局和分工要基本合理、三方财政要互利共盈、民生保证以及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关于一带一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一带一路”是非常宏伟的战略，做好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但往前走其实困难非常多，包括部分国家内部复杂；“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间没有相对应的多边协调机制，如果都靠双边谈判解决问题，成本过高，协同效应很低；国内企业缺乏在全球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验。
亚投行行长办公室主任陈欢：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并不是中国一家独大的机构；亚投行高级管理团队已经于上个月就位；亚投行做项目应遵循经济原则，需要考虑财务收益率，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有关项目。
丝路基金杨泽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需要综合运用股权、债权、基金、信贷、信保及本币、外币等多种融资方式和多币种组合，这一过程需要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充分协调和配合，金融机构走出去应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需要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力，避免金融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压低融资成本和谈判条件自相残杀。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一带一路”为中资商业银行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也顺应了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需求，此外人民币业务在“一带一路”实施中，机会也会增大。但风险也不容小觑，包括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不高，具有经营风险；沿线国家众多，经济水平参差不齐，文化习惯差异非常之大，甚至政府也有经常更迭的可能性，普遍存在国别风险；再者，还有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